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及保定以北》武歆散文赏析

上篇

最早知道保定，是在久远的少年时代。《敌后武工队》让每一个男孩子都会热血沸腾，我们曾经戴上电焊工使用的墨镜，骑上自行车，排成一队在胡同里整装待发，尽管招来大人们呵斥、阻拦，但依旧英雄般呼啸而去，以为自己骑行在保定城里，正去捉拿哈巴狗和侯扒皮；《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坚定、美丽、忧伤的金环和银环，还有大雨中的狭窄小巷、闪亮的积水地面和拐角处残破墙壁的青砖房屋，以及银幕上所有的一切，都曾让我对保定充满了特别的少年遐想，甚至少年梦境中突然长出一双阔大翅膀飞去保定，在古老的钟楼下邂逅了一位银环一样的保定姑娘。

那时候的保定，在我少年的心目中，拥有遥远、神秘、惊艳、梦幻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不经意间，竟然已经蔓延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

2016年秋季的保定之行，因是第一次前往，好像一下子缩短了人生的距离，仿佛从少年一步跳跃到了壮年——那天保定街头的慢行，使得眼前的一切都有了饱经风霜的悠远意味。

首先要去直隶总督府，作为保定最大的历史名片，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前往；只有洞悉了总督府的风光，才能拥有在保定游走、观望的资历。

下午的秋季阳光有些慵懒、散淡，曾经75人、99任的总督府院内异常清净。没有多少游客，只有秋风中飘落的树叶，那些树叶在地上轻缓地浮动，仿佛历史的久远叹息。这座占地三万平米的清代衙署建筑群，因了刘墉、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这些历史名人的任职，更加彰显了“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的特别注释。

要看李鸿章批阅公文的地方，要看曾国藩读书的地方，要看袁世凯会客的地方……但是写作者的视角更应该关注院子内外微小的细节。比如角落里民国初年直鲁豫巡阅使曹锟用进口水泥制造的大旗杆，当时为全国之最，如今变成了一截坚硬的基座，躲在角落里，上面落满了时代的寂寞尘埃，只能静默思考当年的“高耸”为何不能永在；除了要站在庭院里仔细端详北宋书法家黄庭坚书写的“公生明”牌楼、除了要看一看“正大光明”的总督办公之地，还要一個人，走一走旁门一条狭窄、悠长的甬路，看一看小路上遗落了哪些历史的碎片。那些碎片肯定没有雕饰的粉饰的，因为太小而不被关注，它们潜伏在历史岁月的角落，但也正是“小”，却又往往具有真实的“大”。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衡量，其实总督府的面积并不大，但它却承载了历史的诸多截面。比如李鸿章近百位的幕僚中，有许多美、德、英、法、俄国人的身影，当年的李大人从这些外国幕僚的身上，到底借鉴了怎样的思想？还有院内矗立的乾隆帝《赐直隶总督梁肯堂》的诗碑，诗中除了称赞梁总督端重的仪表，更有含蓄的劝勉。相信这样的劝勉不仅针对梁总督一个人，还曾赐给了众多的满朝文武大臣。可是清王朝最后还是在这样的劝勉中遥坠而去。为何从古至今，君王发自内心的劝勉总是不断响起，可大臣们为何又总是不能真正领悟，原因何在？

在保定城内，除了总督府，还要看那座古旧的钟楼。钟楼距离总督府很近，在一个优秀弓箭手的眼里，大概也就一支飞箭之远吧。

钟楼坐落在闹市中间，一个喧闹的十字路口。据讲钟楼建于金代，明代宣德年间重建后，称为“宣德楼”。清代康熙四十二年重修后，又称“鸣霜楼”。虽然钟楼特别著名，保定人也知道，常把它当作路标指给外地路人，但好多人却没有登上过，大概觉得近在眼前，就是自己家里的东西，着急什么呢？

钟楼两层。木楼梯很陡，应该呈八十度角，登上第一阶，第三阶、第四阶的楼梯几乎贴到了鼻子尖上。在“吱吱呀呀”声中“爬”到上面，外面的喧闹立刻遁去，似乎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八吨重的生铁大钟盘踞在钟楼中间。钟楼为它所建，它是绝对的主人，当然应该得到这样显赫的地位。况且它是国内大钟的前辈——早于西安钟楼大钟203年、北京大钟寺大钟552年。用手拍一下，保定大钟纹丝不动，但却发出低沉、悦耳的声音，钟声久久回旋，似要洗荡世间一切尘嚣。

因为大钟的存在，空间显得有些逼仄，但因为斗拱与护栏之间形成窗户一样的空隙，向外眺望，反倒生出一种深邃、辽远的历史空间。外面是熙攘的街市，最远处一座教堂隐约而见，青灰色的教堂在落日余晖中，显得几分孤傲、几分和蔼、几分沉静，它让人不仅思考自己，也会思考世界，思考自己与世界的诸多关系。

记得那年在圣彼得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听说他不管住在哪里，必须要有一扇窗户能够看见教堂的屋顶，只有看见教堂，这位经历无数磨难的人才能安静下来生活、写作。当时我站在这位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作家的屋内，眺望远处的教堂，看着那个鲜绿色的“洋葱头”（教堂顶部），看了很久、很久……那时候，我肯定不会想到多少年以后，我会站在河北省保定市的钟楼上，想起彼时的圣彼得堡，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

非常奇怪的是，钟楼上没有任何隔音设备，几乎就在街边上，但却听不到汽车喇叭声。这是为什么？难道生铁大钟不仅自己发声，还能吸附市井嘈杂之声？我想世间不管什么东西，只要存在久了，就会拥有一种不可预测的灵气。

快下钟楼时，发现角落里还有一块大石头。蹲下身去，看文字说明，原来是战国时期燕赵两国的界石，早年镶嵌在保定城的西墙根下，保定人管它叫“大列瓜”，后来当地人把它搬上钟楼，与钟楼上的寂寞大钟常年厮守。

起风了。

燕赵之地的秋风，瞬间就能让人惆怅起来。

在保定城的傍晚秋风中，看着燕赵两国的界石，不仅是写作者，就是一个普通的旅人，也不可能不想到古代燕国的太子丹、不可能不想到孩童都会背诵的“风萧萧兮易水寒”诗句……自然也会想起易水河畔那个远行的悲壮刺客。

于是，来到保定城的所有人，尤其是想要寻找惊喜的旅人，怎能不去易县看看呢？许多保定的朋友真诚地告诉我，必须要去易县的，那里不仅有悲壮侠义的历史故事，还有迷人的自然风光和奔流不息的历史河床，你只要肯下到“易水河”淘洗，定会发现“不一样的易县”。

人在保定城，心却已经飞往易县——从保定城瞭望易县、从保定城出发易县，我觉得这是前往易县的最好旅程。

常常的，有质量的旅程是需要精神铺垫的。

下篇

保定以北八十千米，即是古称“易州”的易县。通畅的高速公路，几乎眨眼之间就到了，短暂得来不及任何思索和想象，只能“边走边想”，想来也是一种别样的旅程准备。

了解易县，是从晚上开始的。这是一种别致，也是行走的极佳布局，就像乘坐游览三峡的邮轮，一定要在重庆港的夜晚登临，要在灯光璀璨中启航，于是一路的航程就会变得风情万种，就会变得别有一种意味。

在凤凰台满族村吃完风味独特的晚饭，住宿在易县辖下梁各庄的“清西陵行宫”。这里距离清西陵很近，咫尺之遥，是当年清朝皇帝到西陵谒陵时的休憩场所，如今变成了老百姓郊游度假之地。

秋季的夜晚，山里还比较凉，在星光下看远处的山峰，有些影影绰绰；再仔细看，却又恍惚得完全消失。亦真亦幻中，更感觉到易县的古旧。如今，快速奔跑行进的中国，“新”和“翻新”到处都是，可历史的“旧”、原汁原味的“旧”却少得可怜。不能没有“旧”，那是历史的年轮，也是历史的户籍，更是当代人生活的深厚背板。一个没有历史年轮的国度，肯定缺少生长的滋养，也会丧失回忆的依托。

我是一个喜欢早睡早起的人，第二天很早起来，这才发现住宿的“清西陵行宫”原来那般古朴宁静。

一个人，慢慢地走。迎着清爽的晨风。而且一定要慢。只有慢下来，才能体味易县生活的况味，才能体味易县的风情。

我每去一个地方，总要提前做些功课，这样看山看水，才会倍感熟悉而亲切。其实这样的功课，在保定夜晚已经开始了，已经熟悉了清西陵行宫的历史背景：它建于乾隆十三年，也就是1748年。皇家当然讲究风水，所以它依山傍水，在南面有一座形似乌龟的小山，按照形状取名“龟山”。易水河从山脚下轻缓流过，西边则是大名鼎鼎的永福寺。

有山有水有寺，于是也便有了清幽。

住宿清西陵行宫，一定要早起，因为清晨的风携带着昨夜的梦境，如此才能穿越历史，才能拥有怅然的回味。

据说当年清帝退位后，此处行宫处于荒废状态，野猫野狗野猪肆意游走，蒿草遍布，到处一片哀歌。当时不仅建筑损坏，行宫内所有的皇家用品也都散失殆尽，甚至八抬大轿都被人拆卸偷走，不知道做了什么。但改变发生在1949年之后，人民政府重新修缮，以后成为科研院所、成为教书育人的学校……成为现在的宾馆。历史就像一个变幻莫测的万花筒，不断呈现不同的侧面，也正是这样的多彩侧面，才使得这处古老的建筑，拥有了丰富的历史内涵。

太阳升起来，应该前往易水河畔了。

如今的易水河，虽然水势不再浩大，但因为有秋风的吹拂，依旧拥有一种隐忍的气势。那种气势不张扬、不疯狂，却在内敛之中蕴含一种张力，一种不可小觑的英勇之气。

不知为什么，站在易水河畔，我又一次想起保定鐘楼上那个被无数人摩挲得异常光滑的“大列瓜”，当年它作为燕赵两国的界石，怎么能不认识悲壮的荆轲呢？它定会见过他的刀，见过他落满尘土的脚，见过他强壮的背影；也定会见过落魄的燕太子丹所乘坐的马车，还有马车后面深深的车辙。一场大雨过后，车辙内一定蓄满了水，在冬日阳光照射下，车辙里面的水也会和易水一样忧伤地粼粼闪光。当历史风云逝去，原本所有的历史框架都变得模糊起来，似乎留下的只有风云下面关于人的思考。所以讲，从保定启程去易县，一定要看一看那个“大列瓜”，然后再站在易水边，一切的想象和思考都有了厚重的依靠，有了触摸历史的把手。

站在易水河畔，努力地站得更高，就能看到宽阔的易水湖；再努力地登高，就能看到易水湖畔一座庞大的新兴小镇——太行水镇。

我听到一个清亮的声音告诉我：太行水镇将太行民俗体验、乡村美食、传统手工、艺术展示、休闲农场、房车露营等等结合在一起，同时这里又是乡村文化的传承之地。这个清亮的声音还告诉了我许多关于“太行水镇”的奥秘。我寻找这个声音来自哪里。

一个举着五彩风车的小女孩从远处跑过来，她指给了我方向——西傍风景优美的易水湖，北靠世界文化遗产清西陵，南连红色圣地狼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