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书籍,就有了读书法。好的读书法能事半功倍,而大师的读书之法,更能带来一种心境,一种文化的味道。
梁启超强调不动笔墨不读书。他说:“若问读书方法,我想向诸君上一个条陈:这方法是极陈旧的、极笨极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什么方法呢?是抄录或笔记。”他进而解释说,大抵凡一个大学者平日用功,总是有无数小册子或单纸片,读书看见一段资料觉其有用者,即刻抄下。资料渐渐积得丰富,再用眼光整理分析它,便成一篇名著。这种工作,笨是笨极了,但真正做学问的人,总离不开这条路。他自己无论精读还是泛读均做笔记,只不过方式略有不同而已。
陈寅恪倡导为人治学当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读书时,习惯将自己的考证、注释、心得,写在书籍的书眉上。他的文章有独特的风格,他总是习惯于先引上若干条史料,然后再加上一段按语的做法。给人的感觉,他的文章更像是没有经过加工的读书札记。胡适在日记里曾经这样评价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得不高明。”
胡适注重读书方法,指出“精”和“博”是读书两个要素。他将这个看法编成两句口号:“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提高。”胡适说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这种治学方法,是在哥伦比亚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偶然发现的。胡适还有读书三好:一好夜读;二喜在厕上、电车里读书;三好连贯式读书。胡适读书自己规定,每日读书不少于6小时。他还说“读书非毕一书勿读他书”。胡适所谈虽是常识,但却能够不落俗套,常中见奇,自具慧眼。
朱自清主张通读,强调“读”的功夫。他推崇清人姚鼐“放声疾读,久之自悟”和曾国藩“非高声朗读则不能得其雄伟大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的观点。读古文如此,读白话文也是;诗词需要吟诵,经典著作也需要反复熟读。对此,他说:“经典给人知识,教给人怎样做人,其中有许多语言的、历史的、修养的课题,有许多注解,此外还有许多相关的考证,读上百遍,也未必能够处处贯通,教人多读是有道理的。”
马一浮十分重视读书的方法,他曾撰《读书法》,论述和总结了读书的方法和经验。他说:“欲读书,先须调心。心气安定,自易领会。若以散心读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必不能入。以定心读书,事半功倍。隨事察识,语语销归自性。然后读得一书,自有一书之用,不是泛泛读过。”他还认为读书的终极目的,在于明理修德。明理之旨,终归还是养德。明理践性为历代大儒者所提倡,更为马一浮终生所实践。
许多人说钱钟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实际情况是,钱钟书不仅读,还做笔记,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也不易遗忘。他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饱蠹楼”读书时养成的。那里的图书概不外借,书上也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学生们去读书,只能携带笔记本和铅笔,边读边记。钱钟书做一遍笔记的时间,大约是读这本书的一倍。他觉得一本书读第二遍,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
读书百法,或精读,或博览,或慎思,或好问,或质疑,或笃行……好的读书法,能洞察社会,了解人生,使人从中获得知识、智慧和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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