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法散文·宋辽金元兵法·何博士备论》原文鉴赏
[原文] (节选)
六 国 论
秦得所以并天下之形,而灭下遂至于必可并,六国有可以拒秦之势,而秦遂至于不可拒者,岂秦为工于毙六国耶?其祸在乎六国之君,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故也!
秦之为国,一而已矣,而关东之国六焉。计秦之地,居六国五之一;校秦之兵,当六国十之一。以五一之地,十一之兵,而常擅其雄强,以制天下之命者,由其据形便之居,俯扼天下之吭,而蹈其膺背于足股之下故也。使六国之君,知夫社稷之实祸在秦,而相与致诚缔交,戮力以摈秦,即秦诚巧于攻斗,则亦何能鞭笞六国,估之骈首西向而事秦哉?又况得以一一而夷灭之也?盖其不知虑此,凡所以早朝而晏罢者,皆其自相屠毙之谋。此秦所以得收其敞,而终为所擒也。
盖六国之势,莫利于为纵,莫害于为横。纵合则安,横成则危,必然之势也。方其为纵于苏秦也,秦人不敢窥兵函谷关者十五年。已而为横于张仪,而山东诸侯岁被秦祸,日割地以求事秦之欢,卒至于地尽,而国为墟。六国固尝收合纵之利矣,然而终败于为横之害者,其祸在乎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故也!所谓战所可亲,忘所可仇者,秦人稍蚕食六国而并夷之,则关东诸侯皆与国也,宜情亲势合,以谋抗秦。然而齐、楚自恃其强,有并吞燕、赵、韩、魏之志,而缓秦之祸;燕、赵、韩、魏自惩其弱,有疑恶齐、楚之心,而胁秦之威。是以横人得而因之,散败从约。秦以气恐而势喝之,故人人震迫,争入购秦,唯恐其独后之也。曾不知齐、楚虽强,不足以致秦之畏,而其所甚忌者,独在乎韩、魏也。韩、魏者,实诸侯之西蔽也,势能限秦,而使之无东。秦苟有以越之,我得以制其后,此秦之所忌。使齐、楚、燕、赵审夫社稷之实祸在秦,而知韩、魏之为蔽于我,委国重而收亲之。固守纵约,并力一志,以仇虎狼之秦,使其一下兵于六国,则六国之师悉合而从之,则秦甲不敢轻越函谷,而山东安矣!
或曰:韩、魏者,秦之错壤也。奏兵之加韩、魏也,战于百里之内;其加于四国也,战于千里之外。韩、魏之致秦兵,近在乎一日之间。而其待诸侯之救,乃在乎三月之外。秦攻韩、魏,既归而休兵,则四国之乘徼者尚未及知也。今徒执虚契以役韩、魏,则秦人固将疾攻而力蹶之,是使二国速被实祸,而齐、楚、燕、赵反居齿寒之忧,非至计也。噫! 齐、楚、燕、赵之民,裹粮荷戟以应秦敌者,无虚岁也,然终不能纾秦患于一日。四国诚能岁更各国之一军,命一偏将提之以合戍韩、魏,而佐其势,则是六国之师,日萃于韩、魏之郊,仰关而伺秦。秦诚勇者,虽日辱而招之,固不轻出而以腹背支敌矣。
夫苏秦、张仪,虽其为术生于揣摩辨说之巧,人皆贱之,然其策画之所出,皆足以为诸侯之利害,而成败之。盖苏秦不获终见信于六国,而张仪之志独行于秦,此六国之所以见并于秦也。
嗟乎! 使关东之国裂而为六者,岂天所以终相秦乎?向使关东之地合而为一,以与秦人决机于韩、魏之郊,则胜负之势盖未可知。使齐能因其资而遂并燕、赵,楚能因其资而遂并韩、魏,则鼎足之势可成。以其为国者六,是以秦人得以间其欢而离其交,终于一一而夷灭之。悲夫!
秦 论
兵有攻有守,善为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则克,以守则固。当攻而守,当守而攻,均败之道也。
方天下交臂相与而事秦之强也,秦人出甲以攻诸侯,盖将取之也。图攻以取人之国者,所谓兼敌之师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乱也,秦人合卒以拒诸侯,盖将却之也。图拒以却人之兵者,所谓救败之师也。兼敌之师利于转战,救败之师利于固守,兵之常势也。
秦人据崤函之阻以临山东,自缪公以来常雄诸侯,卒至于并天下而王之。岂其君世贤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乱,天下相与起而亡秦,不三岁而为墟。以二世之不道,顾秦亦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捐背叛之山东,严兵拒关为自救之计,虽以无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区,犹可岁月保也。不知虑此,乃空国之师以属章邯、李由之徒,越关千里以搏寇,而为向日堂堂兼敌之师,亦已悖矣!
方陈胜之首事,而天下豪杰争西向而诛秦也,盖振臂一呼而带甲者百万,举麾一号而下城者数十。又类皆山林倔起之匹夫,其存亡胜败之机,败决于一战,其锋至锐也! 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师,乃提孤军,弃大险,渡漳逾洛,左驰右鹜,以婴其四合之锋,卒至于败。而沛公之众,扬袖而下控函关。虽二世之乱足以覆宗,天下之势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于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
夫秦役其民以从事于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于公斗、乐于卫上之风声气俗犹在也。而章邯之为兵也,以攻则不足,以守则有余。周文常率百万之师附于城下矣、章邯三击而三走之,卒杀周文。使其不遂纵以搏敌,而坐关固守为救败之师,关东之士虽已分裂,而全秦未溃也。
或曰: 七国之反汉也,议者归罪于吴楚,以为不知杜成皋之口。而汉将一日过成皋者数十辈,遂至于败亡。今豪杰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关转战何也?嗟夫! 务论兵者,不论其逆顺之情与夫利害之势,则为兵亦疏矣!
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众亦锐于亡秦,是以豪杰之起者因民志也,关东非为秦役矣。汉无可叛之衅,而天下之民无志于负汉。则七国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为汉役者也。以不为秦役之关东,则二世安得即其地而疾战其民?以方为汉役之天下,则汉安得不趋其地而疾诛其君?此战守之所以异术也。
昔者,贾谊、司马迁皆谓:“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则山西之地可全而有”,卒取失言之讥于后世。彼二子者,固非愚于事机者也,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势耳。虽然,彼徒知秦有可全之势,而不知至于子婴而秦之事去矣,虽有太公之佐,其如秦何哉?
楚 汉 论
王天下者,其资有三: 有以德得之; 有以力并之; 有以智取之。得之以德者,三代是也;并之以力者,秦人是也;取之以智者,刘汉是也。盖以力则不若智之胜,以智则不若德之全。
至于项羽之争天下也,其所执者为何资耶?德非羽之所得言者矣,其于智、力之资又皆两亡焉。而后世之议乃曰:“项羽其亦不幸遇敌于汉,而遂失之。”嗟夫! 虽微汉高帝,而羽之于天下固将失之也。汉王之于智盖疏矣! 以其能得真智之所在,此所以王。项羽之力尝强矣! 以其不知真力之所在,此所以亡。
彼项羽以百战百胜之气,盖于一时,手裂天下以王豪杰而宰制之,自以天下莫能抗也。观其所赖以为资,盖有类乎力者矣。虽然彼之所谓力者,内恃其身之勇,叱咤震怒足以威匹夫;外恃其众之劲,搏卒决战,足以吞敌人而已。至于阻河山、据形便,俯首东瞰,临制天下,保王业之固,遗后世之强,所谓真力者,彼固莫或之知也。是以轻指关中天险之势,燔烧屠戮,以逞其暴。卒举而遗之二三降虏,反怀区区之故楚,而甚荣其归。乃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能知者?”此特浅丈夫之量,安足为志天下者道哉?
后之数羽之罪者皆曰:“夺汉王之关中,负信义于天下,此所以亡。”嗟夫!使项氐无意于王,而徒夺汉王之关中,则谓其得罪于区区之信义,可也。如其有意于王而夺之,是得计也!惟其知夺而不知有,此所以亡耳! 古者创业造邦之君而为是之为者可胜罪哉!
韩信未释垓下之甲,而高祖夺其兵,不旋踵而又夺其齐。然而智者不非而义者不罪者,以其为天下者重,而负人者轻故也。是以不顾意气之微恩,而全社稷之大计也。汉高祖挟其在己之智术,固无足以定天下而王之。然天下卒归之者,盖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也。夫能因人之智而任之不疑,则天下之智皆其资也。此所谓真智者也! 又其所负者帝王之度,故于其西迁也,则曰:“吾亦欲东耳!安能悒悒久居此乎!”此其与项羽异矣。
虽然,使无智术之士,以主其谋,则天下之事亦去矣。方其入关,乃封秦府藏还军霸上,其画婉矣。乃怵于妄议,一旦拒关无纳东兵,以逆其众集之锋,几不免于项氏之暴。使遂卑而骄之,当能舒徐拱揖,以得项王之欢心,莫枕而王关中,抚循其众,徐为后图,则天下不足定矣。幸而复获汉中之迁,因思归之士并三秦、定齐赵、收信越,以与项王亲角者数岁,仅乃得之。
向使项羽据关而王,驱以东出,使与韩、彭、田、黥之徒,分疆错壤以弱其势,则关东之土尚可得兼哉?信乎!王者之兴,固有所谓驱除者也!
晁 错 论
古者持国任事有四臣焉:杜患于未兆,弭灾于未形者,贤臣也;祸结而排之使安,难立而戡之使平者,功臣也; 国安矣,挈而错之危世,治矣,汩而属之乱者,非愚臣即奸臣也。盖奸臣之不足者忠,愚臣之不足者知。忠、知不足而持国任事,祸之府也。
昔者晁错尝忠于汉矣,而其知不足以任天下之大权也。是以轻发七国之难,而其身先戮,于一人之言可不谓愚乎?彼错者为申、韩之学,锐气而寡恩,好谋而喜功之臣也。自孝景之居东宫,而错说之以人主之术数也,固以知宠之矣! 及其即位,而以天下听之。彼挟其君之以天下听之也,欲就其所谓术数之效,是以轻为而不疑,决发而不顾,卒以忧君危国几成刘氏之大变。而后世之士犹或知之,独子云乃谓之愚。
子云之愚错也,非以其知不足以卫身而愚之也,亦以其不能杜七国未发之祸,而故趋之于乱也。东诸侯之势诚强矣。强而骄,骄而反,其理也。然而束之而使无骄,御之而使无反者,岂固无术耶?而错之策曰; 削之不削,皆且反也。削之则反速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是错之术无他,趣之以速反而已。错之所谓祸小者,以吾朝削其地而暮得其民故也。
安有数十年拊循之民,一旦而遂不为之役也?吴王所发五十万之众者,皆其削郡之民也。连七国百万之师,西向而图危关中,乃曰祸小者,真愚也! 夫七国之王,独吴少尝军旅,为宿奸、故恶。其六王皆骄夫孱稚,非有高材绝器、挟智任术,足以就大计者。其谋又非前缔而宿合之也。今一旦倘徉相视而起,皆吴实迫之,欲并以为东帝之资耳!
当孝文之世,濞之不朝,发于死子之隙,而反端著矣。贾谊固尝为之痛哭矣。然而孝文一切包匿,不穷其奸,而以恩礼羁之。是以迄孝文之世三十余年而濞无他变也。濞之反于孝景之三年,而其王吴者四十三稔矣。齿发固已就衰,而向之勇决之气与夫骄悍之情、窥觊之奸皆已沮释矣!今一旦奋然空国西向,计不反顾者,濞岂得已哉?有错之鞭趣其后以起之也。昔高帝之王濞者三郡,且南面而抚其国者四十余年。错之任事,一旦而削其二郡。楚、赵诸齐皆以暗隐徽慝夺其封国之半,彼固知其地尽而要领随之。是以出于计之无聊,为一决耳!
向使景帝袭孝文之宽杀而恩礼有加焉,而错出于主父偃之策,使诸侯皆得以其封地分侯支庶,以弱其势。则濞亦何事乎?白首称兵冀所非望,而楚、赵诸齐不安南面之乐,而甘为濞役也?
吴王,反虏也,固天人之所共弃,未有不至于败灭者。然亦幸其未为晓兵者也! 使其诚晓兵,则关东非汉有而错之罪可胜戮哉! 方濞之起也,其谋于宿将,则曰:必先取梁。其谋于新将,则曰:必先据洛。二策皆胜策也。而吴王昧于所用,故败亡随之。其曰必先取梁者,梁王,景帝之亲母弟,国大而强。北距泰山,西界高阳。今释梁不下,而兵遂西。则汉冲其膺,梁寿其吭,不战而成擒矣。此宿将以先取梁为功者,图全之策也。所谓以正合者也。洛阳阻山河之固,扼西兵之冲;积武库之械,丰敖仓之粟。今不疾据而徐行留攻,则汉骑腾入梁楚之郊以蹙之,败可立待也。此新将以先据洛为功者立奇之策也。所谓以奇胜者也。二策者皆胜策也。虽反国之虏无所恃之,亦兵家之至数也。幸其当时无以双举而并施之以教之也。是以吴王用其攻梁而不用其据洛,此所以亟败也。
所谓双举而并施者,锐师卷甲以趣洛阳,重兵疾攻以覆梁都。虽无能入关,而山东举矣。知取梁而不知取洛,取汉兵得以东下。知据洛而不知取梁,则渠兵得以蹑后。使锐师据洛,而重兵攻梁,洛已据则汉兵不能即东。汉兵不东,则必举梁,梁举而山东定矣。幸其不出于此,乃屯聚而不分,以压梁壁。梁未及下,而亚夫之辈驰入荥阳而壁昌邑矣。求战不得,欲去不可,傍徨无所之,而坐成擒。故曰: 幸其未为晓兵者也!
向使吴王两用其策,而又假田禄伯以偏师,提之以趋武关; 周丘长驱,遂历阳城之北,反虽不迟而祸实大矣! 呜呼! 孰谓晁错非真愚者哉?
汉武帝论
兵有所必用,虽虞舜、太王之不欲,固常举之。有所不必用,虽蚩尤、秦皇之不厌,固当战之。古之人君有忘战而恶兵,其敝,天下皆得以陵之,故其势蹙于弱而不能振; 有乐战而穷兵,其敞,天下皆得以乘之,故其势蹶于强而不知屈。然则兵于人之国也,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矣!
西汉之兴,历五君而至于孝武。自高帝之起匹夫,诛强秦,蹙暴楚。已而平反乱,征不服,迄终其世而天下伏尸流血者二十余年。吕后、惠、文乘天下初定,与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拔之德,其于兵也,固惮言而厌用之也,可谓知天下之势矣! 孝景之于汉也,盖威可抗,而兵可形之时也。然而即位未几,卒然警于七国之变,故其志气创艾,亦姑安天下之无事,未暇为天下之势虑也。然其为汉之势,亦浸以趋弱矣!
孝武帝以雄才大略承三世涵育之泽,知夫天下之势将就弱而不振,所当济之以威强,而抗武节之时也。方是时也,内无奸变之臣,外无强逼之国,而世为汉患者独匈奴耳。
夫匈奴自楚汉之起,乘秦之乱,复践河南之地而其势始强。高帝曾以三十万之众困于白登之围,盖士不食者七日。已解而归,不思有以复之而和亲始议矣。高后被其媪书之辱,临朝而震怒矣。终之以婉辞顺礼,慰适其桀骜之情。凡此者皆欲与民息肩,姑置外之而不校也!
孝文之立,其所以顺悦输遗者,甚至饰遣宗女以固其欢。盖送车未返,而彼已大举深入,侯骑达于甘泉、雍梁矣。其后乍亲乍绝,盖为寇患,至于近严霸上、棘门、细柳之屯,以卫京都。以孝文之宽仁、镇静,摄衣发愤,亲驾而驱之者再。乃至乎辍饭搏髀,而思颇、牧之良能也! 孝景之世,其所以悦奉之情与夫遗给之数又加至矣。然其寇侵之暴,纷然其不止也。
由是观之: 汉之于匈奴,非深惩而大治之,则其为后患也,可胜备哉?是以孝武抗其英特之气,选徒习骑,择命将帅,先发而昌诛之。盖师行十年,斩刈殆尽,名王贵人,俘获百数。单于捧首,穷遁漠北。遂收两河之地而郡属之。刷四世之侵辱,遗后嗣之安强。至于宣、元、成、哀之世,单于顿颡臣顺,谒期听令以朝,位次比内诸侯。虽曰劳师匮财,而功烈之被远矣。
使微孝武,则汉之所以世被边患,其戍役转饷以忧累县官者,可得而预计哉?甚矣! 昧者之议,不知求夫天下之势强弱之任所当然者, 而猥曰, 文、景为是慈俭爱民, 而武帝黩于兵师,祈至与秦皇同日,而非诋之,岂不痛哉?
使孝武不溺于文成、五利之奸,以重耗天下;攘敌之役止于卫、霍之既死,而不穷贰师之兵,则其功烈与周宣比隆矣。
李 陵 论
善将将者不以其将予敌,善为将者不以其身予敌。主以其将予故,而将不辞,是制将也;将以其身予敌,而主不禁,是听主也。故听主无断,而制将无权,二者之失均焉。
汉武召陵欲为贰师将辎重也。而陵恶于属人,自以所将皆荆楚勇士、奇才、剑客,愿得自当一队,以步卒五千涉单于庭,而无所事骑也。夫所谓骑者,匈奴之胜兵长技也。广泽平野,奔突驰践,出没千里,非中国步兵所能敌也。以匈奴之强,兵骑之众,居安待佚为致敌之主,而吾欲以五千之士,擐甲负粮,徒步深入,策劳麾惫为赴敌之客,是陵轻委其身以予敌矣! 而汉武不之禁也,乃甚壮之而听其行。上无统帅而旁无援师,使之穷数十日之力,涉数千里之地,以与敌角而冀其成功。陵诚勇矣! 虽其所以摧败,足以暴于天下,卒以众寡不敌,身为降虏,辱国败家,为天下笑者,是汉武以陵与敌也。故曰:二者之失均焉。
法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陵提五千之士,孤军独出当单于十万之师,转斗万里,安得不为其所擒也。是以古之善战者无幸胜,而有常功。计必胜而后战,是胜不可以幸得也。度有功而后动,是功可以常期也。
秦将取荆,问其将李信曰:“度兵几何而足?”信曰:“二十万足矣!”以问王翦,翦曰:“非六十万不可!”秦君甚壮信,而怯翦也。遂以二十万众,信将而行,大丧其师而还。秦君大怒,自驾以请王翦。翦曰:“必欲用臣,顾非六十万人不可也!”秦君曰:“谨受命。”翦遂将之,卒破荆而灭之焉。
冒顿单于媪辱吕后,汉之君臣廷议欲斩其使,遂举兵击之。樊哙请曰:“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哙可斩也! 昔高祖以四十万众。困于平城。哙奈何欲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也!”吕后大悟,遂罢其议。向使王翦徇秦君,以将予敌而不辞;吕后听樊哙,以身予敌而不禁,则二将之祸可胜悔哉!
夫李广、李陵,皆山西之英将也。材武善战,能得士死力,然轻暴易敌,可以属人,难以专将。世主者苟能因其材而任之,使奋励气节,霆击鸷搏,则前无坚敌,而功烈可期矣! 汉武皆乘其所任,二人者终偾蹶而不济,身辱名败,可不惜哉!
大将军卫青之大击匈奴也,以广为前将军。青徒广出东道,少回远,乏水草。广请于上曰:“臣部为前将军,令臣出东道。臣结发与匈奴战,乃今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而青阴受上旨,以广数奇,无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广遂出东道。卒以失期自杀。夫以厂之材勇,得从大将军,全师之出,其胜气已倍矣。又获居前以当单于,此其志得所逞,宜有以自效,无复平日之不偶也。奈何独摧摈之,使其枉道他出,遂死于悒悒,而天下皆深哀焉?
至若陵也,又听其以身予敌,而弃之匈奴,侥幸于或胜。及其以败闻,徒延首倾耳,望其死敌而已,无他悔惜也!嗟夫! 汉武之于李反,不得为无负也!盖用广者失于难, 而用陵者失于易,其所以丧之者一也。
贾复,中兴之名将也。世祖以其壮勇,轻敌而敢深入,不令别将远征,当自从之。故复卒以勋名自终。
盖壮勇轻敌者可以自从,而别将远征之所深忌也。观贾复之所以为将,无以异于陵、广也,而世祖不令别将远征,常以自从者,是明于知复,而得所以驭之之术也。故卒收其效,而全其躯。不然则复也亦殒于敌矣!呜呼!任人若世祖者几希矣。
蜀 论
或曰: 刘备之争天下也,不因中原而西入巴蜀,此所以据非其地,而卒以不振欤! 曰: 有之也。备非特委中原而趋巴蜀也,亦争之不可得,然后委之而西入耳! 备之西者,由智穷力惫,盖晚而后,出于其势之不得已也。
方其豪杰并起,而备已与之周旋于中原矣。始得徐州,而吕布夺之; 中得豫州,而曹公夺之; 晚得荆州,而孙权夺之。备将兴复刘氏之大业,其志未尝一日而忘中州也。然卒无以暂寓其足,委而西入者,有曹操、孙权之兵轧之也。备之既失豫州,而南依刘表也,始得孔明于羁穷困蹙之际。而孔明始导之以取荆取益,而自为资。孔明岂以中州为不足起,而以区区荆益之一隅足以有为耶?亦以魏制中原,吴擅江左,天下之未为吴魏者,荆益而已。顾备不取此,则无所归者故也。是以一败曹公,而遂收荆州,继逐刘璋,而遂取益州者,孔明之略也。虽然,孔明之于二州也,得所以取之,而失所以用之。至于遂亡荆州,而劳用蜀民,功业亦以不就,良有以也!
夫荆州之壤,界于吴蜀之间,而二国之所必争者也。自其势而言之: 以吴而取荆则近而顺,以蜀而争荆则远而艰。蜀之不能有荆,犹魏之不能有汉中也。是以先主朝得益州,而孙权暮求荆州。权之求之也,非以备之得蜀而无事乎荆也。亦以其自蜀而争之不若乎吴之顺故也。故直求之者,所以示吾有以收之也。盖备一不听而权已夺其三郡。备无以争,而中分畀之。以分裂不全之荆州,而有孙权之窥听其后,为之镇抚则安,动复则危。亮不察此,而恃关侯之勇,使举其众以北侵魏之襄阳。故孙权起蹑其后,杀关侯而尽争其荆州。此孔明失于所以用荆也。然后备之所有独岷益耳! 虽然,地僻人固,魏人不敢轻加之兵,而鼎足之形遂成。使备之不西,而唯徘徊于中州,则亦不知所以税驾矣。
备之既死,举国而属之孔明。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故尝数动其众而亟于立功。功每不就,而众已疲。此孔明失于所以用蜀也。夫蜀之为国,岩僻而固,非图天下者所必争,然亦未尝不忌其动。以其有以窥天下之变,出而乘之也。虽然,蜀之与魏,其为大小强弱之势,盖可见也。曹公虽死而魏未有变,又有司马仲达以制其兵。孔明于此,不能因备之亡深自抑弱,以盈怠其心,使共无意于我,励兵储粟,伺其一旦之变,因河渭之上流,裹粮卷甲,起而乘之,则莫不得志。乃以区区新造之蜀,倡为仁义之师,强天下以思汉,日引而北以求吞魏,而复刘氏。故常千里负粮, 以邀一日之战。不以败还, 即以饥退, 此其亟于有功而亡其量以待之也。
善为兵者,攻其所必应,击其所不备而取胜也,皆出于奇。孔明连岁之出,而魏人每雍容不应,以老其师,遂至于徒归。而又以吾小弱而向强大,未尝出于可胜之奇。蜀师每出,魏延常请万兵趋他道以为奇。亮每拒之,而延深以愤惋。孔明之出者六,盖尝一用其奇矣。声言由斜谷而遂攻祁山,以出魏人之不意。一旦而降其三郡,关辅大震。卒以失律自丧其师,奇之不可废于兵也如此! 而孔明之不务此也,此锐于动众而无其智以用之也。呜呼! 非汤武之师,而恶夫出奇卒以丧败其众者,可屡为哉?虽然,孔明不可谓其非贤者也。要之黠数无方以当司马仲达,则非敌故也。
范蠡之谓勾践曰:“兵甲之事,种不如蠡;镇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范蠡自知其所长,而亦不强于其所短,是以能济。孔明之于蜀,大夫种之任也。今以种、蠡之事,一身而二任之,此其所以不获两济者也!
[鉴赏]
《何博士备论》,北宋武学博士何去非所著,何去非,字正通。生卒年不详。浦城人(今福建浦城县)。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被任命为右班殿值武学教授博士。《何博士备论》是他评论从秦汉到五代兴废成败、22个军事人物用兵得失和战略策略的书。纪晓岚在《四库总目提要》中称它“其文雄快踔厉,风发泉涌”。全书共28篇,现存26篇。而在《历代名贤确论》中,除现存26篇外,还有《论邓禹》1篇。
《何博士备论》从历史经验与教训中,总结战略和战术规律,研究一些重要人物业绩,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论断。本书选录了《六国论》、《秦论》、《楚汉论》、《晁错论》、《汉武帝论》、《李陵论》、《蜀论》7篇,兹择其要点,分述如下:
《六国论》中指出:从秦的实力与六国实力相比较看,秦的幅员为六国的六分之一,兵力为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而六国终于为秦所灭,那是因为六国分别为秦所各个击破的缘故。这是“连横”对“合纵”的胜利,是政治策略的胜利。因为有了这个政治策略的胜利,各个击破六国的战略方针,才得以顺利实现。从这个观点看来,何去非已明确地认识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和“政治策略决定战略的成败”的道理。从而全面地论述了秦灭六国与战略的关系。所以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苏洵作《六国论》咎(谴责)六国之赂秦(即侧重六国政治策略的错误);苏辙作《六国论》咎四国之不救(即谴责齐楚燕赵不救韩魏的战略错误)。去非所论,用盖二意(即是把政略与战略联系起来研究。)”
《秦论》中指出: 当“天下交臂事秦”之时,秦军东出而灭六国;“当天下相与起而亡秦”之时,章邯率秦军东出而覆灭。问题不在于秦军是否应该东出,也就是不在于战略上攻、守是否得宜,而在于民心之得失。并进一步用西汉周亚夫率军东出而平七国之乱来证明上述论点。他用这些历史事实阐明了“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和“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的真理性。
《楚汉论》中,项羽之败于刘邦,在于“汉高(刘邦)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则天下之智皆为其资”;项羽只凭血气之勇,有人才而不能用,“知夺而不知有”,只知夺取地方,而不懂统治的方法,不会利用有利的形势。以致愚昧无知地“捐关中天险之势……反怀区区之故楚,而甚荣其归”。从而指出:智谋必然战胜愚勇。
《汉武帝论》中指出“兵有所用……有所不用。”以汉、匈和与战的经过为例,说:“高帝灭秦楚,征不服,天下流血二十年。吕后、惠、文乘天下初定,与民休息。”对匈奴不惜忍辱和亲而不肯用兵,是因为用兵条件尚不具备。到景帝时,虽有了用兵的条件,又逢七国之乱,也“姑持安天下之策”。至此,汉已经历五世,他们都既不用兵,也未忘战,并为此而积极准备。到武帝时,才“选徒习骑,择命将帽,先发而倡诛之。行师十年,斩刈殆尽……刷四世之侵辱,遗后世之安强”。这是由于此时条件已经成熟了。所以,“古之人君,有忘战而恶兵,其敝,天下皆得以陵之,故其势蹙于弱而不能振;有乐战而穷兵,其敝,天下皆得以乘之,故其势方于强而不知屈。然则兵之于入之国也,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矣”。关键是要看用兵的主客观条件是否已经具备。这对北宋当时所处的情况,无疑有其可以借鉴的地方。
《李陵论》中指出:“李陵以步卒五千当敌骑十万之从”虽然是“英勇悲壮”,但其结果还是全军覆没。认识到:“古之善战者,计必胜而后战”的重要。也就是我们现代所说的“不打无把握之仗”,反对“冒险主义和拼命主义”的意思。
《蜀论》认为诸葛亮对荆、益二州“得所以取之,失所以用之,至于遂亡荆州而劳用蜀民,功业亦已不就,良有以也”。其意思就是说,关羽攻襄阳,以至失荆州;诸葛亮六出祁山,都是“劳蜀之民”。总之,认为不应攻魏,对于孔明“联吴抗魏”的战略与策略,看来是不理解的。荆州之失,主要在于关羽,既不能联吴,又疏于防吴;“蜀民之劳”,在于刘备执意伐吴,才有虎亭之败,蜀国元气大丧。这两项都是刘、关破坏了孔明“联吴抗魏”的策略所招来的失败,文章作者却把这些都算在孔明的帐上,归咎于他,这是不公允的。至于“六出祁山”,已在荆州既失,夷陵惨败之后,是“以攻代守”的策略,也就是战略上的防御,战术上的进攻。所以孔明拒绝出奇制胜,拒绝魏延建议。这一点也是文章作者所未能理解的。他对孔明的评论,归根到底,就是说,不应攻魏,而应防守待机。须知防御也有积极防御(攻势防御)与消极防御之别,这一点,看来文章作者和北宋士大夫们一样,都卷入了消极防御的思潮中去了。这也可说是“时代烙印”吧!
此外,《晁错论》指出:晁错之愚,就在于既不能防“七国未发之祸”,反而促使七国加速叛乱,不知“上兵伐谋”的道理。继之,又指出吴王濞不懂“两面作战必须集中力量击破一方”的原则。《李广论》指出军纪的重要性。《霍去病论》提出:“善用兵者,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也就是说要灵活运用作战原则,而不能死搬教条墨守成规。《魏论》从曹操用兵中,阐述了“兵以诈立”的原则。《司马仲达(懿)论》和《陆机论》中,论述了封建时代君将矛盾。《邓艾论》论述了“偷渡阴平”作战中的创造性和冒险性。《吴论》从孙氏三世治吴,说明“因势利导”,“量力而行”的重要。《晋论》指出分封宗室导致了八王之乱。《符坚论》指出符坚淝水之败的原因是:战争既非正义的,战略、战术上,也违背了“以寡遇(敌)众,其势宣合(集中兵力);以众遇寡,其势宜分(分路前进)”的原则。把众多的兵力集中在一点上,兵力既展不开,前后也不相属,所以失败。《宋武帝论》指出战机之不可失。《唐论》指出方镇拥兵自重,是唐代的乱源。《五代论》着重指出:“五代之君,遂相攘取,朝获暮失”,都是由于“强将骄兵”的迭相篡夺。
通观《何博士备论》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明确地对战争性质作了区分。认为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战争,战争既“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重要的是要看是否合乎“德”,合乎“顺逆之情”、“利害之事”。二是集中论述了战略方面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史上,战略、战役、战术三种概念从来是不加分别的,统称为“谋”、“略”、“计”或“智”,反映在兵学著作上更是如此。《何博士备论》却不同,它除两三篇讲的是对战争的看法和治军问题外,其作都是关于战略方面的论述,近乎战略专著的古代兵书,不仅在它问世之前是没有的。三是寓事于理,论从史出。我国古代兵书,一般都是纯理论性的著作。而《何博士备论》则把对战略问题的观点见诸于“历代所以废兴成败”的评论之上,融汇于重要军事历史人物用兵得失的探讨之中,这种史论结合的论兵方法,是很独特的。
《何博士备论》对研究我国古代战略形成和发展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对后人从战略指导的实践中去评价军事历史人物也有着良好的影响,它丰富了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宝库。日本人曾据该书的《浦城遗书》本进行重刊。欧洲一位名叫佛郎塞尔的学者还用英文翻译出版了这部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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