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岩津《穷死》东方文学名著鉴赏

作者： 谢岩津

【作家简介】国木田独步(1871—1908)是日本近代著名小说家和诗人，出生于日本千叶县。父亲是个没落武士、下级法官，后被降级免职，家境中落，母亲当过女佣。独步幼年和少年时代，随父宦游，历经东京、广岛、岩国、山口等地，其中大部分岁月，是在风光明媚的山口县度过的。1887年，独步于山中县中学退学，入东京神田的法律学校。次年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学习英语。曾信奉基督教，爱读江户幕府末年具有革新精神的思想家吉田松阴的著作，并受到民友社的“平民主义”思想影响。1891年因参加反对校长的罢课活动，被迫中途退学，回家后办了一所学校叫波野英学塾，仅一年时间。1892年再次上京，这时开始热衷于文学，爱读英国华兹华斯、卡莱尔，俄国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法国莫泊桑等人的作品。对他影响较大的是华兹华斯的“返回自然说”，表现在他的诗歌、散文创作中，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抒情气息。1893年独步开始写他的《无欺日记》。同年，经德富苏峰介绍，去大分县佐伯的鹤谷学馆任教。次年辞职回东京，加入《国民新闻》社。日中、甲午战争期间曾作为随军记者写了《爱弟通信》，并因此成名。回国后从事《国民之友》的编辑工作。这时与基督教妇女矫风会干事佐佐城丰寿的女儿信子恋爱，并不顾家庭的反对结了婚。1896年信子出走，二人离婚。有岛武郎在他的《一个女人》中对这桩婚事有所描写。这时，独步作为诗人，发表了《独步吟》，并开始从事小说创作，先后发表了《源老头儿》、《武藏野》、《难忘的人们》等短篇小说。与此同时还兼任《报知新闻》、《近事画报》和《民声新报》等报刊的记者和编辑，最后创办了“独步社”，从事出版业。1907年“独步社”破产，此后到他病逝的一年间，又发表了《竹栅门》、《两个老人》、《穷死》等佳作。《穷死》最初发表于1907年六月《文艺俱乐部》，次年七月收入彩云阁出版的《独步集第二》。1973年，我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金福译的《国木田独步选集》，内收《穷死》。

独步的短篇小说创作，一开始就表现出真实地反映社会和人生的倾向。由于作者憎恶现实社会而崇尚大自然，作品中往往带有一种“返回大自然”的浪漫主义的抒情味道，尽管有的作品，如《命运论者》(1903)，《女娲》(1903)，在不同程度上带有自然主义倾向，但就其短篇小说创作的总倾向说来，则是现实主义的逐步深化。

《穷死》，金福译，见《国木田独步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

【内容提要】春末的一个傍晚，一个疲乏的男人走进东京一家简陋的小饭馆，他就是文公。没人知道他是在哪里出生的，到底有无父母，“文公”这个名字也是人们随便叫出来的，连他自己也不了解自己的身世。他无家庭，无职业，总之他一无所有。只记得自己12岁的时候曾因为流浪儿童的理由吃了一阵子监狱里的饭。在那里听了种种修身立命的大道理，不久就被赶出来了。此后，他仍然过着流浪生活，做各种各样的苦工。去年冬天开始染上了肺病，却连一点药也吃不起，照旧做各种各样的苦工零活，否则就没饭吃。今天他上午挣了五分钱做了午饭钱；下午挣了六分钱，便进了这个小饭馆，这里坐着几个同他一样贫穷的汉子。他在这个饭馆花完了那六分钱，一个认识他的穷酒友送了他一瓶酒，承老板娘的好意，酒喝光之后他又饱吃了一顿，疲病的他精神稍微振作起来。然而此时他又是一无所有了。无钱租房，他只好来找办公投宿。办公父子也是卖苦力之人，他们对文公十分同情，三人在窄小的屋子里将就住了一夜。不料，第二天办公的父亲被包车车夫打伤死去，文公不得不离开他家。两天以后，走投无路的文公卧轨自杀了。

【作品鉴赏】《穷死》是国木田独步晚期的代表作。国木田独步中早期作品往往充满诗情画意，富有“回归自然”的浪漫情调，但越到晚期，他的作品中现实主义成分便越加浓重。《穷死》便是这类作品中出色的一篇。

《穷死》篇幅很短，情节也很平淡，但它的独特动人之处正是在短短的篇幅中勾画出了细腻而平淡的现实展示。

同国木田独步的许多短篇小说一样，《穷死》描写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悲惨生活。作者在1893年3月21日的《诚实日记》中写道：“许多历史都是虚荣的历史，都是空洞的记录。写人类真正的历史，要去问问住在山村海滨的平民。在哲学史、文学史、政权史和文明史之外，加上平民史吧，这样，人类的历史才是完整的。”写平民，写生活在社会底层人们的悲哀是国木田独步短篇小说始终如一的题材取向。但同一题材前后表现的风格则大为不同，如果说独步前期的作品意在悲哀的故事之上罩上一层朦胧的神秘的美的意境，达到一种写意画的效果；那么独步后期以《穷死》为代表的作品则有意将这一层薄纱彻底剥离，露出生活的底色——无美可言的真实的底色，让人们去沉思，去回味，共同咀嚼出人生的酸苦。

诚如小说标题所示，穷困至极自然走投无路，唯一的解脱方式只有“死”，这是小说所要表现的一层意思。主人公文公一生生活在“穷”的阴影之下：一个不了解自己身世的孤苦无依的流浪儿，连名字也是人们随便叫出来的。因为穷，他没有任何权力，唯一活命的方式便是永无休止地做工。尽管如此，生病以后连一点药也吃不起。而一旦他因生病而丧失了劳动力，“穷”的阴影便幻化成死神，紧紧地跟随他不放。文公就是在这死神笼罩的气氛中出场的，因而小说必然弥漫着一种浓重的阴郁之感。文公也清醒地意识到了死神的追迫，意识到自己不可能逃脱，因而能平静地，近乎“大彻大悟”地说一声“反正也活不长啦”，这是一种对生活绝望至极的理性的断语，没有痛苦，没有悲哀，没有反抗，一切都“命该如此”。周围的同伴们虽然尽力帮助和同情他，但那同情也极为淡薄，这绝不是因为他们缺少同情心，而是因为他们差不多处于同文公一样“穷”的境地，早晚也得因为这穷而死去，因而缺少表现同情的条件。因穷而死的人何止是一个“文公”呢?所以说，文公死前的平静和人们对文公之死的淡然皆出于那无可奈何的“穷”。作者对人物情感的这种“淡”处理恰好深刻地揭示了当时底层社会人们生活的底色，具有更强的现实作用。当然，在这方面，国木田独步还有他的不足——他虽然表现了因贫困而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们的命运，但从不表现人物对命运的抗争，也从未能从社会制度或人生的角度去做进一步的挖掘或考察，只是不动声色地将已经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暴露出来给人们看。这仿佛跟自然主义作家的“无理想，无解决”的创作理想相一致，因而很多人把他划归自然主义一派。

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将国木田独步的创作同自然主义作品相提并论。实际上，独步在表现方法上虽然偏“淡”但绝不“冷”，拨开这种“淡”的外表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感情脉搏，作品中始终流动着他对下层民众深沉、真挚的同情和爱。已故日本评论家中岛健藏指出：“人道主义始终一贯地构成了他(国木田独步)的作品的基调。”(《国木田独步集·解说》河出书房1941年版)

在《穷死》中，作者一方面着意暴露主人公文公因穷困而走投无路的现实境地，一方面又用意深刻却又不露声色地展示周围社会的人情冷暖。在客观的比照中，不待作者自加评说，其感情倾向自然表露无遗。

文公这个快死的人出现在那间只有穷汉光顾的简陋小酒馆时，立即得到干零活儿的土木工们的热情关照，尽管他们也许素不相识，尽管文公已是“反正活不长”的人，而且身上仅有下午挣来的六分钱。尽管这些土木工自己也是不干活就没得吃喝，甚至有的也同文公一样，不知道今晚在何处安身的穷而尚未至于死地的人们，但他们无一不慷慨而待文公，真正表现了穷哥们之间的互助与同情。不计任何私利，不用任何回报，那间小酒馆虽然破陋却充满温情。而当文公来到车马往来的热闹的街上时，这种温情却丝毫也找不到了。他不知到哪儿去，尽管这儿有熙来嚷往的车辆，有林立的店铺，还有名为救济穷人而设的教养院，却没有这穷得要死的文公的栖身一夜之地，于是他只好来到更为简陋不堪的办公的家中，仍是从穷苦的人们那儿得到了照顾。

文公曾在儿时因是流浪儿而被关进了监狱，在监狱里他虽听到了堂而皇之的修身立命的大道理，可他仍得四处流浪，为着活着而流浪。教养院、监狱、大道理，……统统对他无丝毫帮助，无一点温情。愿意真诚相助的只有同他一样的穷人，然而最后收养他的办公的父亲却被一位绅士的“衣服相当讲究”的车夫殴打致死，文公只有怀着对老人的一腔感激之情离开了办公的家，终至于走投无路而只有卧轨来了结他穷苦的一生。穷苦人们的富有爱心和上层社会的冷漠寡情在这里形成鲜明对比，作者正是在这种对比中表现出自己的感情倾向，表现出自己对这个社会现实的否定态度。虽说作者没能对文公这样的人之所以穷死的深刻社会原因加以探讨和揭示，但我们不能轻视作品对现实的揭示作用。当然也不该对作者的思想境界有过高的评价，最重要的是正确地认识他的创作的独特魅力——包括思想与艺术两个方面。

不露痕迹，平淡自然是这篇小说的最大艺术特色。这在前面已经提到，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结尾。文公卧轨自杀，本是悲惨之事，但作者却偏偏让他的尸身暴露在雨过天晴，天空一碧如洗，嫩草新叶在阳光下闪耀这样一个明媚的环境之中，两相反差，突出了社会的冷漠，突出了自然的无情，让读者感觉到作者在对文公的命运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