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乡下的集市上走动,胳膊里夹着个化肥袋子。杀猪的拎着刀子走过来,一把拉住我。我说:你干啥?他说:砍一块!我说:谁不知道肉好吃,手里急啊。他说:没钱,我不怕你!他硬是砍下一块肉,称过以后,交给我拎着,他拿出那个油兮兮的本记下,说:啥时候有,啥时候给。
杀猪的是本乡本土的,我割过他几回肉,算是熟人了。一些从来没见过面的外乡人,也不怕我。每年开春,天暖和了,就有“打”小鸡小鸭的出现在村头。他们有的用自行车带着一层一层的篓子,有的就地下走,挑着一对又浅又大的箩,里面盛着几百只毛茸茸的小东西。这样的人一出现,还没吆喝,村里的人就瞅着了。女人们手上拎着小筐,嘴里相互招呼着:“打”鸡娃喽!这里的“打”,就是打账。从上年收秋到现在,半年了,又一个年过的,谁家手里不是空空的。生意人清楚,这个时候的买卖,只有靠一个“打”了。我和母亲、妻子还有孩子一起挑好一小筐,货主三下两下就点清了,问过我的姓名,他记上,我们就拎走了。就连这个村庄的名字,也是问的。过了半年,八月十五以后,收秋了,他才过来收钱。那时候,公鸡尾巴上的翎毛还没有长齐,已经会学着打鸣,能经刀了。
除了他们,还有“打”种子的,也是外乡人,挑着担子。有胡萝卜子、红麻子等。这种生意,也有一些条款,嘴上说一遍就算数:鸭子是公的,不要钱;红麻开花结籽了,不要钱……
有一年场光地净,地上都结霜了。我家春上“打”下的一群鸡娃,小母鸡已经产下了带血的头蛋。可是,还不见那个外乡人来收钱。那个人长的啥样,村里人也模糊了,听口音,八成是安徽的。不来收钱,村子里也没有一丝的侥幸。一些人反倒是疑虑重重:这个人是不是出了啥事,没有了;这个人是不是弄丢了账本,找不到这个村子了。
后来我离开了这个村庄,来到了远方的城市。在城市里,我整天混在人堆里,成了一个游荡鬼。在这里,人人都怕我了。旁边的那个小店,没钱的时候,到处找硬币,我也不敢开口跟人家赊一把面条。那一天,我去领一点稿费,单子是让别人收下转给我的,上面也打着我的名字,可是窗口里面非让我再出具别人的身份证,好像这个单子是我从那个人口袋里夹出来的。我一生气,要过单子和证件就走了。在这里,我的人格已经破产。我知道,这完全是跟自己怄气。结果,单子躺在那里,作废了。大年初一,妻子到厂里参加抽奖活动,幸运地中了一辆自行车,她跑上去领,人家却不给。由于那天不是上班,她只穿厂服,没带厂卡。回到家里妻子还愤愤不平:我都干了十年了,还怕我。
在这里,我也害怕别人。在这户人家,我已经住了几年。那天,我又续交了半年的房租。房东点过后,把钱揣进了口袋。我意识了一下,拿出纸笔,说:你写张收条吧。
年迈的父亲又被我们弄到这里过年。几阵鞭炮过后,以春运为旗帜的年就这样过去了。整座城市似乎都有些落寞。那天晚上,我忽然想到一个事。我说:现在,家里还有没有“打”鸡娃的?父亲低着头想了半天,才说:还有,今年春上又来了一个,头都白了。
他那样记着的一本账,在现在不少人眼里,无疑是一张自我安慰的废纸。但是,在今天,这是一个高人,他玩儿得很大。我们这些明白人,不过是一群趴伏在地上的蝼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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