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名
笔名是Pen Name的汉译,而且是直译,但中国古亦有之。明清文人写作时常用的室名和别号,如聊斋、玉茗堂、渔洋山人、兰陵笑笑生之类,其实就是蒲松龄、汤显祖等人的笔名,不过当时没那么叫罢了。
新文学本是旧文学发展到近代,加上西洋和东洋的影响,才发生和长成的。周氏兄弟用过的笔名戛剑生和知堂,跟略早的百炼生和观堂看起来没什么两样。巴金听说取的是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首尾二字,西谛则有可能是CD的谐音,这便有了“西来意”。到蒋冰之署丁玲,万家宝署曹禺,不仅易名,而且改姓,才是古之所无,开了生面。
有本书名《方生未死之间》,我出生在这个“之间”,故多少受过些旧的影响。十四岁时用文言写了卷《蛛窗述闻》,署名“病鹃”,好像是在“为赋新词强说愁”,却又无此本领,只留下了这一点幼稚的感伤的痕迹。
抗战胜利后回城念高中,一度想当文学青年,学着写新诗,写小说,刊出时用了个“杨蕾”的笔名。四九年后成了公家人,起初“杨蕾”还在做他的文学梦,但五零年夏天小说《季梦千》一发表,立即受到公开批评,冯牧、林克二位写文章,说它“缺乏思想性”,“看不出怎样痛苦地和自己的旧思想作坚决的斗争”(原文如此,下同)。差不多同时,又收到了《人民文学》退回另一篇稿子的复信,说是“思想水平还不很高,没有写出我们的力量与曾经如何战斗”。我想,“缺乏思想性”是肯定的,“思想水平还不很高”这一句则越看越像是嘲讽,这思想水平实在也无法提高,又如何写得出“我们的力量与曾经如何战斗”,还有“怎样痛苦地和自己的旧思想作坚决的斗争”来呢。于是只好将“杨蕾”从梦中喊醒,这笔名从此再没用过了。
与文学虽然绝了缘,文字工作却仍在做着,奉命写的短评社论不署名,有的文章却是要署名的,署过的记得有“柴荆”(财经)、“龚桥”(工交)、“辛文”(新闻)等等。最好笑的是,七十年代初以“右派分子不思悔改又恶毒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被逮捕判刑时,判决书中这些笔名(如果可以算作笔名的话)都成了我的“化名”。化名都有上十个,即使不是潜伏特务,也是“草上飞”一类江洋大盗了。
折腾二十多年后,终于平反改正,到了出版社,着手编我的《走向世界丛书》,每种书前得写长篇叙论,这是学术文章,必须署名以示负责。可又有好心的同志打招呼:“我们这里,向来不赞成编辑搭车发表文章的,自己的名字还是不署为好。”此时我年已五旬,火气早已退尽,立刻从善如流,于是署上了不同的笔名,有“谷及世”(谐音古籍室),有“何守中”(倒读锺叔河),还有“金又可”(锺叔河之半)等等,这大概也可以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故事。
八四年当了总编辑,署什么名没人再来管,从那以后,我便只用本名,再没用过什么笔名了。董宁文君上次叫写“我的笔名”,即以此辞之,这次又叫我写序,更不敢佛头着秽,免得玷辱名家名作。但董君的盛情实在难却,只好讲点从前的小故事,聊备一格。如果书稿已经按作者姓氏笔划编排好了,便请将其放在全书之末,作为迟到的最后一篇吧。
(二零零六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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