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省省会的定位,如太原于山西,济南于山东,南京于江苏,都由历史形成,很难变更。唯独河北例外,省会像是一顶没号的帽子,戴在谁头上都可以。清初(1659年)建直隶省,设在冀南的大名,1729年搬到冀中的保定。洋务运动兴起,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冬在保定,夏则天津。随着现代工业发展,国民目光投向海洋,九河下梢的天津自然成为河北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重心,众望所归。但是军阀混战了,受枪杆子挟持,1928年6月20日直隶改河北省,直系的商震要迁回保定,天津80万市民通电反对,七月仍定为天津。霸占一方的白崇禧不干,十月改定北平。奉系入关,1930年张学良改回天津。1935年汉奸们搞“华北自治”,在日军威逼下,南京政府又决定迁回保定。1937年七七事变,省长鹿钟麟南逃,省政府偏安太行山南段深山的小村贺家坪。1949年8月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在保定成立,1958年省会又回到天津,1968年省革命委员会改建在石家庄。二百多年十三次搬迁,不仅给历史地理出难题,而且把畿辅重地河北也搬穷了。
1958年省会第四次迁回天津,我也跟着来了,上河北大学,住八里台。放下行李就去找省文联,业余作者的组织。天津街道不直,七扭八歪,终于找到和平区营口道58号,一座小洋楼,门口两副牌子,一个是“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一个是“蜜蜂月刊杂志社”。门卫老边是原冀中文工团的鼓师,看我在门外徘徊良久,出来嚷道:“走,走,这儿不卖蜂蜜,别处去!”。我说明来意,老边笑了,说:“从挂牌子那时起,天天有人提着瓶瓶罐罐来打蜂蜜。我就说俺们这的蜂儿不吐蜜,只吐字。买一本杂志看看吧,有滋有味的。”
不久得知,天津市并入河北省后,本着一省一刊的原则,《蜜蜂》并入天津的《新港》,带走几个编辑,钟铃、韩映山,剩下的人办一个理论刊物《文艺哨兵》,北戴河会议后,讲起阶级斗争。河北作家归属天津作协,那时各省不设作协,一个大区设一个中国作协的分会,沈阳、天津、武汉、上海、西安、重庆。没了《蜜蜂》,我们这些蜂儿没了蜂巢,没着没落的。作者与刊物的关系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省委宣传部部长远千里写过一篇文章《谈刊物的风格》,重点讲田间、梁斌、孙犁等作家的风格就是刊物的风格,也谈到刊物和作者相互依赖,互为因果。
没料到《新港》想在前头了,正抓紧与河北作者联系。老一代作家不存在这一问题,天津文艺界上层本来就是老冀中的班底,王亢之、王林、方纪、孙犁,与远千里、路一、梁斌本来就是一家人,一个战壕的战友,亲密无间。重点是团结青年作者,从省文联抄来名单,一一落实,连我这芝麻粒小作者也不忽视。一天《新港》编辑部主任阿凤同志来到中文系,要找尧山壁,办公室查无此人。那時我还偷偷摸摸写,用的是笔名。开学伊始,系领导就宣布中文系培养目标是研究人员,大、中学教师,文学创作是不务正业,隔三差五就敲打两下,还举例说明,某一届有个阿乐,不专心学习,写什么诗,末了还不是教中学去了。
有同学猜测可能是我,进图书馆不怎么借大部头,光看文学杂志。办公室传唤,说有个叫阿凤的找我,同宿舍的以为是我搞对象,尾随而来。进门一看是个半大老头儿,脸上还有一块大胎记。我心里很激动,知道阿凤是个男同志,天津作协理事。刚读完他的《散文二十六篇》,又新买了一本《在岗位上》。
阿凤同志很热情,自报保定府人,还说了几句家乡话,一下子没了距离。说河北有个光荣传统,写农村题材的多,但写工业的少,来到天津是了解工业的好机会。咱们国家的政体是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你年轻敏锐,可以下工厂写东西。正好系里接到教改通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我们年级正在飞龙橡胶厂参加技术革新,让我找几个同学写点什么。稿子写好了,经阿凤同志手把手修改,在《新港》选发了一组,有散文、特写、小小说,署名河北大学中文系创作组。系里觉得光彩,从此我的创作由地下转到地上了。
不久阿凤同志又通过中文系给我派了个活儿,到光复道食品店,跟在全国劳模张士珍身边体验生活,同去的还有相声演员苏文茂。天津老百姓都认识他,一出场准会喧宾夺主,只好留到店里。我一个半大小子,跟班拉车正合适。工作一天就彻底服她了,光复道两千多户,男女老少没有不认识的,见了谁都有话说,不笑不说话。一天多少菜,分多少车,心里有数,公平分配,保证家家不断顿,人人有菜吃。货少时一颗白菜分四份,只要她出面,谁都没怨言。更令人惊奇的是她有一门绝活儿,拿菜一手准,算账一口清,看一眼秤星随口说出价钱,分厘不差,那时候中国还没有计算器,全凭脑子。拉车送菜是个力气活,一车又一车,一趟又一趟,装装卸卸,连我都觉得累,何况她一个女同志,十年如一日,一人风雨,方便千家,颇受感动。写总结时,我说出力出汗不出文思,不像苏文茂时不时甩出一个包袱。阿凤同志说,初来乍到,还是对生活不熟悉,对群众语言不熟悉,熟才能生巧。这句话让我记了一辈子。
怎样才能熟悉城市,掌握工人语言,阿凤同志带我到了第一工人文化宫,一位女馆长介绍了几位工人作家成长的过程。我看过万国儒的《龙飞凤舞》,张知行的《巧大姐》,飞鸽自行车厂工人诗人刘中枢的作品。当时的天津工人文学社与上海工人文学社齐名,是中国文苑的一支并蒂莲,工人作家的摇篮。中国工人作家有多少?有人说两万,上海的胡万春,天津的万国儒。女馆长说,其实天津第一个工人作家是阿凤,产业工人,当过火车司炉,办过《铁路工人》报。天津工人文学社从孕育到成长,他出力最多,是个老母鸡,光下蛋不“个个大个个大”地叫。
1962年大学毕业,申请回冀南农村,临行前到《新港》辞别,阿凤同志和几个编辑都支持。以后省市分开,来天津的机会少了,可是常常心向天津,难忘《新港》,是我文学起步的地方,阿凤同志是我文学路上第一个贵人。有了作品,总是先投给那里的报刊,以为回报。有时给《天津文学》的稿子少了些,是因为几位从前的同事、同学在那里负责,不想为难他们。我当过编辑,管过刊物,深知搞创作的人当编辑常常遭人非议,“交换文学”。作品没有十全十美的,难免人家说三道四。我爱《新港》和《天津文学》,不愿意人家说它一个不字。刊物期期都看,越看越好看。
在劝业场的日子
十年没见,天津巨变,大了,高了,楼群崛起,层恋叠嶂,把昔日建筑比得矮小简陋,灰头土脸。但是就像一切会议合影,要拍今日天津全家福,这些时尚后生,俊男美女,都得乖乖地后排站着,众星捧月一样,把一些老面孔旧衣衫让到前排中间,比如劝业场、金融街、五大道,它们是城市的长辈,天津的品牌和衣钵。
我大概是最早写劝业场史的人。1958年写“五史”:村史、家史、厂史、公社史、连队史,我们河北大学中文系几名学生,奉命来到劝业场,一住仨月。从八里台穿过五大道,满眼小洋楼,疑似出了国。踏上和平路,商铺鳞次栉比,灯箱光怪陆离,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开过,好像儿时庙会上,看到拉洋片的西洋景。和平路与滨江道交叉口的劝业场,在周围建筑中鹤立鸡群,六角塔楼,七层高,八面威风。内部中空迴廊,过桥相连,四角有电梯,乘上有腾云驾雾的感觉。一二三层是商铺,原有300家,已经公私合营。四五六楼包括天华景戏院、天宫影院、天露茶社、天纬保龄球社等八个天字头的娱乐场所,天津“八大天”可与上海大世界媲美,亦有“不到劝业场,枉来天津卫”一说,是北中国的商业旗舰。
劝业场还与石家庄有历史渊源,业主高星桥是井陉煤矿津保销售处长,煤矿是德国人开的,一战德国战败,接受巨额资产,兴建了劝业场,地属法租界,初名法国商场。在天津作寓公的庆亲王载振是股东,题词:“劝吾同胞,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场益增新。”高星桥中意,各取一字,请沽上名流华世奎为“天津劝业场”书匾,每字三尺见方。华世奎乘酒兴挥毫,一气呵成,颜鲁公体,苍劲雄浑,气吞山河,衬以金地朱印,灿然生辉,如今成了国家级文物。当初五个字五百大洋,能买二百五十袋面粉。
当时写史要用阶级斗争观点,资本家的剥削史,劳动者的斗争史。城市商业于我很新鲜,写作很用心,写一篇展示一篇。有位女职工看上我的文采,托调干生张大姐牵线。张大姐问我后回话:“那傻小子情窦未开呢。”其实是情有别恋,天天晚上天华景看京戏入了迷。自幼农村看土台子,中学登台六年,学梅派青衣。1957年出版的《京剧剧目初探》,一千三百八十三出戏,我青少年时期绝大部分看过。在邢台认识了齐啸云,天津人,下放劳动,组建山区慰问团,我跟着跑台口。她说天津是京剧的三关口,闯不过天津成不了角儿,天津戏迷是把关的,最有学问。果然,天华景的戏迷给我上了一课又一课,每次叫好起哄都在艺术的节点上。在这里完成了我由看戏到听戏的转变,懂得了角要看熟,戏要听旧。
那一阶段我正迷上奚啸伯。天津也是奚先生的福地,十九岁在中和戏院下海,与陶默厂(读安)唱《武家坡》,还一度定居天津,这里有他许多朋友和粉丝。后来到石家庄地区京剧团,常来天津演出,不在天华景,在中和大戏院、新华礼堂。来津必唱《杨家将》,一赶三,前令公、中寇准、后六郎。先生先天不足,音窄量小,就扬长避短,绝处逢生,创造一种独异嗓音,浑厚柔婉,清澈圆润,人称洞箫之美。尤长一七辙,因为难唱,别人绕道走,先生也轻易不唱。我跟天华景一位老经理说了,他常带我出去看戲,莫非传言过去,先生演了一出《焚绵山》,“春草青青隐翠溪,老母叮咛结草衣”,二十句一韵到底,果然名不虚传,鼻腔共鸣,膛音充沛,低回凝重。这是一出马派剧目,比较起来,马连良美声在空中飘荡,奚啸伯是在地上行吟。听得我如醉如痴,过足了瘾。
另一个常串门的地方,是天祥商场一楼古旧书店,与劝业场相邻。午睡、晚饭后、星期天的时光大部分打发在那儿。那时实行粮食定量,吃不饱,一进天祥就兴奋起来,书能充饥。旧书架像黄土地的田畦,放手刨,尽情翻,像在老家溜山药、拾花生。逮住本好书,有钱就买,没钱可以赊。旧书便宜,角儿八分的,得一次稿费就抱回来一摞。只要沉下心来,还真能淘到宝贝捡到漏儿,庆幸到手的有一本董西厢,一部乐律全书,一套1928年创刊、刘豁公编的《戏曲月刊》,还凑齐了全部河北梆子演出剧本及曲谱,至今还供在我书房的重要位置,常常伸手翻看一下,找回劝业场那段美好的日子。我的艺术修养最初来自舞台,戏曲把历史和书籍筛选和浓缩,典型化了,是一部彩色和立体的书。后来不唱戏了,也不写戏了,但是一些戏的元素,比如简洁、朴素、幽默、雅俗共赏,都融进诗歌、散文创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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