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这里,我猛忆起,二十七年前的一天晚上,我接到哥哥发来的母亲病危的电报,第二天带着妻儿往老家赶,一路上想,母亲可能躺在病床上起不来了。但一进胡同,看到五服以内的兄妹、侄子、侄女们穿着白鞋,我明白母亲已经过世。我慌忙往母亲住的北屋跑,想看母亲最后一眼,可是不见母亲躺在病床上,她的床空了,整个屋子都空得吓人——国家刚推行火葬,而父亲要土葬母亲,如果停棺时间长,怕乡里知道后阻止,就倉仓促促地把母亲埋进了公墓。
没有了母亲的那种空,那种虚无,把大块的惶恐、悲痛、绝望,永远地烙在我的记忆里。
现在,我眼前又是那样一块白色的空和虚无。我的村庄匢囵着消失了,连废墟都不存,一点痕迹没有了,旧址上长出了小麦,小麦已经一拃多高,绿油油的麦苗荡漾着圈圈涟漪,把往昔所有的故事覆盖在下面,如果不是在这里生在这里长,熟悉周围的风物和气味,你绝对不会想到这里曾有过一个村庄。
在路边呆了一会儿,我顺着一条麦畦缓缓地往里走,两脚陷在松软的泥土里,越发沉重。虽然我听说城镇化的热浪席卷我的小村,乡亲们都住上了社区新楼的事,可是眼前的情景还是让我难以接受。
突然,我的目光被什么扯去——麦田里孤零零地立着一棵大树。啊,它不就是村子中间那棵老槐树吗?这棵老槐树又给了我方位感,村子的模样浮现出来,纵横的街道,一排排红砖瓦房,小卖部在什么方向,池塘是哪个位置……它们都活了起来,额上抹着霞光,头顶飘着炊烟。
我像见到久别的亲人,趔趔趄趄朝着老槐树奔去。
老槐树是这个平原小村前世今生的见证,也几乎是它的别称,方圆百里的人来我们村,不说东闸子庄的村名,而说到老槐树那里。这棵树有来历,传说,当年李家兄弟二人从山西洪洞县老槐树下出发,捡了一把槐树种子揣在怀里,来到渤海滩荒洼种下,又在一旁垒土屋住。从此生子育孙,形成了一个村庄;树抽叶展枝,悄悄地触摸天空。槐树和村庄一起长,一起经历磨难,灾荒年人们吃光了粮食,吃光了野菜,吃光了豆秸、麦糠,再吃什么呢?树就把叶子、皮献出来。本来干旱让树也面黄肌瘦,它们也在苦苦挣扎,但它们宁愿牺牲自己也要养活人。刀、铲一下一下刮树皮,疼得抽搐也挺着,不哭不叫。皮刮得狠的树都死了,只有这一棵,许是长在大队部门口,社员们得敬它三分、手下留情的缘故,才幸运地躲过一劫。
我小时候最喜欢到老槐树下玩了,它的根部有一个很大的树洞,里面能藏三个人。小娃娃们钻进去,都不敢说话,屏住呼吸,有怦怦的声音,那是树的心跳吗?我们感到神秘得很。这棵树半边身子糟烂了,可是它的枝叶却很茂盛,像一团绿色的云,下面一块巨大的阴凉地不漏一丝阳光,黑沉沉的。夏天走路,被太阳晒得发了蔫,一到这阴凉里就有了精神。晌午头这里聚了很多伙伴,弹琉璃蛋、打三角。阴凉地中央还有一个老人,三奶奶,她老是吃完午饭就来,拖着旧草席子,躺下打盹,任她的小孙子呀呀着在腿上爬。我们吵嚷她也不管,有的孩子被打哭她也不抬头撩一眼,头发一直那么散在地上,像一把白麻坯。我们背后都叫她“白毛女奶奶”。
农历五月,老槐树开花了,簇簇淡黄色的花从层层叠叠的叶丛中冒出来,圆鼓鼓的树冠镶着金边,很是好看。不过乡亲们一般是不让槐花盛开的,他们要采集花蕾,制作槐米茶。汉子和媳妇搭档,母亲喊着闺女,一对一对来到树下,一人举起绑有铁钩子的长杆往下钩,一人铺开篷布接。一大包花蕾股杈背回家,捋净,晒干,变成半簸箕金黄麦粒儿样的槐米。把它炒熟,用瓶子装好,喝水的时候捏一撮放在杯里,水橙黄色,抿一口,顿觉清爽许多。槐米茶能败火,家家都会制,但大伙儿公认槐花嫂子炒制得最好。槐花嫂子是百里挑一的俊女人,高挑个儿,大眼红唇,常穿一件米黄色短袖衫,从你身旁走过带着一缕暗香,这样的女人制的槐米茶能不好吗?尤其是槐花嫂不仅有一双干啥活都磨不糙的润玉似的手,心地也善良,东邻西舍槐米茶用完了,向她讨要,她总是笑吟吟地给你包好递上。就是那些醉翁之意不在酒,借讨茶来和她搭讪甚至说轻佻话的人,她都能以礼相待。四十年前我在家乡劳动,没少喝槐花嫂子的槐米茶,喝着那么美。到城里工作,我又喝龙井、乌龙、铁观音和金骏眉,没想到这一比,惊讶槐米茶实属茶中的次品(如果它也算一种茶的话),实在是不能和上述名茶相提并论,完全不像我们夸耀的那样。前年夏天回故乡,在街上碰见槐花嫂,她虽然额头有了皱纹,但眉眼间的秀气仍掩不住(如果是对城里人就用“风韵犹存”来形容她了),她拉我到她家坐坐,临走还特意送给我一包槐米茶。可返城后我拿出来泡了一杯,简直不能下咽了,它其实香味很淡很淡,而且喝下去剌嗓子,喝多了还伤胃。我有些不明白:我的乡亲们为什么祖祖辈辈喜欢喝这种茶?
槐花花蕾是采不尽的,你采得多么厉害,老槐树还是满树花。这些花结的果实叫槐铃铛豆子。秋后,槐叶凋零,一串串槐铃铛豆子擎在枝头,阳光下闪着点点金光。槐铃铛豆子也可以制茶,也可以制成食品。制食品工艺很复杂,先放在水里泡,泡掉皮,泡掉苦味。那苦味来自骨头里,除去并不易。泡三七二十一天,再上锅蒸,放上盐,就可以吃了。豆子四周有厚厚的肉,嚼起来粘溜溜的,别有一种味道,那个年月它就能给人们解馋。今天也还有人好这一口,老辈里的习惯改不了。而如果进行“深加工”,把蒸熟的槐豆裹上面,盛在浅簟子里凉、捂,发酵好了,掺进切好的白菜疙瘩、萝卜丁里,一碗槐豆做了一大缸豆豉咸菜,一家人能吃一个冬天。所以槐铃铛豆子一成熟,人们又来抢收了,最积极的要数三奶奶,这个老婆婆一年到头睁不开眼,迷迷糊糊,在生产队里干活不是咋呼腰酸,就是喊胳膊疼,可是这个时候,她两眼瞪起来,腰也挺得绷直,走路脚跟捣得地咚咚响。每年第一个来到老槐树下的是她,抢得最多的也是她。槐铃铛豆子不是生产队的庄稼,生产队的庄稼是不许随便拿回家的,槐铃铛豆子却能任意拿,三奶奶就瞅准了它,这个便宜不沾白不沾。
这时节,我们这帮野小子也高兴得像过年,在槐树底下抢槐豆,打打闹闹。我们不用钩竿,我们发射石头、砖头“炮弹”,击落“敌机”。有供“弹药”的,有“高射炮手”,一声号令,万“弹”齐发。而杀伤力最强的要属大憨哥那今天想来堪称巡航导弹的“新式武器”——那不过是一根掉了小镢子头的镢柄棍子,可到了大憨哥手里就不寻常了。大憨哥黑不溜秋,粗胳膊粗腿,一身蛮劲,他扔出去的镢柄棍子仿佛一只大鸟,在树梢上扑棱棱扇动翅膀,槐铃铛豆子便像金雨一样哗哗抖落。我们先是抱着头跑开,又一哄而上捡拾。大憨哥憨憨地笑着,听凭大家抢,他从来不独占,他的乐趣就是把镢柄棍子扔得绕着树冠翻飞。长大之后的大憨哥也是这样为人,他不惜力气,常常光着膀子帮人拉土、脱坯、盖屋、砌猪圈。自己的地也种得不赖,前几年他又和媳妇养鹅,鹅棚粪便的臭味熏得人不敢张嘴,他却站在门口憨憨地笑,大声地和路过时仓皇逃窜的人打招呼。养鹅让他发了点小财,有一天一个朋友捂着鼻子钻进他的鹅棚,拉他参与高息借贷,他心实,把存折全掏给朋友,可是后来民间借贷链条断裂,朋友失联,找不到人,他的二十万元等于蒸发了。老婆一气之下和他离婚,他受不了打击,成了疯汉,天天蹲在坍塌的鹅棚前,张着大嘴憨憨地笑……
暮色渐渐浓了,田野空旷、沉寂,暗灰无声地铺展到天边。我来到老槐树下(就像一个流浪的孩子回到老爷爷身边),我不知道跟它说些什么好。自母亲去世,我回来的次数少了;没了村子,我就真的无处可回了,我将被“沦”为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满腔的忧伤往外漫溢,不能自制。我轻轻抚摸它,手在颤抖,它中空的躯干只剩一层老皮,要不是一根铁条箍着可能会散了架。它确实很老了,但我分明感到,它的心没有死,它要倔强地活下去,干黑的枝条虽然还没发芽,却已透出绿意,用不了两场春雨,它又将一树新叶,婆娑起舞——我的心却更加悲凉。
所向披靡的推土机、铲车凶猛地扑倒那些房屋顷刻把整个村庄夷为平地。那是一场摧枯拉朽的战争,一场荡涤一切的风暴,一片瓦、一块砖都不留,可是钢铁巨臂在伸向老槐树的瞬间却软了,缩回去了。我多么感激它,我想象着那个感人的场面,一遍遍默念“行善积德,行善积德”,不管怎样,我要向这份善致敬!
急急奔来没注意,等回过神,才发现老槐树树干、树枝上缠着、垂着一缕缕红布条,就像浮来山那棵被人们尊为神的三千岁银杏树身上披红挂彩一样,这可是过去不曾有的。凝神注目,我又发现,树干一人多高的地方,钉着一个长方形铁牌,上写: “东闸子庄”,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洪武年间立村,公元二零一五年卒。”我喟然长叹,只觉喘不过气来……
补记:到了哥哥家,嫂子对我说,村子拆迁,这块地归了政府,本来老槐树也得连根拔掉,可是那天全村老老少少都来了,团团地把它护住,不须挖掘机靠近,有些老婆婆给当官的下跪、求情,这样才保住了老槐树。嫂子的眼里含着泪水,继续说,村子里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这棵老槐树了,人们认为老槐树就是早先养育了大伙、给了大伙痛苦和欢乐的村庄,过年的时候,大伙儿都到那里去,系上一条红布、红绳,一个意思是也让老槐树、老村庄过个新年,另一个意思是让它们保佑一家人平平安安,无病无灾。嫂子还告诉我,搬进楼房后,不叫“东闸子庄”这个名了,改叫同泰社区,“东闸子庄”这个村名只保留在老槐树树干的小铁牌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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