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陶渊明》秦树丰散文赏析

说起魏晋，有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不能遗忘与忽略的。他便是那位轻吟着《归去来兮辞》的五柳先生——陶渊明。

陶渊明一生踏过仕途，也曾落草为民。怪异的是后世却没有几人认同他矢志报国的雄心，只是下意识地尊称他为“隐士”、“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权作对诗人一生的注解。事实是这样的么？现在我们就先来探讨一下何为隐士。

一般来讲，“隐士”是指那些出世而颇具修养、深居山林的高士。这些人往往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大多拥有显赫的社会地位与声名以及不菲的财产。无论内情如何，“隐士”在当时确属一个极雅的称谓。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人一旦被称作“隐士”，自是一件很光彩的事，甚至连当朝皇上都要高看两眼。照实说，陶渊明是很钦羡这一种族的。因为，客观上来讲“隐士”是一种“功名”“闲适”两不误的行业。实际上，陶渊明离这一部落，还有不寡的距离。这里不妨先来看一看陶渊明具体的栖息地。它既不是王维的辋川竹里馆，也不是孟浩然的鹿门山轩，更不是杜甫的孤山幽庐，而是“结廬在人境”、也就是“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的南山脚下，过着“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晨出肆微勤，日入负禾还”的苦日子，如此尴尬之境，恐怕很难与传统意义上的隐士画上等号。进一步说，隐士这潭水其实是很深的。不过通常人们言及隐士往往会有这样一种定论：不入世。也就是说不与当权者为伍。而事实上，所谓“隐士”，始终与官场藕断丝连着。要不史书上怎会滋生出“终南捷径”与“山中宰相”的典故。由此看来，官场上隐士自是一坛永远都滤不清的浑水。再看陶渊明，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涵，都与隐士隔着一层。故，陶渊明的“隐士”雅号，不是自封的，而是后人强加给他的。因此，把陶渊明称为一个隐士，以至隐逸诗人之宗，绝对是一个莫大的讽刺。由此，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下古代知识分子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了。

台湾著名学者叶嘉莹先生，曾对陶渊明的《饮酒》诗序进行过一番细致入微的索解。其中，讲到了第九首，引出了一个送酒人的故事。大意是这样：清晨，有个自称田父的农人不但给他送来了酒，而且还对他的归隐提出了忠告与置疑。意谓，像您这样一个有学问的士大夫，何不入世去做官，偏偏要来到这穷乡僻壤，与尔等乡里小民为伍，甘愿守穷，真个令人费解。由此可见，十年寒窗，进而跻身仕途，已经成了古代国民的普遍思维与共同理想。士大夫们更是以此为荣。殊不知，他们耿耿于怀的所谓家国天下，究竟是谁的国、谁的天下。古人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白了，所谓家国天下不过是皇帝老儿的囊中之物。追溯历史，不难发现几乎每一个帝王一朝登基，首先考虑的都不是黎民的安居乐业、衣食温饱，而是自个儿大兴土木，构建豪宅，醉卧花丛，过起了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而一代诗魔白居易则一语道破了天机：“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哇塞，如此妻妾成群，别说皇帝老儿罕有勤政为民的思想，即使有，但凭这些如云的红颜环绕左右，试想他还有多少精气神来谋江山，忧黎元，况且，那个政治圈内还蕴藏着数不清的阴谋与龌龊。不是宗室内部明争暗斗，就是臣与臣之间勾心斗角。处处是尔虞我诈，处处是刀光剑影。历史证明，那是一个如履薄冰、让人不寒而栗的黑色地带，走进官场无异于踏上了贼船。而陶渊明生活的魏晋，更是一个乱得不能再乱的时代。北方是五胡乱华，中原是争权夺利、叛乱不断。列数晋朝的几个帝王：司马炎、桓玄、刘裕……无不是阴险、奸诈、野心膨胀之辈。可叹，那些赤胆忠心的文臣武将，把国家与民族的希望，居然寄托在了一个个昏君身上，真个太天真，太迂腐了。因此，古代的仁人志士们所津津乐道的家国天下，不过是封建统治者的私人专利罢了。其实，跻身仕途仅仅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报国的一种形式。而真正的政治，最大的政治，乃是普天之下黎民百姓的生死歌哭。如是，今天我们不得不重新打量，评价一下我们的田园诗人陶渊明了。

千百年来，一直有一种异样的论调存在着，这便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不啻是一种逃避。也就是说陶渊明正当壮年便消弭了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远离了政治舞台。事实上，陶渊明奋力挣脱的只是一个肮脏、黑暗、专利、蝇营狗苟的贼巢，用他的话说便是“误落尘网中”。他转身走向的乃是一个充满烟火味的政治中心——民间。“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亲身体验农夫们躬耕田园的艰苦生活。同时，他也期盼着黎民百姓能够早日过上“桃花源”一般安宁富裕的幸福生活，斯乃陶公最大的政治理想。实际上，陶公之举与其说是世人凡指的归隐，倒不如说是一次惊世骇俗、别开生面的复出。相比李白、杜甫、白居易，陶公才堪称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的诗人。一个传统的隐士，写不出“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更写不出“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何为人民的诗人？首先理当是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匍匐于大地之上的。陶渊明是真真切切做到了。因为他经历了普通民众所能经历的一切：贫穷，饥饿，欠收，火灾……可点可赞的是，在最悲惨、最失意的情境下，陶公依然不失儒士之风，为后世留下了一席席精神大餐：《归园田居》、《饮酒》、《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

陶渊明曾经先后四次为官，为什么最终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官场？因为他洞穿看透了封建统治者的本质。一个只知道自己升官发财、不管百姓生死忧乐的王朝，还有必要执着、痴心地为其效忠卖命么？况且，还要因此去溜须拍马，摧眉折腰，真个太不值得了。是故，逗留官场已毫无任何价值与意义。相反，他一朝定向，回归田园，亲理农桑。不经意间，却在飞鸟、松林与秋菊中，获得了“真意”。

遥想陶公当年，置身于那样一个空前的乱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内心在进与退之间，一定掀起过思辨的狂澜。如果自己选择去抗争，开辟出一条治国之路哪？可惜手中没有实权。而要辅佐于比较开明的一方吧？官场险恶，弄不好又怕站错了队，比如李白。因而，处于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归耕自然就是一条唯一的而且也是非常明智的道了。有道是：“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和墨”。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断言，陶渊明当年的抉择，绝对没错。他的最终抉择，具有非凡的意义，不但独善了自己，而且惠及了后人，启迪了后人。可以说他的旷世异举，改变了史界文苑的大格局。让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来了个空前绝后的大颠覆。至少给后世的读书人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与影响。李白、孟浩然、苏东坡等文人雅士，无不为先生的开天品行而击节叹赏。

陶渊明的非常之举，委婉地左右了人们头脑中固有的皇帝与国家水乳交融的混乱思维，也就是说忠君不等于爱国。一个真正忧国忧民、有抱负、有理想的诗人，不应该是一个只知道汲汲于君王与仕途的人。其实，人生的路有千万条。假如当年陶渊明一味隐忍苟且，一如既往地在官场上混下去，他的政治抱负，他的远大理想，能够实现么？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回眸中国历史上那些曾经涉足于官场的文人墨客、志士仁人，哪一个不是落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瞧吧！不是获罪于帝王手下，就是沦于小人之囿，几乎没有一个是善始善终的。屈原一生光明磊落，心系楚国苍生，却惨遭奸臣诬陷，含恨投江。李白胸怀“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理想，最终结局竟是“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杜甫坚守“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济世之志，收获的竟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苏轼一生兢兢业业，忠君爱民，换来的竟是“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的感慨。说白了，报国不一定要去当宰相，当将军。先贤早就说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实际上，布衣百姓，才是保家卫国的主力军，抗击外寇的中流砥柱。如是，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置疑陶公当年的抉择是不理智、不正确的呢？事实是，他是中国古代文化界的一个改革者，是一个勇于挑战世俗的鸿儒，而不是一个单纯的“隐逸”的诗人。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他是耕者，不是隐者。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他是田园诗人，不是隐逸诗人。

陶渊明，这个一千多年前的诗人，曾经一度被我牢牢地误读着。同时，我想诸君各位恐怕也有同感吧。并且这误解恐怕都缘于陶公那组有名的五言诗《饮酒》之五吧。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何其闲适，何其欢欣！殊不知，陶公这丝悠然，只是精神层面的，而且是瞬间的感觉与体验。实际，生活远非这般美妙，相反，那是十分的糟糕与狼狈。但是一个人的一生能够拥有这份悠然的情怀，也绝对不枉此生。陶渊明这位正直、朴素的乡村诗人，生前虽然没有像他的祖父陶侃那样平息叛乱、建功立业、爆得大名，但他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有益的启示：人原来还可以这么活着。“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违”，“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相比那些拥挤在仕途官道上的腐儒，陶公才是一个真正活明白的人。

陶渊明向往功名，但他更热爱美与大自然。在他的生命空间里，似乎不能容忍一丝丑陋的东西。即便是以清幽而享誉的佛门圣地，他也难以相融。何况是污浊的官场。政治圈与文化圈自古以来就是两大难以调和的阵营，对此，鲁迅先生早有论述。而陶公显然觉醒得更为超前。这也就是他异于常人之处，这也就是他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