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节选)

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节选)

张岱年

意大利的唯心哲学家克罗契①曾说：想从马克思的遗教中找到一个知识论，或者是可以的，但如想找出一个人生哲学，大概是无望的。这话似然而实不然。马克思、恩格斯虽未正式提出一个完整的人生哲学系统，但是他们的学说中蕴含着伟大的人生哲学，他们常常谈论到人生的根本问题，并且谈得极其深切精辟，只是没有以系统的形式写出来而已。可以说，他们不仅有人生哲学，而且这种人生哲学非前人所能及。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生哲学，可以说是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人生哲学，乃是一种科学的、革命的人生哲学。革命的哲学会引起哲学的革命，而革命的人生哲学，更会引起人生哲学的革命。

人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之最主要的出发点，尤在认为人是社会的人。……马克思又认为实际上是先有社会后有个人的，他说：“人是最初在别人身上看见他自己认识他自己的”。先有社会意识，然后才有个人意识。人是社会的人。人是在社会的实践中发展的。……马克思更注重劳动对于人生的意义。人之所以能进化为人，是劳动的结果，人的理智亦是劳动的产物。劳动创造了人类。人的性质是为劳动的状态所决定的。社会的生产状态，规定着人。……辩证唯物论之“社会的人”的观念，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创发。其余各派哲学所讲的人，其实都是抽象的人，不是现实的人，故其所论也只是空想的人生哲学。辩证唯物论乃把人的本质看作具体的社会关系之总和。人一定是属于某一社会形式的，超乎特殊社会、超乎特殊阶级的普通的人，只是空虚的抽象而已。

克服环境与改变人性

辩证唯物论在根本上是极其注重人与环境之交相作用的。人是环境的产物，却能克服自然;人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却能变革社会。人在改变环境的过程中，也改造自己，变化其天性，而成为新的人。……辩证唯物论既要改变自然、变革社会，又要求改造人类，认为此三事是分不开的。可见这种人生哲学是何等的博大而切实。

自由及理想

……辩证唯物论认为人要变革世界，改造现实，不仅应认识世界发展变化的历程，而且在实践中应当充分地发挥能动作用。然而不可随意作为，必须依循客观的规律。人类的真正自由、真正向上只有凭藉唯物论的观点才能获得。只有唯物论才能把人类从一切空虚的幻想中解放出来，在世界上建设实美实善德人生。

道德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源于一定的社会需要和一定的社会关系。道德乃是基于社会的生活条件而产生的行为规范。在群体内，为满足群体之需要，各分子的行动必受一定的制约，必须作一定的行动，久之遂成为行为的规范，并被尊崇而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一切道德都受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的制约，随其变化而变化。一切道德观念、道德范畴都是有时间性的、是必然变化的。社会发展到不同的阶段，道德也就随之改变。道德为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而亦能促进社会之发展，道德之重要即在于此。……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问题是不能用训诫或说教的方法来解决，但道德仍与之有重要关系。没有人类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意识，什么社会变革也是不可能的;而在人类的意识中，总是含有某种道德理想的。道德对巩固团结，促进斗争，确实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没有革命道德，革命必然难于成功。……

总结

……最正确的是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它既注重理论，又注重实现理想之途径;它不仅注意物质情况，更思所以改变之、克服之;它不仅不忘现实，更要求对现实进行变革;它不仅不忘理想，更要求蓄积实现理想的物质力量。只有这种人生哲学，才能切实地改善人的生活。……

原载1934年2月22日和3月8日天津《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第66、 67期。

〔注释〕　①克罗契：即克罗齐(1866—1952)，意大利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精神哲学》、《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黑格尔哲学中的死东西和活东西》、《美学原理》等。〔鉴赏〕　张岱年(1909—2004)，字季同，别号宇同，出生于北京，原籍河北省献县。父亲张濂，光绪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长兄张崧年(申府)是中国现代哲学家，对张岱年的学术道路选择产生了直接影响。张岱年于1933年任清华大学助教，1952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孔子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一生著作等身，主要专著有《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发微》、《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玄儒评林》、《文化与哲学》、《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张载——中国十一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等。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

关于本文，1983年《张岱年全集》出版时他自己有个说明：“这是我1934年春发表的一篇阐述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文章，内容仅仅是个人的一些体会。篇中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文句，是根据30年代初的译文，有些是从英文转译的，原来的版本已无从检查。这些引文与近年来的标准译文不同，为了保存历史原貌，亦未加修改，事实上此文不过是30年代初期的一段陈迹而已。”从中知道，这是阐述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文字，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人生观念的思考。回顾张岱年生平，可知这确实是他整个学术探讨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张岱年在《自传》中说，他在中学时期就立下了学术救国之志，深入研究古代哲学典籍。大学期间又在其兄指导下，大量研读哲学著作。其中英国哲学家罗素、摩尔、怀特海的哲学著作，使他对分析哲学的方法和理论有所了解;而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译著，使他认识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当代最有价值的学说”。他在20世纪20—30年代，先后写了《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颜李之学》、《中国元学之基本倾向》、《中国思想源流》、《关于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谭理》等重要哲学论文，第一次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唯物论思想，阐发了中国的辩证法思想，显扬了中国人本思想，而且尝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解释社会人生。《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就是这一时期的论文。张岱年首先接触的是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哲学，他不赞成同时代人激进的“全盘西化”与保守的“复古”言论，认为这些观点均有所偏，或趋于过激，或走向极端。他要求超越其上，走出中国人自己的新路来。受张崧年“列宁、罗素与孔子，三流合一”思想的影响，张岱年提出了“新唯物论”的思路。他在1933年所写的《关于新唯物论》中，对新旧唯物论作出区别，并提出以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学说为代表，用辩证法来处理问题，同时兼顾人的理想性和精神力量，认为“唯物、理想、解析之综合，实乃新唯物论发展之必然的途径”。这个观念在张岱年那里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他在《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中就说过：“中国处于国家和文化存亡的关键时期，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文化理想来指引、激励中国人的精神，为这需要一个伟大所谓有力的哲学作一切行动事业之最高指针。”为此要求这种哲学能融会中西哲学之优长于一体，能激励国人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并能具有在方法论、知识论等方面的新意。因此在引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张先生便既注意到在方法上将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综合起来，还关注到人生观念等方面的考察。张岱年认为哲学要发挥“激励中国人精神”的作用，就不能离开对人生观念的阐述。与一部分新实在论者将人生与理想排除在哲学之外相反，他提出“人生与理想正是哲学的中心问题”。因为除哲学外，没有其他学问论及人生总原则及理想，而“人群实甚需要对于人生准则与理想的提示，以为安心定志之根据。研究人生之实际而审衡其理想，实为哲学之不可逃避之责任”(《天人五论》)。这应当就是他思考辩证唯物论的人生观念的由来。这一思想与当时社会探讨马克思主义偏重于政治思想、历史观念的思潮不尽相同。考察人生哲学的目的是要使人明了人生的意义。张岱年认为一事物的意义，即该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人生的意义，也就是人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这里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等。这就是本文中有关“人的本质”、“自由及理想”等内容讨论的原因。我们看到张岱年在讨论“人的本质”时涉及了人与劳动、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并由此引出人的自由与理想之间的关系。应当说是一种与中国传统人生观念差异性很强的论证。张岱年对由人生观念为进路的道德观探讨中，提出道德是源于一定的社会需要和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它是一种行为规范。当然它是具有时间性并有所变化的，正如他在《道德之“变”与“常”》一文中说到的：“新旧道德之对待关系，亦对立而统一的，变革之而同时亦有所保持，且系发展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念的很好解释。值得一提的是，张岱年虽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并不止步于对其中理论的宣传、介绍，而是注重于对其中观点的消化、运用。如关于人生观念，他不仅在《天人五论》等文中将其思想结合于对中国传统学说的分析，还在《生活理想之四原则》等文中对如何贯彻辩证唯物论的人生观念作出探究。具体地提出了在人生观念上的“生理合一”、“与群合一”、“义命合一”、“动的天人合一”的根本纲领与原则。其中的“生理合一”，指的是要将生命、生活的思考与当然准则或道德的规律结合起来，实际上是设法使人群的生活更美满些，这就是道德实践。“与群合一”，是与社会国家为一体，把个人与群体有机地统一起来，使个人在群体的环境中成长并获得更好地发展。“义命合一”，即理想之当然与现实之必然的结合。这涉及人在生活环境中，既有着适应也有着改造的关系。“动的天人合一”，即是以行动实践来改造天然。它既要求人以物质的力量来改造物质之天，使之合于人的理想;又主张达到天人之间的和谐。在这些观点里，既有唯物辩证论人生观的要点，又有其与中国传统思想理念相结合并有所发展的地方。这样的研讨贯穿于他的整个学术体系之中，形成了他的学术思想的特色，也为中国人生观的探究起到了一种示范的作用。不仅如此，张岱年的这些努力还扩展到他关于中国哲学的探讨中，使得他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出现创造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