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溃堤以后》随笔

溃堤以后

从广播中听到，领导一再强调要保证大江大河安全度汛，“哪个地方出问题，由那个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这时我正在病床上打吊针，枕旁只放一册《清稗类钞》，里面正好有一则《高家堰河决案》，说的是一百七十年前发生在江苏的一件事。原来那时候哪里溃堤成灾，那里的“主要领导”也是要负政治、法律责任，不能换上夹克便装，到灾民中去走一转，拍几个电视镜头，便可以完事的。《清稗类钞》原文为文言，现译述如下，算是讲个故事吧。

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年）十一月，苏北发大水。在一次风暴中，高家堰十三堡的大堤决口，洪泽湖水泛滥成灾，淮安、扬州两地区几乎全部被淹。皇上得知后，极为震怒，派大学士汪廷珍、尚书文孚前往查办。

第二年正月间，汪、文一行经过一段时间调查取证之后，到达了清江浦（今江苏淮阴市）南河总督衙门。当时黄河不入山东，由此东流入海。在黄河北岸万柳园河督衙门辕门外站班等候的人员有：两江总督（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最高军政长官）孙玉庭、漕运总督（负责从南方向北方粮食运输的行政长官）魏元煜、南河总督（负责江苏、安徽境内黄河水利工程的行政长官）张文浩以及他们属下的文武官员。

官员们站立了一些时候，只见一人骑马奔来，高声喊：“中堂（大学士的称呼）请漕台魏大人准备恭请皇上圣安！”听到只招呼漕督一人，孙玉庭和张文浩便知道自己已经被撤职，得准备接受查办了。

汪、文一行进了衙门，魏元煜跟着入内请过圣安，仍复退出。接着，便传呼孙、魏、张三人接旨。这时中门大开，有四位办事人员捧护着皇上朱笔写的谕旨出来，肃立在专门设立的香案前，孙、魏、张三人跪下听宣。当听到：“孙玉庭辜负国恩，疏忽职守，犯有不可原恕的罪错，皇上问孙玉庭知罪否？”孙玉庭连忙摘下自己的官帽，口称“孙玉庭昏聩糊涂，辜负天恩，只求皇上从重治罪”，同时不住地往地上碰头。谕旨随即宣布：“孙玉庭革去大学士、两江总督职务，听候处理。两江总督一职，由魏元煜代理。”魏元煜叩首谢恩。

钦差继续宣旨：“张文浩于防汛时不接受正确意见，刚愎自用，处置失宜，以致造成此次洪灾，使人民蒙受巨大损失，其罪行尤为严重，皇上问张文浩知罪否？”这时张文浩已经换下官帽官服，听后伏地痛哭，自称祸国殃民，罪该万死，求皇上明正典刑。上谕：“张文浩革职后立即拘禁，先加刑具在当地示众两月，再从严究办。”执法人员早已将刑具准备好，乃是用木板做成的一副枷，长宽各尺馀，上用黄绸覆盖（因是皇上特命，用于枷系大臣，故加黄绸），拿来枷在张文浩的颈上，便将他带到河堤上示众去了。

接着便召集道、厅、营级官员齐跪庭中，宣布旨意：“钦差临行时，皇上当面交代，自古刑不上大夫，何况张文浩官居总督，为什么还要戴枷示众？乃是因为，国家最重人民生命，设官行政都是为了保护人民。堤防决口，人民生命不保，百姓家园被毁，被迫漂荡流离，实是朝廷的耻辱。故不能不严惩负有直接责任和领导责任的官员，以示国家对民命的重视。两淮官民，务须体会皇上的用意。”

然后，汪、文一行回京复命。张文浩最后定罪，被充军发配伊犁。

这则故事是讲完了，有人也许会说，大水大风都是天灾，河督大人戴枷充军，总督大人撤职查办，未免过当。为此我特别查了《清实录》，原来在高家堰决口之前，张文浩已因办理河工不善，迭经上谕切责，还被“拔去花翎，降为三品顶戴”；孙玉庭也因未能“早为参奏”张文浩，受过降级处分。高家堰决口后，派汪、文南下察看，又先查问过有关道厅官员，知道在黄汛来时，各道厅曾禀请堵闭御黄闸，放泄洪泽湖水，而张文浩固执己见，不肯听信，应闭不闭，应开不开，以致湖水过高，掣塌口门二处，坍卸石堤一万一千馀丈，故此张文浩确实应负主要责任。道光四年十二月己未，即汪、文到达清江浦之前，皇上还批阅过孙玉庭一道奏章，孙奏称堤防决口，“实由暴风狂猛，人力难防，张文浩但为节省启闭钱粮，迟堵御黄坝，蓄清过旺（黄汛到来前所蓄清水水位过高），转致棘手”，竭力为张文浩也就是为自己开脱。皇上批云：“风暴由天，蓄清过旺亦由天乎？……误国溺职之人，朕断不能姑息也。”

“风暴由天，蓄清过旺亦由天乎？”这一问问得好，我们不能因为它是皇帝的批语便以人废言。堤垮了，垸子倒了，当然是因为水太大，是天灾。但人在天老爷面前从来就不是无能为力的，不然，又何必要修水利？何必要设官施治，花费百姓的钱粮？自古国家皆以社稷生民为重，农田（社）、作物（稷）和老百姓受了巨大损失，享俸禄的地方长官即不能不负其该负之责。看来，专制君主所施行的虽是人治而非法治，但当关系“人命至重”的时候，亦不得不依法办事，办几个负责任的封疆大吏。要讲历史的话，这也算是一种历史吧。

《清稗类钞》提到的“大学士汪廷珍、尚书文孚”，中华书局印本将文孚错印成“文学”。查《清实录》道光四年十一月辛亥，“命吏部尚书文孚、礼部尚书汪廷珍驰往江南查办事件”，文孚列名在前。又查萧一山《清代通史》所附《清代宰辅表》和《清代军机大臣表》，汪廷珍于道光五年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则其充协揆尚在命往江南之后（可能在其到达清江浦之前已授协揆，故能称中堂）。文孚则嘉庆二十四年即入军机，四年又加太子少保，位望实在汪前。而被查办的孙玉庭，却在道光元年就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四年闰七月授体仁阁大学士，仍督两江，资格比文、汪更老。孙是两朝重臣，政声一直很好，这次也是因张文浩牵连受过；只因为他是地方上的一把手，“守土有责”，即不能不负其责。其时他已七十二岁，第二年就以“编修”退休，降了一十二级（大学士为正一品，编修为正七品）。又过了十年，他“重赴鹿鸣”，才赏了个四品顶戴，旋即故去，到死也没能官复原职。

一百七十年前，对防汛疏忽，溃了堤，死了人，负有直接责任和领导责任的地方主官，其处理经过情形就是如此。史云，“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也不知这话现在是否已经过了时。

（一九九七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