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散文名篇·吉州学记》唐宋八大家名作鉴赏
庆历三年秋,天子开天章阁①,召政事之臣八人,问治天下其要有几,施于今者宜何先,使坐而书以对。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顿首,言此非愚臣所宜及,惟陛下所欲为,则天下幸甚。于是诏书屡下,劝农桑,责吏课,举贤才。
其明年三月,遂诏天下皆立学,置学官之员。然后海隅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皆有学。呜呼,盛矣!学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视其学之兴废。《记》曰:“国有学,遂有序,党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极盛之时,大备之制也。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岂非盛美之事,须其久而后至于大备欤。是以诏天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后为羞。
其年十月,吉州②之学成。州旧有夫子庙,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宽之至也,谋与州人迁而大之,以为学舍。事方上请而诏已下,学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学也,吉之士率其私钱一百五十万以助。用人之力,积二万二千工,而人不以为劳。其良材坚甓之用,凡二十二万三千五百,而人不以为多。学有堂筵斋讲,有藏书之阁,有宾客之位,有游息之亭,严严翼翼,壮伟闳耀,而人不以为侈。既成,而来学者三百馀人。
予世家于吉③,而滥官于朝,进不能赞扬天子之盛美,退不得与诸生揖让乎其中,然予闻教学之法,本于人性,磨揉④迁革,使趋于善,其勉于人者勤,其入于人者渐。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须迟久之功,至于礼让兴行而风俗纯美,然后为学之成。今州县之吏不得久其职而躬亲于教化也,故李侯之绩及于学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后之人,毋废慢天子之诏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归荣故乡而竭于学门,将见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为公卿。问于其俗,而婚丧饮食皆中礼节。入于其里,而长幼相孝慈于其家。行于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壮者代其负荷于道路。然后乐学之道成,而得时从先生、耆老,席于众宾之后,听乡乐之歌,饮献酬之酒,以诗颂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览学舍,思咏李侯之遗爱,不亦美哉!
故于其始成也,刻辞于石,而立诸其庑⑤以俟。
【注】
①天章阁:宋朝官廷中藏书阁名。宋仁宗即位后,专用于珍藏太祖、太宗御像及真宗御制文集、御书等宫廷物品。②吉州:治所在今江西吉安市,宋时治庐陵、吉水、安福、泰和、龙泉、永新、永丰、万安等八县。③予世家于吉:欧阳修籍属吉州永丰沙溪镇,平生自署庐陵人。④磨揉:即磨炼。⑤庑:堂下周围的走廊、廊屋。
《吉州学记》作于庆历四年(1044)冬,是欧阳修应吉州知州李宽扩迁州学之请而作的一篇叙事性散文。它既是非常规范的叙事性散文,又具有超出一般叙事性散文的文学品位,堪称叙事性散文之典范。
欧阳修散文善以哲理入文,在叙事中加入议论成分,于平常的事件中,发掘出耐人寻味的意旨,《吉州学记》正体现出这样的特点。文章以吉州知州李宽扩迁州学为中心事件,完整地交代了这个事件发生的背景、经过、结果,以及它的意义和影响,体现了叙事性散文的规范性特点。但作者并没有拘泥于单纯叙事,而是从举贤才说起,进而宣扬自己立学的主张,由浅入深,以小喻大,见微知著。
详细来看,吉州知州李宽扩迁州学,只不过是州县的小举措而已,作者却将这个小事放置到“庆历新政”、仁宗下诏在全国范围内立学兴教的大的政治背景中去思考,从而赋予这个小事件普遍性的深广的意义。而后写仁宗问政于臣,以众臣的惶恐失措揭示出举贤才的重要性,而贤良之才的大量涌现又有赖于学校的培养,所以兴教立学也就势在必行。而后以“三代极盛之时”的完备学制为例,又以立学之诏下而臣民云集响应为证,进一步说明立学兴教深得民心。最后提出自己精辟的见解:“然予闻教学之法,本于人性,磨揉迁革,使趋于善,其勉于人者勤,其入于人者渐。”即教学的过程就是对人性的反复磨炼,要孜孜不倦、持之以恒,方才能够有所成就。
从一件小事出发,深入挖掘出发人深省的哲理和启示,而且又能论证有力,一语中的,欧阳修立意之高妙,令人叹服。此外,这篇散文充实的内容、深刻的思想价值、谨严浑融的结构、真挚热切的情感、流畅有致的行文风格,又给人赏心悦目的独特美感,被茅坤誉为“典刑之文”,实非过誉。
后人评论
茅坤《宋大家欧阳文忠公文钞》卷二十一称赞本文是“典刑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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