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读杨振宁《曙光集》》随笔

读杨振宁《曙光集》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文汇报》的《新书摘》，摘录介绍了杨振宁的《曙光集》，所记一九六二年杨氏父亲接受“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引号内为《曙光集》原文，下同），去日内瓦劝杨回国时，说过这么一段话：

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

觉得去事实太远，话说得实在太过了。

古语云，过犹不及。西谚亦云，真理过一步即成荒谬。事实的确如此，茶水斟满了要溢出来，肥皂泡吹大了会破裂，给人看相也只能恭维他红光满面，决不能说红得发紫。

话说得太过，便成了人们厌听的过头话。其实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把话说得太过都是达不到目的的，只会适得其反。何谓过？一是超过了事物本来的实际程度，亩产几百斤说是几千斤，写几首诗说可得诺贝尔奖；二是越过了人世间的常情常理，说高山可以低头，河水可以倒流，动物圈起来养比在大自然中活得更好。这两种过头话似乎容易看破，其实未必尽然。

在上述二种以外，还有一种好心的宣传，想歌颂想反对的并不错，问题是宣传得太过，有如防卫过当一样，结果反而弄糟了。这在纪实、自述和传记一类作品中，尤其是不可忍受的缺点。有的作者，名位既崇，实在没有歪曲事实讲违心话的必要，可能是受定势思维支配，习惯了照本宣科，或者是感恩心切，以致口不择言的缘故吧，写出来的东西亦每每不顾事实，悖于常理。大家看了与其说可厌，还不如说可惜，为他可惜，——杨振宁的《曙光集》即属此类。

杨氏父子都是著名的爱国人士，这是举世公认，毫无疑义的。因为爱国，父亲才不远万里去找儿子，给他写下联语作为座右铭——“每饭不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宏疑当作隆）；因为爱国，儿子才写书出书，一再复述父亲的话，认为是“有永久价值的”。他父子俩又都是著名的科学家，科学家之可贵，正在其比常人更富有科学的精神，更尊重事实，更不会说不顾事实的过头话。但在这里，这父子俩却使我们大大的失望了。

杨氏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说“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当然都是事实；他们“灵魂深处的愿望”，是“有生应感国恩宏”，真心想赞颂新中国，当然也是事实。但说什么“从前不会做一根针”，说什么“从前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则完全是不顾事实的过头话，等于又一次大赞“文革”，大赞“大跃进”。

杨氏所谓“从前”，当然是指“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之前，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那不禁要问，如果“从前不会做一根针”，几千年来缝衣裳打鞋底的针难道都是从芝加哥、普林斯顿进口的么？事实上，《礼记》中便有“纫针请缝”的记载，《左传》成公二年即公元前五百八十九年，鲁国为了向楚国请盟（求和），曾送给楚国数百名工匠，其中便有“执针”（缝纫女工）百人，即人执一针，亦有百针，这么多针更非舶来。我和杨氏一样，亦生于“从前”，儿时所见机制钢针，也都是汉口或长沙的产品，怎能说“从前不会做一根针”呢？

至于水灾旱灾，乃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难以避免的自然现象，近年欧洲大雪，缅甸暴风，还有海啸呀，地震呀，都造成了巨大损失。“从前”中国因灾死人，史官们倒是秉笔直书的，统计数字早就有了。古时人口基数少，如果“动辄死去几百万”，汉族怎能蕃息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族群，怎能留下那么多人一下子“站起来”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杨氏说因灾死人的事情“今天完全没有了”时，正是难忘的一九六二年，“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这三年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虽未见国家明文公布，不敢随便乱说，但无论如何，总不会“完全没有”，一个人也没死吧？

这些过头话当然是杨老先生“原创”，杨老夫人亦曾叫他“不要专讲这些”，并以自己摸黑起床买豆腐仅得两块不完整的为例，说是“有什么好”。但杨先生写书时的看法，仍是父母“二位的话都有道理”，对于父亲的过头话，至今并未表示丝毫不认同。

杨氏父子“有生应感国恩宏”的拳拳之心，无人能够怀疑。他们怀着这样的感恩之心，自不忘随时随地为“今天”作宣传，讲好话。但即使是好心讲好话，亦需尊重事实，不悖常理，而不应该宣传过当，说过头话。自己不爱惜羽毛倒还罢了，使得看者觉得肉麻，为之可惜，又何苦呢。

（二零零八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