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讲话
不论年少年老，读书与讲话，都是有益处的。两者相较，讲话的益处更加多些。何以故？因为话是活的，书是死的。因为对方的话，或顺或逆，我们必须细听；书中之言，或是或非，我们可不警心。因为友人的话，倘然不合吾意，我们可以同他辩驳；书中之言，倘然不合吾意，我们只能把它丢弃。辩驳之后，可得真理；丢弃之后，全无收获。
我最喜欢和人闲谈，最喜欢和两三位朋友谈天说地，讲故事，说笑话。碰到不同意的时候，倘然他人责问我，我总和声软气地回答他们；倘然我反驳他们，我也不十分使得他们跼蹐。我在这种情形之下，所得到的益处，往往比较读书所得的为多。
我读书很少，不过我所读的总是合我意的。我不读不合意的书，并且我从来不把书中之言背给朋友听。拿书的内容，作为讨论题目，危险极了：合我意者，不合他人的意；我所见者，与他人所见者不同；彼此瞎说，有何结果？大家弄得面红耳赤，分解无方，何必呢？至于战事，至于政治，我也不敢作为“论”题的，因为它们的危险性更加大了。有一天（在七年前），某姓某名很坚决的对我们说：“某国一定失败，他们至多可以支持五个月，到了本年八月，一切都完了。”我插嘴道：“没有这样快罢。”他答道：“一定的！不相信，我们可以赌东道——八块钱，买花生米吃。”我道：“好，好。”后来他输了，但是不肯拿出八块钱来。滑稽者常常提醒他，请他不要“忘八”。
我想，赌东道倒是一个收束辩驳的好方法，我们不论何人，都可采用。自己出钱总能承认自己的失败。倘然他人出钱，我们可吃花生米。
读书哪里受得到这种实惠？书中虽有“黄金屋”，虽有“颜如玉”——那不过说说罢了。读书一定读不出花生米；我喜欢讲话，倒讲出来了。诗曰：
读书与讲话，
两者都有益。
彼此相互较，
前叔而后伯。
笑话宜多说，
辩驳毋刻责。
脸青或面赤，
是授人以隙。
原载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新中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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