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立基《枷锁》东方文学名著鉴赏

作者： 梁立基

【作家简介】 阿尔敏·巴奈(1908—1970)是印尼30年代“新文人派”的主将。生于苏门答腊的慕哇拉希朋义(打班努里)。早年就读于荷印学校，后转入荷印医科学校，最后改攻语言文学。曾任新闻记者和教师多年。1933年和达梯尔·阿里夏班纳、阿米尔·哈姆扎共同发起创办《新作家》文化月刊，任杂志社秘书并兼任图书编译局编辑。日本占领时期，他在中央文化局任文艺科长。印尼独立后任全国文化协商机构秘书(1950)和《印度尼西亚》文化杂志的编辑(1950—1955)。他的主要作品有诗集《生命中之生命》(1939)、长篇小说《枷锁》(1940)、短篇小说集《人世间》(1953)、剧作选《貌柔质刚》(1953)、诗集《心之歌》(1960)等。

在印尼现代文学史上，阿尔敏·巴奈是一位敢于破旧立新的卓越作家。他主张文艺应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反映社会的现实生活。因此，他的创作倾向于现实主义，但又能吸收西方现代派的意识流手法，使他的作品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他的代表作《枷锁》的问世被认为是印尼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印尼文学评论家卡利姆·哈利姆说：“印度尼西亚文坛由于阿尔敏的出现而产生新的流派。阿尔敏代表着颂扬技术的新时代，代表着20世纪。这部小说给印度尼西亚文学指出了新的方向，开辟了崭新的局面，即描写了新的内容，带来了新的文风，运用了新的创作方法。”可见阿尔敏是位富有创新精神的作家，是30年代和40年代领风骚的人物。

其实，所谓“新作家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艺流派。三位发起人的文艺观点和主张就各不相同，他们的艺术风格也迥然相异。阿尔敏作为“新作家派”的一员其主要贡献在于他能在创作上作出重大的突破，写人们不敢触及的现实主题，采用前人未曾试过的新的创作方法，而在语言方面的革新更是功不可没。他从30年代到40年代初可以说是独领风骚，为印尼现当代文学铺设了道路。

日本占领期间，阿尔敏转向戏剧创作，写了好些属“双刃文学”的作品，即一面迎合日本的“大东亚战争”宣传，一面趁机鼓吹民族主义。这也反映了当时印尼民族主义的政治态度。

印尼独立后，阿尔敏还写了一些短篇小说，但他的创作高峰已过，再也不能超过他的《枷锁》了，因此，在文坛上没有引起多大反响。

《枷锁》，中译本改称《爱的枷锁》，居三元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内容提要】 苏卡托诺是位有名望的好大夫，太太蒂妮是位才貌双全的新女性。社会上把他他们俩看作是一对理想夫妻，其实他们过的却是同床异梦的生活。托诺大夫整天忙于看病，回家后总希望太太能像女奴般侍候他，为他脱鞋端茶，对他体贴入微。而蒂妮是位十分要强的“现代女性”，她要求托诺大夫常围着她转，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以满足她的虚荣心。两人的欲望都得不到满足，于是互相埋怨，经常发生口角，家庭裂痕越来越深。

一天，托诺大夫接到一位名叫厄妮夫人的出诊邀请。这位年轻美貌的夫人只身一人住在一家旅店里。托诺见了她觉得面善，但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大夫给这位夫人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大病，他想可能是刚被丈夫遗弃，精神受到打击，所以考虑给她进行“心理治疗”，陪她到海边散心，一面进行开导。其实托诺大夫已被这位夫人的妩媚温柔举止所吸引，心中一再称赞：“厄妮夫人是位真正的女人!”过了几天，托诺大夫不顾自己的身分，情不自禁地又去旅店看望厄妮夫人。然而，那位“怪女人”已经搬走，给他留下了一封信，告诉他新的地址。托诺大夫犹疑一番，最后还是驱车前往那位夫人的新住处。厄妮夫人仿佛早就知道大夫一定会来，早已作好接待的准备。托诺大夫一到，她便为他宽衣脱鞋，跪着给他端茶点烟，像女奴般侍候得无微不至。这正是托诺大夫所梦寐以求的“理想妻子”，他感到极大的满足，从蒂妮那里得不到的，从厄妮夫人那里全得到了。起初，托诺大夫心里还有些内疚，甚至怕他与厄妮夫人的来往被人发觉，但久而久之也无所顾忌了，他把厄妮夫人的住处当作是自己真正的家了。

这位厄妮夫人究竟为何许人?原来，她在少女时代是托诺的邻居，名叫洛哈娅，对托诺大夫一往情深。后来从学校毕业后，她被迫嫁给一个比她大20岁的她所不喜欢的男人，并被带到巨港定居。她实在无法忍受那里的生活，便逃了回来，从此沦落风尘，经常改名更姓，出入旅店当暗娼。托诺大夫知道她的悲惨遭遇后，非但没有嫌弃她，反而更加怜爱和同情她，决心永远不离开她。

蒂妮与托诺的关系越来越僵，两人在家时甚至很少搭话。蒂妮原是校花，一向受男人们吹捧，如今被丈夫冷落，怎能忍气吞声。她为了显示自己出人头地，把全部精力放在社交活动上，积极参加主持义卖活动，处处表现自己，以满足虚荣心。然而她干得越欢，内心越觉得空虚，同时还发现人们在窃窃私语地议论她。托诺大夫有外遇的传闻终于传到她耳里。她怒不可遏，感到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决心亲自登门找洛哈娅问罪。当她与洛哈娅交锋之后，发现洛哈娅完全不是她想象中那种下贱的坏女人，她反而被洛哈娅的温文尔雅的举止所感化，承认洛哈娅在好多方面胜过自己，更能给托诺大夫以幸福。其实蒂妮自己也有过对托诺不贞的隐秘，她并不是洁白无瑕的女人。所以最后，她决定离开托诺，投身到社会活动中去。而洛哈娅也意识到只要她在，托诺和蒂妮就不可能重归于好。于是她也决定牺牲得来不易的“爱情”和“幸福”，离开托诺远去异国，重操她的旧业。蒂妮和洛哈娅都走了，托诺惘然若失。他决定摆脱“枷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医学事业……

【作品鉴赏】《枷锁》在1940年一发表即轰动印尼文坛，在社会上也引起强烈的反响。这部小说的问世被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它在思想内容上，艺术技巧上和语言风格上都有重大的突破，为印尼现代小说的创作开一代新风。但也有持否定态度的，认为这部小说是“不道德”的，揭了人家的“隐私”，对作者采用的意识流手法和当时社会通用的语言也颇有非议，认为破坏了马来语的优美传统。

一部作品能引起强烈的反响和争议，说明它是非同一般的小说了，值得我们分析和研究。首先就小说的主题思想来讲，作者究竟想要表达什么，他的所谓“枷锁”究竟指的是什么，这里就有不同的看法，可以说见仁见智了。从其表层来看，这部小说与一般描写三角关系和第三者插足而造成夫妻关系破裂的家庭问题小说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如果我们从其深层来分析，把它放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里，联系特定的社会阶层的本质特征，那么就会发现这部小说内在涵义的深刻性，它在一定程度上生动地表现了二次大战前印尼现代知识分子在东西方文化猛烈的冲撞中陷入徬徨和迷惑的文化心态。

小说的两位主人公托诺和蒂妮都是二次大战前印尼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托诺是位颇有名望的西医，受的是西式教育，掌握西方现代医学知识，生活方式也相当西化了，在土著社会眼里，他属上流新派人物中的佼佼者。然而，就在这位吃惯洋面包和喝足洋墨水的高级知识分子身上仍然可以看到印尼封建传统文化厚厚的积淀，使他成为具有双重性格的人。对外，他是一位相当开明进步和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新派人物”；对内，他却是一位落后保守和封建家长意识浓厚的“旧式人物”。这种分裂性格正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东方封建阶级文化在他身上相濡以沫和相反相成的结果。蒂妮也是西式学校培养出来的“新女性”，她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而要求妇女解放。她说：“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不愿等待男人们的恩赐。”这是她思想进步的一面。但她也受西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思想的毒害，要求以我为中心，争强好胜，追慕虚荣。这是她西化过头的一面，也是她盲目接受西方现代文化而完全抛弃东方传统文化的结果。这两个人被套在不同的“枷锁”里，托诺被套在旧传统观念的“枷锁”里，使他不能忍受蒂妮的“女权主义”；而蒂妮则被套在全盘西化的“枷锁”里，使她不能忍受托诺的“男权主义”。两人各走极端，最后形成水火相克而导致家庭破裂。

小说的“第三者”人物洛哈娅是梦幻式的人物，她只有在梦幻中才能得到暂时的“幸福”。她说：“我喜欢梦想，梦想，回忆着流逝的岁月。”的确，她是属于岁月流逝了的过时旧女性。这样的女性是印尼传统封建文化的产物，只能当百依百顺的男人的“玩物”或“附属品”，完全丧失了自我。但在她小小的心灵里也有对爱情的追求和对个人幸福的憧憬，可是在现实生活里却只有在“梦幻”中才能“实现”。所以她与托诺的“爱情”和“幸福”只能是非法的和暂时的，最后还是要作出自我牺牲而继续沉沦下去的。洛哈娅的可悲遭遇是令人同情的，但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又是不可避免的。作为旧女性，她的天职就是侍候男人，如能侍候她所喜欢的男人便是她的最大幸福，否则只有牺牲，无力反抗。这也可以看作是洛哈娅的“枷锁”所在如果她不能摆脱旧女性的传统观念，出来争取妇女自身的权利，那么她只有带着那“枷锁”一步一步地走向毁灭了。

《枷锁》的结局是三角关系的解体，三人各奔前程。于是有人提出疑问：他们都摆脱了各自的“枷锁”吗?那三角关系的矛盾真的解决了吗?显然作者在这部小说里只想反映问题而没有打算去解决问题，所以一走了之的结局并不是作者想提出的摆脱“枷锁”和解决“矛盾”的出路和办法。真正的出路和办法留待读者自己去思考。

30年代是印尼民族运动从低潮而逐渐回升的时期，在文化战线上出现“西方派”与“东方派”的文化大论战。“西方派”主张全盘西化，提倡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对民族传统文化持虚无主义的态度。“东方派”则主张以东方传统文化为本，西方现代文化为用，强调民族意识，反对全盘西化。后者代表了当时印尼民族主义者的立场。阿尔敏当时虽然没有直接参加那场文化大论战，但他通过《枷锁》也表达了自己一定的看法。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从东西方文化大论战中孕育出来的，它反映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在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下如何无所适从和徬徨徘徊，同时也揭露了当时印尼上流社会的一些家庭在西洋文明面纱的遮掩下腐朽、虚伪和堕落的实质，因而有一些人被刺痛而大喊“不道德”。

阿尔敏主张文艺应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枷锁》可以说是30年代印尼土著上流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他文艺主张的具体实践，对后来的文学发展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