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什么时候起的风,窗户大开着,鸟被惊醒,叫着,拍打着翅膀,外面黑黢黢的,天还没有明亮的意思。黎明之前,仿佛每一片叶子都在苏醒,哗哗的声音,如涨涨落落的潮水。
她总是那样微笑着,那样自然地出现,当然,只是在梦里。她的眼神还是那样快乐,她的书包里总是装着一个苹果。
也许微笑是真实的,而苹果只是一个想象。有时候,我会产生一些疑惑,不知道一件事是真的经历过,还是只是在梦里梦见过。
所以在说起一件经历时,偶尔会忽然停下来,担心是不是混乱了,怀疑是不是真实的。事实上,做梦的时间,也几乎是处理一件事情的时间长度,所以做梦也很累,也要考虑人情世故,也要把事情做得合理。不过做梦有个好处,遇上处理不了的问题,就会出现不符合逻辑的情节,莫名其妙地逃脱,莫名其妙地人出现,或者干脆停止思考,进入睡眠,过一会儿又跳入另外一件事,开始另一个故事。这是人的本能在逃避困难,或者在避险。梦中的陷阱,比在现实当中一点也不少。在梦里,比在现实更忙。做梦就是自己给自己讲故事吧。白天我们只是活了一半的人生,另一部分就存在于梦乡,合上眼睛,我们可以打开另一扇门。有的人在睡眠中死去,我想也许他在梦中遇上了难以逾越的事情,过于劳心或者过于激动。人,要活一辈子,一半时间,甚至更多时间在做梦,够累的。
我很多次梦见那个微笑,在我少年时期的微笑,像一朵攀爬到半墙的粉色喇叭花。那是我给自己的一个最好的梦。
做梦,往往更直接地表现出现实的焦虑和恐惧。比如我最怕蛇,有时候就梦见,怕得不行,甚至一写这个字,下面的文字都不敢写了。一句话错了好几个字。一个人躺下休息的权利,是上帝造人时设计好的,不然人们 24 小时不停地思考和劳作,创作的财富和智慧也许可以方便地找到上帝的家门,找到伊甸园的入口。可是上帝无法控制人在睡眠时不思考,因此那些思考,可能比现实更有效,更体现出生命的意义。不过,对于一个正常的人来说,当他睁开眼睛后,基本就会把梦里的思考抛掷脑后。白天还有迫切的工作要做,有烦恼要处理,对他来说,梦里的东西很多是无效的荒诞的,也更容易被遗忘。因为梦境经常会缺乏逻辑性,人物的出现以记忆为标准,而不是以时间;事情的发展以情感为主线,在梦里可以妄为,不必太多顾忌。但是如果在梦里做得过分,多数也会被逼迫得走投无路,一头汗水地闯进现实,拍着胸脯安慰自己:还好,在做梦。喝杯水压压惊。比如睡觉时手压了胸,往往也会被噩梦魇住,挣扎着醒来,现实中所有的不堪都可能堆积在那个梦里。
人在白天是聪明的,或者自以为是这样,所以会不把梦里的事情当回事。但是也有很多人对做梦这个问题比较好奇,于是有《周公解梦》,弗洛伊德也研究做梦问题,但是他们不是从相同的角度来解读。周公解读更亲民,喜怒哀乐家长里短七荤八素;弗洛伊德 则从精神层面对人的思想做出分析。
黑夜是人的另一种生活,你无法不入睡,即使你多么喜欢夜生活,如果总是不睡觉,或者失眠,你的另一半生活就会扰乱你的白天的现实生活。我认识的有几位中年朋友在服用安眠药品,他们在一处互相倾诉失眠的痛苦。他们并不是不愿意在现实生活里存在,也不是多么热爱美梦,而是上帝之手把每根神经都调教得恰到好处,不允许任何人拉长。这样看,做梦也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甜美的梦是对现实生活的一个安慰,就像一次酣畅淋漓的性爱是对焦虑的释放,美梦从来都不愿醒来。只有噩梦,特别是人明知道在噩梦里也不能自己醒来的时候,必定痛苦万分,肝胆俱裂。
有人从梦里笑醒,有人从梦里哭醒,有人在梦里惊醒,也有人一觉睡到自然醒。
也许正像我担心梦到蛇一样,也有人会惧怕入梦,比如一个怕他人篡权的国王,比如一个担心梦中被刺杀的丞相,比如有人忧虑秘密在梦里脱口而出,比如有人害怕在梦里重新经历噩梦般的现实。毕竟入睡往往要在黑夜,黑夜里的秘密也是多的,梦里也总是有秘密是不能搬运到白天晾晒的。
其实更多人在梦里还算计来算计去,想在梦里掰扯清白天的账务和人生。坦然入梦,鼾声如雷,也是一种不被控制的自由,有时候,不妨借助二两小酒,做一个向死而生的梦。
对一个人的理解
越是喊着口号来办的事情,越是难办的事情。几年前,喊出的“理解万岁”,人们肯定憋了很大的劲儿,因为做到真正的理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在我的老家,一条二十多年没有改变的陋巷,土坯的院墙已经倾圮,两棵枣树长着枯瘦的枝条在冬季的风里晃着。上小学的时候,大概是四年级吧,我曾偷过这棵树上的小圆枣。枣是刚刚泛红的时候,并不好吃,装满了衣袋,全用来投掷同学,当了武器。那天枣树的主人,一个中年寡妇,披散着头发追我们。我们从矮墙上跳出,险些摔进墙那边寿山家的猪圈。如今墙院都没了,残垣断壁也没有了,只有枣树,据说几年不结枣子了,也没有人刨了锯了,或打理一下。在这条小巷子的尽头住着一个人。他家的院墙有些高,每年抹一遍麦秸泥,略显整洁。院门原先是木栅栏,后来换成了黑漆木门。这个人去年已经化成了一抔沉默的土灰。清瘦的脸,憨厚的目光,是他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这个人对这个村子很重要,但也许人们并不知道或者并不这样认为。他原先只是一个不成大器的文化人,但要比村子里出一个县委书记或是县长,对这个村子更重要。一个人的官痞气可以把他周围的人影响得更痞,而一个文化人所传达散发的,如同热量,会使那些哪怕最愚昧的穷人百姓,也感到一丝要让自己的后代努力的精神压力。
我就是这个村子里、这样一个穷人的后代。
说起来,我只是在他最后的日子,才真正认识他。后来我想他那样看重我,大概也是需要一个人对他的阅读、理解和安慰吧。
他做过官,我相信他肯定是一个好官。他不做官之后,还是一个文化人,是一个与普通概念中的农民不同的村里人。我的手里曾有他写的两部戏剧稿本,我一页一页翻读。我虽然不懂戏剧,但凭着一点悟性,解读着他重新整理创作的关于乡土历史中一个古代将军的传奇故事。在他清静整洁的家里,他俯身在干净的饭桌上,那是农家过日子最常见的饭桌,大概还是他年轻结婚时置下的。桌子的颜色几乎褪尽,显出细致的木纹。他就在这张小桌子上,手指敲击着鼓铙节拍,他那一生在农村劳作的妻子,满足地望着他,享受着人生最后的幸福时光。也许那时候,当阵阵隐痛和灼热从体内升起并辐射时,他以为那是历史人物的命运触痛了自己。
我不敢说那是一部多好的作品,我只是通过作品理解了一个人,即使不是他的全部生命,也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后来,大概一年吧,同样题材的戏曲在市里排演,我不清楚这其中是否有他的智慧。
在他弥留之际,他说,送他出村,有四支铜管就可以了,其余的都不要。
“四支铜管”,让我读到了他最后的孤独和浪漫。
而当他的亲属花钱雇来八支铜管时,他是否为此感到了无奈 ?八支和四支,我相信并不仅仅是数量上的比较。因为四支铜管的和声,是你的哀怨与无奈之痛,它们简短、仓促,甚至有时难以接续,但这种颤动一直在生命里存在,也许一个人的一生就需要这样的音律和节奏来解读,来祭奠;而八支铜管的和声,更像一个乐队,这与他的微笑不符,与他的质朴不符,哪怕这微笑是在最宽容的时候。当然,身后之荣,并不是每个人追求的,亲人们发自内心的追悼,才更加重这种追悼的悲痛和力量。
粉色的纸花,这些被村里的孩子们争抢着扯落的纸花,在乡间土路上被风翻动。无论怎样,他走远了,他的身后是寂静的冬天的田野,是一条悄无声息延伸着的小路。我不是刻意到这里来,我只是从这条路上走过,像所有曾经和将要路过这里的人一样,有不同的目的和方向。我拾起那些遗落的花瓣,拾起他关于四支铜管的那个遗愿,心头掠过一丝憾痛。
村子依然很好,像邻近的其他村子一样,一茬一茬的庄稼人播种和收获着粮食,供养着孩子们上学读书。村子里的一个人还记得你站在巷口,喊他的名字,對他微笑,并寻找着恰当的词语跟他交谈时的表情,并时常同别人提起你。
那个人就是我。
当夜色尚朦胧,孩子们骑着破旧的自行车赶去学校,我在夜色里睁开眼睛,听着他们远去的声音,头脑是那样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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