地方文学发展的优势和局限——也谈“中国文学中的宁夏现象”

地方文学发展的优势和局限——也谈“中国文学中的宁夏现象”

◎倪万军

中国文学中的“宁夏现象”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之所以说宁夏文学能够作为中国文学中的现象来考量，恐怕更多的是因为读者或者批评家能够从更多的宁夏文学作品中归纳出有别于其他地区文学的问题，比如地域、比如民俗文化、比如民族宗教等，丹纳在《英国文学史》中更是将地理环境、种族和时代作为影响文学的重要因素，所以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区域文化特色对作家的性格、气质、思维方式、艺术情趣和作品的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特殊的外部环境和作家的成长经历、内在气质等共同构成了宁夏作家之所以是宁夏作家的重要因素，或许这些我们无法否认的因素恰好构成了“宁夏现象”。

当然，所谓“宁夏现象”也并不是一个非常自足而充分的问题，它自有其特殊性也有其普遍性，既包含着在“中国文学”格局中对宁夏文学的特殊观照，也包含着宁夏文学自身的身份认同。同时，也不能否认，仍然处于发展之中的宁夏文学依然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地域文学的个性

“五四”以来的中国作家大都特别强调文学的地域性，尤其周作人旗帜鲜明地倡导地域文学和乡土文学的价值与趣味，他在《旧梦》一文中说：“我轻蔑那些传统的爱国的假文学，然而对于乡土文学很是爱重：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冲突，合成和谐的全体，这是‘世界的’文学的价值。”强烈的地方趣味成了周作人偏爱地域文学的重要依据。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中，乡土的和地域的文学在文学创作中获得了最为美好的丰收。比如从鲁迅、废名、沈从文到莫言、贾平凹和阿来等，正是这些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学和地域文学丰富了20世纪中国文学表现的主题和领域，构成了多维的、立体的、全面的20世纪中国文学地图，提升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品格。而对于宁夏文学来说，虽然还处在成长阶段，但是独特的地域风格使宁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独树一帜。

宁夏文学的地域风格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是少数民族文化及其崇高感。比如在石舒清等作家的作品中源于回族等少数民族文化中那种清洁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

其二是地方民俗文化及其优美感。在大多数“西海固”作家的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西海固”地方民俗文化所传递出来的传统道德观念和尚未被世俗世界淹没的美好情感。比如郭文斌作品对美好温暖人间情怀的诗意描写，让我们看到了这么美好、干净、明亮、纯粹、诗意弥漫的现实人生。虽然，郭文斌等人的小说较多是孩子的视角，但却足以抵抗成人世界的坚硬、晦暗和冷漠。

二、地域性是公共的精神财富

康德曾在《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中对前述“崇高”和“优美”的基本问题有较为深入的探讨，或许康德也试图以此打开人类共同的精神世界之门。在很多宁夏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对人类终极价值的思考和追问，看到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和理解及让人迷恋、亲近、怀念、欢乐的情怀。在此意义上，作为地域文学的宁夏文学已超越了地域的范畴，而成了一种具有共性的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而作为地域文学的书写者，每一位宁夏作家更应该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所秉持的地域文学可能并不只属于我们自己，就像马贡多并不属于马尔克斯一样，而且作为地域文学的书写者要有意识地排除地域的局限，将所谓“地域”或者“地方”放在一个更大、更开放的层面上。正如马克思所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所以，宁夏作家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作家所面对的生死爱欲都是相近的，因此不管怎么写，我们所呈现给世界的优秀作品对于人性的体验和发现都是相近的。所以我们更应该像赫尔德所说的那样，“和全球各民族建立精神商品的自由交换，把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由各民族创造的最珍贵的作品都包容到自己的组成部分中来，使我们的文学史成为包罗万象的全世界文学史”。

三、史诗书写的努力

史诗本来是人类童年时期的写作，一般和英雄传说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相关，几乎是当代作家不可企及的写作模式和状态。但是在近些年的小说理论中，“史诗”作为一种写作理想或者某种暗示却常常被作家和理论家念念不忘。当然，这也说明了当下作家高尚的写作理想和难以遏制的写作冲动与激情。但问题在于，大多数作家和理论家所谓的“史诗”依然以人类早期史诗作为参照，希望在当下的写作中构建一种宏大的叙述框架，完成民族或者人类的历史书写，创作出能流传后世的文学作品。比如陈忠实在《白鹿原》扉页上所引的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就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甚至可以理解为陈忠实对读者和批评家的某种暗示，《白鹿原》就是力图完成一部史诗。

如果作家把构建宏大的叙事框架，完成民族或者人类历史的书写作为小说写作的基本诉求，并以此来衡量一部（篇）作品能否成为史诗，这可能是对史诗的一个误解，因为小说的世界有太多的可能与不确定的因素。故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讲，所谓史诗就是被艺术化了的有价值的普通平凡的人生写照。

很多中国作家都有史诗情结，但大都最终没有完成自己或者读者或者评论家的期待。因为很多作家一想到史诗就马上崇高起来，甚至产生使命感，这样容易脱离现实，脱离生活，脱离平凡朴素的一地鸡毛的人生。然而任何脱离了现实人生的史诗大概都是伪史诗，都是空中楼阁。毕竟，世界的大部分都是平凡朴素的人生。所以作家如何去发现这样的人生，如何去准确艺术地表现这样的人生才是关键。

但是更多的作家甘于平凡，甘于在平凡的人生中发现诗意，发现价值。尤其很多宁夏作家关于乡村题材的作品总是着力于探究普通人平凡的人生，艰苦隐忍的生存状态，不管是苦也好悲也好都是生命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作品就是史诗，是真实而生动的“乡村史诗”或“村庄史诗”。

由于宁夏地处偏远，经济落后，城市化进程缓慢，因此很多宁夏作家都有漫长的农村生活经验，而最终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作家成长的印痕，这种经验是不可想象和复制的，是这些作家创作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比如石舒清、郭文斌、火会亮、了一容、马金莲等人，以其成熟、从容、深刻、温暖地呈现宁夏乡村生活的点点滴滴，他们的写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奉献给读者的就是“史诗”。

四、口述小说

宁夏作家因为大都经历过从农村到城市的生活经历，因此并不缺乏人生历练和生活经验，大多数都具备丰富的生活阅历，尤其对小说作者来说，有故事可写。但较为明显的问题是，应该怎么写才能把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讲得更加生动有趣。而且在区内外研究者关于宁夏文学（尤其是小说）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大家几乎毫无例外地热衷于探讨宁夏作家“写什么”（写苦难诗意的土地、坚忍顽强的生命。这几乎是长久以来研究者和读者关注宁夏文学的一个“卖点”，这使得宁夏文学和宁夏作家承担着一种“悲壮”的精神价值），而很少去关注宁夏作家“怎么写”（作家的知识结构、语言功底、叙事策略等。这一方面放松了对作家最基本的要求，当然也容易忽视一些内容和形式俱佳的优秀作品）。

因此，这种长期对写作技术层面（或者说是导向）问题的忽视并不利于作家创作，反而会养成作家不良的写作习惯，可能会使部分写作者觉得只要写基层、只要写乡村、只要写土地、只要写“西海固”，甚至只要写苦难就可以。殊不知，缺少艺术加工，没有修辞，缺乏想象的小说就像是只有骨骼而没有血肉的身躯一样，不管多么有力和坚硬都没有生命的活力和美感。

小说毕竟不是复印机，把生活的样子照搬到纸上就算是完成了任务。小说必须要有语言，人物形象的塑造、情结的设置、思想的体现都需要语言来推动并最终完成。而且作者需要通过语言来把读者唤醒，把故事唤醒，通过语言搭建作者和读者、评论家之间的桥梁，通过对语言的精心选择和打磨而最终完成艺术的创造。

暂且将宁夏作家中这种缺乏技术的写作称为“口述小说”。“口述”的过程是一种现场的生产，是一个一次性的缺乏精心准备和思考的过程，所以在作品中更容易出现很多失误和硬伤。

而以上这些问题的出现如果有一个从容的写作过程，一个精心打磨的过程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同时作为小说的编辑来讲，也应该为此类问题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讲，编辑也是创作的参与者。对于初学写作的人来讲，刊物编辑则更加重要，甚至有的时候一篇好的作品可以说是作者和编辑共同辛劳的结果，尤其在纸质平台上发表的作品更是如此。而“文责自负”只是一个推卸责任的借口。

对于很多宁夏作家来讲，技巧和风格是走向全国的巨大障碍。不是作家没有经历，不是作家没有故事，不是作家没有思想，关键是缺乏叙事的技巧和方法，最终导致作家的写作就像是茶壶里面煮饺子倒不出来，即使有幸倒出来了却失掉了饺子原有的美感。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就是阅读和思考。要讲好故事首先就要学会说话和想问题。

而实际上，从理想的层面来讲，当一个写作者以个体和自我的形式出现的时候，他的使命并不一定是为了写作，自我精神的塑造、提升和完善才是最重要的。因此，阅读和思考的过程要远远大于写作的过程。这样的作家才会向一名优秀的作家逐渐靠近。

倪万军，宁夏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固原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专著有《叙述的困境：宁夏文学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