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教战守策》原文翻译注释与鉴赏

〔注〕

苏轼应“制科”时撰《进策》二十五篇，其中包括《策略》五篇、《策别》十七篇、《策断》三篇。《教战守策》为《策别》中《安万民》之五，原题无“策”字，据通行选本加。

先王：指夏、商、周三代之王。

田猎：围猎。据《周礼·夏官·大司马》记载，古时秋、冬农闲时节，招民练武。或与围猎同时进行。　④坐作：坐与起，行与止。为教练士卒的科目。　⑤盛节：崇高的美德。

顿弊：残破不锋利。顿，通“钝”。

卒：同“猝”，突然间。

开元、天宝：均唐玄宗年号。开元（７１３—７４１）、天宝（７４２—７５６），为唐朝盛世。

“四方之民”三句：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七，天宝十四载（７５５）十一月，安禄山反于范阳，“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

“今国家”句：宋仁宗庆历年间，曾每年向辽国缴纳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向西夏缴纳“银、绮、绢、茶二十万五千”（《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卷三十）。百万，是举其约数。

古都试之法：西汉韩延寿创立的制度，定期在郡府所在地练兵习武。

文章鉴赏

北宋嘉祐六年（１０６１），二十六岁的苏轼参加了“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司马光等人任考官，在秘阁考了六篇论文；随后宋仁宗又亲临崇政殿，御试制科策问，苏轼以如椽之笔，大胆针砭时弊，撰写了包括本文在内的一系列适合世用的政论文，由衷希望宋仁宗能够虚心采纳，“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苏轼《辩试馆职策问札子》）。

北宋中叶以后，辽和西夏成为宋朝西北边疆的严重威胁，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然而宋朝的国力薄弱，执政者的怯于外敌和唯图苟安，则又为历代所少见。对于日益深化的民族矛盾和边防危机，许多正视现实的文人都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担忧。苏轼之父苏洵写出名作《六国论》，借论史讽喻现实，抨击朝廷的赂敌政策；又在《审敌》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屈己求和表面上是求得了“息民”，其实质却只能是“残民”。苏轼的《教战守策》，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赂敌息民的危害，并倡言教民习武、能战能守和加强战备。

本文起首就要言不繁，点明弊端。开头一句设问：“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触目惊心，引起对生存问题的关注。接着，不容置疑地断定：当世大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如不早作计议，终将不可救药。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计议，如何动作呢？苏轼没有急于坦陈自己的见解，而是笔锋一转，将话头引至先王时代，从先王的“天下虽平，不敢忘战”，说到后世的“去兵卷甲”，“不战而走”，直至感叹唐人安于佚乐，以至区区安禄山一出，所谓大唐盛世犹如摧枯拉朽一般，“而唐室固以微矣”。此中道理，显然不必细说。

广征史事、借古鉴今是苏轼素有的特长，本文则更以生动的说理、浅近的譬喻令仁宗动心，用身边的事实让人信服。他告诉众人，治国犹如养身，养尊处优的贵人何以疾病不断，风餐露宿的穷人又何以病不加身，关键在于是否经常亲历辛劳苦痛。“是故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苏轼认为，生活的磨难不仅能提高人体免疫能力，还可锻炼意志；相反，安逸不仅令人患病，还将使人畏战，无论于民于国，均极为不利。因此，所谓“扰民”的论调可以休矣，“息民”的结果只能是灾难。

随后，又从分析当前形势入手，论证战争的不可避免。“赂敌”也好，“息民”也罢，均于事无补。他尤其担忧的是：战争不可避免，人们却依然故我，耽于安乐，一旦让这些沉溺于安佚之中的人去迎战，后果可想而知。于是，大声疾呼：“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又一次点明本文主旨。

论说至此，“知安忘危”的弊端已经分析得相当透彻，于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开始正面阐说教民战守的具体方法及其益处。他提倡士大夫人人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希望老百姓个个练习阵法，激励斗志。最后又指出，全民皆兵还有一大收益，就是令军队感觉到无形压力，迫使宋军将士打消骄横的毛病和怨气，这也是当时的宋军缺乏战斗力的一大症结。

本文遵循了苏洵倡导的“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文学主张（见苏轼《凫绎先生文集序》），也反映出青年苏轼辅君治国、报效朝廷的济世理想。他不仅立志洒血疆场，为国捐躯，也力求以笔帮助朝廷克服弊端，为维护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尽力。因此他能够在制科考试中敢议敢言，纵横开阖，对各种社会弊病大加挞伐。北宋李觏谓苏轼的二十五策“霆轰风飞，震伏天下”（《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十五引），可见他的这些政论、说理文于当时影响之巨大。

苏轼曾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与二郎侄》）本文旨在说理，不像文学散文可以大肆渲染铺叙，但也已表现出苏轼文章中那种笔墨澜翻、飘沙走石的气势。

苏轼善于借古鉴今，反复论证、剖析，颇具战国纵横家雄辩滔滔、笔势突兀的风格，文章极具说服力。本文援引史实，既说先王前贤成功的事例，又叙后世迂儒失败的教训，正反论证，两相对照，令读者自然意识到居安知危的迫切和重要。如此还嫌不够，他又举出“安史之乱”这样一个尽人皆知的史实，将盛唐的衰亡归结于世人的安逸，令人怦然心惊之余，不能不顺着他的思路继续伸展，联想到眼前的社会，延伸到自己的周围。

苏轼曾谈及写作体会：“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乃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自评文》）他的文章确能根据不同的描写对象或表达需要，呈现不同的形态。本文或论古，或证今，或说理，或譬喻，均浅显易懂，形象鲜明，极其自然，显示出苏轼独有的随心所欲的自然文风。尤其是以养身喻治国，通俗而亲切，难怪清人沈德潜赞叹：“乐天诗，东坡文，虽庸夫妇竖读之亦当首肯，此种是也。”（《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二十二）

本文逻辑顺序相当清晰，自始至终沿着“安逸是害，战守则强”这样一条主线推理论证，层层呼应，用语精辟。例如论证宋廷“赂敌”政策的必不可行，只用了三句话：“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既浅显，又真确，充分显示出苏轼敏锐的思辨能力和高超的驾驭文字的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