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谢民师推官书
答谢民师推官书
【原文】
近奉违,亟辱问讯[270],具审起居佳胜[271],感慰深矣!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272]。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273],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274],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275],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276]。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扬雄[277]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278]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279]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280],至与司马相如同科[281]。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
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282]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283]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284]左右念亲之意。今日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285]。
【注释】
[270]亟辱问讯:亟(qì):屡次。屡次承蒙问询。
[271]佳胜:旧时书札问候、祝颂用语。犹言安好、顺适。
[272]缙绅:原意是插笏(古代朝会时官宦所执的手板,有事就写在上面,以备遗忘)于带,旧时官宦的装束,转用为官宦的代称。
[273]见临:犹光临。
[274]初无定质:本来没有固定的形式。
[275]系风捕影:拴住风,捉住影子。比喻无法办到的事。也比喻说话做事以不可靠的传闻或表面现象作根据。
[276]辞达:指文辞或言辞的表述明白畅达。
[277]扬雄:西汉官吏、学者。少好学,为人口吃,博览群书,长于辞赋。
[278]雕虫篆刻:后以“雕虫篆刻”喻词章小技。
[279]日月争光:争:竞争。与太阳、月亮比光辉。常用以称赞人的精神、功业伟大。
[280]鄙:轻视。
[281]同科:相提并论。
[282]愧悚:惶恐、惭愧。
[283]局迫:狭窄。
[284]慰:安慰。
[285]自爱:爱护自己。
【译文】
最近分别之后,多次承蒙你来信问询,详细了解了你的日常生活都安好,感到很欣慰。我生性刚直,待人简慢,学识迂腐,才智低下,因被贬而废置多年,不敢再与官宦们并列。自从渡海北归,见到平生的亲戚故友,惘然好像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何况与你过去没有一天的交情,怎么敢希求结交呢?几次蒙你亲自光临,一见如故,喜出望外,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
你给我看的公事文件和诗赋杂文,我都已看过了。它们大都似行云流水,本来没有固定的形式,而常常起于所当起的地方,常常停于所不可不停的地方,文理自然,姿态富有变化。孔子说:“语言如果没有文采,传播不会很远。”又说:“文辞能够达意就可以了。”既然说能达意就够了,就怀疑好像不用讲究文采,这是不对的。探求事物的奥妙,就像追风捕影,能够在心里清楚地了解所写事物的人,大概千万人中遇不到一个,更何况能够口说和手写都表达得清楚明白的人呢?这就是所说的文辞或言辞表述明白畅达。文辞到了能够达意,那么文采就不可多用了。
扬雄喜欢用艰深的辞句,来装饰肤浅简单的道理,如果把这样的道理直接说出来,那么大家就都知道他的肤浅了。这正是他所说的“雕虫篆刻”。他的《太玄》《法言》都属于这一类。可是他只悔恨曾经作赋,为什么?他一生雕琢字句只变更了写赋的音节,便称之为“经”,可以吗?屈原作《离骚》,是《风》《雅》的再次衍变,即使与日月争光也是可以的;能够因为它像赋而说是雕虫吗?假使能让贾谊见孔子,(孔子会评论贾谊的道德学问)登堂入室已经够了。而扬雄因为贾谊写过赋就轻视他,竟将他与司马相如相提并论,扬雄这类见识浅陋的事例很多。这只能与那些有知识的人讲,很难和一般人说明的。这是谈论文章偶尔谈及这罢了。
欧阳文忠公说:文章就像精金美玉,在市场上有一定的价格,不是什么人用嘴巴就能够定贵贱的。杂乱地说了那么多,怎么能有益于你呢,惭愧得很,惶恐得很。
你所要我给惠力寺法雨堂写几个字,我本来就不善于写大字,勉强写也终究写不好,并且在船上空间狭窄难以书写,未能按你的嘱咐去做。然而我正要经过临江,一定会前去游览,或许僧人要让我记录些什么,我会写几句留在院中,来安慰你的思亲之意。今天已到峡山寺,稍稍停留就离开了,越来越远了。只希望你千万要时刻爱护自己的身体。
【解析】
《答谢民师推官书》一文写于元符三年(1100),苏轼谪居琼州,遇赦北还,路过广州,担任广州推官的谢民师多次携带诗文上门求教,二人在短时间内结下深厚情谊。苏轼离开广州之后二人继续书信往来,本文是答谢民师的第二封信,从中可以领悟苏轼对文学艺术理念的独到见解。
苏轼注意文艺的自然本质,讲求创作的自然天成。他在文中赞扬谢民师文章“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就是说明他主张写文章要有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本质,起止得当,文理自然,姿态富于变化。
此外,苏轼十分重视文学的艺术性,文辞不仅要能准确表达意思、思想,而且还应该讲求文辞的艺术性、文学性。在文中他引用了孔子的名言来阐述“辞达”论并进一步发挥。真能达意的文辞,必须研究描写对象的特征,像系风捕影一样,把握稍纵即逝的现象,然后“了然于心”。这就不只是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是认识到它们内在的本质规律,不仅熟知形态,而且掌握神韵。做到这一点还很不够,还必须把“了然于心”的事物进而“了然于口和手”,这才是达到了语言艺术最高造诣。最后,他还表示自己反对扬雄“好为艰深之辞”,只在雕篆上下功夫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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