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的记忆（外一篇）》王海波散文赏析

人生开始下坡，偶尔心脏出现早搏或心率不齐，它像做完心电图又打印出来的一卷纸，上面是图示：它呈现上下跳动着的证明我还活着的起伏。

我没有贵族世袭，没有财产祖传，也没有师承什么专项。如果有什么恩传和受益的话，就是我还活着了。可是活了大半截，喜好了一大堆，末了又啥也不是。这最初的窝囊让喜幸的活着给驱逐得无踪无影，于是人像赖汉子一样把自身的不是全归结于命，许多爱好，就在这过程中若隐若现。几天前，结识了几个音乐发烧友，我们聊起音乐，不由得唤起若干回忆。

我第一套音响是日本产的山水，这是我下海捣鼓的第一笔钱，悉数扔进了发烧级的音响。那套机器，有磁带，磁带盒的上方有一个放胶木和塑胶唱片的大唱盘，价钱对当时的我属死贵。但诱惑像个蛀虫，在心脏啃噬出几个窟窿，于是我为了防止心脏被蛀虫啃成筛眼，便咬咬牙，跺着脚把这第一套正儿八经的音响搬进了家。

这音响买了如同套上了。我那时趁着热血，趁着还剩点钱，便买了许多磁带和唱片，并化装听懂交响乐的，买了贝多芬三、五、六、九，柴可夫斯基的《悲怆》。钱悉数凿进去了，没了心事，这才罢手。

无聊的阶段听听音乐仿佛也能听出点感怀，享受。偶尔，生活把我绊几个趔趄的时候，音乐是抚慰，也时常把我拉回过去。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这套音响之前，我家曾经有过一个戏匣子。记忆里这戏匣子是电子管的，它在我耳朵想听点什么的时候坏了。然后这一坏就是十来年的东西，父母没舍得扔，它象征着我们家的富足，上面还搭一块用白线手套拆出的线勾织的线制品，用来装饰，好像还漂白了。

自此，这一点电也不耗且谁上我们家串门都要装无意瞄上一眼的东西，俨然已成了我家让人说不清又道不白却又让人匪夷所思的疑惑物。

“看他们家锅里那个穷样，他家——怎么会有戏匣子？”

这是邻居小媳妇大老婆曾经议论过的，我听得很真切。

上世纪如果歌也算是音乐的话，《学习雷锋好榜样》《我爱北京天安门》《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算是我最早耳濡目染且至今还能哼上两句的音乐启蒙了。然后熏染的是戏，带腔带韵带板的一种，《沙家浜》《海港》《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等。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主流媒体尚未盖棺定论之前，这后来定论的靡靡之音邓丽君出现了。

那时，我第一次听到这柔软甜美的歌声怦然心动，惊喜，痴迷。那是大街上一个戴蛤蟆镜、穿拖地喇叭裤的青年，手里提着一块黑砖似的录音机，一路流淌着邓丽君，我情不自禁迷迷糊糊。本来是回家，却转身跟陌生青年走了，那促使我十里相送的就是黑砖头发出的靡靡之音。

很快就到处是邓丽君了，铺天盖地的盗版，那时听《在水一方》《小城故事》《我只在乎你》《一水隔天涯》《再见，我的愛人》，感觉像蘸满了浓情韵意的诗。在那个物质匮乏、情感封闭僵死的年代，这种婉转的浅斟低唱悄然慰藉了渴望滋润的我。当时，国内充斥的宣言式的歌词和高亢激昂的歌喉，被甜美圆润、轻声细语、“七分甜、三分泪”的音质，反统战般的给冲垮了，甚至也可以说是一场“听觉的革命”。

《月亮代表我的心》《你怎么说》《我只在乎你》，声音让人心生怜爱，透着清丽、自然。在邓丽君的专辑《淡淡幽情》中，她低声吟唱的唐诗宋词，如泣如诉。我那时认为她似乎成为一个穿越时空隧道的信使，把月下独酌、亡国思怨、风花雪月，演绎得惟妙惟肖，让人心醉痴迷，也令这些古诗词焕发出特有的韵致。

那时，那块砖头形状的录音机是三洋产的，卖插头插座电风扇的各区交电站均贩卖这些南方走私来的水货。我记得当时这种砖头状的录音机价钱是268块。那时还没有百元大钞，我工作的时候工资乱七八糟加起来是两张十块的多一点，是23块钱，捻捻指头，买这玩意不吃不喝需要一年。于是透风给父亲，看有无可能恩准、救济。不承想父亲断然拒绝不说，还带来了劈头盖脸的批判，什么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东西，什么应严加批判的靡靡之音等。那时父亲的批判仿佛能劈开木板，无奈，我晃着蔫了吧唧的头，只好逃遁，只好消耗便宜的腿脚，把耳朵卖给了靡靡之音。自此我时常跟随手提着砖头、穿喇叭裤戴墨镜的人满大街瞎晃。他们是那个年代愤世嫉俗的叛逆者，可对我而言，更像是无意间挥洒着雨水、给枯干开裂的心田滋润造福的人。

泪痕童年

听母亲讲，我刚生下来的时候，低标准刚过，家境也略有好转，四个孩子除上学的大姐必须在家外，小姐和哥哥都躲在诸城老家，瓜分爷爷家那点相比我家要宽裕一点的口粮。那时，我记得从老家赶回上学的哥、姐曾对我说：“（老家）那儿满山遍野，有的是挖不完的野菜。”那口气，那手势，好似真真壮观好吃得无法形容了，引出那么多叫我嘴馋的遐想。

可惜叫我嘴馋的地方，至今我不曾去过。

这类事情，如无家人与我道说，怎么也不会留下清晰的记忆。未懂事前留下印象极深的仅是两件事。一是时常看到母亲那浮肿得一按立刻会显出凹窝的腿。二是姐姐、哥哥们每逢放假，总把我丢在家里，高高兴兴地赶回老家，也未曾细察他们的表情。长大后，我才知道，不是学习，也不是去老家接受再教育，就是为他们几张大嘴，填充肚子！

到我七岁那年，也就是我开始上学的日子，大脑才逐渐好使，记起先前或此后撞进我记忆的往事。

那时侯的我，像父亲常说的“愚得挺怪”。我自己倒也不知怎么愚的，总觉得自己样样不如人家，挺可怜，总希望别人来管管我、亲近我，像是一只需要人家抚弄的猫。有时我看到别人家的父母，对自己临上学的孩子千嘱咐万吩咐的，很是羡慕。感觉他们像是得到了那么多我没有的疼爱……当然，这也不能说我的父母不疼爱我，或没把我当亲儿对待。怎么说呢？好像……好像……只能说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忙碌于全家人的生存，没有那么充裕的精力顾全我。父亲经常出差，像母亲上三班回家时颇为疲劳一样，很少注意到我和两个姐姐一个哥哥，连别人家里与孩子最有话头的学习、作业等，父母也极少问询。好像一顿能吃半斤粮食的我们，没病倒、没饿死就很幸福似的。

那时，家里月月添口粮，父母每月的工资主要是贴在了我们五个“饭桶”的糊口上。我从没想起过，父亲从那么令人向往的北京回来后，特意给我们带回些什么。相反每次回来，家里又要感到钱的紧张，回来的话题总是“钱——钱——”，没扯到什么北京的名胜，或我知道的天安门广场。像是越出差就越受穷一样，弄得全家都没把父亲的出差认作好事儿。

那时父亲每次出远差回来，带给我们的欢喜，甚至还没有从农村来的舅舅带给我们的多。每逢快到过年的时节，我总是急切地对家人叨念着舅舅该来的日子，盼想着舅舅带给我们的可吃上好几天的花生、地瓜枣，尤其馋那满嘴生香的花生和颇耐咀嚼的地瓜枣时，想念舅舅的念头就更为强烈。

大概那年月城市与农村的人都穷得够呛，那时每见到父亲与母亲为些琐屑家事吵骂而惊动四邻，躲在旮旯里深感惴惧的我，刺进耳朵的大致总是战火的缘由“钱”字。每见到吵架之后，父亲厌烦地摔门出去，母亲独自委屈受伤得像断线珠子似的流泪时，脆弱懵然的我，便也伴着母亲流下泪来。总觉得母亲很可怜，总觉得父亲欺压母亲的可恶。大概幼童的思想总是被单纯的同情所左右吧。没想到父母各自挥拨不掉的苦，谁受到欺负，谁流泪，自然我的同情和眼泪也就归偏谁地流下来。

一次父亲外出一个多月未归，家里断了充塞肚皮的钱。挨到父亲发薪的日子，母亲便唤我到父亲的单位代领薪水。那时，我很邋遢，一路走走停停地走进父亲的单位，然后沿着贴着张张大字标语的楼墙，怯怯地走上二楼。空气好像对我很吝啬，我从大门的玻璃中向里瞅着，见亮堂的弥漫着烟雾的大屋内，一些大人们正在开会。我推开一扇大门，小偷般地朝里面探寻了一眼，想必是推门时发出的响声，惊动了那个站在会场中心戴着一副眼镜的高个子老头。他停下讲话，眼睛越过镜沿上方，看我一眼。立时，参会者的所有眼睛，全部聚焦我的头顶，我慌忙掩门退出，慌怯得真想在阴暗的走廊里找个角落躲起来。这时，那个我熟悉的胡叔叔从里面悄声地走出来。他带上门，然后弯下腰悄声问我：“来给你爸爸开钱？”

我认真地点一下头，随之说：“我妈叫我来的。”好像怕他怀疑我要拿钱出逃似的。

一只大手在我的头上抚弄了一把，又晃了晃，像往常一样没显出太亲切地嘱我原地等着，然后他又推开那扇宽笨的大门，走了进去。

我立在那儿，仰头四瞅着阴郁灰蒙的楼廊，感觉呼吸的空气就像被人扯紧的灰布，令我既新奇怯慌，又紧张压抑。只有红色的纸粘带黑色的字，泛现一些醒目的色彩。过了一会儿，胡叔叔走了回来，他一手将一小卷钞票塞进我的裤袋，一手将两个包装东西的纸盒递我玩，然后吩咐我拿好钱，叫我走了。

我一路揣着这关系到全家一个月吃饭的工资，时时按按验证是否还在口袋，回到家，递到母亲手中后，全家都好奇地围拢我，好像我漂亮地完成一件重要任务，头一次变得叫人刮目相看起来。母亲用那种从未点过大钱的欣喜样子，笨拙地数完后，捏住钱心里发乐地问我，在爸的单位那怎么说？

那年我也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了。按照当时的性格讲，全家姊妹五个当中，我被算为最没出息的一个了。怯懦、孤僻、贪玩不说，还时常遭到邻居或同学的欺负，而每次挨了揍，无能的我，总是哭嚎着往冷清的家里跑。

一次，我跑到家，正指望得到父母这最后一层的保护时，父亲居然守着那些竟敢追到门口的小狗熊（我只记得这个外号）为首的同学，不分青红皂白地就将我脑袋屁股巴掌一通，好像人家打我就是我的错。以致我更加冤屈地嚎啕大哭，感到我是无主的弃儿一样。后来，只是听到哥姐们哄跑那几个受袒护的狗的咒骂威胁声，我的哭声才渐渐地平息下来。想到还有人疼我，感动得不时抽动着细瘦的肩膀。

在那时，那股使我恐惧的不断落到身上、脸上的拳头，那张使我憎恶又惧怕的小狗熊的脸，常使我不敢顺着以前常走的路去学校上学。当时，我是多么想转学啊！可转学的借口怎么说呢？

那时的我，不回家的行為，已不是一次两次地出现了。每当我受到父亲巴掌的伺候，扯破嗓子哭嚎，招来阻挠父亲巴掌的邻居时，我就逃出家门，翻过墙，跑到我与邻童时常观玩的铁路上，或坐在可观赏到列车行驶的墙头，独自冤屈地啜泣起来，哭到自己没泪。

那时我时常的动作，总是坐在墙头将下巴支在膝盖上，望着对面喷烟的火车“轰轰”驶过，时而心还随着火车走，羡慕电影上会爬车的英雄。好像火车驶去的地方，会有那么多袒护我、疼爱我的大人似的。不管严冬还是酷夏，双脚像是走平衡木似的走在那发烫或冰冷的路轨上时，想跟火车走的念头，总是激励着我。那时，我那么恨父亲的残忍，那么恨母亲的火上浇油的帮腔。每当挨揍，母亲怕打坏衣服而唆使父亲扒光我的衣服再打时，为无人疼爱而绝望的我，简直想立刻死掉。

但当夜幕降临，我独自待得乏味，感到饥肠辘辘时，我就翻过墙，像一只夜猫一样，摸进可以叫我四处躲藏的大院里，头顶着月光，从黑暗的角落里，痛苦地观望着自家窗户散出的幽幽灯光。现在想来真是可笑，我那时的自尊，一阵上来很固执。在空旷的大院里，有时竟甘愿受冷地倚躺在人家的柴垛上，泪流模糊地跟父母相恃。觉得打出来的，就应该请回去。谁打谁请。有时见到哥哥、姐姐们扯嗓唤我，我还故意地躲藏不出。唯独见到打我凶残的父亲，拖晃着光膀的身子，在月下空旷的大院里东寻西唤地乱走，看到在暗夜月光的披挂下父亲已不再壮硕的身板，我的心才淌泪地软缓下来。感受到父亲还爱我，疼我，并为此使一度流干的眼泪，再次在我这张脏花了的倔脸上流了下来。为得到疼爱而“喔喔”地抽动着肩膀，使寻声而来的父亲，从邻家的柴垛上看到他的儿子。而那时的我，感觉到父亲打我凶狠的手，变为抚摸我抽动的肩膀时，我便更加声泪纵下地大哭起来。

父亲不是那种善于流露感情的人——这点在我也即将进入老年时，才有所改变——他见我哭得这般伤心，也没有抱起我，只是声音缓软地依旧“轰”我叫我回家。

我拖拖地随父亲走着，一进入家门，那全家使用的小方桌依旧地摆在房的中心，饭菜都用碗相互扣放在上面。母亲一条腿盘坐着，一条腿耷拉在床沿下，坐在对面看着我。身后的哥哥已酣然大睡。三个姐姐听到父亲带我回来的声音，便一齐从自家打制的吊铺上抻头看我。母亲道：“噢……别人还请不动你了。”

我擦着眼睛没吱声。

“你瞧瞧他这脸”，母亲指点我，公示我的模样。然后被我这般小小的死倔和满脸的泪灰给逗笑了。母亲身子都在颤晃，大笑着叫姐姐们看看。然后厉声道我：“还不快洗洗！”

全家都笑起来。我拖沓地走到脸盆前。大姐还开玩笑地叫我先别洗掉，仰仰头好让她们观赏观赏。大概是小孩子哭得快，消忘得也快，也没有了先前忌恨地想攀车远走的想法。感觉家庭还和暖，自己也不好意思起来。

父亲吞下止咳的药片，脸上也露出那么点难得的笑容，然后用水服下，苦心长叹地对我说：“你还赌气呢？不管好自己的孩子，难道还能去管别人的吗？”说完他又叹了口气，好似这类啰嗦事也叫他费心，令他很烦。

那时的父亲，愁烦已够多了。也不知具体哪些日子，我见已好久没出差的父亲，夜夜都在俯案写着什么，心里便觉得有些奇怪。起先我还寻思着父亲是办公文，大概目不识丁的母亲也这么认为。所以全家都没觉出什么异常——各干各的琐事。何况由于父亲的不善言谈，也使得家人养成了不过问他做事的习惯。

直到一天深夜，我因贪吃西瓜，被膀胱里过多的水分憋起，下床到厕所小便，回来在哥哥身边躺下时，见用报纸把灯光遮挡起的、在灯下蜷坐在小方桌前的父亲，摘下花镜，用拿着笔的手掌，擦拭着眼睛和鼻子，我便合衣躺下，觉得父亲可能是眼累的关系。然而，一会儿工夫，听到父亲啜鼻子的声音有些异样，便奇怪地又回转身。瞧见父亲那憔悴的脸上，搓抹的竟是闪烁的泪水时，我的心骤然一缩地惊颤了。怎么，难道父亲犯了错误吗？这就是我当时的第一个猜想。虽然那时年龄尚小而无知，但环境的影响，错误两字或这两个字的意义，已使我决非一次地听到看到了。马路上到处涂抹的黑字，打红叉的名字，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已烙印了恐怖的魔影。

那夜，我就带着这些疑问，闭着眼胡乱地猜想着。时而睁开眼睛，看看光着身子俯在小方桌上在稿纸上走动笔头的父亲，那零乱的掺有银丝的头发，那痛苦愁锁的脸盘时，心里那总想否定父亲会离开我们的恐惧，一再地扩展变大，使我脆弱害怕得想哭 。我吓坏了， 感觉窄小的往日就缺少欢乐的房屋，就要遭到一场怒浪狂风的席卷，将我摔入无人接管的恐惧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