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的表弟语无伦次,急促颤抖,好像话都压抑在胸腔里,此时慌不择路,全都要夺路而逃。好久我才明白,他的钱包不见了。他从老家来,十个小时的火车,到了车站,一摸口袋,钱包却不翼而飞,虽然后来证实是虚惊一场,但当我赶到车站,我看到他的脸色苍白,不住地向我诉说着,眼里闪着泪光,像受了很大委屈,他拍打着夹克衫口袋,敦实的身子蹦跳着,奢望钱包会从衣衫中掉落。
我好像又看到了那个小时候受了欺侮就在我面前哭得山响的表弟,只是尖细稚嫩的声音变得沧桑浑厚,混着只有宽阔胸膛才能发出的嗡响。他说一千块,就藏在贴身的袋兜里,临走还摸了下。一千块是他一个月的工资,两月的生活费,是侄子一年的学费,他真急了。我叫他好好想想,会不会中途放到其他地方,他这才翻开拉杆箱包,并且卸下斜挂在肩头的帆布旅行包,果然,在旅行包的最里头,正压着一个黑钱包,他不好意思地咧开嘴笑了。
其实,对他,我是应该放心的,初中毕业后就在外闯荡,到广东、福建打工,从最苦的五金冲床做起,肯吃苦,人又机灵,做到了生产线的组长。三年前回家过年还带来个漂亮的湖北女朋友,舅妈乐得天天合不拢嘴,村里人也交口称赞,羡慕不已。
他在村人面前似乎很风光,但常在我面前诉苦,说每天做十个小时,老板又太抠门,这些年工资一分也没加,他说一直想到我这边来看看有没有事做。
他像个搬运工,一进门就如释重负地卸下一大堆东西,客厅里都堆满了,母亲托他带来的十几斤花生、一大桶麻油,二三十斤挂面、腊肉,舅妈炸好的一大包花生米,还有一堆给小孩的衣服,真不知道这么远的路,上车下车,他是怎么带过来的。
白天我上班,他一个人逛街,回来后就一脸兴奋,说又到哪里,看到什么店生意真好,也想开店,他的手势比画着,他朝向天空的目光好像在张望美好的未来。
他一个人跑到了长江边,用手机拍风景,回来后,就孩子样高兴地把相机的相片翻给我看,说带回家给村里人看。
但过了两天,他脸上又有了阴云,问他,好半天才支吾地说,开店怕开不成,问了人家,店铺的租金,开口就是两万。
看得出,他很希望能在这里找到一份工作,坐在公交车上,他隔着玻璃看街景,数着高楼的层数,跟我赞叹城市的繁华和大街的干净漂亮,他说公交车女司机的声音很好听,说话像唱歌,我知道吴侬软语相比家乡土语,骂人也是软软的。他还说黑伢真没骗人,黑伢在这里打了三年工,每年过年回去就在村里吹嘘,说到处都是工业区,连乡下的路上都是小汽车,马路干净得可以赤脚走路。
我带他到人才市场找工作,问了一家又一家,面对一张又一张生硬的面孔,不是嫌他只有初中文凭,就是说没有他做的工种。他一次次从希望的顶峰跌到失望的低谷。
村里人以为读了大学在外面工作的人,就神通广大,表弟也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其实,我只能提供一些用工信息,只能领着他像没头的苍蝇到处碰运气。
最后,我怀着一些愧意送别他,他却自嘲地说现在没文化到哪里都难啊,又说舅妈身体每况愈下,又是肩周炎,又是腰椎间盘突出,家里正要有人照顾,出来打工,他也有点不放心。他反过来安慰我说,打算好了,和一个朋友在家乡镇上合开个五金修理铺,现在三轮车摩托车多了,而且很多人家时兴做封闭阳台,生意一定会好。
转身的时候,我看到他眸子里有着老家耕牛一样对于命运的温顺,我注视着他矮小的身影消失在车站的人流里,一丝酸楚从我的心头涌起。
每天,我走在城市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有时会碰到一些头发蓬乱如草,或头戴工作帽,面容黝黑的人打我身边走过,他们的目的地常常是杂乱的工地和低矮的工棚,那里是城市的背陰处,我常常会产生一种错觉:表弟就隐身其中。我时常会看着他们的背影慢慢走远,直到融入城市的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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