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岁那年,春节刚过,人们都还沉浸在节日喜庆的氛围里,鸡未叫头鸣,爹便一把从热乎乎的被窝里光溜溜将我拽了出来,起来起来。以为是梦,揉了揉眼,发现睡我身边的哥也被爹揪红了耳朵。爹背着铺盖卷,一手攥着我的小手,一手牵着比我大五岁的同母异父的哥。深一脚浅一脚极不情愿离开了安徽老家,那个贫困的小村庄,身后,是母亲止不住的唠叨,还有那双凝视着我们远去的不舍而又绝望的眼神。
就这样,当了六年村长的爹,主动卸任了。只记得,在那个记工分的年代。“分、分、分,是社员的命根”,一点都不假。每天晚上,吃过饭,几个村干部都聚集在我家那间大北屋,摆上几把长条凳,东墙上挂着一块大黑板,房梁垂吊的两个60度的灯泡也被爹偷换成了明晃晃的100度。待人到齐,坐好,爹便郑重其事地将角落的一个挂着一把大铁锁的铁皮箱,用拴在裤腰上的钥匙打开,一双大粗手从箱里捧出一个木匣子,然后轻轻将盖掀起,小心翼翼取出一个厚厚的本子,封面工工整整书写着“社员记工簿”五个黑字,本子的每一页都密密麻麻清清楚楚记录着全村各家各户出工情况。爹再三嘱咐我和哥,他不在家时,谁都不许进这屋,更不许动这个“宝箱”。我书包里好多本子呢,谁稀罕!爹狠狠瞪我几眼。通常,农村习惯把劳动一天叫一工, 成人壮劳力一工最高分为十分,称为“足工”,按个人表现,有的九分八分不等。女人减半,未成年人大多记两分三分那样。好的记半工。老年人一般六十岁以上只有三四分了。村里也不乏有几户上了年纪身边无儿无女乃至身体残疾的老人,要么工分少,要么无法参加劳动,一年到头,温饱难保,更不要提零花钱了。爹看在眼里,心也难安,背着娘,偷偷把自家分到的粮匀给他们一些。这一秘密持续了几年,终被娘发现,免不了一顿炮轰,“自家粮还不够填饱肚皮哩,还有善心管别人”。爹不语。也有不满记分蛮横的霸主,抄着锅勺,扛着铁锹,找家闹事。爹生来瘦小,难以招架。我便不顾一切地冲向前,替爹上劲。哥却躲在角落里,双手捂着脸。平日,这家来借农具,那家来借瓢盆,借了有还的,还有不还的。娘便吩咐我去催要,被爹一把拉住了。一年到头分的粮接不上茬,家里不仅未添置过新物件,甚至过年我们身上也几乎未穿过新衣服。
再比比臨村的村长,干不了几年人家便成了全村首富,不仅吃喝不愁,当下时兴的家电家具一应俱全,老婆孩子身穿时髦的流行装大摇大摆羡煞人眼。而我爹当了几年村长,村民倒是过得富裕了,而我家过得不如平常百姓家。娘对爹显然失望极了,不理不睬,背地里抹眼泪。爹无奈之下,只好带着我和哥远走异乡谋生活。
来到河北一座小城,从未做过生意的爹,在临近一家医院的小巷里起早贪黑经营着一小片水果摊,勉强维持着,不知爹出于何种缘由,把我和哥送到了当地一所有名的武校,当时年少的我迷恋武侠,自然很开心,这一上就是三年。之后,又随爹辗转到了石家庄,先后从事过水果、服装批发、饭店、二手车等。渐渐地我和哥不觉已长大,爹的身体也越来越差,独自回了老家。我继续着爹的生意,哥去了宁波,改了行。年前,爹打来电话,问回去过年不,我爽快地答应了,想想已有近十年没回去过了,爹在电话里介绍着家乡的变化,村里大都盖起了三层小洋楼,村西老张头家的大小子开着豪车在村里到处显摆,村北头的老李家的小儿子回来给他爹拉了一车的高档烟酒,请了半村人喝倒了好几桌。还有村东头的……村南头的……听得我心猛一沉,“要不把家里的二层楼再接一层吧!”爹不语,本来想换辆十万左右的车,突然改了主意。正在高速上行驶着,姐来电话,弟,今年生意不好,也没挣上钱,爹让回去过年,我得穿体面点,咱爹可是村长,不能给他抹黑。你回来给我捎件“貂”啊。哥接着打,弟,让俩孩子随你过去读书吧!实在顾不上,混不好,村里人会笑话爹,咱爹可是村长。
爹没忘他是村长,我也没忘,全家人都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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