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朋党论

朋党论

朋党论

【原文】

臣闻朋党[213]之说，自古有之，惟幸[214]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215]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216]，则反相贼害[217]，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218]，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219]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220]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221]尧，退四凶[222]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223]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224]。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225]纣；能禁绝[226]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227]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228]也。

嗟呼！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229]矣。

【注释】

[213]朋党：指集团，派别，多为争夺权利、排斥异己互相勾结而成。

[214]惟幸：只是希望。

[215]暂相党引：互相。党引：勾结。

[216]交疏：交情疏浅。

[217]贼害：伤害，残害。

[218]事：为……做事。

[219]退：排除，排斥。

[220]共工、驩兜：传说他们一起作乱，而被尧流放。

[221]佐：辅佐。

[222]四凶：指三苗、驩兜、鲧与共工。

[223]更相：互相。

[224]兴：兴盛。

[225]莫如：不如。

[226]禁绝：彻底禁止。

[227]不诮：不讥笑。

[228]厌：满足。

[229]鉴：借鉴。

【译文】

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说法，自古就有，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就好了。大体上君子与君子因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友，而小人则因利益相同而结为朋友，这符合自然的规律。

但是臣认为小人并无真正的朋友，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原因呢？小人所喜好的是薪俸钱财及利益。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地互相勾结以为是朋友，其实是虚假的；等到他们见到利益时会争先恐后，或者利益已尽时会交情疏浅，然后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会互相保护。所以说小人并无真正的朋友，他们虽然暂时结为朋友，也是虚假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坚持的是道义，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提高自身修养，那么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补充。用这些来为国家做事，那么目标相同就能共同进步。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之间的朋友。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排斥小人的假朋党，进用君子的真朋友，那么天下就可以安定。

唐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个朋党，君子八元、八恺等十六人结为一个朋党。舜辅佐尧，排斥“四凶”的小人朋党，而进用“元、恺”的君子朋党，唐尧的天下因此相当太平。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时位列于朝廷。他们互相推举，互相谦让，二十二人一起结为一个朋党。但是虞舜全部进用他们，天下也因此得到很好的治理。《尚书》中说：“商纣虽有亿万臣，但有亿万条心；周只有三千臣，却是一条心。”商纣王的时候，亿万人各存异心，可以说不成朋党，于是商纣王因此而亡国。周武王的臣工，只有三千人，但结成一个大朋党，周朝因此而兴盛。汉献帝时，把天下名士都关押起来，把他们视作“党人”。等到黄巾贼来了，汉王朝大乱，然后才悔悟，解除了党锢释放了他们，可是汉朝的命运已经无法挽救了。唐朝末期，逐渐有些关于朋党的议论，到了昭宗时，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杀害了，有的被投入黄河，说“这些人自命为清流，应当把他们投到浊流中去”。唐朝也因此随之灭亡。

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异心不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商纣王；能禁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谁也比不上汉献帝；能杀害“清流”们的朋党的，谁也不及唐昭宗；所以都因此而使他们的政权招致混乱以至灭亡。互相推举谦让而不疑忌的，谁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进用他们。但是后世并不讥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蒙骗，却赞美虞舜是聪明的圣主，原因就在于他能区别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时，全国所有的臣工三千人结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作为朋党又多又大的，谁也不及周朝；所以周朝因此而兴盛，原因就在于好人再多也不感到满足。

啊！兴盛、灭亡、治理、混乱的故事，作为君主的，可以作为借鉴。

【解析】

《朋党论》被评为是欧阳修最好的文章之一，也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中最好的文章之一。在汉语言文学传世的政论散文中，也是最好的文章之一。

庆历三年（1043），韩琦、范仲淹、富弼等执政，欧阳修、余靖等出任谏官。这时开始实行一些政治改革，自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相继贬官开始，他们已经被保守派官僚指为朋党。为了反对改革，以夏竦为首的一伙保守派官僚就攻击范仲淹、欧阳修是“党人”。范仲淹以直言遭贬，欧阳修在朝廷上争论力救。只有当时的谏官高若讷认为范仲淹当贬，欧阳修曾给高若讷写过一封信（《与高司谏书》），指责高若讷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之心。高若讷将此信转交当局，结果欧阳修连坐被贬。还有一些大臣也因为极力援救范仲淹而被贬，当时便有一些大臣将范仲淹及欧阳修等人视为朋党。后来仁宗时范仲淹与欧阳修再次被召回朝廷委以重任。欧阳修当时担任谏官，为了反驳这种言论也为了为自己辩护，就在庆历四年（1044年）上了这篇名为《朋党论》的奏章，给夏竦等人以坚决的回击。《朋党论》在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中，同样是很有战斗意义的。

文章起笔不凡，开头一句就理直气壮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个方面内容：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别；人君要善于辨别。作者首先从道理上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本质区别；继而引用了六件史实，以事实证明了朋党的“自古有之”；最后通过对前引史实的进一步分析，论证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则国家乱亡；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文章写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据，剖析透辟，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本文实践了欧阳修“事信、意新、理通、语工”的理论主张。通篇对比，很有特色。欧阳修曾屡次被罢职贬官，可谓仕途多舛。愤笔写就这篇雄文，算是对政敌的一种理论清算，也算是一吐胸中块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