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谤誉》文章鉴赏

《柳宗元·谤誉①》文章鉴赏

凡人之获谤誉于人者，亦各有道②。君子在下位则多谤，在上位则多誉；小人在下位则多誉，在上位则多谤③。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则誉至，不得其宜则谤亦至。此其凡也。

然而君子遭乱世，不得已而在于上位，则道必咈于君④，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谤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杀可辱而人犹誉之。小人遭乱世而后得居于上位，则道必合于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誉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宠可富而人犹谤之。君子之誉，非所谓誉也，其善⑤显焉尔。小人之谤，非所谓谤也，其不善彰⑥焉尔。

然则在下而多谤者，岂尽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誉者，岂尽仁而智也哉？其谤且誉者，岂尽明而善褒贬也哉？然而世之人闻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则群而邮之，且置于远迩，莫不以为信也⑦。岂惟不能褒贬而已，则又蔽于好恶，夺⑧于利害，吾又何从而得之耶？

孔子曰：“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善人者之难见也，则其谤君子者为不少矣，其谤孔子者亦为不少矣。传之记者，叔孙武叔，时之显贵者也。其不可记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时得君而处乎人上⑨，功利及于天下，天下之人皆欢而戴之，向之谤之者，今从而誉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

或曰：“然则闻谤誉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恶可？无亦征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则信之；不善人也，则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于善不善也，则已耳。如有谤誉乎人者，吾必征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举且信之也。其有及乎⑩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荣且惧也。苟不知我而谓我盗跖{11}，吾又安取惧焉？苟不知我而谓我仲尼，吾又安取荣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12}而已矣。”

【注】

①谤：毁谤，指责。誉：称赞，表扬。②道：道理，原因。③君子：指作者心目中有德的人。本文主要指革新派。小人：在封建社会中，常常诬蔑下层劳动人民为“小人”。这里主要指保守的腐败分子。④道：政治主张。咈（fú扶）：违背。⑤善：美好的德行。下一句中的“不善”，即指恶劣的德行。⑥彰：显明。这里是暴露的意思。⑦邮：旧时驿站名，由人步行传递公文函件。置：骑马传递公文函件。⑧夺：强行改变。⑨遭时：遇到机会。得君：得到君主的信任。⑩及乎：牵涉到，关系到。{11}盗跖：即跖，传说中春秋后期的人物，盗是旧时的诬称。{12}自善：加强修养，使得自己的思想行为趋于完善。

唐贞元年间，柳宗元和王叔文发起的“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被贬为永州司马。但纵使遭受贬谪后，他的政敌们仍不肯放过他，不断对他进行恶意诽谤，几年之后，还是骂声不绝。他感到难以抑制的愤怒，为了表明自己矢志不渝的志向，写下这篇文章，对社会上种种流言诽谤给以有力的回击，同时也对关于谤与誉两种对立社会心理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开篇提出疑问：“凡人之获谤誉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则多谤，在上位则多誉；小人在下位则多誉，在上位则多谤。何也？”而后，他以犀利的笔锋，分析了“谤”和“誉”产生的根本原因，即不同阶级之间的利害关系导致谤誉。代表“君子”和“小人”的阶层立场不同，观点自然不同。君子的政治立场，必然迎合民心而与上层冲突，故即使君子被杀戮、受屈辱，平民百姓还是赞誉他；反之，小人虽然受到上层的宠爱，享受荣华富贵，但仍遭百姓的谴责。

基于此，柳宗元反对根据自己的利害去判断一个人的真实情况，并指出了对待谤誉的态度和方法。他说：“或曰：‘然则闻谤誉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恶可？无亦征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则信之；不善人也，则勿信之矣。”在他看来，对于谤誉，首先不能轻信盲从，要认真考察；其次看谤誉者是好人还是坏人，谤誉出自好人之口，就相信它；若出自坏人之口，就不要相信。最后还要看谤誉者是否了解自己，他认为只有采取客观的态度，才会对毁誉无动于衷，荣辱在所不计。最终得出了“自善”的结论，这可谓是封建背景下“君子”对于外界谤誉的最高思想境界。

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柳宗元能够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实属不易。本文一波三折，跌宕起伏，除了显示柳宗元杂文高度的逻辑性和雄辩力以外，还展示了作者所具备的一般人无法企及的卓越胆识。

后人评论

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十二：“不过只是‘乡人之善者好之’二句意，看他无端变出如许层折，如许转接，如许幽秀历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