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的血脉》刘云芳散文赏析

一

父亲走在我前面，腿向外弯着，成了一对括号。

不久前，那对括号刚刚在医院外科办公室里展览过。大夫让他把患处露出来，可他的腰不好，好像后背有人揪着，手指根本触不到脚踝。我忙蹲下去，帮他把裤腿挽起。我触到一团暴出的青筋，吓了一跳。等两条腿完全露出来，连大夫都惊呆了。已经变色的腿上布满了弯曲变形的血管，让我瞬间想起故乡私自开矿之后那些蜿蜒错综的小路，互相交叠着，理不出头绪。而有的“路”已凝成一团乱麻，鼓出一大块来，多看几眼，就会觉得那些小路活了，变成正在痉挛的蚯蚓，往皮肤外钻。

父亲得的是静脉曲张，也就是老烂腿。早在我十几岁时，他的腿就已经开始这样了，先是右腿凸起一串颗粒，后来左腿也有了，变成一大片。可他却一直拖着。村里人有的说，千万不能手术，腿上动刀子可不是闹着玩的；还有的说，那里边的“蚯蚓”会繁殖，就算切除了也还会再长，千万不能去啊……这些话，父亲虽然将信将疑，但都符合他拖着不去看病的意愿，便拿它们当作挡箭牌。

这些年，他把双腿当作试验基地，验证各种乡间传说和偏方的真伪，并在皮肤上一层一层涂抹各种药膏。在父亲眼里，医院比疾病更可怕。他试探性地看大夫的表情，大夫把手从他已经发黑的小腿上移开，说，必须马上手术，将坏死的血管切除。他这才彻底死了继续拖延的心。

如果不是来医院看病，父亲一年到头也难得来次城里。医院北面是平阳鼓楼，从门诊楼下来，父亲便指给我看。这座赫赫有名的平阳鼓楼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它在我记忆里的痕迹，多是祖母留下的。祖母这一生虽然几乎没出过山村，却依旧把这座遗迹当作自己作为临汾人的荣耀，她总说，“平阳府有座大鼓楼，半截子插进天里头”。说实话，城市林立的新楼早已把高耸的鼓楼盖过了。再加上多次翻新，使它少了沧桑。与传说中的威严相比，多少是令我有些失望的。

但父亲看见它时，还是驻了步，他天真地笑着，指给我看，又把祖母常说的那句话重复一遍，似乎依旧深信不疑。父亲站着的时候，身子努力往上挺了挺，使两个括号般的腿站得紧凑了些。我鼻子顿时有些酸，从他肩上摘下那个过时的红布包，背在自己肩上。

路边的柿子肥墩墩的，在枝头摇晃，这情景如此熟悉，让我想起七年前的秋天，母亲因为脑出血住院，那是我第一次在这座城市居住。当时的医院离平阳鼓楼也不远。我只需东行几百米，便可在另一街口看见它。那时正值深秋，面对突如而来的变故，我手足无措。走在这条古老的街道上，看着秋天抱住一棵棵果树，随便一阵秋风吹来，都能从我眼里抖落出泪水。

现在，我又要在这座城市小住，同样住在医院里，只不过患病的人换作我的父亲。

住院的前两天，一直在做各种检查，抽血、B超、心电图等等，我在前边排队，让父亲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我不忍他站起来，哪怕他的腿能轻松一分钟，我的心都能得到一丝宽慰。他的注意力却不在自己的腿疾上，而是惊讶于各种各样的仪器，它们竟然能窥透他身体里的秘密！那些疾病对应着他某些年的某次创伤，多年的辛劳，那些连他自己都忽略掉的东西，隐在血脉或骨骼的深处。此刻，却被这些“铁家伙”看到了。他盯着化验报告，一遍遍感叹，这么先进！最初会诊时，他问大夫，切掉那些“蚯蚓”真的没关系嗎？大夫告诉他，身体里的血管多得像路一样，堵了小路，可以走大路。这解释他同意。可我忽然觉得，那些密密麻麻的血管，就是父亲这大半生走过的版图，它们呈现着一个人微小的历史。但父亲似乎放了心。他以这样的比喻宽慰每一个来看望他的人，让他们放心。

在医院厕所的窗口，能看到平阳鼓楼的一角，那古典式的房檐一直翘着，伸向我。偶尔会有一两只鸽子停在那里。鼓楼北侧的公园里回响着晋剧、普剧，还有其他的地方小剧种。一群年长的人在那里吹拉弹唱，围观者诸多，也引得这楼里的病患往外伸耳朵。那位瘸腿的阿姨甚至不由得哼唱起来，她回过头，发现我正在看她，有些羞涩地说，这是《四郎探母》。

我父亲自然也是老戏迷，一听见戏声，就把耳朵往窗口贴。我有时就想，像我们那么偏远的小村落，几乎与世隔绝，戏曲的光环却没有因此被隔断，也是奇迹。有些时候，曲戏忽然传入屋子，声音闷闷的，像是装在罐子里。父亲弯下腰，四处辨认，确定声音来自于暖气管道，是从其他病房传来的。他非常羡慕，说，那是 “唱戏机”。他绘声绘色地把村里那些老人的唱戏机的规格、播放的内容描述一遍，然后就把自己渴望的眼神收起来，说，其实也没啥用。这句话是他用来哄自己的。

我借着缴费的机会，绕着鼓楼转了好几圈寻找卖唱戏机的地方，后来才知道，电子商场就紧邻医院，它装修得金碧辉煌，却又取个名字叫“傻二”，这名字我总觉得应该跟刀削面或者烧烤联系在一起，所以之前压根没往下看“电子商城”几个字。但唱戏机总算买了，屏幕非常大，父亲说，比亮子他爸的唱戏机要大出两倍，比宏宏爷爷的唱戏机那就得大出将近三倍了。告诉他价格的时候，我故意抹去一部分，他立马就乐了，看了不到十分钟，就打电话把这一喜讯告诉了母亲。好像只有我母亲高兴了，他那美好的心情才会落地、生根，快乐才能变得持久。

来医院前，父亲把母亲送到了小姨家，拜托小姨照顾一段时间。他才安心来市里治病。母亲在小姨家里简直是度秒如年，一天要打好几个电话过来询问，有时候我会让他们通视频。父母隔着手机就像陌生人一样，坐得一板一正，像是在接受询问，说话也毫无新意。每一次都是这边问：你吃了吗？那边回：吃了。接着又问：你呢，吃了吗？

二

天还不亮，就有人在水房里淘米，偷偷熬粥。有人拿着红色的大桶储水。也有人在窗口晾晒刚洗过的衣服。住院久了的人脸上有一种长期住户的淡定神情。有时也像护士一样指导你这个该怎样，那个该怎样。焦虑的气氛往往在新来的患者和家属那里比较浓郁。过不了几天，这浓郁便被医院里的白墙壁、白床单、白被褥给吸收了。夜晚，父亲对我讲起过往的时候，我双眼盯着墙壁，忽然觉得，没有比病房里的白更繁杂更恐怖的颜色了。它到底吸入了多少人家的悲喜、希望和绝望？

父亲说他高中毕业去当了电工，几十年如一日，这期间，兼职当过煤矿工人，也自己挖过矿，那时候身体好啊，什么都不在乎。有一次，他一个跟头从矿井的长坡上栽下去，昏迷了好半天才醒过来，额头上的伤口没有经过任何处理，自此，那个伤口就变成了一块煤色的琥珀。他腿上的酸疼缘自于那些年煤矿里的潮气。膝盖上的旧伤，是给人家走线的时候，从电线杆上摔下来形成的……他没想到，自己不当紧的事情，却都被身体记了账。父亲极少这样讲他生命中的种种细节。在我的印象里，他一直是木讷的，相对于言说，父亲更擅长于沉默。他说他日夜奔走的那些昏暗的山间小道时，我总想到他腿上凸起的血管。他大半生走过的路，全部在腿部弯弯曲曲地复活了，凝成了供血液通行的地图。

听口音就知道，楼道里来来往往的人都是离我们村不太远的乡亲。父亲跟他们聊天，不超十句话，都能攀上关系。他们坐在一起讲被时间驱赶的大半生，也互诉对医院和疾病的恐惧。在医院里，互相递过来的一个水果、一把瓜子，都让人记忆犹新。

手术前一天，护士通知禁食，父亲晚饭只喝了一份小米粥。那天晚上，他只听了一出戏，便早早躺下。父親眼看着房顶的白，断断续续说着这半辈子的事情，似乎在为自己盘点。

第二天，大夫让等手术，却没有给出准确时间，让人觉得这一天过得极其缓慢。一上午，在市里的几位亲戚过来探望，直到下午三点，护士才叫父亲进手术室。护士把他的衣服抱出来，时间一下子就被拉长了。窗外公园里唱戏的声音变得模糊，就连鼓楼瓦沿上的鸽子也走得缓慢了，我反复数着鸽子的数量，后来又开始数瓦块的数量，从左边数到右边，从右边又数到左边，更多的瓦片被遮挡着……

弟弟在手术前就来了，我们都不说话，我听见心里祈祷的词语反反复复，交叠在一起。每一次护士进出，我心里都期待又惊恐。

手术室的大门打开。主刀大夫说手术很成功，然后就举着一碗“蚯蚓”给我看，说那是从父亲腿部取出的，那些曾蜿蜒在父亲腿上的“羊肠小道”血肉模糊，就这样被弃于垃圾桶。我更关注的是在手术床上看着我的父亲。他两条腿上裹满了纱布，他的心情全在那双眼睛里了。弟弟和亲戚们抬他入病房的时候，我摸了摸他的手。他说，我没事。

我一遍遍用棉签蘸了水给他擦拭干裂的嘴唇，湿气却从他眼眶里冒出来。我年近六十岁的父亲闭上了眼睛，尽力掩饰着自己的脆弱。

一瓶接一瓶的液体，像缓慢的时间往父亲身体里滴。半夜，他忽然满头大汗，说难受。脖子上泛红，后来起了一层疙瘩。我去敲值班大夫的门。他走过来，量了血压，父亲一向高出常人的血压瞬间暴低，他尖叫着，几乎要晕厥。我抓住他的手，真希望把这痛苦传递到我身上，让我来承受。我问大夫是不是药物过敏？他看了看说，不可能，这个药不会导致过敏的。我说父亲是过敏体质，连猪肉都不能吃。大夫这才拔了正在输着的液体，给父亲注射了一针抗过敏的药物。他又叫来另外一个大夫，做了许多检查之后，也没有说出原因。看着父亲安静下来，我也不再追问什么，只知道最后拔掉的那瓶药物是营养液。之后，这种液体再没出现在病房里。父亲笑着说，自己享不了福。从费用清单得知这瓶液体三百多块之后，他竟然开始庆幸那天过了敏，这样一来，省了不少钱。似乎省钱比他身体更重要。

术后不能进食，闻到楼道里飘来的盒饭的味道，父亲便吸着鼻子说，快去吧，该吃饭了！看着父亲可怜巴巴的样子，我忍不住偷偷喂他一口粥。他一边细细品味着，一边小心地盯着门口，问我，敢吃吗？样子真像个小孩。

之后几天，我便奔波于住院楼与饭店、超市之间，给父亲寻找各类食物。父亲天生对肉食过敏，他的吃食只能从素菜里选，用不了几天，我就把附近餐馆里的素菜点了个遍。父亲每次看我下楼都要交待，少买点，拣着便宜的买！有一天，在市里当保姆的大姨来送饭，是他爱吃的豆角焖面。一同带来的还有一小包葱白，还有一罐咸菜，一罐韭菜花。父亲如获至宝，嘱咐我以后每顿饭买两个馒头即可。我说了很多话都不管用，直到告诉他，术后不能吃这些东西。他半信半疑，甚至还去护士那里求证。

父亲焦急地看着腿上裹着的厚厚的纱布，它们像两条巨大的白蚕，等着成茧、孵化。

三

我买水果回来，一股难闻的气味，几乎把我逼出门去。就在我休息的那张病床上躺着个瘦小的男人，哼哼哈哈的，很痛苦的样子。他衣服上沾满了污渍，一头齐肩的长发粘成片状，简直像个流浪汉。床下那双鞋像是两条被遗弃多年的泡在臭水沟里的破船。站在一旁的是他的兄弟，一边数落他不讲卫生，一边不好意思地偷瞄我们。

几个大夫出来进去，护士给他插上尿管。他兄弟一盆盆往外端尿，在楼道里急促地喊着“让一让，让一让”。大夫说，如果他们再不来医院，这大活人真有可能被尿憋死！一个下午，这男人都哼哼哈哈叫个不住，大夫问他话的时候，一律是他兄弟代言，他只是摇头或者点头。我差点以为他不会说话。直等到下午，他侄女来接班陪护，我才发现他是会说话的。

他侄女一进门便把他的鞋子连着袜子扔出去，接着用湿了水的毛巾，帮他擦拭身体，好半天，病房里那股浓郁的味道才渐渐变淡。后来，我才知道，他没有娶过妻，母亲死后，独自住在牛圈旁边的屋子里。除了干活，几乎不出门。

他侄女在医院时，他任性，娇气，像个智力发育未完成的孩子。等她走后，他侃侃而谈，中医、戏曲什么都懂。父亲打开唱戏机，每一出戏他都能跟着唱，并对戏曲的唱腔点评得头头是道，让人觉得他平时的憨傻都是装的。

半夜，我给父亲倒尿盆，再看邻床上悬着的尿袋已经胀得没有一丝空间。我和父亲分别叫他两声，我甚至过去推他一下，他应了一声，答应着，哦，知道了。但翻个身又睡着了。父亲让我帮帮他，我其实不太情愿，但还是替他放尿，倒尿，然后像猫一样挤在父亲脚边睡觉。

半夜，他在梦里尖叫，有时候也像个孩子吧唧嘴，转过身接着睡去。他像一棵老树一样，在枯老的身体里不住冒出回忆的新芽。有时，他是老人，有时，他是孩子。这些角色在他身体里交替着。手术之后，他的呻吟声响彻整个楼道，大夫说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哪怕小孩也未出现过这样的状况，他的声音撞击着病房里的四壁。为此，我不得不把父亲移至另一个有空床位的病房。但他的声音却彻夜未断，它们从暖气管道里爬出，像触角一样飞快伸进不同的病房里。一晚上，父亲被惊醒好多次。

等第二天，他兄弟来了，他才安静下来，甚至独自去厕所放尿，我以为他的疼痛期过去了。等兄弟一走，他又开始哎哎呀呀叫起来，直到诱出侄女心疼的泪水，他们俩对着哭。

这完全不像我父亲，我父亲疼痛的时候，都把嘴紧紧闭上，独自把疼痛咬碎。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希望父亲能像邻床的老人一样，自私一回，自私地喊出疼痛，自私地说出想要得到的食物和礼物，自私地吩咐我干这干那。可他总是嫌我买的饭太贵，嫌我给他的太多，太好。半夜，他轻手轻脚起来，借着窗外的灯光，给自己倒水、倒尿。术后，他一直不解大便。大夫说要用药的时候，他才说，是他自己一直控制着。他觉得女儿端着一盆屎走过楼道，是多么没面子。

刚可以下床之后，父亲便坚持要自己上厕所，他扶着墙一路走过去，我不放心，在厕所门口等，同我一起等着的还有另外一个女孩。我们的父亲在厕所里交换着年龄、故乡，也交换着病情和种种经历。他们好像不是在医院，而是在古罗马街头开放型的厕所里，他们交换的是彼此身体里的战争。

在医院的楼道里，每天都有不同的患者和家属。有时也忽然听到有人在争吵，两个妯娌因为谁更该留在病房里尽孝道吵得不可开交，也有抬来的病危老人求大夫：别救我了，活着太遭罪！而更多的是像我父亲那样的人，大半辈子操劳，用尽偏方，却不愿意进医院。尽管医保报销的比例越来越高，却依然无法消除他们心理上的恐惧。在医院里，父亲每天都要算一遍缴费清单，虽然我早说过，费用的事情我来解决，你只要负责养病就好了，他还是一脸心疼的样子。

临出院前，大夫给父亲拆掉了紧裹在腿上的厚厚的纱布，并不像蚕茧孵化那般值得期待，两条腿上布满了青紫色的瘀血的痕迹。他自己数了数，每一条腿上都有十几针。这些“小路”从父亲身体里抽走了，而他双膝上的疼痛并没有消除，两条腿依旧弯曲得厉害。大夫说，这是骨刺造成的，这问题现在还没有什么好办法。出院的时候，我看着他拖着两条括号腿艰难地下楼，心里颤抖了好几回，比住院时还沉重。但父亲却一直笑着，他说，终于出院了，解放了！

医院旁就是公交站点，所有的站牌都指向本站的名字——鼓楼南。这密集的提示，想要告诉我什么？离开这里，我又能记住些什么？

回過头，父亲正仰头看平阳鼓楼。这座灰色天空下的鼓楼，环绕它的是血管般密集的车流。蓝瓦和红墙缀连着一座城市、一个人甚至是一群鸟生命里的维度。在父亲以及更老的人眼里，平阳鼓楼是这座城市的精气神，所以它几经毁坏，却又修复如初。我一直在想，双腿经过手术的父亲望着这修葺一新的鼓楼，想到的是什么。透过他双腿的括号，我看到行人匆忙的脚步和飞奔而过的车辆，但那里，并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