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协操坪》随笔

协操坪

第一次到协操坪在六十几年前，原来只能从天井里看白云的五岁的我惊奇地发现，头上的天竟有这样的高，脚下的地竟有这样的宽。

从旧地图上实测，抗战前的协操坪，东西宽至少一里，南北长不止三里。在五岁小孩看来，当然一眼望不到头。就是现在，长沙市内也还没有这样一个广场。

长大后才知道，协操坪古称大校场，历来是长沙驻军操练的场地。清朝末年，湖南编成新式陆军第二十五协（旅），下辖两标（团）步兵，一营炮队，官兵共四千三百零四名（《清史稿·兵制》）。大校场成了第二十五协的操坪，慢慢人们就称这里为协操坪。附近扎兵的地方，也各依部队番号，叫做四十九标、五十标、炮队坪。这些地名现在多已湮灭，历史上却曾经大大有名。辛亥革命湖南新军首先响应武昌起义，就是从四十九标出发攻打抚台衙门。一九三零年红军占领长沙，也是走四十九标进城的。

我是为了寻找趋趋草，才跟邻家小学生第一次来到协操坪的。趋趋草是一种野草，长沙人叫蟋蟀做趋趋（趋趋二字是记音，本来也许应该写作蛐蛐，但字典上趋和蛐虽然都注作qū，长沙人发音却有不同，而且清代经学大师也用过趋趋一词，所以就这样写了），秋天趋趋开始叫时，趋趋草也抽茎出穗了。它的茎和穗细长而柔韧，可以挽成结子，两个小孩各执一茎，将结子穿在一起，拉扯看谁先断，以定胜负。这是没有资格捧趋趋罐的小男孩的游戏，我们也把它叫做“斗趋趋”，其实不过是斗趋趋草。

那时我家住红墙巷，平时活动的范围，上不过羊风拐角，下不过兴汉门。在这条顶多两里长的麻石街上，趋趋草十分稀罕，故须往远处求之。协操坪在拆城墙后进入很容易，虽然还得过铁路。这里已经久不驻军，成了一处人们可随意进去自由活动的空地，遍地长满了野草。这里的趋趋草，比小学球场旁和巷内井边上多得多，也茁壮得多，挽成的结子更加结实。草地上有蝴蝶和黄蜂，有时还可以抓到蚱蜢。捉住蚱蜢的后腿，看它不停地叩头，也是十分有趣的。草中还点缀着许多小花，花瓣或浅紫，或白里带红，花芯则一律鲜黄，十分惹眼。本来平坦结实的地面长了草，雨后绝不泥泞，只觉得温软，大太阳晒着也不像麻石那样烫人。泥土和青草散发着清新的气息，闻起来比卫生香和花露水舒服得多。总而言之，第一次到协操坪，我就发现了一个比我原来的世界大得多，也新鲜得多的世界。

在第一次之后，又跟别人去过几回，我便独自一人也敢到协操坪去了。当然这得趁父母外出的机会，得在他们回家之前赶回，还得请求佣人们不要声张。心情虽然紧张，因此更加有趣。我也更喜欢一个人前去，扯够了趋趋草，便坐在或干脆躺在草地上，看天上云的变幻，听草中虫的嘤鸣。这时四周总是非常寂静，从没有人来打扰我。在这里，我开始了对大自然的爱，开始了自己的思想。我想过，这里的风和阳光是多么的好，没有人拘管着是多么的安逸。也想过，跑回去以后的晚饭会多么的香，晚饭后“斗趋趋”会多么有趣。那时我当然还不会想，协操坪为什么会如此清静，四十九标棚户里的贫民为什么不到这片空地上来找门路寻生活，贫家的孩子为什么不见四处游荡，寻衅闹事？若是那样，我一个人也不敢到这么清静的地方来了。难道在日本人打来之前，长沙城里真这么安宁，人们都能各得其所？长沙居民真这么少，少得不必到处乱钻，谋占有限的生活空间吗？这些问题，我至今还是回答不出，只知事情确是如此罢了。

可是，正如《金瓶梅》里的诗句所云：“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七七芦沟桥一声炮响”（这是抗战八年中作文用熟了的起句），打破了我在协操坪中的白日梦。长沙大火前夕，我被匆匆送到平江山区，随着就入学读书。战时乡村的学校生活简陋而紧张，缺少宽大的活动空间和安静的休息时间，协操坪便成了我怀想以前安闲日子的背景，成了我和乡下同学说不完的话题，也成了我梦魂萦系着的想象中的乐园。

过了十年，胜利后第二年的秋天，我到长沙来念高中，才又见到协操坪。这时的协操坪和我都已今非昔比。我早过了玩趋趋草、捉蚱蜢子的年龄，已经读过《茵梦湖》和《父与子》，开始在日记中写着自作多情和无谓感伤的句子。经过八年抗战接着又打内战的协操坪，和整个长沙城一样，也大不如前整洁清静，开始显得拥挤破败，增加了不少吵闹喧嚣。出小吴门到省立一中，得经过协操坪的南部。炮队坪军路侧的右边，这时已成为一处汽车保养场，停着许多破旧的美国汽车，还有更破旧的日本汽车，老远就闻到使人头晕的汽油味。左边则架起了一道很长的铁丝网，铁丝网后不见有什么飞机，却挂着显眼的告示牌，大字写着：

机场重地

不准擅入

如敢故违

射杀勿论

这几行字立刻使我感到，在这块本来自己有份的土地上，我却成为一个无权无告、随时可以被射杀的人了。

接着从省立一中去高工（两处都有不少平江同学），我特意不走大路，而走上了纵贯协操坪中央的一条小路。小路上匆匆来去的，多半是佣工和负贩，看得出都在为生活奔忙。这条小路在我记忆中本来没有，是这些人在这几年中用脚板踏出来的，完全破坏了协操坪往日的宁静。路旁所见小孩，全都光膊赤脚，已不似儿时游伴衣履周全。地上的趋趋草还依旧，长得也没有过去那样齐我膝盖高了。

进高中后，我很快就投入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好几次附近学校的学生在协操坪边集合，出发到市中心游行，高喊着“反内战、反饥饿”的口号。老实说，那时的内战隔我还很远，至于饥饿隔我就更远了。为什么从小怕热闹，不喜欢随大流的我，会热心参加此类活动呢？我想，那些霸占我心目中的乐土，散发出难闻气味的外国汽车，还有那露出恶狠狠凶相，威胁着要“射杀勿论”的牌子，它们在我心中激起的愤怒，至少是我之所以要这样做的一部分原因罢。

于是，我喊着反对国民党的口号，唱着“山那边哟好地方”的歌子，在协操坪迎来了解放军和共产党。

又过了十年，我早已由学生成了干部，又由干部成了右派。协操坪也早就成了“山那边哟”一样的好地方，原来的飞机场上盖起了一中的大片新校舍，它北面盖起了规模更大的展览馆，还修了条展览馆路，占据了协操坪的中心。展览馆再北，剩下小部分协操坪，改名叫省体育场，旁边也盖了许多馆舍和办公、生活用房。总之这里是一派新气象，只是空地却已大大缩小了。

反右斗争的后期，省直机关在省体育场召开大会，右派分子也被召参加。我们机关的五十多名右派列队入场，正站在那里等开会。忽然有个右派大声向监管人员报告，说另一个右派站在队伍里读俄文字典，“不像接受教育的样子”。本来那人只是默读，并没出声，众目睽睽，谁都不以为怪。这个当场作出积极“接受教育的样子”的右派分子的公开举报，使得所有的人包括监管人员在内都为之愕然。我原本诚惶诚恐在准备听候处理，这件事却使我猛然觉得世间竟有如此之丑，正如二十多年前在此猛然觉得世间竟有如此之美一样，感慨系之，本来想努力接受教育的心思反而淡化了。

又过了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省体育场又改名东风广场，成为革命群众集会的场所。我虽摘了右派帽子，仍属于“二十一种人”，没有参加群众大会的资格。不料却有人检举了我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就是“为反动文人金圣叹翻案”。于是有次东风广场的宣判大会，便把我押去“陪判”。八月长沙骄阳似火，革命群众有草帽遮阳，有水壶解渴，不停地扇风，还一个个汗如雨下。我是被押去示众的人，既不许破帽遮颜，又不许乱说乱动，更无人供给饮水。呆呆地站立在火炉般的红太阳下，只希望它快点落向西山；可是它却绝对无意于退位，一直高踞在最上头。

东风广场的面积，仅仅为过去协操坪的若干分之一，容纳的人却常常号称十万十几万，起码是过去的十几倍。地上的草全被踩死踩光，顽强的趋趋草也不见踪影了，只剩下一片赤裸的沙砾地，阳光照射下特别炙人。在高音喇叭声中，望着插在死刑犯背上高高的标子，我心想：金圣叹当年临刑时，情况不知如何，怎么还能写出这样的诗来：

鼙鼓三声响，

西山日正斜。

黄泉无客店，

今夜宿谁家。

如果我现在被捆起来插上标子，在自己扯过趋趋草、憧憬过“山那边哟”的地方告别这个世界，倒也是人生难得的遭逢，只不知会不会允许我做诗，若能允许，倒可以凑成这样四句：

红日科头晒，

高高不肯低。

黄泉凉快点，

好去斗趋趋。

我想，金圣叹死时还可以写诗留下来，要算是幸运的，死后三百年却真是不幸。如今骂他是反动文人，却大捧其李卓吾；其实金李二人并无不同，都是正统的异端，都写白话评小说，也都是因为语言文字而送命的。有人指责金圣叹，说他死得不够勇敢，写打油诗是在自己鼻子上涂白粉，装滑稽小丑。我觉得，如果自己并不准备抛头颅洒热血，却要挖苦被砍头的人的表现，这至少是不仁，也太欠公道了吧。临刑赋诗，即使真是想“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也是金圣叹的自由；这自由以他五十三岁的生命作代价，同为人类，只当哀矜悯默，岂能肆逞刀笔，妄加讥评。何况于情于理，被屠戮者怎会为屠夫解脱，金圣叹的打油，亦犹郭亮被讯时所答，“开眼尽是共产党人，闭眼没得一个”，既是他平生一贯风格的表现，也是对暴君暴政赫赫权威表示一点并不在乎的蔑视。指责他的人若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能否如此镇定从容，不失常态，那就只有天晓得了。

站在东风广场中的这番遐想，回忆起来还像昨天一样清楚，可是时间却又过去了三十年。真是“三十年一世”啊！

一九七九年我又成了一名干部，工作单位仍在协操坪旁。此时群众大会已极少召开，东风广场的名称依旧，却不再流行。体育场的旧名也似乎没有恢复，实在也无从恢复，因为新的体育场馆已建在别处，这里只剩下几副球门，立在一片空地上，不成其为什么场了。不时还有些少年儿童或老人自己带着球来此玩球（足球或门球），地上的草也就长不起来，未能成为公共绿地。前几年，我早上有时还到此走走。但在既没有花草也没有行道的沙场上散步，实在没有多少兴趣，慢慢也就中止了。只听说有时在此展销商品，又开过彩票。这些事都与我无关，当然更不会去凑热闹。偶尔经过，三四十年、五六十年前的往事，难免像老电影的片断一样浮现在眼前。今年我已六十八岁，两次脑出血后，自觉来日无多。虽非长沙籍，却算老长沙，也想照长沙人的老习惯，开始收一收自己的脚印，协操坪便是我列为头一处收脚印的地方。

于是，我前几天又到了协操坪（不，只能说是协操坪旧址的一角）。几副球门还在那里立着，只是几年来西边和南边又建起了二十几层的高楼，天空显得更小了。挨着东边的高楼，场地上又加盖起一排排平房，挂着俱乐部、幼儿园、气功中心之类的牌子。不到十几分钟，绕场一周已毕，兴犹未尽，又到相邻的展览馆大院中看看。这里是六十年前协操坪的中心，正是当年扯趋趋草的地方。展览馆早已名存实亡，“大跃进”时热火朝天的气象不复可见，原有房屋被许多单位分割。大院里还新挤进了好几栋高层建筑，现代结构的玻璃幕墙把老馆舍完全压倒了。我是晚饭后出来的，很快夜幕降临，新建筑上的霓虹灯一亮，现出是某某娱乐中心、某某舞厅。的士一辆接一辆开来，下车的多是入场候客的浓妆艳抹的小姐。楼群间留有一片空地，当中一个不再喷水的水池，四周全是水泥地面，寸草不生，趋趋草连影子也找不到了。

（一九九八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