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诗云:“但恐多谬误,君当恕醉人。”此未醉时说也,若已醉,何暇忧误哉!然世人言:“醉时是醒时语。”此最名言。
张安道饮酒,初不言盏数,少时与刘潜、石曼卿饮,但言当饮几日而已。欧公盛年时,能饮百盏,然常为安道所困。圣俞亦能饮百许盏,然醉后高叉手而语弥温谨。此亦知其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饮者,善饮者淡然与平时无少异也。若仆者又何其不能饮,饮一盏而醉,醉中味与数君无异,亦所羡尔。
———《东坡题跋》
〔注〕 张安道:张方平,字安道,南京人。慷慨有气节,任官四川时,赏识苏轼父子三人。曾荐苏轼为谏官,轼下狱,又抗章解救。轼终身敬事之。刘潜:字仲方,好为古文,与石延年为酒友。石曼卿:石延年,字曼卿,北宋文学家。欧公:欧阳修,北宋文学家。圣俞:梅尧臣,字圣俞,北宋诗人。叉手:拱手。
鉴赏
自从作诗惹出祸事,被贬谪到黄州之后,便开始了苏轼政治上失意,生活上波折迭起的时期。在黄州,他的职务是团练副使,实则徒挂虚名,不能参与政事。他也自知不容于在朝的政敌,所以极力约束自己,蛰居很少出门,更不敢发表意见和作诗了。尽管如此,但牢骚是满腹的。在这种困苦的环境里,惟一的排遣办法是从酒中寻找自己的世界。正如苏轼自己所说的:“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这样,似乎可以把痛苦的现实暂时忘得一干二净了。然而,到了这个境地就没有苦恼了么?不,他发现了更为令人懊丧、可畏的后果,这就是他曾慨叹过的“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也就是怕这个“醉时是醒时语”,万一醉后的心里话漏了出来,传到京师,那后果就难以设想了。
这篇题跋不但反映了苏轼此时的微妙心情,还生动地描述了与他同时代的一班大作家的饮时情态,将他们的一个生活侧面呈露在读者面前。在这短短的200字中,苏轼写出自己的情怀、他人的醉貌。中间一段,着墨无多,而所写到的人,却是人人面目各具,人无赘语,语无赘词,每个人的酒量、酒后情态都活现纸上,表现了他们各自的素养和性格特征,使得我们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这些作家都有煌煌大著的诗文集,还有别人为他们写作的传记、行述等,虽能反映他们一生的思想和行事,但是像这样生动活泼而又很有价值的生活细节的描绘,却是难得一见的。无他,传记等只着重记述他们的大节高行,而对生活琐事不屑涉笔,题跋之可贵和值得重视,大概恰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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