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善
“至善”两字,是哲学上的名词。他们似乎是吾国固有的——“在止于至善”(《大学》);其实不然。这两个字,这个名词,是拉丁词“搜门补能”(Summum Bonum)的译意;“搜门”作“极”或“至”解,“补能”作“佳”或“善”解,“至善”的确义如下:一切美德美物的总汇,即一切美德美物所自出的根源。
我今先借这个哲学名词,来讲我们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
(一)衣。穿大布衫裤的乡民,以为改服西装之后,一定舒适,一定美观,一定受人尊敬。他们以为西装是衣服之至善。靠了它非独可以表示摩登,并且可以得到地位。不知冬天西装太冷,非有火炉不可;夏天西装太热,非有电扇不可。社会上的地位随学问经验而来,绝非西装所能为助。我们虽然有“只重衣裳不重人”的那一句古话,但是实行此“主义”者,只有势利小人。规规矩矩办事的人们,断不专重服装而不问品学的。因此可知西装不是至善。至善的服装,是舒适的服装。
(二)食。我们还是吃鱼好,还是吃肉好?我们还是天天吃便饭的好,还是日夜吃筵席的好?一般人当然以为吃荤比吃素好,吃筵席比吃便饭好。其实,好的米饭,较劣的面包为佳,新鲜的素菜,较陈腐的鱼肉为佳……筵席不一定为食的至善。
十二年以前,在某某两个月中,我白天吃西菜,晚上吃筵席。并且我不论日夜,总是“闹酒”,不吃饭。这样的“应酬”了五十余天,我大病了——腰酸,背痛,脚软,并且便血。医师对我说道:“你要休息。不可天天这样应酬。你每天吃的,荤多素少,酒多饭少,所以你要生病,你要便血。”照这样讲,我们中国人,每日三餐,非吃粥饭不可;否则即病。但是为什么求仙的道家要辟谷呢?辟谷,就是不食米类,不吃粥饭。道书云:“神仙以辟谷为下,然却粒则无滓浊,无滓浊则不漏。由此亦可入道。”我(旧时)以筵席至善,医师以米食为至善,道家以却粒为至善。究不知何者真为至善。我们中国人,究以何种食物为至善?究以何种食物最为适合,最多滋养?
(三)住。目下上海房屋大成问题;目下只有到上海来的人,没有向外埠去的人。我们有了储钞,找不到房屋。就是找到了,一间统厢房的“顶”费,也要十万八万;至于单幢三层楼,加一个现成电话,恐怕非五、六十万不可。大家都是马马虎虎地躲身而已。哪里还谈得到——住?
然而住是应该研究的。我们还是住在城中的好,还是住在乡间的好——还是留申的好,还是还乡的好?我们还是住平房的好,还是住楼屋的好?我们还是住在楼上的好,还是住在楼下的好?我们还是住中式石库门好呢?还是住西式大洋房,大公寓好?……这许多问题,倘然细询一百个人,一定可以得到一百个不同的回答。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的心,各有他的一个至善——住的至善。人心不同,所以至善也不相同。我的至善呢?我以空气足,交通便,不喧闹为至善。然而这不是他人的至善。
(五)行。除走路外,我们的行,包括骑马乘车——电车,汽车,人力车,独轮车。真的,我们还有飞机。
自己用脚走路的人,以为乘了车可以“随心所欲”,要到哪里是哪里。坐汽车当然比较轧电车,比较叫人力车好得多,快得多。但是危险也比较大些。别人碰了我,我有性命之忧。我碰了别人,不是赔钱,定是诉讼。所以乘汽车,并非行的至善。飞机呢?飞机近处没有用,远处没有空,买不到票——也不是行的至善。那末,什么是行的至善呢?我看我们还是自己走路的好,或者轧电车也好——危险较少,责任较轻。走路或轧电车,是我现在的至善。别人当然不是这样想的。
上面所讲的,无非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不是哲学,与哲学全无关系。提到哲学,哲理,事情大了。哲学家的派别极多;因此他们的至善(哲理)也状大异。有的以道德为至善;有的以乐观为至善;有的以自然为至善;有的以忠实为至善;更有以求智识,求自由为至善的。各派所说,各派所主张者,皆极有理。我们应该学哪一派呢?我们真是无所适从。我有一譬;譬之请客。我所邀请者,张,王,佘(从人从示)三人。他们嗜好不同。两位要喝酒,一位反对。两位喜鱼,一位喜虾。叫我怎样办呢?请阅下面不文不白,不诗不歌的七言韵语:
三个客人来我家,
姓王姓张又姓佘。
我留他们吃便饭;
大家都说“倒不差”。
张、王嗜肉嗜狂饮,
佘姓摇头且悲嗟。
张、王两君喜食鱼,
惟有佘公要吃虾。
彼此好尚全不同,
你南我北大喧哗。
出钱破钞东道主,
只得呆坐装傻瓜。
请客吃饭,比较研求哲理容易。客人喜食的,我都要了;他们当然可以满意。他们要鱼要肉,要虾要酒,我一一齐备。人人得到他所好的,当然人人愉快。但是研求哲理,研求至善,不能这样的。所谓至善者,单而不变,一而不二。我们只能信仰一种哲理,我们只能寻求一个至善。我们还是吃虾呢?还是吃肉?我们还是饮酒呢?还是禁酒?……我们还是求快乐呢?还是求自由?我们应该忠实呢?还是应该“滑头”?我们应该受教育,力求智识呢?还是应该不读书,一世愚笨?……到底什么是我们的至善?
哲学鼻祖苏格拉底以顺从国法为任何人民的至善。但是国法亦何尝不变?今日视为至善者,明日已成禁令。例如:科举盛行之时,八比(股)文与试帖诗,皆为世子的至善。后来变法自强(?),经义策论,成为至善。更后来废科举,兴学校,非独八比试帖无用,连经义策论也打倒了。国法改变之例甚多;我非历史专家,不能多举,亦不愿多举。不过我知道顺从国法,是很不容易的事。倘然这是至善,那末人民苦了——苦了!我出此言,意在“攻击”苏氏。请阅众勿疑我为无政府主义者。我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公民。我批评苏氏,意在说明选择至善之难。我们的至善,我们处事之法,究以何者为最合宜呀!我们研以何者为至善呀!
我希望吾国学者,或外国学者,快快集合世界上的哲学家,编成一纸名单,开列他们所主张的处世法(至善),并且注明他们的信从者所得的结果。那末,我们一看,就可以明白,就可以择善而从;不必东摸西索,也能求得至善。从前有一位比国学者,曾经试行此事。不过他没有完全成功;他还偏心,且只做了一小部分的工作。
原载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文友》第三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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