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散文名篇·朋党论》唐宋八大家名作鉴赏

《欧阳修散文名篇·朋党论》唐宋八大家名作鉴赏

臣闻朋党①之说，自古有之，惟幸②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③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④，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⑤。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⑥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冶。《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⑦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⑧。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⑨。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⑩。”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11}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注】

①朋党：人们因政治目的、主张相同而结合的派别或集团。宋仁宗时，以范仲淹为首的革新派，被诬为朋党，遭贬谪。数年后，范仲淹再次执政，欧阳修因作此文。②幸：希望。③党引：结为私党，互相援引。④共工：旧传共（gōng恭）工、驩（huān欢）兜、三苗和鲧（gǔn驩）为尧时的四凶。⑤八元、八恺：据《左传》，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称八凯。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称八元。此处元、恺皆和善之意。⑥皋（gāo高）陶：掌管刑法。夔：掌管音乐。稷：掌管农事。契（xiè泻）：掌管教育。⑦用：因此。⑧目为党人：东汉桓帝、灵帝时，两次兴起党狱，株连正人君子多达四千余人。此言汉献帝时，有误。⑨“唐之晚年”句：指唐穆宗、宣宗年间的牛僧孺与李德裕的党争，史称“牛李党争”。⑩“及昭宗时”句：唐昭宗在位十五年，904年被朱温杀害。次年，朱温又杀朝官三十余人，投之黄河，但当时仍用唐昭宗的“天佑”年号。{11}诮：责备。

本文是欧阳修于庆历四年（1044）写给仁宗皇帝的一封奏章。当时革新派范仲淹、杜衍等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以夏竦、吕夷简为首的保守派被弹劾罢职后，不甘心其政治上的失败，广造舆论，竭力攻击、诽谤范仲淹等引用朋党。其陷害忠贤的险恶用心，深为欧阳修所洞察。于是欧阳修向宋仁宗上了这一篇奏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欲广陷良善，不过指为朋党”“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本文被评为是欧阳修最好的文章之一，也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中最好的文章之一。

文章先从社会发展的事实落笔，“朋党之说，自古有之”，证明朋党的存在有其历史的依据，并为下文征引历史事实埋下伏笔，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那么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作者用“同道”“同利”鲜明地概括出两者的不同，使自己的观点十分鲜明。接着，在前一段基础上的深入剖析，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的区别——君子是真朋，小人是伪朋。这是由于，小人之朋是从利出发的，所以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假的；而君子之朋出于对道的共同追求，所以必然能“终始如一”，所以是真的。

同时，欧阳修指出“道”和“利”，是区分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的关键所在。小人是以利，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利益相同则相结为党，见“利”则相互反目，“利”尽则分道扬镳；而君子是以“道”相互联结，同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道永远不变，则君子之党永远同心。第三段主要是广泛列举史实，证明用君子之真朋则国兴，用小人之伪朋则国亡。结尾处大量引用事实的基础上，着重阐述迫害君子之朋则国亡，信用君子之朋则国兴的道理。

本文是一篇富有战斗性的政论，实践了欧阳修“事信、意新、理通、语工”的理论主张，历来享有盛名，为人称道。本文在写作方法上，有如下两大特色。

一是全文自始至终运用了对比论证的艺术手法，逐层深入地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在开篇定下基调以后，就紧紧围绕着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区别步步展开：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小人无朋”是因其“所好者禄利，所贪者财货”；“君子有朋’是由于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小人以利害相交，必然见利忘义，利尽残害。最后，文章还列举了从上古尧、舜之时直至唐末各个朝代盛衰的大量历史事例，围绕国家兴亡治乱与朋党的密切关系，进行了反复的对比分析。事与理的结合，对比手法的反复运用，起到了化深奥为浅显，令人不得不信服的艺术效果。

二是文章转折句和排比句的交相运用，既纡徐有致，又富有感染力。本文气势磅礴，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富有忧患意识的政治家刚正不阿的战斗精神。但从其时徐时疾，张弛有度的说理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欧阳修沉着冷静的大将风度，表现在其语言的运用、句式的选择上。在对比论证中，作者多处运用了转折句式，如第四段，连用五个“莫如”。这一系列转折句式的运用，不仅突出了对比的效果，而且使论述的笔调趋于舒缓，使文章既明白晓畅，又委婉而耐人寻味。这正是作者所推崇的所谓“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的政论的艺术风格。

后人评论

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反反复复，说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末归到人君能辨君子小人。见人君能辨，但问君子小人，不问其党不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