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原文翻译注释与鉴赏

〔注〕　吁俞：《尚书·尧典》：“帝曰‘吁！咈哉！’”吁（狓ū须），感叹声。《尚书·尧典》：“帝曰‘俞’。”俞，犹言“然”，表示应允。　“故孔子”句：《尚书》传为孔子所编纂。《吕刑》被收入，故云：“孔子犹有取焉。”　皋陶（狔á狅姚）：尧时的士官，狱官之长。　四岳：族中首要，主四方名山大岳之官，因有四岳之称，可以参议政事。　鲧（犵ǔ狀滚）：尧的臣子，传说乃大禹的父亲。　方命：《汉书·王商传》引作“放命”，即“弃命”。圮（狆ǐ丕）族：即“毁族”。见《尚书·尧典》。　宁失不经：意为宁愿承担失刑的罪责。不经，谓非常之罪。见《尚书·大禹谟》。　祉（狕犺ī支）：喜。遄（犮犺狌á狀船）：迅速。沮（犼ù巨）：止。见《诗·小雅·巧言》。

宋仁宗嘉祐二年（１０５７），二十二岁的苏轼应礼部试，写了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当时的主考官是欧阳修，详定官是梅尧臣。梅主张取为第一名，欧阳修也很赏识，怀疑可能是他的门生曾巩所作，考虑到文中“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两句话没有注明出处，最后决定取为第二名。及入谢，欧阳修问到那两句话的出处，“东坡笑曰：‘想当然耳！’”（龚颐正《芥隐笔记》）由此可见，即使写这种严格的应试之文，才华横溢的苏轼也是不排斥丰富的想像力的。

试题出自《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孔安国传注文：“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苏轼误记为“赏疑从与，罚疑从去”，于是紧紧抓住这一题目，主要阐明古代的贤君赏善惩恶，都是本着忠厚宽大的原则，主张“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应试之文，佳作极少，但这篇文章却是佼佼者，有其鲜明特色。

由于文章的题目出自《尚书》，所以先以咏叹先王爱民之深，忧民之切开头，紧扣主旨。接着从赏善与罚不善两方面说明，总归于“忠厚”二字。周道衰落之后，穆王还是把要善于用刑的方法，告诉吕侯。所谓“祥刑”，意谓用刑须审慎从事。王先谦《孔传参正》认为“祥”当为“详”。按《汉书·明帝纪》：“详刑慎罚，明察单辞。”又《刘恺传》：“非先王详刑之道也。”引《尚书》郑玄注云：“详，审察之也。”“详刑”实际上就是要“慎刑”，所以说孔子对此还是给予了肯定。衰世尚且如此，何况盛世呢？这是退一步说，从而更加夯实了主旨的深厚基础。

但是，赏罚之道，要完全掌握它，并非易事。轻重的分量，也难以掂得很准。所以文章从经文中拈出了一个“疑”字。解决疑难问题的原则就是“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所谓“广恩”“慎刑”，都体现了“忠厚”之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作者引用了唐尧不从皋陶执法杀人的意见，而同意四岳任用鲧的例子，体现先王刑赏之道，一本忠厚。通过叙事中的剖析，文章又引用《书经》的警句加以论断，复以咏叹出之，不仅使主旨更加突出，而且与开头遥相呼应，使人有浑然一体的感觉。

行文至此，主旨似乎已经完全阐明了，但是，作者并不就此收住，反而蓄足气势，横生波澜，展示了他不可羁縻的才思。关于可赏可不赏，可罚可不罚的提示，这自然是上承“疑”字而来，但它并不是前者的重复。“疑”是有问题，而此则认识上已经基本明确，其概念和前者又不完全相同。而在这个范围内的过赏过罚问题，苏轼认为“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通过这一层挖掘，既深化了主旨，又体现了作者认识事物剖细入微的能力。而其断语“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则又表现了极大的概括力，显得斩钉截铁，十分精悍有力。

赏和罚的范畴剖析明白之后，接着进一步又探讨赏和罚（刑）的方式。作者认为，古代赏赐有功者不一定用爵禄，处罚有罪者不一定用刀锯；加之“善不胜赏”，“恶不胜刑”，范畴和方式实际上都被扩大了。如此发挥，真是处处贯通，无往而不可。但是既要放得开，又要收得拢。“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仍然再拈出“疑”字，使文眼在笔阵墨浪中豁然透气，又复归结到“忠厚之至也”这个主旨上来。余波振荡，最后又引用《诗经》、《春秋》之义，十分鲜明地捧出了题目。题目亦即结论，在结构上显得非常紧密而完整。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动辄施以刑罚，并不“慎刑”，至于“广恩”、赏赐之类，也往往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事。所以文章提出的赏善惩恶一本忠厚的原则，不过表现了试官和作者希望不要滥刑无辜，要求推行“仁政”的善良愿望而已。为政之道，宽猛相济。《左传》中记载郑国大政治家子产以水火之喻论政宽猛的话，孔子听了，深受感动，也说：“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博学的苏轼不可能不知道这段故事。宋代以经文为题取士，至明清变而为八股，谓之制义。应试者是不能违背经义的。对此，也就不必苛求古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