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郭沫若

讲到郭沫若，笼统说法是文学家，也有人说他是考古学家、政治家……像郭沫若这样的人，很难简明定义。那个时代的人一身经历，也都不安本分。这是五四人物与今日作家学者的区别，郭沫若尤为如此。在我心中，郭沫若第一是诗人，也就是说他人格基因里是以诗人为底色的。他在《创造十年》中承认不止一次“横陈在藤睡椅上想赤化”，典型诗人心性。

郭沫若八岁时，与几位同学去寺庙偷桃子。和尚找到学校，查无可查，老师出一上联：“昨日偷桃钻狗洞，不知是谁？”声明谁要对出下联可以免罚。郭沫若听罢脱口而出：“他年攀桂步蟾宫，必定有我！”

郭沫若十来岁在乐山读书。农民挑粪出城，城门吏以维护卫生为名，要每人交两块钱“卫生税”。郭沫若又写联说：“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

这两个故事都显示出他诗人的才华。

郭沫若在现代文坛的亮相，是以诗歌为标识的。他的诗集《女神》与胡适《尝试集》同一年出版，但前者是成熟期的东西，后者还只是尝试。在诗歌形式上，郭沫若突破了旧格套的束缚，创造了雄浑奔放的自由体，影响了一大批人，为自由诗的发展开拓了新天地。胡适也说自己写诗脱不了旧词曲的味道，是裹过脚的女人的“放脚鞋样”，而《女神》完全是“天足”，是新诗人印在大海边的新沙上的第一行脚印。

郭沫若似乎是行为艺术家，理直气壮地扮演刁民，大喊革命已经成功，小民无处吃饭，不仅骂鲁迅，而且痛斥蒋介石，气得人家派特务来暗杀他。

一九二八年，郭沫若躲在日本研究甲骨文，写出一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专著，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余英时先生说那本书参考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用四两拨千斤的巧劲，把王国维的创获挪为己有。不管怎么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史方面的研究，终成一家，聪明非常人可比。

郭沫若靠文化成就与聪明才智成为当时文坛领袖。一九四八年，国民政府组织学者不记名投票评选中央研究院院士，郭沫若未能赴会，也被评上了，他的文化成就在当时差不多是公认的。著名的“甲骨四堂”“史学五老”，亦名列其中。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郭沫若的黄金岁月，流氓加才子之类的话没人敢提了，大革命失败后离党也被大家淡忘，他的五十寿辰成为文坛大事。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头版发表文章，称鲁迅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郭沫若是主将，带着大家一起前进的向导。如此高的评价，越发巩固了他文坛的领袖地位。鲁迅曾对瞿秋白说过“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郭沫若觉得这话很适合表达“和恩来同志的关系”。

重庆谈判期间，郭沫若见毛泽东的怀表很旧，立刻把自己的手表摘下相赠。毛泽东珍惜这份友谊，生前经常戴着它。

加缪曾说：“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这话用在郭沫若身上，颇有不一样的意味。加缪说的多，即丰富，郭沫若的确丰富，这丰富又恰恰淡化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一些面目。郭沫若身为文人，应该明白终极价值不在政治上。

郭沫若的一生，一九四九年是个分水岭，先是当选为中国文联主席，又任中国科技大学首任校长、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要职，又做了好几届中央委员与全国政协副主席，屡屡身居高位。对一个文人而言，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几十年里，郭沫若差不多稀里糊涂、如堕雾障。他的变化总是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年华老去，才华越挥霍越少，其间的困苦寂寞，他人未必懂得吧。

郭沫若骨子里应该是不甘寂寞的，一九四九年后，做过些引人注目的事情，写了不少迎合应景的文章。一是向时势低头，二则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一九五八年，郭沫若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实打实写了一百首咏花诗。写完了，觉得不对，因为百花是泛指，一百种花并不能代表百花。因此再写了一首诗，歌颂百花之外的一切花。这些诗，水平不高，像是开玩笑。

一九四九年之后，郭沫若的著作，除了那本《百花齐放》诗集，我还读过一本《李白与杜甫》。获得两个印象，这个人完全卷进了时代旋涡中，晕头转向，其性格的优点缺点鲜明地表现出来。其次是他对语言特别敏感，总能把握住其中稍纵即逝的灵光，语言上布下无数机关，幽默泼辣。

现在一些人只从政治上评价郭沫若，未免简单。他太复杂，内心充满矛盾，这种矛盾在“文革”时达到顶点，特别是两个儿子的非正常死亡让他想了很多，又无法表达出来。我习惯把郭沫若看作两个人：早期是文人，后来是御用文人。文人一御用，便无足观。郭沫若经历了炼狱，炼狱里谁能风度翩翩，置之度外呢？与同时代人比，郭沫若是政治家的马前卒。读郭沫若的文字，屡屡觉得他孜孜不倦不断改变自己的思想的苍白，也感觉到文人在专制与政治面前的虚弱无力。

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的政治是什么，郭沫若并不明白。做文人可以任性一点，狂放一点。也许因为诗人的原因，郭沫若后来很长时期把政治当作“美学”，津津乐道其中，这可以说是所有政治文人的悲剧。

一九六八年，郭沫若八子郭世英从三层楼上关押他的房间里破窗而出，以死抗争，年仅二十六岁。悲愤难忍的于立群当即病倒，责备郭沫若为何不及时向总理反映。这位与周恩来有着几十年战友情谊的古稀老人回答：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啊。郭沫若强忍悲痛，默默伏在办公桌前，将郭世英在西华农场劳动期间的日记一行行、一页页地誊写在宣纸上，整整抄了八本。我看见过影印件，笔迹刚劲，一丝不苟：

爹爹，他曾对我抱有希望，他又对我重新抱有希望了。我看着他显得有些苍老的面孔，心里难受。经受了多少风霜，斗争，斗争，而我——当吸血虫——简直不敢想象！……投入战斗中去吧！加快自己的步子。

透过这些墨迹，不难体味郭沫若抄写这些日记时的心情。历史后台有泪影有剑影，更有太多力不从心，台前观众看不到。

郭沫若的字写得漂亮，诸体皆能，楷书基础是颜体，小楷多具六朝写经笔意，又不乏颜体的宽博之气。郭沫若题字、题词、书赠他人，多数用行草，被尊称为“郭体”，这是书法风格鲜明并有广泛影响的标志。郭沫若行草笔势里，潇洒张放，文思书思不可阻遏，行笔如其人。

郭沫若书艺很高，个性突出、才气毕现。他的字取法很广，有宋四家的影子，结构又颇有徐渭的感觉。董桥在《字缘》中道：“沈尹默的字有亭台楼阁的气息；鲁迅的字完全适合摊在文人纪念馆里；郭沫若的字是宫廷长廊上南书房行走的得意步伐。”这与古人废蔡京、贬赵孟頫是一个道理。

郭沫若才华横溢，更难得精力横溢。郭沫若的一生，真是精力横溢，诗文仿佛余事。郭沫若过于富有激情，个性决定了在艺术上既不中庸也不无为，决定了他达不到传统的“复归平正”的老境（晚年郭沫若叹息“人已老，而书不老，可为憾耳”）。郭沫若性格中的激情，或可称为风骚之气，在他的诗里面目全非，在字里则保持得更为纯粹。如果诗是一个歌者的歌，那字或可说是未脱民国腔调。

郭沫若和鲁迅未曾晤面，他后来伤心地表示这种遗憾。事实上他二人内心深处，彼此间似无好感。鲁迅眼里的郭沫若不过才子加流氓。传统读书人眼里，才子只是民间故事中识几个字弄些淫词艳曲的轻薄文人。郭沫若视鲁迅为封建余孽，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

鲁迅逝世后，郭沫若一改前嫌，评价不断升级，说鲁迅比孔子还伟大，理由是孔子没有国际间的功勋，盛赞鲁迅是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成为民族的精神，是中国近代文艺真正意义的开山。鲁迅逝世的悼念活动上，郭沫若不无悲伤地说：“鲁迅生前骂了我一辈子，但可惜他已经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样深切的关心了；鲁迅死后我却要恭维他一辈子，但可惜我已经有年纪了，不能够恭维得尽致。”鲁迅在天之灵，面对这样的吹捧，不知做何感想。

战时生活单调，郭沫若的戏剧成为当时很重要的文艺活动。一次他的话剧作品《棠棣之花》在重庆上演，主要演员有江村、舒绣文、张瑞芳等明星。根据剧情，第五幕需要一位演员扮演死尸躺在舞台上。为了正式演出时能在舞台上亲自观察演出效果，郭沫若自告奋勇出演这一角色。整整半个多小时，他神情庄重，态度严肃，直挺挺躺在台上纹丝不动。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日，郭沫若气势汹汹地写了篇檄文《斥反动文艺》，痛骂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用词激烈可谓凶狠。两天以后，又写了一篇文章骂胡适，并预言“胜利必属人民，今日已成定局，为期当不出两年”。在同一天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他公开号召知识分子要甘心做“牛尾巴”，率领大家痛饮“牛尾酒”。

回答《新民报》记者提问时，沈从文结结巴巴地说：“我觉得郭先生的话不无感情用事的地方，但我对郭先生工作认为是对的，是正确的，我的心很钦佩。”典型的口服心不服，又无可奈何。沈从文这回真害怕了，心惊胆战。一九四九年春天，许多文人来到北京，在新政权下谋差事，一些好友去拜访沈从文，发现他神情恍惚，像变了一个人，全无旧友相逢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