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告别歙州的那天,或者说停留歙州的最后一天,早上起来,窗外还是和昨晚一样,夏雨潇潇,不休不止,晶亮的水花打在窗沿上,阳台上,随即又溅在书桌上和我的睫毛上,停留了四年的生存空间顷刻间湿意氤氲。平时整洁的生存秩序,被生吞活剥地拆散、组合、迁移,剩余的,则撒落满地……
在“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徽州,歙州这座县城算最大的了。歙州,也就是现在皖南的歙县,是古徽州府治所在地,是徽文化和国粹京剧的发源地,这很多人都知道。我之所以还谓之为歙州,是因为在我的思想深处,歙州可能更接近自己潜意识里希冀的一些东西,尤其是自己在歙州停留的时间长了以后。尽管我潜意识里希冀的东西,是零碎的,不完整的。
我在歙州停留的空间小且陈旧,应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约五十平米。那个年代人的心肺里,还没有吸取过多的阴霾和酒精,空间虽窄但异常坚固,坚硬的砖质墙面,水泥钉也无法凿进,不像现在的很多墙面,主人今天搬进去,明天就有缝线了。我只有盲目地摸索着寻找砖块间的隙缝凿眼,这给我们拉绳挂个毛巾衣帽什么的,增加了不少难度。
在停留歙州之前,我对歙州是陌生的,虽然之前到过两次。第一次是去枇杷之乡“三潭”时路过县城,在练江桥头有过短暂的停留。大桥如虹,横跨两岸,水色清悠,岸柳依依,空间朗阔,印象不错。第二次是带队参加市作协在披云山庄开的一个年会,没出门,吃罢中饭就回了。
我是在停留了歙州数个周末之后,才知道我停留的“天灵小区”的大致方位:地势应是最高的,在歙州东部的斗山上,其南面就是古老的斗山街,出了斗山街就是歙州最热闹的大北街,再往前走,就是徽州府衙了。斗山街是徽商故里,据说其名得于所依之斗山,因七丘相连,状如北斗七星排列,故名之。小区的东面是问政山,虽不高,但山势如翔鸾舞凤,宛若一道天然屏障守护城东。这问政山,是我停留歙州之前知道的歙州周围唯一的山。斗山街,我是知道的,但我并不知道还有个斗山,不知道斗山街是因为落在斗山而得名的。这是常识,我真是个有点儿脑残的至少是个不动脑子的人。我的前门,是西北方向,出门左拐后右转,就是百年名校——徽州师范的南门,就是我们无数次上下往返的府学街,清一色墨绿色长条石板铺就,原汁原味,古色古香,但很陡,三米见宽,两车交会就是车技的比拼,但胜出的大多为歙州人。歙州人车技精湛,从你身边呼啸而过时,擦衣,但绝不会伤皮,还能从头到尾紧贴着徽州师范的古城墙停放,车与墙之距不会超过一件衣服的厚度。
和现代化的家居相比,我停留的空间实则就是一间蜗居,但经过我们精心打理,依然整洁、温馨。床铺和桌椅板凳、简易衣橱、书橱、碗橱等必备家具,都是新买的。坚硬的墙壁依然雪白,我的名叫艺的女儿,挂上了画家梵高、诗人顾城等人的旧色的画报,当然,也有一些素雅点的,在山水间倏然能蹦出几行诗句;她还用毛笔在墙壁上写上“希望你所在的城市/有暖阳/有清风/有醉酒/还有人说爱你/不离不弃”等诗句,这还不够,还在厨房的并不光明的墙壁上,配上了彩色插图,以增其亮色和味觉。当然,这梵高和顾城的画报,后来都下了。陪读的外婆对艺说,把墙上那个长大红胡子的老头子给下了,听说还疯癫癫的,一人在家,怕死人的; 艺下顾城的画时,说,我喜欢他的诗,但,他,毕竟,死了。后来她换上了云南的针绣风情画,还有朴树的海报,但还是贴上了她写的、我抄在一张练习页上的诗《致顾城》,最后一段是“如今,我用五块钱买来你的画报/有阳光的日子/你的黑眼睛,连着所有的墙面/都筑成了孤岛”。
人生中的诸多事情都是难以意料的,没想到,自己到了知天命的年轮,竟在这间蜗居里消耗了除寒暑假之外的大部分周末,四个春秋在这里轮回,也的确不算短了。
从我所在的黄山之北到歙州,不急不徐一小时二十五分钟车程,开始是周五晚上走,后大都是周六起早去,一律周一早晨赶回。车子常在练江桥上穿过,在古城墙下驰行。对这座徽州古城由陌生、惶惑而逐渐熟悉,但,亲切,有点儿难,只有见到了蜗居,关上了房门,亲切,才如一股温暖的暗流,在心窝里轻轻地涌动。
蜗居的正间,朝南有一扇窗,但窗外是相对封闭的小区走廊,光线不好,会客不行(也无客可会),我便在窗下为自己支一张床,权当半个卧室。靠在床头上,我想过很多次,我周而复始地在这里住着,算什么或叫什么呢。最终憋出了“停留”二字。繼之我又想,类似于我这样的停留,一点也不奇怪。尽管其原因不同,其目的不同,但既为租住,就不长久,就是停留;既为停留,无论多长,最终还是要走的。唐宋时期,李白、白居易、苏轼等在郊外或异地都有过长短不一的停留。漂浮不定的民国年间,停留,更是不少文人的一种选择。鲁迅和他的母亲曾在北京西城砖塔胡同61号停留,后又和许广平在上海某处停留多年;冰心一家,光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剪子巷就停留了16年;还有同时在三所大学任教、月薪600大洋的徐志摩,曾携陆小曼在上海某处长期停留等等。而我等百姓在一处停留,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在文化和教育大县歙州,像我这样在这里停留的,为数不少。
民以食为天,在异地的歙州,菜则显得尤为重要。周未的头等大事是就近买菜。我常去的地方是台克隆超市,怎么叫“台克隆”,我不知道,也不去管它。我几乎熟悉了这家规模并不算小的超市的布局和品种。若买得简单点,就去府学街下面的一个小摊点。卖菜的是一个小巧玲珑的中年女子,瓜子脸上,俊而锐气,手脚利索,算账麻快,她不会少你半两,但也绝不会因为你没有零钱,而允许你少她一毛。后来我发现,在歙州买菜,买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的。如果时间宽裕,我也去歙州的大菜市。大菜市人声鼎沸,空间大多了,置身其中,恍惚间,我也成了歙州人,见到徽州火腿、腊肉、臭桂鱼什么的,还有鸭板琴、野小蒜等我小时候常采摘的野菜,脚板仿佛被钉往了,常常迈不开腿,走不动路。我的血管里,有一半还流淌着古徽州的血液。
买菜不仅仅是差事,尤其是在异乡,尤其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尤其是对像我这样的人,对像我这样的整天身居办公大楼、常被忽冷忽热的大气层压得沉默寡言的人,是一种难得的休闲、放松和释怀,故而常常“迷途难返”,以至于我常常接到内人打自蜗居的电话,你是去北京了呢,还是去上海买菜了?艺,如不是随我出行,也会打来电话,如此效颦。好在其大都随我左右,形影不离,在阴郁或寒冷的日子里,身边还真是时 有清风时有暖阳。
买菜回到蜗居,就是打理中晚两餐饭了。这伙夫的活,我是精心投入的,不是图“露一手”的新鲜,更不是滥竽充数。屈指算来,我做伙夫的历史,已有二三十年了,早年在故乡的乡政府上班时便牛刀小试。那次,我们风尘仆仆地扑灭了一场山火归来后,我掌勺用大铁锅烧了一个大火锅——猪肉、腌菜烧豆腐,吃得大伙至今见了面还津津乐道,说现在吃遍万店千家,就是吃不出当年我烧的腌菜烧豆腐的味儿。其实,烧那个锅子真没什么技艺元素,充其量就是煮熟进味而已。我发现,在文艺圈内,充当伙夫的角色还真是不少,远古的不说,当代的就有汪曾祺、贾平凹和车前子等,还有写《煮妇日记》的女作家殳俏等,据说我们安徽的胡竹峰也是。但也有连面条都不会下的,连饭都煮不熟的,反差甚大。我也是在这个圈子里混了多年饭吃的人,我相信作家花如掌灯曾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作家,抑或仅仅就是喜欢舞文弄墨的人,怎么可能会做不出几个菜呢?多年来,对自己的文字,总有诸多不满,但对自己的厨艺,满意度要比自己迂腐的文字高很多。我做的菜,数量和品种都不多,但注重荤与素的搭配、辛辣与清淡的搭配和酱色与青色的搭配,并尽可能做到中餐与晚餐的菜不重复,今天和明天的菜不雷同。在蜗居里,我们三四个人,大多是三菜或四菜一汤。我们用的是一张折叠式小圆桌,平时靠墙放,吃饭时便将其移至大床前,各据一方。艺的18周岁生日,便是在这张小圆桌上过的。那晚是周二,桌上有腊肉,有臭桂鱼,还有可乐和土泥烧。在歙州停留的时光,有一半就是这样消磨掉了。
蜗居的里间朝南,最大,光线也最好,是真正的正间,左边是一扇大窗户,右边是一扇门,门外还有个阳台。这个正间既是主卧室,又是客厅、餐厅和书房。窗户下,是一张小书桌,窗外,则是歙州的蓝天和白云,风霜和雨雪。这窗内与窗外,构成了艺花雨季节独立的空间和世界。她杂乱不堪的与其自身形象和文字反差极大的抽屉,尤其是软绵绵的疲惫不堪的书本,不再让我翻动,但我知道,除了学业外,她还略显青涩的思想和情怀,都是在这里放飞的,其诗集《蓝》中的一半作品,都是在这个窗户下形成骨血和生命的。推窗有蝶。我知道,她很早就需要这样一扇窗户,未来歙州之前,她在心里就说,她需要“一扇浅蓝色的,荡漾着梦幻的窗户。遥远的窗外,花开如火”。而到了歙州后,正是这扇窗户,填补了她成长岁月中的很多空白。这也正是我们打破常规、权衡再三后,最终选择在歙州停留的原因所在。半个月前,我在翻找一本书时,无意中翻到艺的一本封面如书的日记本,上面有一段话:我美好的时光是在古城的后两年,那是又清又浅的两年,穿花裙子,节制而自律,吃素抄经,内心清淡,在黄昏写诗,在夜晚的阳台上看烟火……
除了买菜上街外,那就是陪艺上大北街走一圈。从蜗居到大北街,也就一里多路,穿过斗山街即到。出门左下数十米便是斗山街的北门,青石门楣上的“斗山街”三个字,我是认得的,但和外地游客读得不同。他们抬头一看,脱口而出“斗凶街”,或一字一句、一板一眼道:斗——凶——街。边上开店的歙州妇人便笑,我们也笑。但不足为奇,隶书的山字,当然可以变“凶”。再说,现在的斗山街虽然还是古墙高耸、古巷幽幽、庭院深深,但早已风平浪静,徽灯高悬,那口曾在清末民初的某个时期恐怖一时的幽秘的蛤蟆井,也是干干净净、清清冽冽的,整条街早已无鬼可捉、无凶可斗了。
大北街是商业街,歙州人流最密集的地方,尤其是周末。艺虽然戴着度数不浅的近视眼镜,但看各色衣裙和鞋子的眼神依然通透、犀利且特别。当然,我们最后要去的,是位于古城门口许国石坊北侧的阳和书店。每次去,停留的時间都不会太短……
除买菜买书外,我就闭门不出了。留给自己的时间,就是捧读一本书刊。雨天,我坐在藤椅上读,或搬把小木椅,坐在光线好的有阳台的门边读,这是我停留歙州时最平和、安详和静美的时光。我将手机调成震动或静音,来自黄山之北的电话基本不接。雨天,我坐在桌边的藤椅上看,无论是秋雨绵绵,还是春雨蒙蒙,亦无论是点点滴滴,还是淅淅沥沥,都是从天上、从地下、从心里流淌出来的一股清泉、一支曲子,透过窗户涌入,滋润并抚慰着岁月给自己的身心留下的皱褶和伤痕。这种伤痕,在生存之地没有回忆的空间,只有在歙州,在这个时候,可以放心地张开,裂出,溢出血来,粉红、鲜红或紫红,但远没有当年那么疼痛了,有点,也没什么,因为手上捧的本是一帖馥郁的可以止血疗伤的中药。天气好的时候,歙州的阳光从问政山倾斜下来,我蜗居的阳台,仅两个平米的老式阳台,顿时灿烂起来,这个时候,我会从室内转至阳台,不仅看一本书,还看挂在阳台墙壁上的少许的腊肉、香肠、腊鸡腿,还有艺从菜市场买来的一盆盆花卉。不知怎的,这些花卉无论怎么侍弄,养的时间都不长,也许它们都是有预感的。
史上不少文人都有“避世”的心理。我也算是半个文人吧。说是停留歙州,倒不如说是躲在歙州。之前我曾说,我可以躲在歙州静心写几个字了。看来,躲着,只是人们一时看不见而已,躲着,心,并不能完全静着,心的动与静、急与缓、忧与喜,最终还是躲不了的,还得靠自我调整。所谓心静地自偏或心静自然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但像我等喜欢独处的沉默的人,在这个无处可逃的社会,除了生存地外,还有一处遮风挡雨的躲藏之地,已是一件幸运的事了。当然,我这种躲避,不是《伤逝》中涓生的那种因为经济的困顿,因为社会、家庭、情感的困惑与无奈。涓生和子君为了美好的爱情,义无反顾地停留在北京的吉兆胡同里,最后子君走了,涓生留下了“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把人生的要义全盘忽视了”的手记。于我而言,更多的是寻求一方净土,安放自己越来越疲倦的灵魂,有一刻之悦、一时之静、一地之幽,已经很满足了。
每个周末,周六的晚上我都睡得很踏实,早上醒来,穿过中间和外间的两扇门,一眼就能看见外面的老式阳台。阳台是光明的,无论阳台上的花是开的还是谢了,都是光明的,是早晨的那种鲜活的不曾染尘的光明,那一刻,我的心里是透彻的,一周中难得的透彻。而周日的晚上则难睡安稳,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夜,尤其是到了下半夜,我对我身下的那张床,那张头顶窗户的新木床,有一种特别的依恋,希望我头顶上的窗户永远是黑暗的,因为“天亮,就出发”,不少时候,天没亮,就出发了。因此,我想在这种黑暗中多停留一会的愿望十分迫切。我第一次发现,在人生的某个时刻,黑暗竟是安谧的,温暖的,尤为美好和珍贵的。
在歙州,我几乎没做过什么梦。但在停留或说告别歙州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停留或告别的歙州,徽州府衙上飘着一面金黄色的旗帜,一个大写的“宋”字,在风中招展,随即,古城墙上,大北街上,斗山街上,还有“古歙三桥”上,都飘扬着无数面金黄色的旗帜…… 梦总是零碎的,不完整的,就像我谓歙县为歙州的理由一样。
醒来时,天微亮,窗外,夏雨潇潇,不休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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