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贵有什么苦恼？

朱贵有什么苦恼？

朱贵的绰号：旱地忽律。什么叫忽律？査辞典，就是鳄鱼。还有一解，也是指凶狠的动物。朱贵在工作实践中，混出了如此一个绰号，可见朱贵也不是白给的，也是有两下子或者几下子的人物。他在梁山上，不仅资格老，也是梁山泊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可是，他竟然没有混出个样子来，他的级别很低（相应的待遇当然也就很低了）。一些比他后上山的人，级别待遇也远远超过了他。为什么？一句话，朱贵当初跟错人了，谁让你曾经是王伦的人呢？现任领导当然是不会重用你的，谁当老板也都是用自己的伙计。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极多，你别以为你自己资格老，就想有什么待遇？不行！你能干也不行。人家说了，当年他跟已经下台的某某领导关系密切得很。得，就这一条，你就算彻底没戏了。

或许有人抱不平了，像朱贵这样的老人儿了。参加革命时间又早，工龄又长（还应该包括杜迁、宋万这两个老革命）。老干部嘛，就算他曾经是王伦的手下，可那时候他也是在梁山泊工作啊，他也没有到祝家庄，或者大名府或者曾头市去参加工作啊。历史清白，工作积极，按照干部政策，他也应该受到相应的待遇啊。凭什么给弄得级别特别低了呢？朱贵也是死心眼儿，你怎么也不找宋书记反映一下情况呢？你就说你跟王伦只是工作关系，并没有什么私人交情，组织上可以调査啊。宋书记怎么也得考虑考虑吧。

话是这么说，可是，历史上，中外历史上，都有这种不好解决的尴尬例子，参加革命工作的工龄长，可是官儿就是当不大。不是朱贵一个人，这样的人多了去。你说你资格老，得看什么时候说，表彰会了，庆祝会了，生日宴会了，或许能把你请出来，坐在主席台上，照相的在你面前跑来跑去，闪光灯哗啦啦地直闪（你可别当真，人家照可是照了，相片可不一定给你），那也就是装装门面。平常的日子里，谁也不会拿你当回事情。上公共汽车，你也别指望人家给你让座，如果真有人抬起屁股给你让座了，你也别激动，那是人家该下车了。古今中外，人都是讲实惠的，讲实际的，讲实用的。别相信逢年过节给你送一百斤大米，两桶油，几斤瓜子几斤水果，那是姿态，讲的是现任领导者的风度。看看，我们是多么尊重老同志啊，老同志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啊。其实呢，满不是这么回事？你提提要求试试？你说了，“我孙子还待业呢？我这房子多少年都没换了，天天漏雨，我还有一堆药条子没报销呢……”种种，人家领导会怎么说，“行，这件事我们记着了，一定解决。”你说可是说了，人家领导答应也答应了，可是，应该解决的事情，你还是解决不了。现任的领导往往记性不好，爱忘事。领导忙啊。谈歌的单位就有一位老同志，1937参加革命的，据说差一个月，就能按照红军待遇了。可是他就差这一个月，于是，一辈子就不顺了。他离休前，是单位里的机关支部书记、机关工会主席（处级）。也就是发发电影票，收收会费什么的。后来就离休了。他就一个儿子，还死得早，一个孙子跟着他。那时讲究接班，也就是照顾一下本单位的职工子女就业。可是，到了他这里，单位就说没指标了。他的孙子就一直上不了班。老人家跟当时在任的第一把手讲过多少回，都哭过，说，“我革命也算是一辈子了，能不能照顾一下啊。”那第一把手是厅级，是1949年参加革命的，差两个月就全国解放了，平常总说他是打江山的那一拨儿。按说，你将来也是离休这一拨儿的，物伤其类，你也得照顾一下吧。可是，不行！这位现任领导，就是不给解决，有一次，他喝醉了说，“什么老革命？参加革命这么早，还不如我混得好呢。我还是厅级呢。他怎么这么没出息呢！”这件事情，高低没有给这位老同志办了。再讲一个，是一个老工人，是解放后第一年参加工作的。老工人了，得听党的话啊，“文化大革命”开始，他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啊，得参加啊。据他后来说，他脑袋一热，就参加了造反战斗队。也参加过给领导开的批斗会，可是他还算明白，他觉得事情不对劲儿，加上他胆子也小，早早就退出来，当了逍遥派。用他的话讲，别人都抓革命去了，他忙着促生产去了。可是“文革”结束，长工资就不给他长。还是那位1949年参加革命的厅级干部，说，“这个人是个造反派，不能给他长工资。”这事儿闹的，他不服气啊，找过几回，也没有找下来。这还不算，年年评选先进活动，他都没有份儿。直到退休，他也没有当过一回先进。他自己也明白，提到这事儿，他就唉声叹气，“唉，谁让咱当过造反派呢！”

上边是讲退休的，离休的。再说在职的，还没有退休的，或者说，差一年两年就退休了，或者离休了。也不行，一样吃不开。你说你参加工作早，可是谁让你不进步呢，干了这么多年了，到现在还是一个副科长？这只能说明你没出息，甚至怀疑你早年犯过什么严重错误，否则，你参加工作这么早，怎么还没有提拔起来呢？就算你指天发誓说，你一直老老实实，长工资你不争，分房子你不闹，也没有用。人家还是怀疑你有问题。你也别埋怨人心不古，现在的人都是这么现实，实用。你如果还想耍耍老资格，年轻人就兴许敢指着鼻子骂你是一个老不死的。谈歌有一个亲戚，也是一个老革命了，是1940年参加八路军的，解放后，在一个工厂当后勤科长，一直当到退休。他厂里的工人干部，都看不起他。拿他没当过事儿。他生气地说，“老子参加革命的时候，这些人还不知道在哪儿转悠呢。”可这有什么用呢？人家就是看不起你，你有什么办法。中国人嘛，历来如此，过去的事儿谁还讲呢？关键看得是你眼下怎么样。资历？什么也不算。什么也说不上。谈歌还认识一个县里的文联主席，他有一次喝髙了，眼睛红红的跟兔子似的，他生气地对谈歌说，“哼，某某算个什么（我们省里当时的文联领导）？我当年写红了的时候，他才是一个给报社投稿的通讯员，他现在当省里的领导了，见了我的面也不愿答理我了，他算个屁啊。”这位就显得没大劲了。人家算个屁？还是你算个屁啊？谁让你当年不进步呢？

我们评判官场，往往很重视资历这个指标。站在这样一个指标上评判一个人，从理论上讲，没有什么不对。无论中国与外国，都得讲一个先来后到么，你去火车站排队买票，你也不能加塞儿啊。可是，这个理论有严重缺陷。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各种情况交织在一起，十分复杂，论资排辈，就往往行不通。我们站在圈子外边看官场，总觉得里边有一个规律性，比如用人要讲台阶，比如提拔要讲资历，还要讲文凭，等等。其实，这种官样文章的东西，都是给别人看的。我们往往看不到权力操纵者的真实心理。有一句俗话：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指得就是这种提拔干部的混乱，也是让许多官场中人唉声叹气无可奈何的事儿。

咱们回过头来再说朱贵，既然你已经是王伦的人了，你也知道新领导不待见你了，如果你真的不在乎进步不进步了，你就真的想混日子了，那也好说，反正老领导已经死了，新班子也不得意我，我怎么努力干工作，也不会人你们的眼，我就是干出花儿来，也提拔不了，算了吧，就这么着吧，工资你们也不能不给我开，多点儿少点儿我也不在乎了。这也就没事儿了。不过你得是真的没事，你一定得心理平衡。看着别人“噌噌”地提拔，看着别人“嗖嗖”地长工资，你也别眼热。关键是你能不能真的做到这一点，光嘴上说说不行。如果你做不到，你心里别扭，那你就得想办法。想什么办法？比如，你得首先跟现任领导把关系缓和了，不能让人家对你总有戒备，总有忌恨。你得跟晁书记，以及后来的宋书记经常交心，比如逢年过节，你得去串串门儿，一次两次人家或许不爱答理你，你也得耐得住，你总得厚着脸皮去，慢慢地，人家也就答理你了。然后，你得在他们面前反戈一击，说，王伦当年多么不是东西，你多么受排斥，如果不是晁书记来了，你早就想跳槽了。这种昧着良心的话，你得经常厚着脸皮说，你还得表情丰富地说。或许人家开始不相信你，可是渐渐地就会对你转变态度。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嘛。这是最基本的做法，尽管有点儿没品位，可是你也得这么做。实惠啊！

可是朱贵没有这么做，是不屑于，还是没机会？书中没有交代。或者我们猜测一下，朱贵也曾经试图与宋书记重新搞好关系，只是宋书记没有接纳他罢了。唉，这就没有办法了，朱贵在宋书记眼里，就只能是这样了。与朱贵命运相似的，还有杜迁宋万两位老同志，也是一直就不受重用。为什么呢？你宋书记总得有一个理由吧。其实，我们就是不论资格，论能力，这三个人也应该是不差的。宋江书记也要说了，“大家不要误会嘛，不要在职务上过多计较嘛，谁说我宋江不重用老同志了？朱贵同志还是梁山泊东山酒店的经理嘛！”猛一听，宋江讲的应该是实话。东山酒店，那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联络站，开设在梁山泊的水边，这个酒店还是在王伦时代，梁山泊派出去的间谍机构，还兼有联系山寨，收集情报，输送人才的作用。林冲等一干英雄都是通过朱贵转送到梁山上的嘛。重要啊！晁盖书记的时代，没有撤销朱贵的经理职务，宋江当了一把手之后，这个间谍机构也没有撤销啊。为什么？晁书记和宋书记也都觉得重要啊。如此一个重要的机构，按照常理分析，晁盖时代或者宋江时代，都应该换掉朱贵，另选派他人。为什么没有派别人去？只有一个理由，无论是晁盖还是宋江，都不放心别人，挑来选去，还是觉得无论从能力上和经验上，还是朱贵合适，于是，就只能由朱贵继续负责。如此说，不论是晁书记还是宋书记，对朱贵的能力还是放心的。随便换个别人行吗？且不说工作能力，仅仅说政治立场，也得是经过考验的人才行啊。试想，如果换上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如果换上一个总想暗通秦晋的家伙，那还不得偷偷地跟朝廷密切联系啊，得三天两头往朝廷那里传送情报啊。那朝廷的军队说不定早就对梁山泊偷袭了几回呢。晁盖书记和宋江书记都说过：“行了，还是朱贵同志继续干吧。否则，我们当领导的，晚上也睡不着觉了。”

再说宋万与杜迁，这两位也不是白给的，宋江当然知道他们的工作能力，否则，攻打大名府，就不会给他们二人派活儿了，派他们两个去负责解决梁中书的住宅，这是擒贼先擒王的工作啊。非常之重要。为什么派他们去？至少有一条，老同志经验丰富，办事认真。宋书记放心啊。宋万的绰号：云里金刚。杜迁的绰号：摸着天。听听，多么气派的名头啊。可见，他们是有斗争经验，是有工作能力的老同志。宋书记肯定会在战前动员大会上讲：此举关系重大，所以派宋万与杜迁两个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出马担当，别人就不要再争了。写到这里，读者或许有疑问了，谁说宋江让老同志坐冷板凳了？这就是重用他们啊！

这里有两个概念要区别。什么叫重用？什么叫使用？从字眼儿上看，重用就是派给你重要的任务。如此解释，朱贵、宋万、杜迁，都算被宋书记重用了。可事实上，他们三个人肯定不能这样认为。他们一定会觉得宋书记只是使用他们。你设身处地想想啊，如果你的领导天天给你派一屁股活儿，你加班加点也干不完，点灯熬油是常有的事儿。你或许觉得领导真是重用你了。可是到了年底发奖金，你还赶不上办公室那个只管接接电话的女秘书呢。你肯定得骂大街。

不重用你，不等于不使用你。可是使用你，不等于重用你。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如果抛开一个坚硬的指标，人们往往分不清楚使用与重用的区别，指标就有一个：待遇。待遇的第一个指标，就是级别。说别的还有什么用呢？宋书记或许可以对他们讲，三位老同志啊，我们都是干革命工作嘛，什么级别高低啊，你们就不要再争了。可这是负责的话吗？就算是这三位不争级别了，可是你宋书记得给人家相应的待遇啊。

朱贵、杜迁、宋万，这三位的待遇，实在是不高啊。梁山泊的干部排名，他们远远地被放在了后边。如此说，他们相应的车补、房补、年终奖种种，都会低别人许多。他们能没有意见吗？肯定有。心里能平衡吗？肯定不平衡。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发过牢骚。我们可以认为他们觉悟高，不争待遇，不讲条件，知足常乐。我们还可以认为，他们有自知之明，他们明白自己在宋书记眼中的分量。是啊，咱们都曾经是王伦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咱们都是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呀，现在宋书记能够继续使用咱们，继续让咱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安心工作，没有让咱们下岗，就已经很不错了，咱们得知足啊。也有朋友告诉谈歌，梁山泊没有实行政协制度，如果实行，这三位老同志应该是首选的人物。这话，谈歌也不相信，你以为政协委员是白给的啊。你最好也别做这个梦，那是另一种待遇安排。这里边也没有朱贵们的份儿啊。

再讲个现代的例子，某个公司有谈歌的一个熟人，公司的名字和熟人的名字，谈歌这里就不提了（别再引出官司来）。熟人的名字姑且叫朱二贵吧。朱二贵参加工作很早，也是这个公司的业务骨干。骨干嘛，当然就是公司的支柱力量了。他这些年来，一直跑市场开发，很是为公司做了贡献，公司领导大会小会都表扬，记者也来采访。可是，朱二贵的级别总也上不去，比他参加晚些的，甚至刚刚进公司没几年的大学生，都当了公司的部门主要领导了，有的甚至当了公司的副经理了，他还是一个开发部的副主任。谈歌问他，“为什么？你是不是工作中有不检点的地方啊？”朱二贵伤感地说，“什么啊，你不知道，我这个级别还是我们当年的老经理提起来的呢，老经理早就退休了，现任的领导跟我们的老经理不对付，也就对我不放心了。不仅是我，凡是当年在老经理手下受到重用的人，都靠边站了。”谈歌说，“那你调个单位算了，何必生这个气呢？”朱二贵说，“唉，我爱人和孩子也在这个单位呢，我要是走了，他们不得更受气啊。算了吧，我将就着再干几年，就退休了。”说这话时，朱二贵沮丧极了，一脸投错了胎的表情。

写到这里，似乎有一个道理提出来了，即，这种人事上的别扭，似乎是中国人事上的一大特色了。外国人是不是这样？谈歌不知道。

朱贵和杜迁宋万都走进了这个人事上的怪圈，他们尽管能干，肯定，也想干，可是他们无论怎么干，也就这样了。再想提拔起来，是万万不能了。这三位老同志的下场都很壮烈，宋万和杜迁，都牺牲在了征方腊的战场上。朱贵饶幸没有死在战场上，却在杭州城里感染了瘟疫，不治而亡。万幸的是，朱贵去世前，还有他弟弟朱富在身边侍奉照顾，亲情无限，也就不算凄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