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保尔·霍夫曼

倾听保尔·霍夫曼

（一）

1995年夏天，我应邀前往德国著名的大学城图宾根市，参加荷尔德林学会主办的荷尔德林逝世150周年纪念活动。荷尔德林这些年来一直是我极为崇敬的一位诗人。不过，他的诗作译成中文的并不多，而且译文大都相当蹩脚……用任教于图宾根大学汉学系的中国诗人张枣的话来说，那些译文几乎全是用流行的“新华社文体”译出的。我只能透过翻译去空想出一个荷尔德林来，至于那是否就是原初的、真正的荷尔德林，我并无多少把握。好在精通德文的张枣了解荷尔德林原作的神髓之所在。抵达图宾根的第一夜，我和张枣一块散步去图宾根大学古老的哲学系，黑格尔、谢林、荷尔德林当年都曾在这里学习过。我们坐在石头椅子上，谈论荷尔德林直到深夜12点。那是一个幸福的时刻。我们谈到了荷尔德林的《面包和酒》。张枣坚持要立即回家找到原作，即兴译成中文给我听。我们这样做了。张枣当时状态极好，奇迹般地在荷尔德林深奥艰涩的德文世界中打开了一个中文的开关，使我第一次感到荷尔德林的诗篇是多么神圣，多么美，多么天才横溢。遗憾的是那天夜里的“中文开关”很快就消失了。张枣本人次日想要重新翻译《面包和酒》这首诗，但他找不到那个神秘的开关了。以后又多次试过，但仍然找不到。现在我想，那天夜里的荷尔德林是否在中文世界已成绝响？

（二）

我完全不懂德文。但此刻，我在静静地倾听保尔·霍夫曼教授用德文朗诵荷尔德林的《面包和酒》。这是1996年2月，在美国东部。不久前，张枣来美国参加迈阿密国际书展的“今日中国作家”活动，我特意去电话，请张枣将保尔·霍夫曼教授为他录下的一盒朗诵荷尔德林诗作的磁带随身带上。我在德国时听过这盒磁带，当时感受到的那种直达内心的深深震动真是无以言说。我想，也许应该追问这种震动的起源。我历来有收藏我所崇敬的诗人的声音录制品的偏好。我珍藏着庞德、叶芝、艾略特、史蒂文斯和迪兰·托马斯等英语诗人朗诵自己诗作的录音磁带。在某些日子里，尤其是在冬天，倾听这些诗人的声音比阅读他们的作品带来的震撼更具有某种“人类情感的急迫性”。此刻，我在倾听保尔·霍夫曼教授的声音时，我又感觉到了这种深不可测的急迫性。毫无疑问，这是最高精神音乐。记得第一次在荷尔德林学会听到保尔教授的即席演讲时，我恐怕是在座数十位听众中唯一不懂德语的人，当时我想，要是我能向荷尔德林本人借两小时的德语耳朵该多好。这曾经在诗的王国深深倾听过的耳朵就在楼上，在一间开了两个窗户、可以看见风景的房间里。在保尔教授演讲之前，我和张枣一起在那个房间里静静待了几分钟。窗外是内卡河，荷尔德林曾在诗篇里歌颂过它。后来，我又在图宾根大学德语系的一个阶梯教室听了保尔教授的一次正式演讲。不懂德语使我意外获得了一个极为特殊的、为倾听而倾听的角度。我们当中有谁能真正懂得鸟类的语言，但我们总是怀着感恩的心情去倾听鸟类的歌唱：这是上天的声音。

（三）

我认为，在词语世界中，人只能听到他早已听到过的声音。那个声音是不加限定语的，但却具有相当迷人的陌生性质，仿佛你在听到它时也显得像是没有在听。艾略特在其重要诗作《四个四重奏》中处理了倾听“那个声音”的主题，他写道：“很深的声音是听不见的，但只要你在听，你就是音乐。”多年来我始终难以确切指出我的精神故乡之所在，我也难以确定是否真的有一个圣洁之境（一个但丁式的天堂）在旅途尽头等着一个诗人，假如诗人的一生可以看作是穿越书本、词语、人群、时间的一次漫长旅行的话。但是，当我倾听保尔教授时——无论是他在演讲，在交谈，还是在朗诵荷尔德林、里尔克以及保罗·策兰等德语诗人的动人诗篇时——我感到“那个声音”在我身上撩起了精神性质的乡愁。我不知道，即使我能借来一对德语的耳朵，我是否就一定能听懂保尔教授的“那个声音”所蕴含的深意。但我的确听到了“那个声音”。如果追溯它的起源，是否会在荷尔德林的身上？考虑到保尔·霍夫曼教授是一个翻译过法语诗人马拉美、英语诗人史蒂文斯的世界性文化巨匠，我想，上述起源或许还可以追溯到马拉美、史蒂文斯这样的诗人身上。此刻，在美国，在冬天的一个午后，我静静地听着保尔教授朗诵的《面包和酒》。“那个声音”无从追问，它是保尔·霍夫曼与荷尔德林或马拉美或史蒂文斯的一种美妙混合，是德文或法文或英文或中文或某种尚未发明出来的语言的混合，是录制下来与被抹去的“人类状况”在耳朵与心灵之间的混合。尽管它带给我的深深震动由于对纯粹形式的精微考究而有所减缓，有所抑制，但那仍属原初状态的心灵震动，拒绝转向释义、知性陈述、学院话语的领域。那个声音带来的震动甚至不能称之为感情反应，因为它的起点若能在经验世界中找到，其加速度就肯定会受到时间推移的某种削弱，而实际情况是，时间在这里似乎不起作用。我每一次倾听“那个声音”时所感受到的震动与初次倾听时并无区别。这种情况恐怕只能以苏姗·桑塔格所说的“达到了某个限度”来加以解释。但我前面已经指出过，那个声音是不加限定语的。除非我从未听到过它，那是另一种性质的幸福。也许我并不知道，“那个声音”究竟是谁的？谁在倾听它？未必是我。很可能只是一些别的耳朵在我身上倾听。但那是亡灵的耳朵，还是一个从未诞生过的人的耳朵呢？对此我茫无所知。但愿不是我在听。德国著名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生前说过，要是有人能让他回到从未听过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的日子，他愿意用整个生命去交换。我想，这位指挥（马勒唯一的弟子）肯定是在贝多芬第三交响曲中听到了“那个声音”。

（四）

保尔·霍夫曼属于20世纪最后几位文艺复兴式的欧洲知识分子，他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一位宗师。他对诗的理解沉浸在某种由来已久的内在寂静之中，当他所表达的思想涉及种种具体问题时，我可以“听到”其深处所含的寂静无言。这使他的思想超然于一般诗学论争之外，高于一般诗学理论对已知事物的分析、对未知事物的测度和眺望。如果我能将1995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保尔教授的精彩谈话不加修饰地忠实记录下来，我可以确定，那对每一个热爱诗歌的人都是一份极为珍贵的礼物。遗憾的是这超出了我的能力。我能够回忆起来的只是当时的气氛，一种从真实细节上升到时间的整体轮廓、但事后回想又似乎只剩细节的独特气氛。但也许连这气氛我也难以传达出来。记得那个下午，我和张枣、商戈令（一位研究尼采和施宾格勒的学者）去保尔家拜访。保尔的夫人端来了茶，咖啡，点心。我注意到了器皿的精美考究。交谈是用英文进行的。尽管我已在美国居住了两年半，但仍然没有学会英语，所以交谈的速度和精确性受到了双向翻译的局限。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我可以先将保尔的思想单独“听”上一遍，然后再通过张枣的精彩翻译细细体会其深奥含义。在保尔面前，像我这样的晚辈诗人岂敢妄谈诗歌。我当时只是提出了两三个令我感到迷惑的问题，我想听听保尔的见解。张枣当时提出了“词不是物”这一命题，我援引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一个看法——历史地理解文学是一个错误，但对任何人来说，除了历史地去理解文学又别无他法——来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我谈到词语对当代诗人所显示出来的合成性质：诗的写作似乎已经混合了词对事物的命名冲动，以及命名行为在事物表面留下的种种痕迹（我指的是signifiant surplus）。换句话说，词已经部分地成了历史硬事实本身。我请教保尔教授，如果一个当代诗人借助文艺复兴时期的神秘人物雅可布·波姆的寻迹法（signatura rerum）来把握词与物的关系，那么，应该将诗歌写作理解为对命名痕迹的一种厚描呢，还是理解为德里达所说的“擦去”？保尔教授在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时，谈到了马拉美、叶芝、史蒂文斯的诗歌写作与其诗学观念的关系，他认为，这几个诗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证明诗有时能摆脱诗学理论的支配，直接呈现心灵和人类生活的真实状况，直接呈现词语之美。保尔认为马拉美为了追求词的“纯音乐”之美而放弃词所包含的大量群众性信息在诗学上或许是个错误，但这个诗学错误并未成为马拉美诗歌写作的支配性力量。保尔在转而谈论史蒂文斯时将我提出的一般诗学问题引申为诗与诗学的“关联域”问题。他指出，史蒂文斯的诗歌写作开始于大部分其他诗歌的完结之处，所以他的诗作有一种双向延伸的冥思气质，既能随处触及外部事物，又朝向词的内部世界收敛，其核心是“写作本身就构成了诗歌文本的主题”。保尔进一步指出，史蒂文斯的作品贯穿了一种简洁陈述性文法与极富暗示性的文体风格相混合而产生的奇特艰涩，由于这种艰涩是内在的而不是学究性质的，所以能在超出诗学讨论的广泛领域中吸引知识分子的注意力。在通常情况下，注意的中心，可以看作是从文本转向了关联域，因为当代知识分子总是含蓄地倾向于把人类生存的真实境况纳入话语和文本世界，而不大理会生存现实本身所具有的种种具体的、个别的特点。由此，保尔教授提出了一个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诗学命题，即“反词”问题。不过，精确地复述他的思想对我来说是太困难了，而且要想就“反词”这一命题展开论述恐怕得另写一篇文章。事实上我真的这样做了。当我参加1995年9月在荷兰莱顿大学召开的一个有关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的国际性讨论会时，我写了一篇题为《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的发言稿。在该文中，我以保尔教授提出的反词立场为出发点，讨论了当代汉语诗歌的写作现状及诗学研究状况。保尔的思想，即使在我无法透彻理解的情况下，也能指出一个方向。

（五）

从某种意义上讲，保尔·霍夫曼的学问，他对诗和生活的理解，对我来说已经成了一部福音。但这是那种受到严格的心灵和词的限制、没有丝毫说教成分的福音，它涉及我的信念，我对已知世界的分析、理解、判断，以及我对未知世界的敬畏。那天下午，保尔谈起纳粹统治时期流亡爱尔兰乡村的往事，他一边挤牛奶一边背诵诗歌，就这样度过了好些年，可以说是靠诗歌活了下来。诗对他而言是时间、记忆、空气、生命本身。然而，我们这一代年轻诗人、学者、艺术家，往往是靠对形式的极端理解、靠波兰诗人米沃什所说的“灾变的幻象”养育自己，以此回避真实经历的考验。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导致词的立场与生存立场的脱节甚至对立，从中看不到“反词立场”的折射。保尔教授则在对词的理解与对生活的理解之间保持了至关重要的精神平衡，并且从中发展出了对“反词”的理解。他是一位宗师。倾听他的声音是我一生余下的岁月里最重要的精神事件之一。他的声音里有着一切：时间，风景，天空，大地，词，寂静，这一切的消失和重现。我找出了那天下午我和他一起在他到处是书的客厅里拍下的照片。这是真的，视觉经验有时可以突然转化为听觉经验。我几乎能听到午后光线转暗的声音。冬日的天空直接在房间里呈现，也不知道是谁的天空。推开美国客厅的门，直接就是德国的街道、中国的街道。不远处的波多马克河索性与内卡河、黄河汇集到一处，直接在纸上闪烁、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