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冷泉亭记
白居易
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尤。由寺观,冷泉亭为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寻,广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胜概,物无遁形。春之日,吾爱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导和纳粹,畅人血气;夏之夜,吾爱其泉渟渟,风泠泠,可以蠲烦析醒,起人心情。山树为盖,岩石为屏,云从栋生,水与阶平。坐而玩之者,可以濯足于床下;卧而狎之者,可以垂钩于枕上。矧又潺湲洁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尘,心舌之垢,不待盥涤,见辄除去,潜利阴益,可胜言哉!斯所以最余杭而甲灵隐也。
杭自郡城抵四封,丛山复湖,易为形胜。先是领郡者,有相里君造虚白亭,有韩仆射皋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观风亭,有卢给事元辅作见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藇最后作此亭。于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谓佳境殚矣,能事毕矣。后来者虽有敏心巧目,无所加焉。故吾继之,述而不作。
长庆三年八月十三日记。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七月,白居易罢中书舍人,随后诏除杭州剌史。由京官而地方官,这实是白居易目睹了朝中明争暗夺、勾心相斗的现状之后所作出的一种主动选择。而能获准到杭州作官,这又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快事。白居易少年时曾到过杭州,并立志要来杭州当官,所以这次来杭任职,乃遂其平生夙愿。到杭州一年,白居易几乎遍履各处名胜,诗文志述,更是不绝,这篇《冷泉亭记》即为其中一篇。
名胜记述,不同一般文字,最忌表面平直,而于白居易这样意欲以其文传诸后世者,则更是如此,所以这篇《冷泉亭记》在写作上就很注意通过曲笔回环、游目四极的方法,恰到好处地突出景观的特征。文章一开头即由东南而余杭(杭州古称)由余杭而灵隐,由灵隐而冷泉。采用层层限制和步步递进,拈出冷泉亭为杭州乃至整个东南山水之甲。这实在是因为东南形胜,人皆尽知,如若平直道出,必然索然无味;如欲开门见山,则不免有一种突兀无依之感,反不易表现冷泉亭独特之处,所以如此写来,倒有点象是入境观景,渐进渐佳,曲径道幽之感,乃至霍然而现者,便是述写的对象。“亭在山下水中央”云云,是对景观的直接描写。然虽为直接描写,其间已隐有起伏。“高不倍寻,广不累丈”,似乎冷泉亭并不起眼,然作者命意却并不在此,故紧接着写“撮奇得要,地搜胜概,物无遁形”。诚如“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一样,冷泉亭虽小,而处灵隐寺之侧,飞来峰之下,汇奇幽于一体,集精巧于其间,借景成境,揽物毕至,蔚蔚然自成奇观。这从整体上构成了景观的统一性,即由全部视野中可看到完整的独立性,又从景亭的延接中看到局部的无限性。作者写亭至此,虽运笔无多,却似乎已勾尽冷泉亭之形貌。如若仅是描画亭景,似乎也可住笔。然作者却不这样,因为眼下所勾画的冷泉亭,还只停留在景,而真正能给人以深长体味的景还必须上升到境,并从境中感受到趣和情。这也就引导出了进一步的述写。
从“春之日”以下,作者便把自身介于其中。人与景的交融,遂使得单纯的景中注入了一种生命意识。“草薰薰木欣欣”是冷泉亭沐浴春风时节的景象,薰薰欣欣既可看作草木繁茂胜状,又可看作是人的一种感觉,而感觉与外物的一致,也正是生命情调的沟通。这样文中所述之景就渐渐由单纯的显现过渡到了境的生成。境是物态在更高层次上更为深刻的表现,从中可以体会到情的存在,而这种情既是人情,又是物情,抑或两情相一。“春之日”是这样,而“夏之夜泉渟渟,风泠泠”也是这样。物态自然成声,确可使人闻之恰然,而渐渐融入自然,从而使景不止流于观赏,还含有一种与人心潜通之中的陶冶性情。实际上好的景观必然具备这一因素,惟其如此,游赏者才可进一步从景观之中感受到“趣”!这种“趣”,一方面来自景观的自然生成,一方面又是人心的着意寻觅。如冷泉亭“山树为盖,岩石为屏,云从栋生,水与阶平,这是景的自然生成,它本身构成了“趣”的基础。至于“坐而玩之者,可以濯足于床下;卧而狎之者,可以垂钩于枕上”,这都是人心的着意寻觅,“趣”即在其间。白居易写此文时已五十多岁,官场多年,尤其在长安目睹了朝中的勾心斗角,自然在无法“兼济天下”之时谋求着能够“独善其身”,可他又不能完全退入归隐之途,所以心中最渴求的便是如任职杭州这样,既可于任上做些实际事情,又可借山水之乐娱其心怀。因而在冷泉亭中他所觅的“趣”是一种清净幽闲,逸适自然的“趣”。何况冷泉亭本身洁澈柔滑,明净如鑑,世俗尘垢,于此荡然不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造化的天成。这点便是这篇述景之作的主旨所在。
文贵自然,述景之作以自然为摹写对象,似乎更应具自然之特质。《冷泉亭记》在写法上运笔迂回,机巧流动。观其文,如历其景,如入其境,悠悠然于清幽之中升起一片明净惬爽之意,或使人陶然忘我,或使人心向往之,这实是好的述景文字的魅力,也应是好的景致所须创造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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