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亚历山大城很冷,波多马克河上浓浓的寒气,不声不响地弥漫到两岸。岸边的樱花和梨花虽已悄悄地绽放,但风依旧是刺骨的,吹到脸上刀刮一样的感觉。坐落在城南端的平安之家公墓园,不像往常那么宁静。从各处赶来的人们轻轻地走进,悄悄地谈话,生怕惊动了什么似的。送别的场面总是肃穆的,仿佛连空气都不再流动了。我夹在人群里,默默地在心里祈祷,“小列宁,慢慢走啊,不会再有人追赶你了。”
第一次见到伊沙贝尔,我就忍不住惊呼:“啊,小列宁!” 他身材瘦小精干,眼睛炯炯发亮,一缕不长不短的胡子,讲起话来一抖一抖的,使他的脸显得异常生动。他喜欢穿人字呢西装,走起路来像刮过一阵风似的迅捷,那神态简直就是个活脱脱的小列宁。伊沙贝尔的确是俄罗斯人,他来美国的经历,真称得上是一个传奇。
四十五年前的那个冬天,伊沙贝尔一只手提着篮子,另一只手携着妻子,篮子里装着不满周岁的儿子大卫,一家人就这样踏上了曲曲折折的西行之路。从莫斯科绕到圣彼得堡,又在欧洲辗转了几个国家,一路向西向西,终于仓惶地逃到美国。每每回忆起往事,伊沙依旧显得惊魂未定。
在六十八岁那年公司为他举办的退休祝福会上,伊沙从文件夹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张纸,纸已经泛黄了。“看看我的这封聘任书吧,一九七六年,年薪一万六千美元。当年就是这么一张纸,救了我们全家。” 伊沙的声音微微颤抖,对这片土地他始终深怀感恩。
在我眼里,伊沙贝尔就是个颇具个性的俄罗斯老头,故而常常忘了他还是公司的高层主管。有一次午间休息时,我无意间哼唱“红莓花儿开”,被伊沙听到了,他眼睛一亮:“你怎么也会唱这个?” 我告诉他,这是一首非常流行的苏联歌曲,五十年代曾在中国风靡一时的。伊沙听了,便激动起来,他清了清喉咙说:“让我也来唱一首吧。”他唱的是“喀秋莎”,那低沉的嗓音有股磁力,喀秋莎伴着他的歌声一路奔跑过来,热情的眼神,红扑扑的脸,带着西伯利亚荒原的味道。伊沙的眼睛似乎蒙上了一层雾,流露出黯然的忧伤。
我和伊沙贝尔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这么多不同足以酿出几道鸿沟了。可直觉竟如此奇妙,它让我感觉得到与伊沙那种天然的默契。
有一阵子,伊沙迷上了中国电影,这还得归功于李安导演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卧虎藏龙》。他见到我,劈头就问:“你看没看《卧虎藏龙》?”我说:“还没来得及看。”他连声赞叹:“太美了,没有比那更美的了!你看哪,在云里雾里博弈中国功夫,行云流水,翩然若仙。多美的寓意啊!你说说看,中国功夫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伊沙这么一问,我一下子愣住了,是啊,我怎么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呢?什么东西离你太近,反而变得熟视无睹了。伊沙并不等我回答,接着说:“中国功夫可不只是用于防身的,其最高境界是审美的。你看那一招一式,你来我往,交锋较量是其表,交流沟通才是其里。”
听了伊沙这番评论,我不禁陷入沉思。一个俄罗斯人看《卧虎藏龙》,不见龙虎相斗,不见阴谋诡计,但见清净明澈慈悲为怀的人性。他能穿透红尘的繁枝末节,触摸到我们文化中最纯粹最本质的东西。当自己的文化被异质文化的人以最善意的情怀解读时,那种感动是深沉而持久的。后来,伊沙每看完一部中国电影,都来和我交流观后感,他简直成了中国电影迷。
伊沙对电影的钟爱受了儿子的影響。当年那个被装在篮子里的大卫,从艺术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好莱坞打拼,在电影《Just Married》里还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父亲喜爱中国艺术的情结,也默默地耳熏目染了儿子。伊沙告诉我说,大卫在纽约百老汇演小型室内剧,他想创意有所突破,尝试引入中国元素。文化融合并非一朝一夕的事,难得一位俄罗斯小伙子有这样的情怀。
眼前的大卫,身穿灰色呢子短大衣,高大魁梧的身材与他瘦小的父亲伊沙贝尔刚好相反。他洪亮的声音打破了平安公墓园的宁静。“朋友们,擦去你的泪,不要难过。我虽然走了,身后却是一片阳光,那是留给你的,最真诚的礼物。” 我不知道这是谁的诗作,只觉得像伊沙在娓娓地诉说。
伊沙贝尔静静地走了,我时常会想起这个幽默的俄罗斯老头。我们都来自遥远的东方,一个从俄罗斯,一个从中国,在地球的另一端不期而遇。而这样的相遇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就在我平淡的生活里。
退休的凯瑟琳,几乎每年都回公司来参加圣诞节餐会。她喜欢戴中国丝绸围巾,每次来都换上一条花色图案不同的围巾,大家夸赞她的丝巾漂亮,她便非常骄傲地说:“这都是我的中国儿媳妇送我的礼物。你看看,多美的丝绸啊,这么柔软滑润,真是像极了我那可爱的中国女儿。”
她总是这么称呼她的儿媳妇。一说起儿子儿媳,凯瑟琳就停不下来了,她会滔滔不绝地从头讲起。从儿子如何热烈追求可爱的中国小女生,到俩人如何按照中国的习俗拜天地,再到小孙女如何教她讲汉语,绘声绘色,投入得让人不能不动容。说到儿子到杭州一所大学去任教讲学,并举家迁到西子湖畔,凯瑟琳就更加兴奋不已。她已经不止一次去过中国,那个遥远的国度,对她已经不再陌生。讲到末尾,凯瑟琳总不免感慨万千。她说在我还是个小女孩时,连做梦都不曾想到,有一天能飞到中国,而且去了那么多的地方。真是没想到,生命旅程里会有这样一份奇遇。
对于凯瑟琳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奇遇。每一种相遇似乎都是偶然的,可每一种相遇又好像总是隐含着某种必然,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些相遇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早春的午后,坐在巴诺书店咖啡厅里,随意打开了一本书,赫然映入眼帘的书名《马可· 波罗》令我耳目一振,作者是俄罗斯作家什克洛夫斯基。他在1931年写成了这部巨著,一部以马可·波罗为主人公的历史传记小说。什克洛夫斯基以传神之笔,徐徐生动地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公元1271年,一位十七岁的威尼斯少年,跟随着他的父亲叔父,从地中海出发,踏上了那条通往遥远东方古国的漫长道路。他们经过了土耳其伊朗和大不里士城,一直来到霍尔木兹。然后穿过荒凉的伊朗大沙漠,翻越寒冷的帕米尔高原,进入了新疆的喀什。走丝绸之路的南道,穿越罗布泊沙漠,抵达古城敦煌。再穿过河西走廊,最终到了元朝的上都。
这是一条艰辛的路,这是一次艰难的旅程。历时整整四年,一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险山恶水,大漠孤烟,路上遍布着马和骆驼的蹄子印,随处可见马匹骆驼干枯的尸骨。然而令人着迷的东方世界激励着他们,不畏险阻,一路前行。也许这位威尼斯少年未曾想到,他的这次东方探险之旅,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一个里程碑般的奇迹。他,就是旅行家马可·波罗。他走过的那条路,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丝绸之路。
走过丝绸之路,马可· 波罗与中国相遇了。什克洛夫斯基如摄影师一般,把一个个蒙太奇画面组合变幻,为我们勾勒出了马可· 波罗在中国的传奇经历。马可·波罗在中国住了十七年,足迹踏遍了万水千山,从云南到扬州杭州泉州。他用文字记下了他的中国故事,留下了一本传世之作《马可· 波罗行记》。这本书好像一扇窗子,打开了神秘的东方世界,让欧洲人看到了一个富庶强大的中国,一个充满新鲜活力、生机盎然的中国。
而什克洛夫斯基的《马可· 波罗》,字里行间浸透着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对东方世界的美好想象。他说:“中国是个充满永恒传说的国度”,“中国应当被发现,正如当年美洲被哥伦布发现那样,发现的不仅是土地,还有文化、风景……而马可·波罗正是那个发现之人。”
一位俄罗斯作家,追随着马可· 波罗的足迹,尝试着认识东方这片神奇的土地,解读东方这个古老的文明。这不恰好是丝绸之路上缔造的又一个传奇吗?
我不由得想起了伊沙贝尔,他喜欢的《卧虎藏龙》,他欣赏的中国功夫。还有凯瑟琳,她喜欢的中国丝绸,她爱怜的中国女孩,她欣赏的西湖美景。蓦然间,像有扇天窗在我心里开启,文化认同文化烙印这些名词不再那么抽象骨感x4okWszcYxGeBIhvrF+RTg==,是伊沙贝尔和凯瑟琳让它们形象丰富了。所有文明交流与文化交汇的最高境界,一定是人类情感的融合,它跨越国界语言,穿越沧海桑田。
七百多年前,马可·波罗怀着强烈的东方情结 ,沿着丝绸之路向东向东。马可· 波罗与中国的相遇,不只是物理的相遇,更是文化的相遇,精神的相遇。他的一本中国行游记,唤起了西方人对东方的向往,有向往才有相遇,才能互相了解,才会摒除偏见。丝绸之路让西方与东方沟通了,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们,经由丝绸之路交往交流交融,而相互融合才是文明发展最完美的境界。
七百多年后,现代交通工具和网络让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东方与西方仅在咫尺之间。乘上波音787 “梦想号”,从威尼斯到敦煌也不过就是一天的旅程,与马可·波罗的四年相比,这几乎只是转瞬之间,古老的丝绸之路似乎风光不再了。然而,路不仅仅是一条路,路更是一种语言。那条贯穿东西漫长久远的丝绸之路,不正是对千百年来人类文明的历史述说与文化述说吗?
什克洛夫斯基在《马可·波罗》的结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人类的文化不是在欧洲创造的,不是在地中海创造的。不是意大利人,不是德国人,不是阿拉伯人,不是俄罗斯人,不是哪个单一民族独创的。它是由整个人类共同努力创造出来的。” 丝绸之路恰如一条文化的纽带,每一种文明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在这条纽带上闪烁发光遥相呼应。
走出巴诺书店,正值夕阳西下,晚霞染红了天边,朵朵彩云追逐着,好似金色的波浪。看一看那些云朵,要等上多久才能與夕阳相遇,才会幻化出彩霞满天的惊艳之美啊!
西边近黄昏,东边方黎明,这世界的确是圆的。哥伦布倾其一生去航海去探险,就是为了证明这么一个朴素的真理。无论从东方走到西方,还是从西方走到东方,这条丝绸之路一直环绕着我们,让我们走在相遇的路上。相遇多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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