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好像是为劳动才来到这个世上。
很小的时候,外婆就教会了她劳动,挖田锄草、喂猪做饭、缝补浆洗,样样活路拿得起来,在响潭园个个称赞。
母亲十八岁嫁到杨家冲温家,祖父解放前抽鸦片卖掉许多田产,四九年得以划成贫农,但拖着一副抽过鸦片的病体,劳作自然被人瞧不上眼,祖母缠着小脚,一天到晚在堂屋和灶屋间走来走去,絮絮叨叨的数落祖父,几十年都是如此,却于事无补。父亲在村委会做主任,那时的干部特别热爱自己的岗位,一天到晚为村上的事奔波,家里主要靠母亲。上队里挣工分,侍弄自留地,喂猪、养羊、还有一群鸡,母亲几乎没有歇息的时间,碰上个雨天,也不能闲着,要搓纳鞋底的麻绳。正头腊月,家里别的人都闲下来了,母亲似乎比平时更忙,打豆腐、做米酒、熬糖、炸果子,几乎每天都是半宿。正月初一匆忙回响潭园给外公外婆拜个年,就要回家来做饭。因为父亲做主任的缘故,来我们家拜年的就很多,父亲负责给客人敬烟倒茶,给客人斟酒,做饭的事都是母亲操办,有时一天来七八拨客人,灶膛里的火就没有熄过。
1962年,我们在白杨树淌造新屋,母亲正怀着弟弟新楷,为了少请人,每天和父亲天不亮就开始出屋场。黄土一担一担挑出去以后,露出几个大石头,那时炸药紧张,吃过晚饭,母亲就在石头上码上干柴,点起熊熊大火,把石头烧红以后,用冷水浇,听着石头炸裂的声音,母亲一边擦汗,一边还哼起了姊妹歌:
高粱叶叶翠
姊妹来相会
房子造好时,母亲的月份已经很重了,立屋那天,她和父亲手里托着大盘,跪在地上接木匠师傅抛梁撒下的花生、板栗、核桃、包子和硬币,我看见她差点要倒在地上,小姨连忙扶住了她。
搬进新屋不久,新楷就出生了,后来又有了小妹新翠,这时祖母早已过世,祖父年纪大了,更不能做事了,一家七口人,就只有父亲母亲劳动,每年都是缺粮户。为了尽量多挣一点工分,母亲总是拣工分多但是比较累的事做。比如锄草,生产队长和会计一块田一块田估完工分,每块田多少工分写在一块篾片上,把篾片插在田里,锄完草验收质量后凭篾片到会计那记工分。队长和会计插完篾片。母亲就一块一块去看,哪一块工分最高,她就把那一块的篾片拿回来,当然工分高的必定是难度最大的,母亲愿意去做这个难的,不然,你上哪去找工分?队长会计知道母亲的心思,后来插完篾片,就会告诉她哪几块工分高,母亲就感激不尽。
那个年月,尽管父亲母亲拼命劳作,依然没有摆脱缺粮户的命运,每年年终分红时,别人家分到余粮钱,可以去买年货打烧酒愉愉快快的过个年,我们家依然只能拿回一个欠款的单子。母亲倒不气馁,能做的自己做,绝不比买到的年货差,到了腊月二十九,母亲就会回响潭园找舅舅借一两块钱,把一斤酒的酒票用出去,给父亲买一斤酒过年。
直到分田到户,我们家的日子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母亲能吃苦,又特別会种田,粮食多了,猪也喂的大,钱也不愁了,母亲经常会哼起山歌,她唱得最多的是《探妹歌》:
正月探妹是新春
树上的鸦鹊子唱高声
奴的姊妹哟……
母亲一边唱一边纳着鞋底,父亲就说,有没有新鲜的,母亲不理不答,唱的声音更大了。
这样的好日子持续了二十多年,父亲因为庸医乱用青霉素去世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母亲仿佛一下子苍老了十岁,她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但是又必须接受这个现实。
母亲打发伤心而寂寞的日子的方法就是拼命地劳动,她一个人种了十几亩地,而且是我们村种得最好的。不但田里看不到一根杂草,连田边地头的荒草也割得干干净净。她收的菜籽存到榨坊里,去打一次油就在账本上减一次。去年我回老家,碰到榨坊的师傅说,你妈存在我这里的菜油还可以打二十年,她只愿劳动不愿吃不愿喝,一个怪人。
母亲就是这样,每年喂几头猪,卖一头,至少杀一头,但是她却不怎么弄肉吃,火塘的楼板上密密麻麻挂的都是腊肉,不愿吃,也不愿卖。她走进走出看着那些肉,是她的成就,看一看就足够了。去年,母亲已经八十岁了,喂了一头猪,把几个杀猪佬累得够呛,硬是弄不到杀猪凳上去。后来一过秤,四百多斤,母亲喃喃地说,要是我愿意喂饲料这猪还可以喂大些的……
今年,我们坚决不让母亲喂猪了,我们承诺年底给她买一头猪,田也只让她种点小菜。前几天,弟弟来电话说,猪倒是没喂,但是田还是都种上了。我打电话回去问她怎么又种了那么多田,她在电话里说,我这个人,劳动惯了,我不劳动,浑身就不舒服,再说,我看不得田荒了,看着心里就发毛。她接着又说,我的洋芋长势才好,只是到时候没有猪来吃可惜了,我是不是还是买一个猪坯,不然粮食都浪费了。
第二天,弟弟发来一张照片,母亲正在土豆田里施肥,阳光照在她脸上,一脸的喜悦和甜蜜。母亲就是这样,只要劳动着,她就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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