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平江和平江人》随笔

平江和平江人

祖父家和外婆家，两家都是土生土长的平江人。我虽出生在外地，只从七岁到十五岁在平江生活过八年，但这八年却是我的“形成期”，是一生中最难忘怀的少年时代。所以，我一直认为平江是我的故乡，我真正的故乡。

五六岁时在长沙，听陌生的长沙人问父亲“贵县”，如果答道“piang，gang”，对方脸上便常露出一丝异样。因为“江”读作gang（缸）他还能懂，“平”读作piang则长沙话里根本没有这个音节，他就不知所云了。

“县到县，一百二；府到府，二百五。”平江是长沙的邻县，相距比“一百二”远不了多少，但人们的感觉却一点也不近。长沙周边各县，除了平江，从前都属于长沙府。有一首关于“长郡十二属”的歌诀：“长（沙）善（化）（湘）阴浏（阳）醴（陵），（湘）潭（湘）乡宁（乡）益（阳）攸（县），安化茶陵州。”长郡中学便只收这十二属的学生，远在安化、茶陵的亦可负笈来游，相邻的平江人反而无此资格。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以为和水系分布有关。长郡十二属的湘、资、浏、渌、涟、沩、洣等水都是相通的，平江却只有条从东到西横贯全境的汨罗江，它来自江西修水，到磊石山入洞庭，不属湘江水系。从前交通不发达，两地若不通舟楫，徒步翻山越岭，往来自然不便。抗战胜利后，我跟着一队挑夫，头天清早从平江县城出发，第二天傍晚才进长沙小吴门。挑夫们挑着重担一路小跑，我的两只脚都跑起了泡。

汨罗江是平江的血脉，平江话是汨罗江带来的赣方言，长沙话却属于湘方言。平江（尤其是东乡）的风俗，也多同于江西修水和铜鼓。共产党搞“湘赣边界的割据”时，曾建立过“平修铜县”，可见这里确实可以自成一域。四五年春节前，我随学校播迁到一处名叫“木瓜”的山村，亲见各户杀鸡宰羊，都将鲜血涂洒在自家门楣上，这是只存在于这个区域的古老习惯，跟古犹太人过逾越节的仪式很是相像。

旧方志说，“平邑民多劲悍，俗尚古朴，性耐劳苦，俭啬力耕”。这也许是一般山民的共性，但平江人的“俭啬”和“劲悍”也许更为突出。读高小时我寄食某家，主人的祖父当过学官（县学教谕），家有恒产，他一件士林蓝布的长衫却极为珍重，通年难得穿上两三回，他家每日三顿吃的也大半是茴丝（红薯刨丝晒干，还要洗出薯粉来卖钱，然后再吃），只给我另蒸一碗白米饭。当地男丁除贫富两极外，大都学过一点“打”（技击），平江不肖生笔下的“王拳范棍”并非虚语。省城的妙高峰中学多收平江旅省子弟，校中流传过两句话：“长沙里手湘潭票，平江人的拳头箍捏得叫。”这第一句本是习语，意谓长沙人爱逞能，湘潭人好显摆；第二句则是说，长沙湘潭籍的学生嘴巴子厉害，动起手来却不是平江伢子的对手。

但在故乡生活的八年中，感受得更多的却是这些“俭啬”和“劲悍”中的温情。寄食时主人家睡得早，我夜里无处可玩，又无书可看。隔壁曾家有位六十多岁的“浣干娘”（“干”读如“官”），见我呆坐灯前或推窗望月，常来送给我一杯茶，当然是用极粗的“老妈叶”泡在大壶里，再从挨着火塘的壶中倒出来的，不是什么香茗，有时还搭上点炒豆子或红薯片，我都默默地接受了。父母亲来后我不再孤独，她便没有再继续送。父亲摆读书人的“格”，不允许随便接受别人的食物，我也羞于告诉父母，于是忘恩负义地连谢谢都没有对“浣干娘”说一声，直到我们全家离开这个山村。

读初一时，有个星期天母亲叫我到集上去买油豆腐。卖者是个彪形大汉，挑副大箩筐，一头装着三角形金黄色的油豆腐，另一头是一杆秤，几束稻草，和收得的钞票。此时我正废寝忘食地在看刚借到的《三国演义》，一边走，一边看。付钱秤了一斤油豆腐，请其用稻草穿成两串，一只手提着它，另一只手还举书看着。回程走了一大半，猛然想起还没找回钱，这一惊非同小可，立马回头又往集上跑。幸亏油豆腐还没卖完，于是上气不接下气地向那大汉说，还得找钱啊。大汉开始有点犹疑，“没找钱？不会吧？”又问我是张什么票子，一看，箩筐里确实有这样一张。此时生意还在做着，看热闹的人也拢来了好些，说话好像都偏向着卖者。这位彪形大汉却不仗势欺人，他说：“一箩筐快卖完了，你才来说没有找给你钱，老实说找没找我也记不清了。这样吧，我今天是三十五斤油豆腐出的门，现在来对对钱数，如果多出了钱，那就真的是没有找钱给你了。”于是过秤，数钱，结果果然多出了钱，虽然并不正好“如数”，他却仍然将钱找给了我。

这个卖油豆腐的彪形大汉，和梳着巴巴头的“浣干娘”一样，都是记忆中平江人的代表。但当时找回了钱，喜出望外，急着赶回家，也连谢谢都没有说一声。

我怀念故乡，大半是怀念故乡的人事。当然，在故乡也遇见过不好的人，不好的事。但百年心事归平淡，回顾前尘，还是宁愿多想一想善的和美的，忘掉那些恶的和丑的。这倒不一定是害怕抚摸旧的创痛，或者有意为自家或别人隐讳甚么，只是不想破坏垂暮之年难得的平静，死时也不想咬牙切齿地说什么“一个也不宽恕”了。

忆及“浣干娘”和卖油豆腐的人时，昔日十二三岁的少年已经满了七十五岁，得到通知可以领离休干部的“护理费”了。而他们两位，恐怕半个世纪前即已投胎转世了罢。我祈愿他们仍然在故乡生活着，俭啬而又仁慈、劲悍而又正直地生活着。我更祈愿在这块由汨罗江哺育着的土地上，还能多有六十馀年前那样的好人，却不知道可能不可能。

（二零零六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