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谋《卖水郎》东方文学名著鉴赏

作者： 李谋

【作家简介】吴邦雅(1812—1866)，缅甸著名诗人、剧作家。生于缅中实戾镇一官宦世家。其父吴妙特瓦在达亚瓦底王未获王位前为王师。幼时随父母入宫随意击鼓玩耍，王遂为他取名为貌波西(意：击鼓小儿)。吴邦雅自幼聪慧过人，4岁识字，8岁落发，法名邦雅。1836年达亚瓦底王与其兄巴基道发生冲突，吴妙特瓦为王死。次年达亚瓦底即位，曾拟命吴邦雅还俗。但他无意为官仍留在空门为僧。1852年敏东王联合其弟加囊亲王推翻蒲甘王即位之后，又请吴邦雅还俗为官。诗人时年40岁，被封为侍茶官，授“敏拉丁卡耶”衔(意：温文尔雅无以比拟者)，日常在京都知府吴达欧门下任职。吴达欧妻妾们常来请吴邦雅占卜、作诗。吴达欧怒打其妾玛瑞娄，并请国王处死吴邦雅。敏东王惜才，反命吴达欧将玛瑞娄献出与吴邦雅成婚。但不久玛瑞娄即因伤重而死。吴邦雅又娶商贾之女玛梅翁为妻。其间他为剧团名角写过不少演唱用诗词，也为宫廷写过不少诗歌或剧作。后因涉嫌敏贡、敏空岱王子叛乱案，吴达欧又乘机逮捕了他。虽然敏东王下令将其软禁，他日再录用。但吴达欧妾室钦宗同情吴邦雅。旧怨新仇使得吴达欧大怒，除痛打钦宗外，还密令人将吴邦雅沉入水中溺死。其妻后生一遗腹女梅吉。一说钦宗被打后逃出，买通刽子手救出吴邦雅，后他隐居毛谈棉一带，至1875年亡故。

诗人生活的年代正是封建王朝日趋衰落的年代。他生活的55年中王位四次易手，发生过五次政变。而王廷对英帝却十分软弱，屈于外侮，一心偏安，人民生活困苦。这对诗人的写作思想有很大影响。另外，诗人右手是先天性残废，他虽博学多才但桀骜不驯，在官场一直不甚得志。多年为僧使他有机会广泛接触民众，包括一些女施主。对官场又很熟悉，目睹了宫廷的腐败。所以他虽是一位僧侣作家和宫廷作家，为讲经布道、歌功颂德写下不少诗文。但其作品并未囿于这一范畴，字里行间常流露出对人民大众的同情，对腐朽没落的社会现象之嘲讽，有一定进步的社会意义。他是位多产作家，所著诗文体裁、题材都很丰富。据不完全统计，有记事诗4篇、讲道故事诗30篇、诗文间杂的书柬约60篇、剧作7或8部，其他各种杂体诗数百首。

《卖水郎》，李谋译，载季羡林主编《东方文学作品选》(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内容提要】《卖水郎》全剧分九幕，但每幕都很短，且个别幕并无对话或自白，仅仅是一个过场而已。故事说的是：波罗奈城城北有一卖水郎，生活贫困但对未来充满着憧憬，辛勤地劳动着。他遇到住在城南的穷苦卖水女。两人情投意合产生了爱情。卖水郎决定回北门取回藏在城墙缝中的四个铜钱与卖水女成婚。国王远远看到卖水郎疾步飞奔的样子，将其召至御前问明原委，决定按其所储钱币加倍赏赐于他，劝他不必再辛辛苦苦去取那四个铜钱。虽然国王多次成倍增加赏赐钱财的数量，但卖水郎拜领后却仍执意要去取回那四个铜钱。最后国王封卖水郎为王储统管半壁江山。卖水郎立卖水女为妃。随后还是取回了那四个铜钱。当王储与国王巡幸御花园时，卖水郎王储萌发了弑君篡位的罪恶念头。终因善良的本性战胜了邪念，决心向国王当面坦白忏悔，并削发遁入空门。

该剧取材于佛本生故事550中第421号故事中的一个插曲，但在情节上大大扩展了。据传吴邦雅写此剧系敏东王或王储加囊亲王授命而作。敏东与加囊是同母所生的亲兄弟，两人共同举事，废黜了同父异母之兄蒲甘王，敏东获得王位，加囊则成了王储。后敏东曾一度想废加囊，立自己子嗣马龙为王储，致使敏东、加囊不和，二人手下也时有摩擦。加囊很长一段时间托病不再上朝议事，敏东派人去专请也不来相见。后兄弟间讲明原委才互相冰释，和好如初。写此剧就是为影射敏东、加囊一度不和，后又和好如初的事情。

【作品鉴赏】作者在写《卖水郎》一剧时并没有依照王命仅仅影射上述一段史实。其创作基调是反对宫廷内部纷争的。作者通过对剧中人物的描写表明了他对贫苦劳动群众的深切同情。剧中人物非常简单仅有三个。主角是卖水郎，次要角色是国王和卖水女，都是正面人物。只是在表现卖水郎的内心活动时通过善良的心终于战胜了贪欲、残杀等邪念，集中体现了戏剧的矛盾冲突。最后用佛教的哲理解决了这一内在的矛盾。

卖水郎是个勤劳乐观的人，终年辛勤奔波劳动，可生活却困苦异常，衣着破烂不堪，吃食不得温饱。连劳动工具卖水挑子、竹扁担也都已破旧得不像样子了。在作者笔下卖水郎真可谓是“贫者之首，穷人之冠”了。尽管他也叹息自己这种处境，但是他并不气馁，没有被生活重担所压倒，仍旧坚韧地奋斗着，对生活充满着希望。正像他向卖水女所表白的那样：“凭我的力气，不仅住的不错，吃食也强，除去穿戴，还有点积蓄在家中铁箱里藏。共有四个铜板整整两双。”卖水郎朴实、善良。正因为他有着劳动人民的品格，所以他珍惜自己的劳动所得。当国王赐给他成倍的银钱作为补偿，对他说不必再去取回那微不足道的四个铜钱时，他始终如实地对国王说：你赏赐的钱财我拜领了，可那血汗钱我还是要取回的。显得很执拗。果然在他当上了王储以后，还是专程去取回了那四个铜板。说他善良则可从他在御花园三次想杀死国王独霸社稷之事谈起。但他根本的心地还是善良的。他用自己的良心战胜了邪念，而且叫醒国王如实坦白了自己思想斗争的过程，并请他宽恕。卖水郎还保持了劳动人民的另一美好品德即爱情的专一。统治者们骄奢淫逸，喜新厌旧，朝三暮四。根据史实记载，当时的敏东王就是一个后妃如云的酒色之徒，生活十分靡烂，丑闻广传宫外。而吴邦雅笔下的卖水郎却是个忠于爱情的典型。他为了心爱的人马上动身去取密藏在北城根墙缝中自己的全部财产——四个铜板，“不怕炎炎赤日，不怕滚烫黄沙”，根本没有把遥远的路途放在心上。当了王储之后，仍然信守誓言公开申明：“我要封有才有德的女子为妃，与我在宫中同享荣华富贵。我认为，我那旧时情人宫前的卖水姑娘最相宜。”派大臣马上去迎请。这种爱情专一，正好与当时王公贵族们的后妃如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国王也是一个正面人物，他是个心地善良、慷慨大方、宽容豁达的典型。当他知道卖水郎要汗流浃背地奔跑着去取四个铜板时，就劝他不必再去。表示愿意赐他成倍的金钱，免得他“血液会耗干，身体将拖垮”。而卖水郎非常固执，就是不愿放弃那些血汗钱。国王是出于善心又对卖水郎成倍加赏，最后竟然把半壁江山都封给了卖水郎。再如：当卖水郎王储向国王坦白曾萌杀君霸权之邪念时，他并没有震怒，而是申明大义，表示可以禅位。在剧中，作者简单几笔就把一位有道明君的形象勾画得一清二楚了。

作者对卖水女着墨并不多。她的性格也没能在剧中很好展开。但卖水女仍不失为一个在封建社会中循礼仪、明大义、爱情专一的劳动妇女形象。当她知道自己的夫君要去出家时，并没有留恋宫中的豪华舒适的生活，却立即要求同往。这一情节，足以把这样一位劳动妇女的性格表现出来了。

《卖水郎》一剧的表现手法也值得注意。它好像一幅幅速写，用简单的线条把人物的轮廓勾画得栩栩如生。全剧共九幕，每一幕都比较简单，用若干笔墨有粗有细勾勾画画，简单并不刻板，且颇具生机。

作者很注意繁简适度。比如：主要人物卖水郎的出场和卖水女的亮相都各用了一幕的篇幅。把他们各自的贫困处境比较突出、比较详尽地渲染了一番。先在人们印象中留下一个明确的形象。而国王登基，因与剧情主线没有很大关系，所以仅在名义上列了一幕，略作说明并没有展开来写，留作演出者们现场发挥的参考。

中国传统戏剧往往用自报家门或念上场引子等办法介绍剧中人物自身。有趣的是缅甸传统剧却利用剧中人物互相见面时的呼语起到介绍人物情况的作用。通过剧中人的口直接道出相见的另一剧中人的性格、特色。在这一点上吴邦雅比他同期的其他缅甸剧作家更为擅长。比如：卖水女第一次见到卖水郎时说道：“看你用根裂了的竹扁担，挑子底盘也已破烂。腰间筒裙污秽肮脏，头顶盘个小髻，发丝蓬乱。卖水郎哥啊，我冒昧攀谈。”卖水郎则说道：“梳着发髻的卖水姑娘，看你的筒裙缝线开绽破得不像样，只靠几根针儿别上。见到你这副漂亮的模样儿，真叫人啼笑皆非无限怅惘。”再如其他几幕中国王、王储叫大臣，王储称国王和王妃都写有此类呼语。

缅甸传统戏剧也像中国传统戏一样，主要利用打击乐器来增加戏剧的节奏感。缅甸戏剧演出时，主要用编鼓乐队伴奏。当演到某一情节时，乐队就会奏出相应的鼓乐曲调来烘托气氛增强节奏。在这时演员们似乎又突然从剧中角色回到演员本身的地位，直接与鼓乐师们对话，请他们奏乐帮助自己完成某个动作。这就是缅甸传统剧作中出现的剧中人请乐师奏乐时所作的诗白的来由。剧作家们在这点上手法多样。吴邦雅写得比较简短，但也多种多样，不落俗套。在本剧第一、二、四幕中都可见到这样的剧白。

吴邦雅在语言运用上善于夸张、诙谐，且富创造性，在体现卖水郎、卖水女穷困这一点上，他就写得非常成功，从衣、食、劳动等各个侧面去写，用了许多相近的词语使人毫无重复之感，这与原佛本生故事形成对照，原故事对两个人的穷苦处境仅仅写了三句话：“有个住在北城门脸的穷卖水郎辛辛苦苦攒了四个铜板，为了日后能派些用场把它藏在北城门附近的城墙缝中，到南门去卖水。住在那城南门的也有一个贫困的以卖水为生的卖水女。卖水女为了日后能有些用处也把自己好不容易积蓄下来的四个铜钱放在南城门附近的城墙缝中。”而对他们的衣着、吃食、劳动等等根本没有去描写。《卖水郎》剧却大不相同了，通过剧中人的自白或对话写得非常生动形象、诙谐有趣。

《卖水郎》剧原系诗剧，剧中人物的对白自述都是韵脚工整的诗句。所以原文读起来朗朗上口，既能朗颂，又可吟咏。现在通过译文已经无法真切地体会那种和谐的美感了。译者只能尽量用些合辙的长短句形式来表现原作的某些节奏感。作者还用了不少独特的比喻句，如：“两头牛驾车，动作协调才好赶。”“豁嘴的陀螺相撞，哪个都不吃亏无损体面。”“(你真是想)边乘车边吃糕；伸出手一下子就想抓住两条鱼。”……为后人提供了不少范句。

总之，吴邦雅的《卖水郎》虽然剧情简单，但确是一部成功剧作。故事虽取材于佛本生故事，但已远远超出原著，取得了再创作的成功，有着较深刻的社会意义。它也是19世纪中叶缅甸戏剧的代表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