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华北平原的很多村庄一样,我们村也属于东西长、南北短的建筑结构。不知从何时起,在倒“丁”字的“一”与“丨”的接壤处形成了街心。冬天,老人在这里晒太阳,中年妇女们在这里聊闲篇,孩子们在这里踢毽子、抽陀螺。每到吃饭点,由小庙改成的第一生产队大队部北墙根,一蹲一排,他们端着比脸还大的粗瓷碗,一边往嘴里送饭,一边议论发生在村里的新鲜事。当有人曝出谁家的儿子当兵提了干,谁家刚把猪卖了个好价钱,几乎所有人看着他,商量好似的一齐发问:真的假的?街心无疑一个小社会。
就在街心,我听蹲在墙根拉家常的老头们压低声音说“小日本”来了,尔后一哄而散。“小日本”慢悠悠走到街心时,连只低头找食的麻雀都不见,只好垂头丧气地沿原路返回。那时,我格外怕这个凶老头,我听到关于他的传说:把媳妇吊在梁头上,用自制的小皮鞭抽,直到媳妇求饶。还听说,“小日本”趁夜黑风高,逼着走路一摇三晃(三寸金莲)的媳妇,从黑洞洞的井口迈过去。听多了,我为“小日本”画了幅肖像:鹰勾鼻,三角眼,血盆大口,一双铁锚大手握着皮鞭。
雨后,天似蓝宝石一样清透,到处弥漫着青草的芳香,红彤彤的太阳顽皮地在树杈上打秋千,只片刻时间,袅袅炊烟从农户家升起,打破了先前的静谧。我来到街心,空无一人,想起春天母亲带我去舅舅家的情景,风好大,漫天黄沙,吹得人睁不开眼。于是寻半截小木棍,在地上画起画。梳齐耳短发的女人骑自行车带着梳羊角辫的小女孩,在两旁种了柳树的土路上吃力地前行。女人上身几乎趴到车把上,头发向后飞着,小女孩用手捂着眼睛,从指缝中向外看。
“应该把柳树的枝条画得也向后吹。”随着舒缓好听的男中音落地,一双穿着黑色礼服呢鞋子的大脚,出现在我低头的视野中,待我抬头一看,顿时吓得“啊”的一声尖叫。奇怪的是,眼前的“小日本”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模样,慈眉善目,像电影中的正面角色。可我还是站起来撒腿往家的方向跑,生怕跑慢了,身体还没一袋面重的我,被他背回家,吊在梁头上打。我边跑边回头,见“小日本”蹲在地上画着什么。“咕咚”,额头狠狠地碰在家门口堆放的青砖垛上,疼得眼冒金星。呲牙咧嘴,带着核桃大小的包,回家向母亲哭诉,以期得到母亲的安慰。谁知母亲反问我,“小日本”吃人?我摇摇头。不吃人,那你还跑?我带着哭腔回答:街里人说他厉害!母亲生气地说:“街里,街里,街里人说他打死人了,你见了?”我无言以对。
那时,我没上学,不知道有个成语叫道听途说。小村里的新鲜事,都是在街心听到的,而第一个在街心传播的人,又是听外村的人说的。正如俗话说的那样,话越捎越多,东西越捎越少。之后在街心听见什么,保持缄默,不问、不传。一次就是教训。
第二天,在我的画左边有一行字。可惜我只认识“好”字。村里的文化人二爷说上面的字是:画得好!要是把柳树画出被风吹起来的感觉,就更好了。我这才注意到,画上柳树枝条,由“S”,改为斜刘海。
我知道是“小日本”所为。
此后,每逢见“小日本”从臧家盘缓缓向东走来,我便悄悄躲到“一”字处,偷偷窥视怪物“小日本”,只见他淡眉杏眼,高挺鼻梁上架一副金丝眼镜,白胡须长得掩盖住下巴,一条长辫子由后脑勺垂至腰际,整个人给人的感觉是斯文。他如一尊汉白玉雕像,上身笔直,两腿并拢,双手搭在膝盖上,双目微闭,似沉思,又似冥想。
我开始怀疑那些传说。
“小日本”真名叫什么,我并不知道。打记事起,我听到的只是他的绰号。关于他绰号的由来,传说是这样的:说话总之什么、者什么的,叫人听不懂。有时还“老子”说、“孙子”说,净沾人光,跟小日本没区别。
二爷不这么说,他说“小日本”文化底蕴高,跟村人讲老子的《道德经》,又拉呱说孙武的《孙子兵法》,之乎者也,自然难免。问题是村里人大多没文化,像听天书,所以毫不顾忌地给他起外号,制造各种诋毁他人格的谣言,比如虐待妻子,谁又见到他殴打妻子、逼迫妻子迈井口了呢?再有,同样颜色的衣服,穿在“小日本”身上,就变了味。
的確如此,炎夏,坐在“丁”字街“一”字处的爷们,使劲忽扇着蒲扇,但见着一袭白衣的“小日本”,缓缓向东走来,忘记谁说了句“真他娘的不吉利,跟孝子没区别”,人们又是一哄而散。到了冬天,“小日本”换上黑色长袍、同色马褂和毡帽,在街心北墙根晒暖的男人们看见后,起身拍拍屁股上土,丢下一句“晦气”,各自回家。他们显然把着一身黑的“小日本”比成了老鸹。
懂了,便知道这是国人的劣根性!
“小日本”家住臧家盘。我们村建于明朝,韩姓、李姓先到此地,臧姓较晚,他们发展快,起名臧家庄。后因距离南边村南辛庄近,在其北侧,更名北辛庄。村里的老人们习惯称臧家胡同为臧家盘。臧姓在此盘踞,一户受气,全家族人上。有年,臧家盘一小男孩学骑自行车,撞倒村支书的小舅子,支书小舅子小时候得小儿麻痹症,落下后遗症,人背后喊他小拐子。小拐子从地上爬起来抽拐杖想打臧姓小男孩,就见臧家盘男女老少,手持铁锨、木棍、红缨枪,跑着喊着,那架势硬是把有“国舅”之称的小拐子,吓得尿湿了裤子。
初冬时节,大人孩子喜滋滋地传播着“小日本”死了,没想到臧姓家族同样持喜滋滋的态度。以往,臧姓家族一家死人,戴孝帽的一跪半条街。为“小日本”守灵的只有上了年纪的外甥和媳妇,但脸上没有写着一丝的恸。同族人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似乎,他们是在参加同族人的喜事。
人死如灯灭吗?村里没人再拿“小日本”吓唬孩子们,我们在月下玩捉迷藏、讲鬼故事,直到爹娘兄姊喊着让回家,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街心。
站在街心向南看,映入眼帘的是松树的剪影,它像是小村子的迎客松,又宛如为小村站岗放哨的兵。锄耪累了的人,会躲进松树巨大的树冠下纳凉;打这里经过的人累了,会躲进它的阴凉下歇一会。松树的北面有条河,这条河绕过我们村,一路向北。那时,河的北岸是傻老底家。没想到自幼摸黑都能准确地找到树的我,大白天睁大眼睛去找,不但没发现树和那条长年累月哼着小曲的溪流,连傻老底的“世外桃源”也没找到。替代世外桃源的是贴着瓷砖、大门紧闭的一户人家。
说傻老底家是世外桃源,是它有低矮的土墙和做得很精致的木栅栏。另外有晚上躺在炕上看星星的玻璃天窗。有一年重阳节,傻老底院内乳白、暗紫两种颜色“勾”字菊开得正艳,他用浑厚兼有沧桑之感的声音吟诵: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当时,母亲领着我去他对门邻居的数学老师处问考试分数,没听见老师怎样说我的,却记住了这首陶渊明的诗。
我挣脱母亲的手,去看傻老底干活。他开始剥玉米,玉米头统统朝下,齐刷刷捆在了树干上,一会工夫,把光秃秃的树干布置成金色菊花的花坛。做完这些,傻老底似乎觉得小院中的烟火气息还不够,转身到里屋端来一簸箕红辣椒,用做被子的大针,纫上纳鞋底的绳子,把红辣椒串成两条大辫子,挂在木格子风门两旁。刹那间,灰头土脸的门口像贴了迎新的春联。自认为得到真传,回家后效仿傻老底往树上捆玉米,折腾了一天,最后以失败收场。至今,我没搞懂怎样能把玉米牢固地捆在树上。
十多年前,我凭借对傻老底世外桃源的印象写过一首十四行诗《黄昏农庄》,遗憾的是因家属院反复停电,电脑硬盘无药可救,丢失了它。几次想重写,无论如何找不到当时的感觉。大概在前年,我学着傻老底的样子,串起散落在阳台上的干辣椒,挂在阳台门框上时,浓浓的乡土气息,替代了城市现代化的苍白。最近,我在家中养了盆金黄色的菊花,时常用凋零的花瓣泡水洗眼。有明目作用的菊花,果然发挥了作用,看东西不再模糊。我还喜欢上坐在飘窗上的蒲团上读书。楼下有扭动腰肢跳肚皮舞的年轻女子,有挥动浑圆臂膀锻炼身体的中老年妇女,还有奋力抡起皮鞭抽打电陀螺的老头,尽管如此,我仍把喧嚣留给了他们,把书香留给了自己。
傻老底在我眼中不是农民,是艺术家,是隐者。虽然穿着傻老底奶奶自己织的粗布厚缝制的衣服,上衣盘扣,裤子大裆,可依旧掩藏不住那股潇洒和骨子里的浪漫。一雙浓密的剑眉下是如炬大眼,鼻直,口方。络腮胡,黑红脸膛。身高过谁家门口,都得低头,大概过于高的原因,他背微驼。头上顶着少许灰白卷发,疾走如飞时,发宛若墙头上被劲头吹动的杂草,忽而左,忽而右,但他性格坚毅,思想观点从不受外力左右。村东有块洼地,十年九淹,分给谁,谁都不要,傻老底抓阄抓到东面块洼地,欣然接受。有人说:“凭什么你不对大队讲条件就接受?这不是傻是么(么,是老家土语,指什么的意思)?”傻老底不以为然地回答:“你不要,我不要,总得有人要,干么那么尖薄?”
我家出门向东,能看见傻老底分的那块洼地。当春风把夹杂着泥土的芬芳和土家肥的臭味,吹到家家户户,人们重新启动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模式。只见傻老底整个春天不是起土把洼地垫高,反而推了一小车又一小车的土去加固多年失修的河沿。到了汛期,河水像降伏的小兽,头也不回地一路乖乖向北。没有后顾之忧的他,秋后播种麦子,来年春天又栽下玉米、高粱、芝麻和黄豆。麦收季节,傻老底忙得顾不上回家。说起来,傻老底已是七十古来稀,同龄人早已坐等吃闲饭。
秋后,傻老底在自家的院子里,用洁白的棉花、金黄色的玉米、铁锈红的高粱和浅土色的黄豆,把正方形色块添满。他真像色彩敏感的油画大师。
有人眼红,怂恿队长重新抓阄,被傻老底打理成肥田的洼地,别人拿走了。傻老底没有半句怨言。当一个地方衡量是非曲直的标尺出了问题,这里的善良和正直,会不复存在。
傻老底的名字来源于总说一些与身份不相符的话、做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有次在街心吃饭,他说明天惊蛰。吃饭的人把目光投向他,他们不关心惊蛰惊醒了谁,只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咋能多收点。核心人物小河,跟喜欢在人多地方出人丑、揭人短的鑫,递了个眼色,接到信号的鑫马上问:“老底,惊蛰该干么了?”“别慌,你听我说完,蛰是藏的意思,惊蛰是指春雷乍动,惊醒了蛰伏在土中冬眠的动物。”“老底,你惊了没?”惹得那些老少爷们一阵哄堂大笑。傻老底自然不傻,他“腾”地站起来,急得有些口吃地说:“瞧你,哪有把人当牲口比喻的?”说完,继续重复着这句话,头也不回地回家去了。
我自幼吃东西挑三拣四,西院二爷说我应该投胎到城里。多年后,我到了城市,二爷却钻进土丘。二爷是引领潮流的人,他喜欢穿四个兜的中山服,在左侧上衣兜中插一根派克笔。外号二瞎子的二爷,那会就戴指甲盖大小的塑料片(隐形眼镜),冬天,他喝温酒,夏天,他煮冰糖菊花茶。如果说二爷的文化是摆在书柜的书,那么傻老底的文化就是盛书的柜子。无论傻老底是下地干活,还是在家扫院子、干杂活,名著不离口,对《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中的人物熟悉得张口即来,似是唤自家孩子。我喜欢听他讲三国,一人时而模仿曹操,时而学孙权,时而又扮刘备,就连大乔小乔出场时,他也会阴柔下嗓音。讲到《空城计》时,马上就是诸葛亮附体,拿笤帚疙瘩当琴,唱起“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论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先帝爷下南阳御驾三请,联东吴灭曹威鼎足三分。 官封到武乡侯执掌帅印,东西征南北剿博古通今。 周文王访姜尚周室大振,汉诸葛怎比得前辈的先生。 闲无事在敌楼我亮一亮琴音”,而后“哈哈哈”大笑三声。
不知不觉中,我做人的标准,距离当年的傻老底越来越近。在单位承担了他人不乐意接受的工作,被人说傻;甘愿清贫,朋友说我笨。我不以为然。做一个散淡的人,与职业、物质无关。
东墙根有几人正吃饭,看上去也就六十多岁,已经属于村里的老人,守候着空巢村庄。无论皱纹满脸的老人,还是一脸稚气的孩子,都叫不上名字。一茬茬的人,把一茬茬的老人顶进了黄土堆,自己又被另一茬茬的人顶老。不知道街心,见证了多少人的生老病死,多少家的喜怒哀乐。按照平均年龄六十岁计算,六百年,十代人,可想而知。
“领谁呀?”有人好奇地问大哥。我大哥笑着回答:“呀,都不认识了?我妹,小红。”他们望着我,说模样变了,我再认真地端详他们,没有一丝的熟悉感。
我眼中故乡早已物是人非,脑海中只留下一些片段,像是记忆的程序被谁删减了似的。又听说有着悠久历史的我们村,要与其他村合并,那瞬间,伤悲之情在内心交织半天,最后化成了擦不干的泪水。
心情黯淡时,懵然发现多年不见的高粱,突兀地出现在我眼前,它用一抹葱郁装扮着颓废的村庄。我望着它,它望着泪眼婆娑的我。依稀,我看到多年来一直没有离开村庄的老精灵——“小日本”、傻老底,“小日本”雕像般坐在街心,傻老底还在跟人们讲惊蛰的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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