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祥夫李浩管季周朝军《“火车”开往何处》

王祥夫：朝军，首先恭喜你的长篇小说顺利发表，这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坦白地讲，初读这部作品，我曾一度认为这是一部快餐式的青春小说，尤其是我了解到，小说完稿于2013年，当时你应该刚刚大学毕业。如果不是在此前已经看到过你的一些中短篇作品，对你的写作已经有了不错的印象，我很可能会武断地放弃这样一部精彩的小说。幸运的是，我用一整天读完了它，真是少有的一次愉快的阅读体验，很棒。我很好奇，这部作品在完成之后，有没有因为年龄和题材的原因遇到过一些误读，或者因此给出版和发表带来一些困扰？

周朝军：祥夫老师一开口就戳中要害。这部小说确实已经完稿四个年头了，与我的中短篇小说相比，《九月火车》的确命运坎坷。长篇难发表，年青作者的长篇更难发表，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更重要的是题材不讨巧，好像一沾上大学校园，尤其是当下的大学校园，就不严肃了，不纯文学了。我能想象得到，二十年以后，甚至只需要十年以后，大家再看《九月火车》就会不一样，因为有了年代感、历史感。有了年代感、历史感，直观感受上就厚重了。但现实情况是，我在2013年就交出了这部作品，此后四年的时间里，我先后向四家杂志社投递了这部作品，与我预想的一样，稿子很快就进了他们电脑的回收站。我这么说，不是批评各位编辑，毕竟我在写作这个行当里还是新手，我也不是一个多么优秀的作者。

在杂志社这边碰壁之后，退而求其次，我开始尝试着在网上连载，以前没这么干过。出乎预料的是，在豆瓣阅读频道连载一个月，就拿到了“最佳连载奖”，几乎是同一时间，十几家图书公司通过豆瓣给我发来了邮件，表示想出版这部作品。我对图书市场不太了解，随意挑了其中一家，签了合同，然后很快就拿到了预付款。前面的环节太顺利，导致后面的事情我完全没想到。直到合同到期，这家图书公司也没能拿到《九月火车》的书号。我不服气，又从此前发来邮件的图书公司里选了两家。让我更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和第一家公司如出一轍，我先后轻松地拿到了他们的预付款，也先后收到了他们不出版的答复。事不过三，我开始不自信了，开始自我怀疑了，直到收到《时代文学》这边拟用的通知。

压抑了四年之后，终于等到了曙光。如您所说，我真是高兴坏了，收到消息的当天晚上，我一个人，自斟自饮，狠狠地喝了一顿酒。无巧不成书，收到《时代文学》通知的第二天，此前签约的三家图书公司中的两家，在相差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一前一后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说书号已经不成问题，愿意马上续签合同。但此时我对出版的期待已不再迫切，还是让《九月火车》先开回山东老家，开进2017年冬天，开进《时代文学》吧。

王祥夫：你是如何想到要创作这样一部作品的？酝酿了多久？另外，以我对你的了解，《九月火车》这部小说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很多人物应该都是有原型的吧？

周朝军：关于创作，我有一个观点，我想很多人都能认同，您也能认同：不管是大作家还是小作者，不管他一生中的创作是何等的丰富，他的审美趣味、文学观都会受到他成年以前的经历和阅读的深刻影响，而审美趣味、文学观会不自觉地渗透到他的创作中，并将或大或小地影响他一辈子的创作。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部书是《平凡的世界》。承认《平凡的世界》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部书，一定会让某些人失望。如果我搬出一部外国作品，尤其是那些在国外也十分冷门、小众、前卫的作品，在众人面前，我立马显得学问渊博、高深莫测起来。当我说出一部非洲东部地区某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的某个八流作家的作品的时候，我相信，即便是我的同行，也会立马对我另眼相看，我甚至能够想象到他们假装也看过这部作品时那心虚的表情。为了向路遥致敬，也为了尽早放下路遥对自己的影响，我写了这部我自己心中的《平凡的世界》——《九月火车》，算是向以前的自己告别，向路遥告别。有意思的是，在创作《九月火车》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我一直以来可能高估了路遥给自己的影响，或者说，我在一点点摆脱路遥的影响。这正是我想要的——一个有野心的作者是不该站在前人的背影里写作的。所以，《九月火车》虽被读者谬赞为当下版《平凡的世界》，但我还是写出了自己的风格，《九月火车》就是《九月火车》。

写作《九月火车》我大概只用了40天，但是细究起来，我酝酿了足足6年。一开始萦绕在我脑海中的只是一些模糊的人物形象和一些碎片化的情节，直到2013年春天，这些人物，这些碎片化的情节，才一点点在我的笔下串起来。

说到小说的原型问题，坦白地说，《九月火车》基本算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男主人公周鹿鸣、周剑鸣很大程度上就是我性格的不同侧面，现实中的我和他们有着一样的家世。我兄弟姊妹6人，出生六个月就被父母过继给了我单身的大舅。小说中大舅的形象完全照搬现实，一丝一毫的虚构都没有，连名字都一样。还有像小说中的水芬小姨、佴志全、胖三等都确有其人。

王祥夫：我注意到一个非常经典的女性形象——水芬小姨。与你小说中的其他女性形象相比，水芬小姨这个角色显然更饱满，更符合我对女性的审美期待。可否简单地谈一下这个人物？

周朝军：我刚才有提到，水芬小姨这个人物现实中确有原型，但是考虑到当事人的隐私问题，这里我不便多说。但有一点可以谈，就是水芬小姨这个人物确实代表了我对乡村女性的美好想象，她是我心中真、善、美的化身，但很不幸，现实中的原型比小说中的水芬小姨命运还要悲惨，她三次丧夫，至今孑身一人。

王祥夫：如果我们单从题材出发，把《九月火车》划归青春小说，那么你觉得，相比于图书市场上其他的青春小说，《九月火车》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周朝军：我个人觉得，最大的不同还是在它的整体气质上。青春小说也好，网络小说也罢，它们与严肃文学产生差异的根由，不是传播媒介，不是题材，不是受众，而是作者本人的文学观决定了作品的定位。我是在严肃文学的浸润下走向写作的，所以无论我书写何种题材，我的写作初衷都是严肃的，与那些带有快餐性质的青春小说还是有着本质不同的。

另外我还是想强调一下，一部作品严肃与否，和题材本身没必然关系，如果说书写青春就意味着不严肃，那么像《雾都孤儿》《哈克费恩历险记》《城南旧事》等儿童视角的作品，以及像张炜老师的《寻找鱼王》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品又该如何划分？

李浩：还是应该先恭喜你，朝军。我是在九月的火车上读完《九月火车》的，老实说，因为此前对你的中短篇作品已有一个大体的把握，所以这次看到《九月火车》时候，我还是有些惊讶的。好像一个拍惯了动作大片的导演，突然放弃了各种特效老老实实一招一式地真打了，这部作品让我看到了你内心真实的一面，看到了你们这一代人的担当。另外。我注意到《九月火车》的电子版在网上很受欢迎，据说卖出了8万多册，这个数字如果放到图书市场上，算是相当畅销了。你连载作品的网站在宣传这部作品的时候，给了这样一个广告语：“当下版《平凡的世界》，小城青年的青春挽歌。”的确如此，小说中周鹿鸣这个人物，他身上的那种朴实，那种坚强，很难不让人联想到路遥笔下的孙少平，给大家谈一谈路遥对你的影响吧。

周朝军：您和祥夫老师真是默契，您两位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路遥对我的影响。

十四年前，我还是一个初中的学生。某个傍晚，在小鎮的一家旧书店，看到了一本名叫《平凡的世界》的小说，知道了一个名叫路遥的家伙。随后两天，我逃课，躲在一条小河边的大树上，沉醉在故事中，忘乎所以。我把自己当成了那个叫孙少平的年轻人，我们一起笑，一起哭。同样是一个傍晚，当我再三确认，我确实读完了这本书的时候，我从树上跳下来，把头埋在冰冷的河水里。我要忘记整个故事，然后重新阅读这本黄土高原上两对青年男女的悲欢离合。但是，我不能。

十年后，我在西安，依然清楚地记得书中的每一个细节。那个傍晚，一个两天里只吃了一顿饭的我，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却不知说给谁听。我大吼着，在学校那条四百米的跑道上跑了整整二十圈，却依然毫无倦意。夜幕四合，我躺在没及膝盖的草坪上，面对着满天星斗，放声大哭。不久，当我得知这个叫路遥的家伙已经死去多年的时候，我悲痛得说不出一句话。那一刻，我决心成为一名作家，写一部当代版的《平凡的世界》，然后死去。我希望，多年后，能有一个少年，像我一样，躺在绿油油的草丛里，面对满天星斗，放声哭泣。这些年，我看了很多，也写了很多，发表的作品堆起来，也有了厚厚的一沓，偶尔也会有人把我称作青年作家。但我始终不曾忘记当初的那个愿望。十年了，我没有写过一篇自己喜欢的小说。十年了，我一直在等，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开始我笔下的故事。十年了，我仍不知时机是否成熟，准备是否充足。但我知道，我必须写，哪怕一塌糊涂。每天晚上，我回到家，面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面目可憎。越不过这道坎，我再也不愿拿起笔，写下哪怕一个字。我知道，不能再等了……十年后的那个傍晚，我打开电脑，将键盘再三擦拭。于是，就有了《九月火车》。

李浩：小说中有一个“贾先生”，我注意到这是他在你的小说中第三次出现了。前两次是在《山东毛驴与墨西哥舞娘》和《沂州笔记》中。这个人是确有其人，还是你虚构的一个古典侠士形象？他是否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你心目中的古典主义理想人格？

周朝军：感谢您提了这么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我的回答很简单：是，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心目中的古典主义理想人格。

李浩：读《九月火车》，我能感觉到你是非常喜欢音乐的，音乐对你的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周朝军：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虽然没和别的写作者交流过这个问题，但我很肯定，一定有很多同行像我一样，在创作的时候，尤其是在作品的开头部分，一定会播放一些和自己的心境或者作品的氛围相对契合的音乐，借此来寻找创作的感觉或者说状态。在创作《九月火车》的时候，我栖身在西安建国路附近的一栋破楼里，一年内先后八次被老板炒了鱿鱼，身上揣着一两百块钱和早已残破的理想。为了忘记现实的窘境，或是修补自己对未来的憧憬，我把自己关在不足30平方米的出租屋，一边循环播放着许巍的歌，一边把电脑键盘敲打得噼里啪啦。像各位所看到的那样，整部小说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理想主义气息，我觉得这股气息和许巍是分不开的，说得准确一点，和2013年春天我所听到的许巍是分不开的。

管季：很荣幸能与两位大咖一起来完成这次访谈，感谢朝军，感谢《九月火车》。应该说《九月火车》是一部比较典型的双主线小说，主线之一呢，是围绕周鹿鸣、水芬小姨、乔雅、大葫芦老汉等人展开的乡村图景，主线之二是以周剑鸣、苏野、关琳、佴志全、唯佳等为主的小城青年成长史。在阅读的过程中，无论是哪一条主线上的故事，都让我感受到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让我对自己曾经的生活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我不禁有一种想重新活过的冲动，尤其是想重读一次大学。但是，在临近小说结尾的几个章节里，小说中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周剑鸣，他在经历了女友的母亲，也就是高干凌九凤女士摆下的家宴之后，突然就冷却了下来，选择了“逃避”，请允许我使用逃避这个词，对此，我有点难以接受。但是周剑鸣的结局又似乎只能这样……就这一点，我想听一听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周朝军：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小说中借凌九凤之口对周剑鸣有过一个简短的概括，她说：“你（周剑鸣）是飞在天上的人，可是飞在天上的人终究还是人，一旦落了地，就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不能把女儿交给这样的人，他可以是一个不世出的天才，却一定不会是一个合格的丈夫。他是一个完全精神化了的人……”对于这样一个人，任何带有烟火气的结尾都是无法承担这个人物的结局的，所以如你所说，周剑鸣的结局只能这样，只能是离开。

管季：我读过不少你的中短篇小说，现在又读了这部长篇，对你整体的创作，我有三个问题想问。第一，与同龄作者相比，你的小说语言是出类拔萃的，你是如何训练自己的语言功底的？第二，紧跟第一个问题，我注意到，你的语言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好像随着不同的作品一直在变换，但是似乎又都能看出某种相同的气息存在，请解释下这点。第三，除了语言之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你的知识面，尤其是在阅读你的部分短篇小说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的知识储备在被你无情地碾压。我十分好奇，你是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这样一个庞大的知识储备的？

周朝军：第一，关于语言，我没有过刻意的训练，但是从我开始写作到现在，写作这些作品的过程，无一不是一种训练。最初的训练应该是在中学的教室以及宿舍里完成的，记得那时候我的语文老师要求学生每周完成一篇周记，几百字就可以，但是我往往两三天就能用光一本日记本。什么都写，但多半是半途而废的小说，而且还是长篇的架构。我的老师曾经在课堂上说，看我一个人的周记比看全班同学的周记的工作量还要大。我中学几年写过的不成型的作品，远比我已经发表的作品要多，从这一点上来看，我属于笨鸟先飞的类型，以前的我还是挺用功的。

第二，语言风格的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每一部作品都该有它自己独特的气息，语言应该尽可能地去契合这种气息，所以在不同的作品中变换语言风格是必需的。另外，同一个作者，在不同环境、不同心理状态下的感觉也是不同的，比如我在家里的时候，我的心情就是比较放松的，写作速度会很快，但是在广州，我很难沉下心来，往往处于一种焦灼的状态。不管是放松还是焦灼，这些都会渗透到你当时所写作的作品中。再者，就像我前面谈到的音乐啊，或者你当时正巧阅读到的某部书籍的气息啊，这些也都会影响到你正在创作的作品。也就是说，一部作品的风格是带有它的偶然性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说，我们明明构思的是这样一个东西，但写出来的却成了那样一个东西。但是，一个作者自身的气质是很难改变的，作者自身的气质是决定一部作品的气质的关键。所以，一个作者的风格无论如何改变，你总是能感受到同一股气息的存在，这是肯定的。

第三，关于知识储备这个问题，如果扯开了谈，那应该是一部专论。简单地说，我认为一个人成年以前的阅读是最可靠的，它构成一个人知识结构中最坚实、最基础的一部分，成年以前的阅读，吸收得快，记忆稳固，往往能铭记一辈子。我成年以前的阅读确实比一般人要多，这么说吧，如果一本书以30万字计，我中学期间，每周能读两三本，周末的时候，一天能读一本。你可能要问，你不用上课吗？哈哈，我高中阶段还真是基本不上课。坐在课堂上，别人上课，我看小说，回到宿舍，别人睡觉，我打手电筒继续看小说。有时怕打扰别人，我躲在厕所里看，往往是快天亮了，我才回到宿舍睡觉。睡两三个钟头，到课堂上继续看。到了高三更疯狂，上课时间我直接爬到操场上的树上去看。这得感谢我的语文老师，是她对我的班主任说：“这个孩子你别管，他有他的目标。”感谢我的语文老师，哈哈哈。

管季：你曾说，《九月火车》不是一部爱情小说，但小说中也还是写到了几对恋人，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几对恋人，無一例外，都是男小女大。另外，我看到此前有读者给你开玩笑，问你是否有寡妇情节，比如小说中的水芬、陈丽云、芳姐、姚雪然全部是寡妇，这是巧合还是一种写作中的“无意识”？

周朝军：因为个人身世的原因，我对母爱有一种极度的渴望，这导致我在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赋予了女主人公一些母性的光辉。几对恋人中，基本都是男小女大，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表现，可以为弗洛伊德心理学提供很好的范本。至于说寡妇情节，我是没有的，这不过是男小女大设置中的一种偶然，有过婚姻经历的女主比没有过婚姻经历的男主年龄大，这很好理解。

管季：小说中周鹿鸣兄弟俩实际上是兄妹6人，小说中对其他4人并未提及，能解释下是为什么吗？另外，小说中“大舅”这个角色让我深深地感动，但是在小说中“父亲”的位置上为何安排的是大舅，请简单解释一下。

周朝军：这依旧是个人身世问题，我个人现实中就是兄弟姐妹6人，我6个月大就被过继给了我的单身的大舅，我不知道父母之爱是什么，我小时候只有大舅、二舅、二姨、三姨这些人疼我。

管季：你对汶川地震的描写，让我想起了评论家杨庆祥对80后做出的一个评价，他说80后是没有历史感的一代，直到汶川地震发生，这个事件凝聚起整个这一代人的历史感和责任感。读你的小说我就有这种感受，小说中那些不羁的年轻人，也都是80后，他们好像在震后突然就成熟了，就开始重新思考了。汶川地震那年，你应该刚刚成年，谈一下汶川地震对你和你的这部小说的影响吧。

周朝军：我写汶川地震是比较刻意的。你说得对，我笔下的人物不能老是那样激扬青春，他们要成熟，要认识人生，认识社会，我要让读者看见他们的担当，于是我就把汶川地震写了进来。当然这也是无法回避的一个事件，这部小说的时间跨度从2006年到2011年，2008年汶川地震，那么大的事，任谁都回避不了，必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