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灏东《人民公仆》东方文学名著鉴赏

作者： 俞灏东

【作家简介】见《瓦解》。

《人民公仆》，尧雨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

【内容提要】“谁也不能否认，国会议员、部长、尊敬的姆·阿·南加先生是举国上下最平易近人的政治家。不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他的家乡——阿那塔，只要你问起他，人们都会说他是个人民公仆。我一开始就得说明这一点，否则我想讲的故事就没有意义了。”

南加议员不仅是部长，而且还是执政党“人民组织党”的首领，人们称他为“人民公仆”。一次，他在访问自己故乡的阿那塔语言学校时，在教师中认出了他以前教过的一个学生奥迪里·萨马鲁。大约16年前，那是在1948年，奥迪里在小学三年级上学时，南加是他的老师，并且还挺受南加的青睐。他还记得，当时南加“是一位受人爱戴、年轻英俊的老师，印象最深的要数他当童子军教练时穿的那身制服。因为校舍的墙壁上有一幅油面，上面也是一位穿着极为合身的制服、俊美无比的童子军教练。由于这幅油画和南加先生有点相像，所以我们称它为南加先生”。油画下面是富有纪念意义的题辞：“不求索取，但求奉献，这是我的信念。”不久之后，南加进入政界，后来又在议会里谋得了一个席位。在以后的几年里，我常在报上见到他，甚至还颇以此自豪哩!那时，我刚跨进大学校门，在人民组织党的学生分部里还算得上个活跃分子。可是到了1960年，普选临近了，人民组织党在国内百事顺利，因此不必担心落选。而它的反对党，进步同盟党，却力量薄弱，组织涣散。但是紧接着发生了国际咖啡市场大萧条，一夜之间，政府便面临险恶的金融危机。当时的财政部长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他为内阁提出了一个应付危机的完整方案。但是如同咖啡种植园是人民组织党的堡垒一样，咖啡维持着我们的经济命脉，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总理不想削减支付给咖啡种植园主的资金，从而冒失去选票的危险，因此一口否定了该方案。但是内阁三分之二的成员支持财政部长。第二天早上，内阁总理将他们全数解职，并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说这些被解职的部长是阴谋家和卖国贼等等。当时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后座议员的南加，在紧接着而来的议会辩论中，他眼睛紧紧盯着空缺的部长席位、为谋得一个升迁的机会而恬不知耻地兴风作浪，一再插话嘶声嚎叫：“绞死他们!”他的这些表演，让奥迪里充分地认清了他的真面目。奥迪里说：“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议会。那也是我1948年南加先生教我以来，我重新见到他的一次。”因此，奥迪里对南加这次到故乡的访问表现的并不热情。他远离欢迎部长的骚闹的人群，呆在一个角落里，本来不希望南加认出他，但在校长向南加逐一介绍教师时，出乎意外地南加立即认出了他，并且像是“找到了丢失已久的儿子”一样地激动，热情地邀请奥迪里在假期中去首都帮他工作。奥迪里希望能由此去欧洲学习，而且他的女友爱尔丝在首都工作，因此，他接受了南加的邀请。

奥迪里在长途跋涉去首都之前，打算先回家乡——距阿那塔15英里的乌拉村，作一短暂的停留。他想去看望一下父亲，办一两桩家事，而主要还是想把他的小佣人彼得送到他父母那儿去度假，因为他事先曾答应过他们。奥迪里的母亲是他父亲的第二个妻子，在生下他后就去世了，因此人们认为：他即便算不上一个邪恶而不吉利的孩子，也是一个倒霉的家伙，一些和他玩耍的孩子吵起嘴来，就骂他是“踩碎妈妈天灵盖的坏蛋”。他父亲是当地税务官的翻译官，地方税务官就像至高无上的皇帝，翻译官好比二皇帝，既有权又有钱，人们都认识他，也都非常憎恨他。他对奥迪里去读研究生的事不以为然，认为儿子受的教育已绰绰有余，不必要再去受那“傻瓜的教育”。

奥迪里到首都后，住在南加家里。南加和他的夫人殷勤接待了他。南加的夫人没什么文化，年纪也大了，因此，南加挑选了一个名叫艾迪娜的美貌少女，送她去学校，准备将来娶她作第二个妻子。不久，南加夫人带着孩子去了乡下。这时奥迪里把他的女友带到南加家里来玩。不料，南加竟在半夜偷偷溜进他女友的房间，而他的女友也没有拒绝。奥迪里发现后，简直气疯了，当面痛骂了南加一顿就离开了他家，来到同学马克斯家里。马克斯是个律师，他正在组织一个名叫“平民大会”的新党，奥迪里来了，他很高兴，马上邀请奥迪里作为一名创始人加入这个新的政党，奥迪里也同意了。当晚，马克斯就把奥迪里介绍给这个新党的几个领导者，并让他负责东南郊区的组织工作。

奥迪里在马克斯家里经过冷静考虑，认为南加从他手里夺走自己的女朋友，问题不在爱尔丝身上，而是南加不把他当人看，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在他的潜意识里形成了要复仇的想法。而“平民大会”党的成立，正好为他同南加的较量增添了一个手段。这时他决定从南加的未婚妻——美丽的艾迪娜身上开始，设法拆散他们的婚姻。他先到南加夫人那里打听到了艾迪娜家的地址，然后就找到她家。艾迪娜的母亲这时正在医院住院，艾迪娜每天送饭。他就提出用自行车送她，以便路上能单独谈话。不巧的是半路遇上一群羊，躲闪不及，车子连人一起摔倒了，饭也撒了。他便买了一些食物给艾迪娜的母亲。从此，他们便熟识了。在这次接触中，他看出艾迪娜很容易轻信别人，并且发觉她并不满意自己的婚姻，于是给她写了一封长信，阐述了她和南加结婚的种种不妥之处。艾迪娜也在回信中同意他的看法，但说她父亲花了南加许多钱，现在无法后退，只好听天由命，祈求上帝赐福。

正当奥迪里在阿那塔准备对艾迪娜采取进一步的决定时，国内却爆发了重大事件，人民组织党的成员、外贸部长兼参议员舒莱曼·瓦加达贪污、泄密的事引起了群众的大哗，反对派——进步同盟党发表了详细的揭发材料。一夜之间，内阁分裂为尖锐对立的两派，政府不得不宣布辞职，举行新的大选。马克斯召奥迪里到博里商议局势，举行了“平民大会”党的成立大会，并支持他在自己的家乡搞竞选活动，争夺南加的职位。这一举动不仅遭到了乡亲们的嘲笑，语言学校的校长还把他解雇并禁止他在学校礼堂召开竞选开幕大会。南加也亲自出马找到他家，甜言蜜语地劝他退出竞选，还拿出一笔钱给他作为奖学金，并说马克斯已经接受了柯克部长的钱，答应退出同柯克的竞选。奥迪里坚决拒绝了他的收买，也根本不相信他所说的话。

由于看到马克斯和尤妮斯这对忠实的爱侣时刻不离的情景，奥迪里决定立即去找艾迪娜。但是艾迪娜受了南加的挑拨，以为奥迪里是为南加夫人的忌妒作说客，在气愤中骂了他一顿，表示自己一定要嫁南加。奥迪里在失望和恼恨之余，就写了封信回敬她。这时，竞选已到紧要关头，南加使出各种手段争夺选票。奥迪里来到南加的竞选会场，南加指使人把他抓上台，当众侮辱和嘲笑他，而当奥迪里要在麦克风前驳斥和揭露时，南加则动手打他，当时在场的艾迪娜想拦阻，被南加推倒在地，这时许多打手一拥而上，将奥迪里打得昏迷过去。等他在医院里醒来后才知道，马克斯因调查柯克部长在选举中的作弊行为，被柯克用汽车撞倒活活地轧死，马克斯的未婚妻尤妮斯在伤痛气急之下，掏出手枪当场把柯克打死。这事在两派之间引起了一场混战。“人民组织党”虽依靠暴力和“乳房里生选票”(把选票藏在乳罩里带入选举室)阴谋竞选成功，重新登台组阁，但在他们打手内部因分赃不均引起内讧，最后在军队的干预下，再一次垮了台。

就在奥迪里伤愈出院前一天，艾迪娜到医院看他。奥迪里还为他写给艾迪娜的第二封信担心，其实艾迪娜根本没收到那封信，它被南加伙同邮局扣押了。奥迪里出院后，去艾迪娜家向艾迪娜求婚，艾迪娜的父亲虽不愿失去那个部长女婿，但就在这时，军队接管了政权，逮捕了所有政府成员，装扮成渔夫乘划子逃跑的南加也被抓住。这样，艾迪娜的父亲向奥迪里要了一大笔彩礼之后也就同意把女儿嫁给他。奥迪里私自决定暂借“平民大会”党存在他手中的资金垫付了这笔彩礼钱。这时，军队宣布取缔国内所有政党，宣布将对所有诈取民财、中饱私囊的政府公务人员进行审判。他们将尤妮斯从狱中释放出来，并宣布马克斯为革命英雄。这样，就结束了“人民组织党”的统治，进入了军政府时期。

【作品鉴赏】钦努阿·阿契贝在1966年初发表了他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人民公仆》，它形象地反映了尼日利亚独立后社会的各种主要矛盾，无情地抨击了黑暗的现实、腐败的政治和无耻的政客。在这部作品中，作家对道德冲突作了新的处理，表现了作家对社会的本质现象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日益深刻。在以前的作品中，阿契贝主要致力于“非洲过去的重新发现”，使非洲人民了解自己的文明、历史和传统，为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医治殖民统治所造成的人民的心理创伤，为建立新的生活奠定基础。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非洲大陆发生了重大变化，作家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把目光转向现实社会生活，要干预生活，揭露他们社会生活中的不公平和腐败现象，以推动社会的进步。阿契贝以其作家高度的时代感和责任感，紧紧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通过他对现实生活的敏锐观察和深刻理解，以其高超的艺术才能创造出了《人民公仆》这部当代非洲长篇小说中的力作，这是他的社会观和文艺观的实践结晶。

这部小说的故事主要是围绕文化部长南加议员和语言学校教师奥迪里·萨马鲁这两个人物展开的。他们在政治上互相对立，在基本的道德问题上界线分明。他们之间的戏剧性矛盾冲突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主要情节。南加这位在朝政客，尽管是个半文盲，却是堂堂的国会议员并身居文化部部长的要职。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卑鄙贪婪、狡诈无耻。他的道德是一种原始道德，而且含混不清。书中主要描写他是一个伪善的政治投机家。他表面上奉行的信念是：“不求索取，但求奉献。”但在内心深处的座右铭却是：“行我权力，羞煞魔鬼”。他唯一关心的是如何保住他的地位和权利。南加有一种能够抓住选民的天生才能，但他也随时准备行贿、舞弊和胁迫。他对选民们想得到什么有一种本能的理解力。因此，“人民公仆”这个称号在他身上既有讽刺意味，又含有某种真实性。当着选民的面，他可以口口声声许下很多堂皇的诺言，但一离开选区，这些诺言也就变得一文不值。“也许正是这种伪善的权力欲，使南加这样的人变为成功的政治家，而那些眼睛瞪得老大的理想家们，却试图将其他领域那种美妙高雅的行为带进政治。”这就使他所代表的所谓“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有一种讽刺性的虚伪。他卑鄙而又巧妙地把人民的利益同国家的义务对立起来，玩弄愚昧的选民于股掌之间。对他本人来说，这是他的成功和幸运，但对于社会来说，这是很可悲的。最终，这种腐败的政治导致了军事政变，而南加自己也成了阶下囚。

小说的另一位主人公即叙述者是语言学校的教师奥迪里·萨马鲁。他是南加的政敌和情敌。尽管作者明写的是南加议员，但叙述者奥迪里比起南加来却有着更为深刻的典型意义。奥迪里是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西非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出生在乡下，他母亲在生他时难产而死，因此孩子们都骂他是“踩碎妈妈天灵盖的坏蛋”。他父亲是当地的一个翻译官，这种差事是为当地人所鄙夷的，这意味着他是这个地区最不令人喜欢的人的儿子。这两个事实造成了这个敏感的孩子的孤癖和冷漠的性格。他在小学三年级上学时，南加是他的老师，后来南加弃教从政成为国会议员，名字经常在报纸上出现，成为他崇拜的英雄，他进入大学后也成为南加所在的“人民组织党”的积极分子，但在1960年的经济危机中，这种崇拜就烟消云散了。因为他在旁听议会的辩论中，亲眼目睹了南加为了自己的升迁，率先发难对当时的财政部长在政治上进行责难和攻讦中所采取的无耻和卑劣手段，愤而退出了尔虞我诈的政界。当小说一开始写到南加到奥迪里所在的学校访问时，奥迪里采取了傲然而冷漠的态度对待南加，但当南加认出了他并表现出少有的热情邀请他到首都作客和帮他找到工作时，他对这一建议不仅没有什么反感而且还感到受宠若惊。他到达首都在南加豪华的官邸住下的当天晚上，就已经感到：“此刻，我不得不承认，如果让我当部长，我会极其渴望永远保住这一位置的。”他已在南加的影响下开始变化。后来他为了和南加斗争，参加了新组建的“平民大会”党，也学会了玩弄他原先所蔑视的政治手腕，并在军事政变南加被捕后，也大肆挥霍“平民大会”党存在他手中的资金，就这样，一个南加垮台了，另一个南加又冒了出来。

阿契贝正是通过这两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和一系列事件描绘出了独立后的西非国家的混乱和政治动荡局面：贪污腐化的政客、愤世嫉俗的小知识分子、愚昧无知的民众、虚伪的政党领袖，以及可笑的选举、公开的贿赂、政治上和肉体上的谋杀、军事政变等等。而产生这一切的根源就是政治腐败。正如作家本人所说：“《人民公仆》通常被认为是描写政客腐败的故事。我却宁可把它看作一部描写政治腐败的小说。我之所以在作品中描写政客是因为我在1964—1965年间写作此书时对他们比较熟悉。假如我今天再写这本书的话，那么书中人物可能就是军人了。”

正是由于阿契贝对社会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日趋深化，并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的本质和历史的进程，因而使得这部作品有着极为重大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就像一个神奇的预言。我们知道，阿契贝是在1964—1965年间写作此书并于1966年初发表的，紧跟着在1966年1月，就发生了尼日利亚独立后的第一次军事政变，7月又发生了第二次军事政变，这就好像是书中的预言兑现了一样。但这决不是巧合，而是作家以他那深邃的洞察力和高屋建瓴的气势把握住了社会的发展规律，反映出了历史的必然。“这部小说像一个人看了天上的乌云而预言下雨一样。其问题不是尼日利亚的第一次政变能否发生，而是何时发生……”尼日利亚社会中的贪污腐化现象必然导致作家得出这种结论，军人对尼日利亚社会进行大扫除是势所必然。但是，政变后不久，军政府的腐败就使得充满希望的人民再度陷入绝望之中。他们惊异地发现，“南加主义”并非是政客们所独有的产物，军人也能很快地变成南加，这好像再一次强调了阿契贝的《人民公仆》的预言性质。阿契贝深刻地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并不是腐败的政客造就了腐败的政治，而是腐败的政治产生了这些腐败的政客。这是他对社会现实历史地辩证地认识的结果。作家告诉我们，打倒一个南加，新的南加还会出现，并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有铲除这种孳生南加的腐败的社会根源，才是消灭南加的彻底办法。就这一点来说，阿契贝是其他西非作家无法与之相比的，这也是他的作品高人一筹的地方。

阿契贝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他的讽刺手法的巧妙运用以及对语言的熟练驾驭，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严肃喜剧的性质；不过，这是一部让人们带着痛苦的笑来观看的喜剧。在这里，并没有低级粗野的场面和人物，作家并没有使用夸张、怪诞的手法来渲染，每个人物都是那样的形象逼真。尽管南加的半文盲并不是大多数国会议员的典型，但就他的本质来说，却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典型。作家准确地把握住了他的言谈举止，生动逼真地勾画出了这个腐败政客的形象。当他作为文化部长访问语言学校见到奥迪里时，拍着他的背埋怨他不来找他帮忙：“你难道不知道部长就是仆人吗?再忙也要看望他的主人呀!”读者读到这里禁不住会哑然失笑。

除了讽刺之外，阿契贝还善于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出人物行动的心理基础，使人物具有立体感。这突出地表现在奥迪里身上。在作品的开头，我们看到他是以冷漠疏远的姿态迎接南加的，但当南加认出他并向他表示亲热时，他的清高劲儿立刻就无影无踪了，虚荣心使他受宠若惊，随即变得卑顺起来了。当他在南加官邸体验到豪华生活的滋味时，连他也不得不承认：“如果让我当部长，我会极其渴望永远保住这一位置的。”作家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心理活动印证了奥迪里为腐败政治所筑起的防线是多么地容易被摧垮。他从奥迪里的性格和社会环境，即从主客观方面令人信服地刻画出了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非洲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描述了他是怎样从一个有抱负的冷漠超然的青年逐步蜕化为南加第二的。在这一点上，这个人物有着极为深刻的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