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印的回忆
电脑打印越来越方便,“传统的”油印已经被淘汰,偶尔走进文具店,再也见不到油印机、誊写钢版和三角牌蜡纸一类东西了。
五六十年前,这些东西在偏僻山区还是难得的器材。高小的女老师教唱《万溶江》,到二十多里外的中学去借油印机,当她将毛边纸上用蓝油墨印成的带简谱的歌词散发给我们时,那高兴的面容在回想中还浮现在我眼前。
进初中在一九四二年,教导处有部油印机,某次开运动会,几位年轻先生带着几个喜欢在壁报上出风头的学生,想油印出一份特刊,我还自告奋勇去推滚筒。可是教导主任硬是不准,说是土纸虽然不缺,油墨却难买到。本来嘛,那时正值抗战紧张,一切工业制品极为匮乏,夜间自习也只能两人合用一挂茶油灯(在平江当时茶油比桐油便宜),竹灯座,瓦灯盏,草灯芯。
油印品也有非常精致的。有位国文先生刚从蓝田国师(《围城》中三闾大学的原型)毕业,带有一部默存先生尊翁教授文学史的讲义,比二号铅字还大的工楷直行,用深褐色印在米黄色的竹制纸上,装订成宽幅的线装本。它在我幼稚的心中引起了一种近乎神圣的感觉,哪一天能读得这样的书就好了。后来见到某北欧画家的自画传,童年的传主站在厕所坐板前,注视着板上开出的一排大小距离不同的便孔,自言自语:“何时才能坐上这最大的孔?”大概跟我当时的心情也差不多。
先父其时年过七十,他告诉我,光绪末年他从东洋考察回来教书,也油印过讲义。一切器材都是从日本买来的,管理教材的人不知使用,故须亲自动手。他说,日本人常用毛笔蘸上专用的写液,在蜡纸上写字或画图,装上油印机便可以印了。这种毛笔写绘成的油印品,不知有老先生看见过没有,我是没有见过。
不记得是曾纪泽还是薛福成的日记里,有他在伦敦用“糖印法”印文稿的记载,此“糖印”是否即油印,疑莫能明。如果照先父所言,则油印技术系十九世纪末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但成书于南宋初年的《春渚纪闻》卷二有《毕渐赵谂》一则,云毕渐考取状元,赵谂居第二,“都人急于传报,以蜡版刻印,渐字所模点水不着墨,传者厉声呼云:‘状元毕斩第二名赵谂’,识者皆云不祥。”这至少也是道君皇帝时的事,历史不可谓不悠久了。不过这“渐”字印成了“斩”字的“蜡版”,和近代工艺技术造成的蜡纸恐怕不是一回事。
百年前的新技艺,如今已成陈迹,文明的嬗变也真快,不都是经过油印这类琐屑事物的兴替显示出来的吗?但愿研究物质文明史的专家们能多告诉我们一些这类事情,胜于空洞的大道理多矣。
关于油印,经常忆及的还有两件事。一是五七年失业后一度想以刻钢版维生,但我的字一直写不好,别人一张蜡纸八角九角,我则只能挣六毛七毛,终于不得不舍此他图。二是解放前夕搞学生运动,颇做过些刻印传单的工作,几个同学在夜里偷偷摸摸地搞,既紧张,又兴奋。现在垂垂老矣,对年轻人在一些事情上表现出来的热情,自以为还能给以同情和理解者,无他,不过因为蜡烛光下瞎忙乎的记忆未能泯灭干净而已。
(一九九八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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