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立基《错误的教育》东方文学名著鉴赏

作者： 梁立基

【作家简介】阿卜杜尔·慕依斯(1886—1959)是印度尼西亚战前最负盛名的作家，同时也是早期民族运动的一位重要人物和民族新闻工作者。他生于西苏门答腊的梭洛，自幼在荷兰学校念书，后来入雅加达荷印医科学校，没有念完便投身到民族运动的洪流里，在万隆从事新闻工作。他是20年代伊斯兰联盟的领导人之一，一贯积极主张伊斯兰民族主义。1920年至1923年他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但由于他的民族主义政治主张和对荷兰殖民统治者持不合作态度，经常遭到荷兰殖民当局的监禁和软禁，直到40年代初荷兰殖民政府垮台后才获得自由。他发表的最早小说是《萨伊查》，揭露乡镇官吏对平民百姓的欺压，这部小说1913年连载于他主编的杂志《东印度联盟》。后来使他成为印度尼西亚文坛泰斗的是192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错误的教育》。这部被人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度尼西亚最佳的小说，于1969年还获得印度尼西亚政府颁发的年奖。1933年他发表了另一部以反对强迫婚姻和歌颂自由恋爱为主题的长篇小说《美满姻缘》。这是他战前的最后一部作品，从那以后他屡遭荷兰殖民当局的政治迫害而不得不辍笔。一直到印度尼西亚取得民族独立后，他才重返文坛，于1950年发表长篇历史小说《苏拉巴蒂》，接着于1953年又发表其续篇《苏拉巴蒂之子罗伯特》。这两部小说描写17世纪反抗荷兰殖民统治者的奴隶大起义。作者企图通过奴隶起义领袖苏拉巴蒂一生光辉的英雄业迹来激发人们的民族战斗精神，同时继续宣扬他的伊斯兰民族主义思想。

阿卜杜尔·慕依斯从小接受双重教育。从家庭那里他受到伊斯兰传统文化的熏陶，使他成为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从荷兰学校那里他受到西方近现代文化的灌输，使他具有反封建意识和民主思想。因此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形成他具有殖民地时代典型特征的文化心态。我们在他的小说里往往可以看到他那种矛盾的心理状态，对西方文化既抵制又羡慕，对封建传统既批判又保留。这种矛盾心态在当时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可以说是当时印度尼西亚知识分子的一个共性。

阿卜杜尔·慕依斯还翻译了不少西方文学名著，如《唐诘诃德》、《汤姆·索耶历险记》等，为引进西方文学作出贡献。

《错误的教育》，陈霞如译，作家出版社1958年出版。

【内容提要】汉纳非是米南加保土著贵族青年，在梭洛当公务员。他从小被寄养在荷兰人的家里，在荷兰学校念书，已完全“洋化”。他爱上从小就在一起的美丽的印欧混血姑娘珂丽，而珂丽对他也很有好感。珂丽从雅加达度假回来，与汉纳非朝夕相处。一天，在网球场休憩时，汉纳非终于忍不住向珂丽表露爱情，希望珂丽嫁给他。珂丽感到非常矛盾和犹疑，她喜欢汉纳非，但殖民地种族社会能允许一个白人姑娘下嫁给一个土著青年吗?珂丽无法回答，回去问白人父亲。她的父亲再三告诫，与土著人结婚绝不会有好下场，因为一个白种女人假如下嫁给土著男人“在法律上她将会被剥夺作为一个欧洲人的权利”，“在与丈夫同居期间她就丧失了欧洲籍。在和欧洲人的交往中，她的地位尤其低贱”。珂丽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后，终于下决心与汉纳非分手，跑回雅加达去了。汉纳非遭这一打击后，闹了一场大病，整个人像失了魂似的。大病初愈，母亲便向他提出早已安排好的亲事。按米南加保的老规矩，汉纳非必须娶他的表妹拉比雅为妻，而汉纳非根本就瞧不起本族女人，所以坚决不肯答应。后来母亲说出他过去上学的一切费用都由舅舅负担，所以有约在先，他必须娶拉比雅作为回报。汉纳非万般无奈，只好咽下这苦果。他说他今后将单纯“为了赎买那已经典押出去的肉体和‘生命’而生存”。婚礼是按米南加保传统的旧习俗进行的，已经“洋化”的汉纳非不愿受人摆布，又大吵大闹一番，婚礼差点告吹。婚后的生活更加难堪，汉纳非把自己的满腔怨恨全发泄在拉比雅身上，对她百般羞辱，而拉比雅是东方典型的贤妻良母，总是逆来顺受，忍泣吞声，从不顶撞。有了孩子之后，两人的关系没有丝毫好转。汉纳非整日长吁短叹，视母子如外人。一天，他正在和母亲唠叨时，突然跑来了一只疯狗，咬了汉纳非的手。由于当地医疗条件不足，必须立即把汉纳非送往雅加达就医。这样汉纳非便离开了使他痛苦不堪的家，一个人在雅加达生活。有一天在无意中他又遇上分别两年多的珂丽。这时，珂丽的父亲已去世，她孤身一人地正在感到寂寞，因此两人的重逢便立即使爱情之火死灰复燃。汉纳非为了能得到珂丽，决定和本民族断绝关系，向荷兰殖民当局申请入欧洲籍，同时不惜抛弃自己的母亲和妻儿宣布与拉比雅离婚。汉纳非以为这样做就可以排除一切种族障碍。珂丽也决定嫁给汉纳非，她向朋友们宣布她将与汉先生结婚。她的一个好朋友主动地邀请她到自己的庄园里举行婚礼，可是当那位好朋友的父亲后来得知那位汉先生原来是马来人时，便断然拒绝了，其他人也纷纷抵制。最后他们俩的婚事在阴影的笼罩下草草了事，婚事办成丧事似的。婚后的生活更加悽惨，无论土著人社会还是白人社会都不能容纳他们，亲友们不再来往，到处遭人白眼。珂丽受到的打击最重，精神十分压抑，整日闷闷不乐，不时与汉纳非吵嘴。由于生活十分寂寞无聊，珂丽常与一位会用扑克算命的林大妈闲聊解闷，她不知道这位林大妈是专给人拉皮条的坏女人。她们的来往引起街坊的流言蜚语并传到汉纳非的耳里。汉纳非不经查实便非常粗暴地一口咬定珂丽行为不端和对他不贞。珂丽忍受不了对她人格的侮辱，一气之下便离家出走，后来到三宝垄，在一家孤儿院里当助理。珂丽出走后，汉纳非才认识到自己的鲁莽和粗暴给妻子带来的严重伤害。他到处寻找珂丽求她宽恕，后来也追到三宝垄来了。可惜已太晚，珂丽染上霍乱，生命正危在旦夕。汉纳非只来得及同她见最后一面并向她忏悔。珂丽对他表示宽恕后，便含笑地离开人间。珂丽的死使汉纳非痛不欲生，他大病了一场。从此他觉得这个世界对他已毫无意义，他再也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他回梭洛见了母亲和孩子之后便服毒自尽……

【作品鉴赏】20世纪初，荷兰殖民统治者为了把印尼变成现代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实行了所谓的“道义政策”，以“开发民智”为名为土著民兴办现代学校，并让一些土著贵族子弟直接入荷兰学校受教育，印尼的现代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产生的。他们中间，有些人受西方文化进步思想的影响和启迪后，开始走上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解放的征途；有些人则被奴化教育所毒害，成为数典忘祖的“洋奴”，一心只想挤入白人的社会圈。然而殖民地的种族社会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种族界限，谁敢越过它，定会身败名裂。《错误的教育》通过汉纳非与珂丽的悲剧把当时殖民地社会这一丑恶的现实生动而又深刻地展示在我们的面前。

小说着重描述汉纳非与珂丽的爱情纠葛和家庭悲剧，但所涉及的面甚广，既涉及殖民地的白人社会，也涉及土著民的封建社会，所以可以把它看作是当时殖民地种族社会的一个缩影。

小说的主人公汉纳非是一个完全被洋化了、从而完全丧失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的知识分子典型，他甚至比白人更加卑视和怨恨土著人，因为他无法改变自己的肤色。他常对荷兰人说：“米南加保确实是个美丽的地方，只可惜住的是米南加保人。”还说：“无论这个地方有多美，如果没有我妈，我早就离开它了。”这说明他从骨子里就卑视和怨恨自己的土著出身，早想脱离关系，跻身白人社会。他对珂丽的爱情应该说有其纯真的一面，他们从小青梅竹马，自然感情很深；但也还有其另一面，即他若能娶一位白人姑娘，那就可以实现他“当白人”的梦了。所以对汉纳非来说，能否娶珂丽还有其功利的一面。珂丽则不同，她是印欧混血儿，根据殖民地法律，她是“欧洲人”，享受白人待遇。她对汉纳非是真爱，她嫁给汉纳非是犯了殖民地种族社会的大忌，要付出很大代价的，所以对珂丽来说，她是为爱情而作出牺牲的，她的遭遇更加令人同情。

本来从纯个人爱情的角度来讲，汉纳非与珂丽的结合应该是很美满的，因为他们有深厚的感情基础。但不幸的是，他们生在充满种族歧视的殖民地社会里，而更加不幸的是，一个出自被殖民统治的土著人社会，一个出自殖民统治者的白人社会。这就注定了他们的结合必将导致悲剧的结局。汉纳非背弃了自己的民族，土著民族当然把他看作是“异族人”，连他死后也不允许葬在故乡的坟场里。而白人社会更不能容纳虽已入“欧洲籍”但皮肤颜色还是棕色的人。最后他必然被排斥在两个社会之外，成为游离于社会的孤独者。珂丽的处境更惨，她被白人社会看作是个大逆不道的人，亵渎了白人的“种族优越感”，因此在白人眼里，“她的地位尤其低贱”。在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中，爱情的蓓蕾必然夭折。所以说，汉纳非与珂丽的悲剧不是个人的和家庭的悲剧，而是民族的和社会的悲剧，其根源就在于殖民统治者推行的种族歧视政策和殖民奴化教育。然而作者把一切仅归咎于“错误的教育”，显然是不够的。所谓“错误的教育”就是不应该只给汉纳非以西方教育，使他完全脱离本民族文化的根，以致迷失了方向。所以作者认为避免悲剧重演的办法就是要给孩子以“正确的教育”，即从小先让他扎根在自己民族文化的土壤中，然后再给他以西方现代教育，在掌握现代文化知识之后回来报效家乡，也就是说，要以民族文化为本，西方文化为我所用。汉纳非的儿子夏飞走的就是这条道路，“他发誓将来从荷兰读书回来后，仍然要回到乡下耕耘他母亲的田地”。这或许可以避免个人悲剧的重演，但能消除民族悲剧和社会悲剧的根源吗?

贯穿小说的还有另一条线，那就是汉纳非与拉比雅的婚姻悲剧。在这个问题上，作者对汉纳非既有批评又有同情。作者把拉比雅看作是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是“一颗宝石……只不过是没有被人按照‘文明’世界的要求琢磨过而已”。作者对汉纳非的批评就是他不该有眼无珠，亏待了拉比雅，作为知识分子，他的责任“就是琢磨它”。但汉纳非和拉比雅的婚姻终究是一个封建包办婚姻。汉纳非对拉比雅毫无感情可言，他娶拉比雅完全是被迫的。因此造成这不幸的婚姻不能全怪罪于汉纳非，他也是封建旧习俗的牺牲品。这点作者对汉纳非是有所同情的，对米南加保封建社会的陈规陋习也是有所批判的。

《错误的教育》的出版经历了一番周折。据说最初的小说稿并非现在这个样子，作者为了批判白人的“种族优越感”，有意把珂丽塑造成水性杨花和玩世不恭的坏女人。她玩弄汉纳非，追慕虚荣，最后的下场是沦为娼妓。最初的小说稿被认为太有损于白人的形象，未能通过，图书编译局要求作者进行重大的修改，于是作者把珂丽从反面人物改写成令人同情的正面人物，而且整个故事也变成了一出悲剧。岂知这样一改反而大大深化了小说的思想内涵，提高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因而也取得了更好的批判效果，使《错误的教育》成为20年代印尼文学的不朽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