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八都的金戈气象（外一篇）》陈枯朽散文赏析

因兵而兴的乡镇，无论朝代如何更迭，世风如何涤荡，都难隐其深入骨髓的金戈气象。江山的廿八都就是这样。

廿八都的金戈气象还得从黄巢说起。本来，我对黄巢向来没有什么好感，且不说这个不第秀才举兵造大唐的反而“流寇”大半个中国的行状无甚圈点处，单就其兵围陈郡以人肉当军粮这件事，就足够让人齿冷千年的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残忍野蛮的所谓“冲天大将军”，却让仙霞岭下的廿八都染上了金戈之气而千年不散。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公元878年，黄巢采取流动作战方式，领兵渡江，向唐军力量薄弱的江南进军，先后攻下江西、浙江许多州县，又于一月之内开修七百里山路，通过浙闽交界的仙霞岭，进军岭南。由此可见，黄巢这厮，食人吞骨是把好手，开路通关也是把好手。

显然，黄巢之前，廿八都是否立村叫何名称史无可考，黄巢之后，廿八都开基却是于史有据确乎事实——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江山设都四十四，此地排行第二十八，得名廿八都。由于廿八都坐落于仙霞关下和仙霞古道旁，而仙霞关与剑门关、函谷关、雁门关号称中国四大古关，仙霞古道乃两浙入闽必经之途。雄关古道控扼浙闽交通，素有“东南之锁钥，闽浙之咽喉”之称。如此险要的地理位置，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在此屯兵演武势所必然，留存完好的“浙闽枫岭营总府”衙门是为明证。至于古镇的文昌宫所透出的鼎盛文风和老街浓郁的商贸气息那也不过是驻屯军的后裔与时俱进的衍化结果，构不成支撑古镇千年不化的内核。

黄巢“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一次行军，打通了闽浙千古屏障。从此，仙霞关隘和仙霞古道有了人迹；从此，廿八都有了兵营；从此，大山深处的寂寞被鸡鸣、犬吠、鼙鼓、号角的杂音所击破。驻军意味着营房，意味着生活，意味着娱乐，于是廿八都由原来单一的兵营变成了军民杂处的集镇。于是商贾在这里贸易，货物在这里聚散，旅人在这里打尖。而军旅屯戍之兵，自然来自五湖四海天南地北，于是语言在这里混杂，风俗在这里融合，建筑在这里荟萃。这种杂乱无章的格局的出现，意外地打破了江南农村聚族而居的传统，造成至今古镇9种方言同流，百来个姓氏并存。在建筑风格上更体现出移民杂居所必备的阔大胸怀：徽派的马头墙，浙派的屋脊，赣派的檐橼，闽派的土墙。这种兼容并蓄各取其优的奇葩模式，足令建筑学家们叹为观止。

古镇的兵戎机锋贯穿着有唐以来的历朝历代，而古镇的容颜品相却定格于明清之际，且延续当下。古镇究意如何躲过种种硝烟兵火似乎值得探讨。但我想有两个原因不容忽视：其一是古镇深锁于崇山峻岭之中，又倚仗易守难攻之仙霞关和盘旋崎岖的仙霞古道，得了地利；其二是古镇将领统兵有方，只守备御敌，不轻启战端，不侵扰百姓，不与民争利，得了人和。所以古镇虽历代屯兵却无战事或将战火引向镇外，使得古镇容颜不改，使得古镇宁静如初。

今年初秋，我应邀参加江山举办的“助力乡村旅游”采风活动，再次踏进了廿八都古镇。前一次自驾游，浮光掠影行色匆匆，混个路熟而已，没留下多少印象。这次采风需交作业，自然不敢掉以轻心。何况同行的擅长写民俗的作家邹全荣兄，一双贼眼总是盯着古厝、古桥、古砖雕、古陶瓷、古农具等古董不放，为避与其选题“撞衫”，我只得剑走偏锋另问戎机了。我站在珠波桥头的村碑前，头顶是高峻拔峭的仙霞岭，足下是清流潺湲的枫溪河，面前是一片在树木掩映下挤挤挨挨的青砖黛瓦的古屋村落。过廊桥步入条石铺就的曲曲折折的老街，两旁古香古色的民居、商铺、旅店、景点一个个像张着诱惑的大口，将游人分别吸附而去。我独自寻访着古镇军旅驿站的游丝隐带。

街右上方的略高处，一座气派非凡的古建筑引起了我的注意，原来是驻军署衙，气象很是森然。衙门口蹲踞两尊咧嘴呲牙的石狮子，正门上悬“浙闽枫岭营总府”金字牌匾，门廊下架一个浑身通红的牛皮战鼓，门柱楹联曰：“晓日旌旗开宝帐，春风鼓角动辕门”，大厅正堂匾额上书“精忠报国”四个大字，两厢罗列刀枪剑戟十八般兵器。据载：浙闽枫岭营始建于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设有游击、守备、千总、把总等将校官佐数人，辖兵千数。

衙门后堂两架古炮之间立着郑成功的塑像，只见郑成功金盔金甲全身披挂，一手叉腰，一手按剑，目视前方，率军攻战之势呼之欲出。不明就里的人会觉得郑成功现身廿八都难免有牵强之嫌，其实只要稍加分析明末清初郑成功抗清这段历史，亦能找出他驻马廿八都的迹象。据载：“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兵过仙霞关进入福建，郑成功之父郑芝龙降清。郑成功收集旧部，坚持抗清，曾先后围攻福州，攻破台州。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联合浙江张煌言等发起反攻，直逼南京，震撼满清王朝，江南民众纷纷起兵响应。后围攻南京失利，退回厦门。”郑成功这一进一退，仙霞关是必扣之关，仙霞古道是必行之路，廿八都是必驻马筹粮之所。如果从“江南民众纷纷起兵响应”来推测，廿八都居民必担壶引浆以劳义军，郑家军也必将伤病员留在村中疗养，继尔或成为古镇的新居民。

又一处崭露兵锋的宅第引起我的关注，那便是“中美技术合作所廿八都女特工训练班”陈列馆。这所古宅原主系姜守全，姜曾任国民政府吉林省财政厅厅长、军统局中校处长，与戴笠交往甚密。戴笠选择此处培训女特工，想必有三条理由：一是廿八都地处高山密林，日寇尚未染指，易于隐蔽；二是廿八都素为屯兵之地，各种军事设施齐全，居民司空见惯，不致引起恐慌；三是姜守全系自己部下，交谊甚好且其又在外地为官，宅第容易被征用。据馆内资料显示：1941年，戴笠从杭州、嘉兴、湖州流亡的难民中，挑选16-21岁的女青年在廿八都姜氏祖宅进行严格训练，培养一批特工谍报人员，分赴抗日前线，有的甚至被编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从馆中陈列的枪械、佩剑、电台、奖章、军装、便服等等诸多实物来看，特训技能相当专业，教学工作相当敬业。至于创办者戴笠之功过，本人位卑言微，不宜妄议，但立于大门照壁下的石碑上章士钊的题词似乎可作参考：“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须知章士钊乃湖南长沙人，曾任民国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民国国民政府参政会参政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像这样有权势有声望的官员学者的评价想必不会太离谱。

我走出陈列馆，驻足欣赏跨街耸立的石牌坊上不知哪位名家题的“仙霞衿束”的书法，想从古镇的金戈气场里抽身出来，但石柱上渴望古镇文武双修人才辈出的联句——“经文纬武文武道善向文武”，又让我惦记起古镇西边坂头至花桥一带的古校场、演武厅、靶场是否还有迹可寻。

“坂头陈”与花桥

我重新审视乡邦文化缘起于山西作家韩石山的一句话。他说：“一个写作者，不能一条路走到黑，应当是，青春作赋，中年治学，晚年研究乡邦文献。”回首来路，我虽业余写作多年，青春时代也曾作过赋，而中年却不知治学，至于涉猎乡邦文献似乎是浅尝则止，着实有点愧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那方水土，尤其是那蕴含深厚的邑里人文。

我的故乡在闽北政和洞宫山脚下一个名叫坂头的村子，立村年代似乎很是久远，大约在唐初的一次军事行动。公元669年，河南固始人陈政受大唐朝廷之委派任岭南行军总管率兵入闽平乱，途经江西，原在西晋末年“衣冠南渡”时自河南淮阳徙至江西信州避乱的陈氏子弟闻讯纷纷从军征闽。由于闽地山高林密，道路崎岖，一小队由陈氏子弟统领的哨探迷路于洞宫山，并染上瘴气，与南进大军失去联系，进退维谷，只得在蟠溪两岸水草丰美处安营扎寨，边养病，边等候征闽大军的信息。谁料这一等营寨便等成了坂头村落，兵士等成了坂头陈、魏、叶、祝四姓的祖先。

雄峙于闽东北的洞宫山，南接戴云山，北连武夷山，平均海拔千米，既是浙赣入闽之门户，也是交通中原之屏障。山势如被人遗弃的一只军靴，东、西、北三面刀劈斧削般峻峭，南面如阶梯渐次平缓。山中洞多石奇，且一巨石呈“宫”字形，因而得名。坂头村便坐落于洞宫山南面的缓坡，一条名曰蟠溪的河流从村中蜿蜒而过，往南汇入鸳鸯溪、白水洋。坂头村由东坂、下池、竹头三个村子组成，村落布局依山面水，散而不落，互为掎角，呈品字形。这种取势藏有行阵布兵之玄机，也凸显“后有靠，左右有抱，门前溪水环绕”的传统风水用意。

也许是陈氏家族根深蒂固的“渔樵耕读”之家风传承，也许是陈氏家族曾经饱受“衣冠南渡”的艰难历练，抑或是承袭入闽平乱功成而开郡漳州的陈政及子陈元光之余荫，因偶然的失联事件而立基坂头村的陈、魏、叶、祝四姓中，陈氏家族逐渐人丁兴旺，一枝独秀而创下闽北“坂头陈”之根基。尤其是陈桓和陈文礼的科举功名更为“坂头陈”增添了人文的光彩。

明正德六年，即公元1511年，囿于大山深处世代种田务农的坂头村发生了两件足以令人刮目相看乐道千年的大事，其一是陈桓中进士，其二是陈家建花桥。陈桓（1483～1555），号盘溪，福建政和县杨源乡坂头村人，明正德六年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庐州知府、九江兵备副使。陈桓居官清廉，去职归家后田产仅足糊口，布衣蔬食，但对乡邑民生很是关注，曾向朝廷上《民情书》，为政和百姓陈情免派驿传夫银。《政和县志》有收录这篇呈文，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政和民寡，田少，收薄，土瘠，差繁。比之建阳等县百姓苦乐大有不同。……故告摊分，则富县既贫，安有贫县翻富之理。此犹壮夫欲负于么麽衰病之人，在已诚为轻省，别人何以担当。桓目击斯弊，不忍颠连无告，少露衷曲，伏维裁度转达，免派驿传夫银，以顺民情，以宽民力，以安地方，不胜幸甚”。朝廷有否采纳陈桓免派驿传夫银之请，史无记载，但其关心民瘼、为民减负的拳拳之心令人感动，其处江湖之远而忧国忧民的政治谋略令人折服，可堪为从政为官者万世之师表。

陈桓的金榜题名，首次实现了坂头陈“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跻身体制内的夙愿，为家族争得了无上的荣光，炫耀一番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然而，理性的坂头陈并未因此大兴土木，起造进士第、将军府之类扬威显贵的华屋豪宅，而是举全族之财力在蟠溪之上建造一座风雨廊桥以报乡邻。这座风雨廊桥名叫花桥，为单孔石拱木构楼阁式廊桥，全长三十八米，宽八米，廊屋三叠翘檐，抬梁穿斗，内有覆斗式和覆盆式藻井，拱、梁、柱上绘人物故事、花卉图案和楹联，桥内设神龛七个，上列神像，桥中有亭，两端阁楼，阁楼四壁饰以名家书法，不啻为一座包罗万象的书画艺术殿堂，在闽北廊桥中独树一帜，具有一定的考古价值，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最令村民以为神奇者乃是悬于翘檐上的那八个因风而响的铜质铃铛，只要安坐家中，闻铃铛的响声，即能预测天气，且百试不爽，被村民们誉为“气象铃”。坂头人至今还是这么传，但谁也说不出所以然。

值得玩味的坂头人居然把花桥当成了宙宇，在神龛上供奉的除了观音大士、魏虞真人、通天圣母之类的宗教神像之外，还有两尊同龛并列的凡人塑像，却是陈氏家族的优秀子弟陈桓和陈文礼。陈文礼系陈桓裔孙，打小聪惠，耕读双修，居家孝母，游学敬师，能诗善文，曾抱“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之素志。上天不负有心人，陈文礼终于清光绪四年（1878年）中举，曾任直隶知县，官居三品，为官清正，体恤下民，被直隶总督李鸿章褒奖为“老成稳练，勤政爱民”，著有诗集《古香楼吟草》二卷，杂文一卷。要知道号称满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李鸿章是何等人物，能受其奖掖，可见陈文礼官声素著，着实值得“坂头陈”引以为豪。至于陈桓与陈文礼陪列诸神、安坐花桥、配享冷猪头肉之殊遇，不过说明当地村民已将“二陈”视若文神之化身而顶礼膜拜了，何况陈文礼中举当年，就有人动议将坂头村更名为文礼村，虽经陈文礼本人劝阻而作罢，但至今每每有人忆起尚引为憾事。

横卧蟠溪的花桥沐风栉雨五百余年，期间也曾遭遇过天灾人祸之侵害而几度重修重建。据有关记载和实地访查：坂头花桥始建于明正德六年，清康熙、道光年间重修，清咸丰元年被洪水冲垮，咸丰三年重建；民国元年毁于火，民国三年重建；文革期间遭“红卫兵”毁坏，1982年重修。依花桥阁楼上保存完好的两块清光绪年间重修碑记来看，有清一代毁桥者大抵为天灾，而民国以降桥毁之因，纵然无碑详录，我们仍能从老辈人口中得知实为人祸。

蟠溪潺湲，花桥如斯，透过花桥饱经沧桑的容颜我似乎品出了关涉花桥的历史面目和文化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