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

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

杜亚泉

近年以来，吾国人之羡慕西洋文明，无所不至。自军国大事，以至日用细微，无不效法西洋，而于自国固有之文明，几不复置意。然自欧战发生以来，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杀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吾人对于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已不胜其怀疑之意见;而吾国人之效法西洋文明者，亦不能于道德上或功业上表示其信用于吾人，则吾人今后，不可不变其盲从之态度，而一审文明真价之所在。盖吾人意见，以为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西洋文明浓郁如酒，吾国文明淡泊如水;西洋文明腴美如肉;吾国文明粗粝如蔬。而中酒与肉之毒者，则当以水及蔬疗之也。文明者，社会之生产物也。社会之发生文明，犹土地之发生草木;其草木之种类，当随土地之性质而别。西洋文明与吾国文明之差异，即由于西洋社会与吾国社会之差异。至两社会差异之由来，则由于社会成立之历史不同。就其重要者皆之，约有二事：(一) 西洋社会，由多数异民族混合而成：如希腊，腊丁，日尔曼，斯拉夫，犹太，马其顿，匈奴，波斯，土耳其诸民族，先后移居欧洲，叠起战斗;有两民族对抗纷争至数百年之久者。至于今日，仍以民族的国家互相角逐，至有今日之大战。吾国民族虽非纯一，满蒙回藏及苗族，与汉族之言语风俗，亦不相同;然发肤状貌，大都相类;不至如欧洲民族间歧异之甚;故相习之久，亦复同化。南北五代及辽金之割据，与元清两朝之创立，虽不无对抗纷争之迹;但综览大局，仍为一姓一家兴亡之战，不能视为民族之争。(二) 西洋社会，发达于地中海岸之河口及半岛间，交通便利，宜于商业，贸迁远服，操奇计赢竞争自烈。吾国社会，发达于大陆内地之黄河沿岸，土地沃衍，宜于农业，人各自给，安于里井，竞争较少。社会成立之历史不同，则其对于社会存在之观念，亦全然殊异。西洋人之观念，以为社会之存在，乃互相竞争之结果，依对抗力而维持;若对抗力失调，则弱者败者，即失其存在之资格。吾国人之观念，则以为社会之存在，乃各自相安之结果，凡社会中之各个人，皆为自然存在者，非扰乱社会，决不失其存在之资格。盖吾国人以为一切人类，皆为天之所生，天即赋以相当之聪明才力，以得相当之衣食，谚所谓“各人头上有青天”，及“天无绝人之路”，皆表明人类各得自然存在之意义者也。两社会间之观念，既有如此之差异，则影响于社会之文明者，差异自必更多，约举数端如下：一，西洋社会，一切皆注重于人为;我国则反之，而一切皆注重于自然。西洋人以自然为恶，一切以人力营治之;我国人则以自然为善，一切皆以体天意遵天命循天理为主。故西洋人之文明为反自然的，而我国人之文明为顺自然的(关于此义，日本杂志中曾有论著甚详，惜匆匆不及检出，以资佐证)。一，西洋人之生活为向外的，社会内之各个人皆向自己以外求生活，常对于他人为不绝的活动，而社会上一切文明，皆由人与人之关系而发生。我国人之生活为向内的，社会内之各个人，皆向自己求生活，常对于自己求其勤俭克己，安心守分，而社会上一切文明，皆由此发生。一，西洋社会内有种种之团体：若地方，若阶级，若国家，若民族，皆为一团体而成一种之人格，对于他团体为权利义务之主体。此种团体，亦为竞争之结果;以共同竞争，较之单独竞争，易获胜利也。我国社会内无所谓团体;城镇乡者，地理上之名称，省道县者，行政上之区划;本无人格的观念，存于其间。国家之名称，则为封建时代之遗物，系指公侯之封域而言。自国家以上，则谓之天下，无近世所谓国家之意义。王者无外，无复有相对之关系，其不认为人格可知。至民族观念，亦为我国所未有，所谓蛮夷戎狄者，皆天生之烝民，且多为古代帝王之后裔，以其地处僻远，俗殊文野，故加以区别。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用夏礼则夏之，其区别本非固定，故与现时民族之区别不同。盖我国除自然的个人以外，别无假定的人格，故一切以个人为中心，而家族，而亲友，而乡党，而国家，而人类，而庶物，皆由近及远，由亲及疏，以为之差等，无相冲突。西洋社会中，既有个人主义，又有国家主义，阶级主义，民族主义，时相龃龉，而个人为中心与国家为中心之二主义，尤为现世之争点。一，西洋社会，既以竞争胜利，为生存必要之条件，故视胜利为最重，而道德次之。且其道德之作用，在巩固团体内之各分子，以对抗他团体，仍持为竞争之具。而所谓道德者，乃从人与人之关系间，规定其行为之标准，故多注意于公德，而于个人之行为，则放任自由。凡图谋自己之利益，主张自己之福利，享用自己之财产，皆视为正当，而不能加以非难。资本家之跋扈于社会，盖由胜利，我国社会则往往视胜利为道德之障害，故道德上不但不崇拜胜利，而且有蔑视胜利之倾向。道德之作用，在于消灭竞争，而以与世无争，与物无竞，为道德之最高尚者。所谓道德，即在拘束身心，清心寡欲。戒谨于不睹不闻之地，为己而不为人，故于个人私德上兢兢注意。凡孜孜于图谋自己利益，汲汲于主张自己权利，及享用过于奢侈者，皆为道德所不许。一，西洋社会，无时不在战争之中;其间之和平时期，乃为战争后之休养时期，或为第二次战争之预备时期;战争为常态，和平其变态也。我国社会，时时以避去战争为务;惟自然界中竞争淘汰之公理，不能废止，故至地狭人稠生计逼促之日，为天演之所迫，避无可避，突然起社会间之扰乱，乃不得不以战争恢复和平;和平其常态，战争其变态也。西洋社会之和平，用以构造战争;我国社会之战争，用以购求和平。故自历史上观察之，西洋社会为此起彼仆之社会;我国社会，为一治一乱之社会;盖由于此。以上所述，不过就所见者杂举之，而皆为竞争存在与自然存在两观念差异之结果。综而言之：则西洋社会，为动的社会;我国社会，为静的社会。由动的社会，发生动的文明;由静的社会，发生静的文明。两种文明，各现特殊之景趣与色彩。即动的文明，其都市的景趣，带繁复的色彩;而静的文明，具田野的景趣，带恬淡的色彩。吾人之羡慕西洋文明者，犹之农夫牧子，偶历都市，见车马之喧闹，货物之充积，士女之都丽，服御之豪侈，目眩神迷，欲置身其中以为乐;而不知彼都人士，方疾首蹙[[!GF8D7]]，焦心苦虑，于子矛我盾之中，作出死入生之计乎!彼西洋人于吾国文明，固未尝加以注意;然观丁格尔《步行游记》所言，亦时怀怅触。彼于滇蜀万山之中，与吾国最旧式之社会相接，乃谓欧美文明，使人心中终日扰扰，不能休息;而欲以中国人真质朴素之风，引为针石：是亦都市之人，览田野之风景，而有所领略者也。至就两文明发生之效果而论：则动的社会，其个人富于冒险进取之性质，常向各方面吸收生产，故其生活日益丰裕;静的社会，专注意于自己内部之节约，而不向外部发展，故其生活日益贫啬。盖身心忙碌者，以生活之丰裕酬之;而生活贫啬者，以身心之安闲偿之。以个人幸福论，丰裕与安闲，孰优孰劣，殊未易定。惟二者不可得兼，而其中常具一平衡调剂之理。又人生之耗费，常与其活动为比例，活动多者耗费亦多，活动少者耗费亦少;故丰啬之殊，仅由比较而出。其实则各人之生活，悉与其境遇相应，倍入者倍出，寡得者寡失，丰啬初无二致;此亦平衡调剂之理也。现时西洋人之富力，十余倍于吾人，易言之，即在吾国可以赡养十余人之富力，在西洋仅以之赡养一人，故西洋之富力，乃由限制其人口之增殖而成。今日英美法德其生殖之进步，皆甚迟缓，且又互相杀戮，以减少其人口，于是以其财产与人口相比较，乃与吾国相去甚远。若使吾国处西洋之境况，则不出百年，即增十倍之人口，而人口与财产之比较，仍与吾国现时相等矣。社会学家，言人口有数与量之别;以量言，则彼石而我斗;以数言，则彼什而我百;数量相准。吾国堪与家，有丁多财薄财旺丁衰之言，亦犹此义;此又一平衡调剂之理也。西洋之富，由其力征经营而得，恃人为之力，以与自然抗争，凡人类所受自然界之苦痛，恐欲战胜之或避免之。吾国社会，受自然界之苦痛最甚，饥馑疫疠之至，死亡枕藉，即在平日，大多数之人民，亦无时不以其身与饥寒疾病相战。西洋社会所受自然界之苦痛较之吾侪固大为减少，然其所减少者仍以人为的苦痛增益之。试一翻西洋历史，若宗教战争，若政治战争，及近年之民族战争其死亡之多，较之饥饿疫疠之灾，亦复无异。彼等无饥饿疾病之患，乃以其身与炮火刀兵相抗;此等苦痛，固非自然界所赋与，乃为人之所自造者，非天作之孽，而自作之孽也。吾国历史，虽亦时有战乱发生;然推其原因，大都为人口过繁，生事不给，又值水旱灾祲之荐至，遂酝酿而起兵灾，仍为自然关系，而非宗教政治民族等人为之关系也。近年来三起革命，固属政治战争，然较西洋之政治战争，牺牲特少，论者谓吾国民性质和平之结果。实则吾国民穷财尽，日与自然界之苦痛搏战不遑，政治问题，可已则已，不欲更事吹求，亦所以减轻其苦痛之法耳。闻某县乡人言，其乡每遇丰年，赌博甚盛，典妻鬻子，破家者不知凡几;若值歉收，则博资无所出，诱引者弃而他去，则家室相安：故丰不如歉之乐。可知人类之性质，于自然之苦痛减少时，辄代之以人为之苦痛;若自然之苦痛剧烈，则人为之苦痛自少：此亦平衡调剂之理也。总之，由吾人观察之结果，则社会之生理，确与个人生理无异。凡喜运动之人，血气充足，而易于偏胜，故每患充血症。喜沉静之人，血气平和，而易于衰弱，故每患贫血症。患贫血症者，由于营养分之不给，细胞之代谢不旺盛，血液之成分不清洁，病菌乘间侵袭之，或成痨瘵，或发瘰疬;吾国社会之症状，即贫血之症状也。患充血症者，由于营养成分之过多，蕴蓄于胃肠而发酵，吸收于血管而生毒，病菌乘间侵袭之，或起炎症，或生痈疽;西洋社会之症状，即充血之症状也。两文明之结果，其不能无流弊，盖相等也。至于今日，两社会之交通，日益繁盛，两文明互相接近，故抱合调和，为势所必至。以事实证之，则西洋社会，以数世纪竞争活动之结果，所获得之资本，流入吾国，以开发富源。吾国社会，以数千年刻苦安静之结果，所滋生之人口，输入他国，以兴起工事：此固于两社会交有利益者。吾国现时水陆交通之逐渐便利，皆赖西洋资本之助;而西美南非及澳洲各埠之开辟，与南洋群岛各国属地之兴盛，亦赖吾国人民之移殖，皆事实之彰著者。往时吾国人以保存富源收回利权之故，拒绝外资，至今绝无成效;近时以叠次政争之故，财力益觉竭蹶，政治家对于外资，且欢迎之不暇矣。又美国及英属堪拿大非洲澳洲，皆有禁止华工入口之事，数年前吾国人有流入法国巴黎售纸花以糊口者，巴黎市会啧有烦言，至由使馆资遣回国;而大战开始以来，各国乃屡有密招华工之事，法政府至提出议案于议院，试招华工五千人，在兵工厂作工;可知通工易事，以盈补不足，为社会间之定理，如水之必至于平;堤障之设，可以暂止，而不能永绝也。以上所言，为物质上之交换。至精神上之交换，最显著者：如生存竞争之学说，输入吾国以后，其流行速于置邮传命，十余年来，社会事物之变迁，几无一不受此学说之影响。至西洋俄法德诸国，在数年以前，亦盛研究东方之学，俄国文豪托尔斯泰氏之著作中，推崇中国文明尤至;将来之西洋社会，亦必有若干之变化，受影响于吾国者，其朕兆盖已见焉。吾侪今日，当两文明接触之时，固不必排斥欧风，侈谈国粹，以与社会之潮流相逆。第其间所宜审慎者，则凡社会之中，不可不以静为基础，必有多数之静者，乃能发生少数之动者。即如吾国社会，由大体言之，固为静的社会;然政治界商业界文学界中，非无少数之动者;此少数之人，即受多数农工细民之给养而产出者也。西洋社会，由大体言之，固为动的社会，然其间亦有一部分之人民，为静的生活;且西洋社会，常向世界各社会吸收生产，故西洋之动社会亦受世界多数静社会之给养而产出者也。譬如一都会，其活动固非四周村落之所及;然其活动之由来，实在于四周村落;故四周村落愈多，其都市亦愈兴盛。可知社会之中，动者实居少数，而静者实占多数。吾国将来，其将于少数中求生活乎·抑于多数中求生活乎·设言之，如吾人为长养子孙繁殖氏族之计，将使之为官僚，为商人，为学士，生活于少数阶级中之为宜乎·抑使之为农民，为职工，生活于多数阶级中之为得乎·将使之籴米而食，赁宅而居，作都市中生活之为愈乎·抑使之耕田而食，凿井而饮，习村落间生活之为善乎·此固不待再计决者。故吾愿吾人，对于此静的社会与静的文明，勿复厌弃，而一加咀嚼也。

原载1916年10月10日《东方杂志》十三卷十号

〔鉴赏〕　杜亚泉(1873—1933)，字秋帆，又署伧父。浙江会稽伦塘(今属上虞)人。16岁中秀才。21岁肄业于崇文书院。1898年，应蔡元培之聘任绍兴中西学堂数学教员。1900年秋到上海，创办中国近代首家私立科技大学——亚泉学馆，培养科技人才。同时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科学刊物——《亚泉杂志》半月刊。又编辑《文学初阶》，为中国最早的国文教科书。1903年，返绍兴与他人创立越郡公学。翌年秋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历时二十八年。早年攻读理科，商务印书馆早期的理化书、博物教科书，大多出自他手。1911年始主编《东方杂志》，历时九年，从东西文报刊选译最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学术思潮，并开设“科学杂俎”栏目。对于国际时事，论述详备，成为当时很有影响的学术杂志。他在该刊物上发表的译著论文达300多篇，本文亦是其间发表的论文之一。

国人因甲午战败后力主变法图强，受这一思潮的影响，杜亚泉也从传统文化中走出来，成为一名推崇西方物质文明、热心推介西方科学技术的学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对人类社会的巨大破坏，战后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政治动乱、尖锐的社会矛盾、经济危机，以及由此所暴露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病态，使中国人对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作出了重新审视。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杜亚泉又从醉心于西方文化转变到反对全盘西化，主张中西融合，提倡精神文明，这是他思想上的第二次飞跃。写作本文之前，杜亚泉已对此有所认识，如在《吾人今后之觉悟》一文中，他就曾说道：“欧陆诸国，数十年来，以国力膨胀故，励行国际之竞争，扩张殖民地，纂取制海权，各占先机，互为虞诈，遂构成近今之惨祸”，“若但倡立奋斗，不加制裁，则变本加厉，转以启自相残杀之风，而陷于悲惨无情之境地”。故“儒者三纲之说，为吾政治伦理之大原”，也值得我们“共贯同条，莫可偏废”。可以看出他在观点上的转向。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中，杜亚泉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宏观比较，认为中西文化差异是由中西社会性质决定的。相对而言，西洋社会重人为，反自然;中国重自然，顺自然。西洋人生活外向，向自己以外求生活;中国人内向，生活求诸己。西洋多团体，重权利，各种主义并存，招致诸多冲突;中国无团体，以个人为中心，爱有差等，无相互冲突。西洋重竞争、轻道德;中国重道德、轻竞争。西洋尚武，以和平为变态、战争为常态;中国尚和平，以战争为变态、和平为常态。上述种种差异，一言以蔽之：“西洋社会，为动的社会，我国社会，为静的社会。由动的社会，发生动的文明;由静的社会，发生静的文明。”杜亚泉以“动静”来评判中西文化，凸显了中西两种文化在某些性质上的重要差异，揭示了中西两种文化各自相对独有的价值。但用“动静”去概括中西文化差异并非客观准确，因为中西文化各有“静”的一面，也各有“动”的一面。杜亚泉所讲到的“动”、“静”之别，可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找到出处。学者王元化先生提出：“杜亚泉虽未言明其动静说出处，但细绎其旨，便可领悟其说本之宋儒对《周易》的解释。朱子解周敦颐《太极图说》云：‘太极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故‘动极而静，静极复动’。”(《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对照本文中所讲到的动静应当互补，各取对方之长，以补自己之短思想，应当说这种理解很有道理。这样的理解与此前所说的“幼稚”之“静默”，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杜亚泉在本文中所要表述的是中西文明应当会而通之，应相互吸收和借鉴的思想观点。关于动静的概念，中国古已有之，但把动静概念用于归类两种不同文明的性质，并作具体阐述的应当首推杜亚泉。他用动静来概括两种文明的特性，不以西方为优，也并不排除中国文化的不足，这实质上是他文化多元论思想的一种体现。以后《东方杂志》发表了杜亚泉的《迷乱之现代人心》、钱智修的《功利主义与学术》、平佚编译的《中西文明之评判》等文章，阐述这方面的观点，受到来自于文化激进派的批评。如陈独秀就曾与杜亚泉发生论辩。陈独秀重申其在1915年《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提出的“东西文明好像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的观点，指出西洋文明以“战争”、“个人”、“法治”和“实利”为本位，东洋文明则以“安息”、“家族”、“感情”和“虚文”为本位，故西洋文明优于东洋文明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引发一场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辩。由于时值五四运动之际，两人的争论自然地被人们冠之以文化激进派与文化保守派间的思想区分，杜亚泉的“动静”文明观，也由此而被过多地否定。杜亚泉能在当时认识到，完全忽视民族文化固有价值的主张是不足取的。他以一种相对理智的态度讨论东西方文化传统，不失为一时代的清醒者。从其论述本身而言，还是有不足的，如用截然两分的动静来概括中西文化有欠缺之处，因为动的文明里也蕴含着静，静的文明中又会涌现动的气息。而他所提出的对中西文化当“常具一平衡调剂之理”，即持一“统整”或调和态度以应之，也是值得商榷。杜亚泉的动静文化观，给时人及后世留下深刻影响。如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对中西文明作出“动”、“静”的归结，可说有着杜亚泉思想的影子。另外在他之后的梁漱溟、章士钊以及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在某种程度上续接其文化思路，秉承在不抛弃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重建新文化的主张，并在这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可见其思想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