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

沈从文

谈到沈从文，很多人总是说他当年扫厕所时受到的委屈，说者心生同情，听者感慨唏嘘。其实沈从文对待苦难的态度十分潇洒。有人一边上厕所一边吹笛子，他说：“弦歌之声不绝于耳！”有一次和黄永玉胡同迎面相遇，装着没看到，擦身而过一瞬间，沈从文头都不歪地说了四个字：“要从容啊！”

黄永玉是沈从文的表侄，很多年后，黄先生感慨：“好像是家乡土地通过他的嘴巴对我们两代人的关照，叮咛，鼓励。”后来沈从文去了湖北咸宁干校，境况凄苦，给黄永玉写信说：“这里周围都是荷花，灿烂极了，你若来……”

十年浩劫，时间漫长，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下去走了一遭。说倒苦水，谁都有一缸又一缸，三天三夜也未必能说完。田汉、阿英、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郑伯奇、郭小川这些人遭迫害致死；老舍、杨朔、李广田、熊十力、邓拓他们实在熬不过，自杀身亡。不少夫妻双双赴难，傅雷和夫人朱梅馥一起自杀；刘绶松和夫人张继芳将一张单人床竖起，在两个床脚上自缢而亡。沈从文到底豁达，一路磕磕绊绊总算挺过来了。

沈从文十四岁高小毕业后入伍，十五岁时随军外出，曾做过上士，后来以书记名义在边境剿匪，又当过城区屠宰税务员，看尽人世黑暗。经历是财富，但也要看这个经历发生在谁的身上，发生在祥林嫂身上，只能是悲惨世界，只有被鲁迅知道了，才能创造出《祝福》。

沈从文的作品处处是人间悲剧。

丈夫满心欢喜来看望妻子，却连句贴心话都来不及说。靠年轻妻子出卖肉体而维持一家生活的丈夫，眼巴巴看着妻子被霸占而说不出一句话，只能捂着眼睛哭……（《丈夫》）

十二岁的萧萧“什么事也不知道”，被送给人家做童养媳，被诱奸怀孕，自杀不成，差点被卖掉，却生了个“团头大眼，声响洪亮”的儿子。儿子十岁时，与小丈夫圆房。小说结尾，萧萧的儿子娶亲，娶的也是一个童养媳，同萧萧一样的命运将在下一代人身上重演……（《萧萧》）

三三对城里少爷萌生出淡淡的情愫，然而苍白的城里少爷的突然死去，让三三刚刚绽放的情怀无处寄托……（《三三》）

读沈从文的小说，能体会到文字背后的隐忍。他写悲剧，即便是那种呼天抢地、痛不欲生的攸关大事也只是淡淡地一带而过。将人间哀乐表现得悄无声息，这是一份功力。

沈从文很会写人，缱绻低语式的叙述，字里行间让人迷醉不已。他笔下的少男少女处处显出人情之美，这一点前无古人。读《湘行散记》，惊讶于沈从文在狭窄的船舱里把湘江沅水写得这般浩浩荡荡，水手、吊脚楼里的妇人，多少命运沉浮在世事风云中。

沈从文笔下有克制的忧伤和哀愁，隐忍的情绪与伤悲的絮语，用孩童般的谨慎和害羞的手法表现出来，非常迷人。

沈从文小说最动人处，是他创作出美又毁灭掉美。很多人说沈从文的小说是田园牧歌，依我看，应该是田园挽歌才对。（沈从文听到一九八四年意大利民歌演唱家文图里尼来北京演出的录音带，十分喜欢，一边听一边掉眼泪。沈从文晚年一听到湘西的民歌和有民歌风味的歌曲都很激动。）

《边城》的结尾，夜里下了大雨，夹杂着吓人的雷声，爷爷和翠翠默默地躺在床上听那雨声雷声，第二天起来发现船已被冲走，屋后的白塔也冲塌了，老人已在雷声将息时死去了……翠翠终是以渡船为生，等待着傩送归来。沈从文更为狠心的是，写了这样让人伤怀的句子：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读过好几回《边城》，每次感受不同。初读是看景色，再看品味的是氛围，续读能体会到写作的诸多文理。二十一节的小说，一节节打开，仿佛翻阅一本瓜果花鸟册页，一方面是艺术享受，一方面能闻到大自然的清香。

《边城》是沈从文创作中期的小说，也是代表作。沈从文早期行文生涩，下笔缺乏节制，后期又过于晦涩，雕琢精细，都不如《边城》恰到好处。

汪曾祺说《边城》的语言“每一句都‘鼓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合度，像一篮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这个比喻很有新意，说出了特色。《边城》是一个作家尚未成熟时期突然达到的几乎不可超越的孤峰，是神来之笔。

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成为一个派系，那是他的悲哀。现代文学史上出现过“山药蛋”“荷花淀”等不同文学流派，这是因为别人能模仿。沈从文的小说影响和打动了几代读者，却不能形成流派，谁也模仿不了他。世界上真正的好作家都是这样，有自己的特点，不会形成什么派系，就像鲁迅的作品一样，只有他能写。

汪曾祺作为沈从文的弟子，也不能继承沈派。当然，汪曾祺眼界高，想必不乐意继承他的老师。汪曾祺的文章是在沈从文的作品上成长的另一个东西，是沈从文这棵树上的木耳，是沈从文这片草丛里的蘑菇。

沈从文除了众人皆知的对服饰有研究外，对玉器也有心得。读过一本叫《从文赏玉》的书，该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玉器的基本知识，是沈从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授课的讲稿。书写得浅显，只能作入门书籍，但见识是好的。

我感到奇怪的是，很多人对沈从文放弃小说创作愤愤不平。在那样恶劣的大环境下，沈从文再从事文艺创作，只能给自己艺术生涯减分。实在没必要写太多，有了《边城》《萧萧》《长河》这些佳作，多一部少一部，无关紧要。倒是对名物的研究更有意义。回过头看，那个时代还有几部作品可以媲美《中国服饰研究》和钱锺书的《管锥编》？像沈从文和钱锺书这些人，他们知道外部环境不允许无所顾忌地创作，索性埋头书堆，发掘太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之本质，其中自有心绪可寻。

毕竟是学生，汪曾祺最懂得沈从文，知道沈先生年轻时对文物有极其浓厚的兴趣，对陶瓷的研究甚深，后来又喜欢丝绸、刺绣、木雕、漆器……沈从文研究的文物基本上是手工艺制品，从中发现人的创造性。他为那些优美的造型、不可思议的色彩、神奇精巧的技艺发出的惊叹，是对人的惊叹。他热爱的不是物，而是人，他对一件工艺品的孩子气的天真激情，使人感动。汪曾祺戏称他搞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学”。

沈从文生活不讲究，在昆明的时候，进城没有正经吃过饭，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号对面一家小米线铺吃一碗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谁也不知道，那个悠然而食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沈从文。

沈从文的人生调子，低于鲁迅，也低于茅盾、巴金等很多同时代作家。恰恰是这种低，使沈从文有了孩子般的目光，从人性和生命底部窥探，写出了一篇篇风俗画般的小说。

沈从文杰出之处，是用极富意味的细节，讲述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这些故事有一系列鲜明的艺术形象。他极具自然情怀，是那个时代作家中的异类。此后文学界很多有才华的小说家，遇见了沈从文，总会表现出格外的尊敬与重视，心甘情愿低下头颅。

有个现象很奇怪，对其他民国作家，很多人或不习惯鲁迅的冷、周作人的柔、废名的奇，对老舍、郭沫若、巴金他们，更因为思想观念与文笔有异，后人多有臧否取舍。沈从文从来例外，很少有人不喜欢他写的那种故事，很少有人不喜欢他与山水民俗融为一体的文化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性高于政治，文学高于哲学。

有些作家用文字干预社会，沈从文则着迷自然。在沈从文看来，少谈那么多想法，把文章写好再说。沈从文以自己的独特语言展示了鲜明的文学主张，以无法为大法，抛开所谓有法可依的文学架势，以自己面容出现，呈现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文学系统，色彩祥和平静，却刺激得人睁不开眼。沈从文创造了一种以“自然”为标帜的作品境界，写出了自己的文学理想。

现代文学史上那批作家各有癖好——胡适喜欢写日记，鲁迅有信必回，沈从文热衷自述。沈从文的一生写过很多自述，这里面还是有大孤独与大寂寞，希望别人借此来了解他。

读沈从文的文章，能触摸到一颗善良的心，如水一般的性格，对每一个卑微的生命满怀悲悯与呵护，原宥任何不善之事。他曾自语道：“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为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就像他的人生，那样坎坷不平，他也能坦然平静地对待。

沈从文逝世后，傅汉思、张充和夫妇从美国电传来一副嵌字格挽词——“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真是一个贴切的评价。

晚年沈从文长着一张极具文化分量的脸，那时候他的样子比他的文字更加打动我。黑白色的老照片中，略显丰腴的面颊，线条柔和，有着木刻的凝重，有骄傲，有克制，有大风大浪之后的安静，有从从容容的漫不经心，有淡然处之的无所谓。老先生坐在那里微笑，尽管戴了老花镜，透过厚厚的镜片却能看到眼神充满洞悉事物真相的力度。那眼神不尖锐，但有一股望穿一切的力量。一个老人，历经几十年的艰难沧桑，呈现那样安详清寂的面容，让人不得不相信文化的分量。

我喜欢沈从文的作品，更喜欢沈从文这个人。生活永远比书本精彩。一个只读过小学的人，积累出那么多的学问，成了一个大作家，这是奇迹。

沈从文逝世后，汪曾祺写文章怀念他的老师：“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很多年之后我读到这样的句子，犹自觉得难过。如今，汪曾祺也过世多年。他们那样漂亮的白话文啊，从此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