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金业《北方之鹰》

“乌拉！”库窦莫夫高呼。

由于猛地向上一冲，飞机几乎是迎着敌机竖了起来。

双方同时开了火，但都没有击中对方。

两架飞机转着圈互相追逐着，在空中翻着筋斗。高速旋转使得库窦莫夫感到眼花缭乱，形成的气流使机翼上的包布一会儿鼓起，一会儿瘪下。敌机身上的箭头及“膏药旗”的颜色在高速运动中化成了血红色闪电，它像一头狡猾而又难以捉住的疯狂的狐狸。

这种时候，其实比的是勇气和信心。很快地，敌机坚持不住了，终止了旋转追逐。

立刻，库窦莫夫抓住了机会，近距离朝敌机的“肚子”射出了一串子弹。

“见鬼去吧！”库窦莫夫咬着牙叫道。

敌机坠落到机场边上。当库窦莫夫落地的时候，几个中国飞行员跑来，向他表示祝贺。董明德走上前，很激动地告诉他，他击落的是一个日本“天王”飞行员。事后库窦莫夫才知道，那个日本王牌飞行员是号称日海军陆战队驱逐机“四大天王”之一的白相定南。

两个月后，库窦莫夫因为击落两个日本的王牌飞行员而被授予红旗勋章。

又过了两天，同样在南京机场，库窦莫夫又击落了一架日机。飞行员跳了伞，被捉住。

在大队指挥部里，库窦莫夫见到了被自己击落的飞行员。那名飞行员原本是要自杀的，很可惜手枪被库窦莫夫的机枪打坏，枪管变形，子弹射不出。

日本人衣衫上缝着“不可战胜”字样，这些字样是日本姑娘为飞行员缝上的，发给那些帝国空军优秀的勇士们。他鬓角被烧伤，睁着一双恐怖的眼睛，手不住地发抖。库窦莫夫没有与他交流，看了一眼就出来了。

他在想，这些异国的飞行员，其实和自己一样，年龄差不多。

还有下一场空战在等着自己。

对上海的进袭

晚饭后，轰炸机大队接到通知，全体飞行员到饭堂里紧急集合。

昏暗的灯光下，空军顾问日加列夫、大队长基达林斯基、政委塔留金、参谋长彼图霍夫、副大队长马琴站在饭桌前，表情严肃。

日加列夫用笔在航图前敲点：“同志们，有新任务，按照指挥部的决定，天亮前，我们要派出两批飞机，轰炸这里，与这里。”他的笔指向了两个地点。

按照事先拟定好的作战计划，援华志愿队将轰炸两个目标：一处是上海长江入口处停泊的日本军舰，一处是有日本轰炸机和战斗机驻扎的上海机场。上海沦陷后，机场落入敌手。

根据分工，基达林斯基率一路前去轰炸日舰。马琴率一路轰炸机场。

领受任务后，各路立刻着手制订方案，研究选择可以隐蔽到达目标的航线。

为了达到任务的突然性，两组都选择了由南京起飞，沿长江右岸飞到海上，再折返从海面接近目标。这样可以缩短敌人发现我机的时间，出乎意料发起攻击，在敌高射炮火力网覆盖范围内做最短的停留，并在敌机出现时可以迅速脱离。

或许是因为来中国后第一次执行大规模的轰炸任务，人们都有些兴奋，同时，又有大量的准备工作，那天夜里，许多人久久不能入睡。

第2天凌晨，马琴他们很早便起了床，来到了机场。天边朝霞刚刚升起，飞机已经升空，编队按照预定计划向目的地飞去。

能见度非常好，飞机的左侧是银光闪闪的长江，右侧是起伏的丘陵和田野。

很快就进入了大海，几分钟后，海岸上出现了上海的城市轮廓，海面上停泊着各式各样的船只与军舰。

船只越来越近，航线上有了一团团黑色的爆炸了的烟雾，敌人军舰上的高射炮开火了。

避开了炮火，马琴他们仔细寻找目标。

只见城市上空飘着淡淡的炊烟，机场在哪里？

马琴打开了座舱盖，向地面瞭望。忽然，他发现了长长的跑道和被隐藏起来的敌机。

“柯思嘉！看哪，目标在我们下方！”他大喊起来。

飞机越过了目标，炸弹没有来得及投下去。他们决定左转弯飞到海里，避开高射炮火力网，再次接近目标。

有一架CB轰炸机被敌人击中，冒起了烟，转弯向下飞去。

这时，马琴看到有6架战斗机企图向他们进攻。但是，CB飞机处于有利位置，立刻，机枪的密集火力雨点般射向敌人，有两架敌机起了火，栽了下去。日本人没敢在海上追击。

“注意，转弯再次进入。”马琴下了命令。

“向右5度，保持航向。”领航员柯思嘉·奥列赫诺维奇平静而又低沉的声音响起。

“投弹。”马琴叫道。

立刻，一股焦煳味传来，飞机稍稍上昂，炸弹投了下去。

投弹后的飞机降低了高度，加了马力，冲出了高射炮火力网，并摆脱了追来的敌机。

射击士报告说他看见机场上的敌机被炸毁，许多地方起了火。

此次轰炸，估计炸毁了30多架日本飞机。

这一天，苏联志愿飞行员还击落日军轰炸机6架。

多年后，马琴仍然能够清楚地记得那次轰炸，他认为胜利的力量来自团结和友谊，第一次任务的完成就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点。有4名射击士受了轻伤，医生很快为他们进行了治疗。机械师和中国人一起去给飞机加油。他说，中国的机械师和机场人员全心全意地帮助我们。对我们都非常友好。

敌人开始报复，警报声又凄厉地响起。几架伊-16战斗机又升上天空。几分钟后，机场上空出现了日本飞机，“燕子” 勇敢地迎上去，双方紧张地缠斗在一起，开始了一番混战。

总共有8架日本战斗机向机场进攻、扫射。有一架伊-16在低空同三四架敌机展开了格斗，成功地盯住了一架日本战斗机的尾巴，将敌机击落了，但它的背后有两架日本“95”式战斗机也跟上来，“燕子” 着火了，在大家视线中坠落地上。

两架伊-16立刻包抄上来，一梭子弹使敌机燃起了熊熊烈火。

一个人的孤身行动

进入12月，中国空军能上天的飞机已不足20架，且机种不一。主力第四大队的飞行员绝大部分去了兰州，接受改装援助的新飞机，留在南京的人员寥寥无几。到12月3日，仅剩下从兰州为苏联飞行员领路回来的乐以琴、董明德两人能够升空作战，迎战数十架日机。乐以琴毫不畏惧，驾驶战机在日机机队中走起了“凌波微步”，致使企图左右夹攻他的两架日机互撞。更多的日机很快围了上来，乐以琴的“2204”战机不幸中弹起火。乐以琴在跳伞时为防止给日本人当靶子，推迟打开降落伞的时间，触地牺牲。

乐以琴牺牲后，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予以了隆重悼念和很高的评价。政府发给其遗属一万两千元抚恤金，但乐家挥泪将这笔抚恤金连同部分家产积攒在一起，在芦山东街创建了私立伯英中学。

激战中董明德顺利突围，作为最后一架战斗机，董明德第2天再次出击，发现了正开向宣城准备袭击南京后路的日军地面部队，他到了这支部队的上空，把所有的弹药都扫向他们，使这支部队几乎瘫痪。日本随军记者拍下董明德飞机的照片，记录了中国空军最后一架飞机袭击的情景，董明德因此有了“打不死的董明德”的称谓。

就是这个懂点俄语的董明德，早在8月21日，差点击落日本海军要员。当时，日本海军参谋大泷西次郎乘坐木更津航空队的“96”式去中国战场视察，同时有6架“96”式一并前去轰炸扬州，他们在中途遇上董明德，有3架“96”式当场被击落，大泷西次郎乘坐的那架“96”式一直被董明德驾驶的霍克-3追着打，被打得满身子弹孔，被迫在济州岛降落。

不仅是董明德，还有一个孤胆英雄。在次年的5月，南京失陷后，为了祭奠敬爱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也为了向残忍屠杀我同胞的日寇宣示中国人不可辱的意志，他单独驾机，在中山陵上空盘旋三圈，虔诚地将一束白玉兰从空中投下，用这束洁白的素花，表达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暴、光复山河的决心。他还投掷花圈祭祀，花圈的飘带上有蒋介石亲笔的“必雪此耻”四字。此前，日本兵占领南京，在中山陵推倒孙中山铜像，揪着铜像的耳朵照相取乐。

一个人，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中山陵上空宣示，用自己的行为告诉世人，中国不会亡，只要剩下一个人，就会战斗到底。

这个人叫汤卜生，是中国空军五大队25中队飞行员。他驾驶的飞机是宋美龄赠予陈纳德的霍克-75型战斗机。

仅仅3个月后，在衡阳上空，汤卜生在拦截敌人27架轰炸机时，被敌机围攻，飞机中弹起火，他以身殉职，年仅26岁。他用年轻的生命证明，没有什么比一种承诺更重要，比一种坚持更宝贵。死不可怕，可怕的是苟且地活。

单机载回两个人

形势愈发紧张了，日本人对南京机场的异常情况有了警觉，加大了对机场攻击的频率和力度。

机场上不到半小时又响起了空袭警报。此时，日本飞机在数量上占有明显优势，苏联飞行员经常要以一敌五甚至以一敌七。而且日空军有能力在一天之内发动数次空袭，苏联飞行员只好频繁升空迎敌。

由于缺乏具备战斗经验的协同指挥员，以及担心敌人的数量优势，开始的空战基本是各自为战，没有像样的组织与战术。日本人不停地攻击目标，每天都有 5-6 批次轰炸机来袭。中苏要起飞 5-6 架飞机对抗敌人50 架轰炸机和 20-30 架战斗机。

持续的战斗令飞行员筋疲力尽，损失不断上升。

12月底的一天，库窦莫夫与董明德、茹科茨基、潘纽科夫、赫里雅斯窦奇被派往上海侦察日军地面部队的动向，董明德带路。从空中望下去，只见整个江南地区到处是部队，前线的边缘已经很难确定，各色服装混杂在一起。在那一刻，他们清楚了，日本人已经全面突破了防线。

于是，库窦莫夫立即决定返回南京机场。

降落之后，他们惊奇地发现，机场已经空空荡荡，只有几架没有来得及撤退的应急飞机在那里，地面人员所剩无几。无奈之下，飞行员们只好自己加了油和弹药。重新启动飞机时，只见远处敌机黑压压一片飞来，已经快到机场上空了。

匆忙地升空后，库窦莫夫看见茹科茨基的飞机发动机出了故障，发动不起来了。

“起飞，见鬼。”库窦莫夫在空中挥了拳头。

还在地面的茹科茨基此时也正着急，“决不能让敌人把飞机炸毁。”他说。

幸好机械师尼克尔斯基还没撤离，他镇定地安慰茹科茨基说：“没关系，我们来修好它。”

飞机很快修好了。

“我准备飞走，您呢？”茹科茨基说。

“别管我，我会渡过江去找自己人的。”尼克尔斯基说。

“那不行，我们一道走。”

“可飞机是单座的。”

“没关系，我们来想办法。” 茹科茨基说。

随后，茹科茨基让机械师卸下蓄电池，让尼克尔斯基挤到了蓄电池的位置，飞机在冲进机场的日本人眼皮底下升上了蓝天，飞到了安庆。

南京守备司令唐生智的“破釜沉舟”精神，在蒋介石保存实力战略指导面前只能是软弱无力的，经过短暂的抵抗，付出了沉重代价后，就在蒋介石离开南京后两天，大校场机场陷落。12月3日，南京城陷落。

守城部队开始了仓促的撤退，使得这座千年名城成了屠宰场，30万人惨遭涂炭。

指挥层做出了决定——移驻南昌。飞行员接到命令，要立即离开机场以免遭到袭击。

第五章：攻防在南昌

饭堂里的动员会

第2批战斗机晚了几天才到来，因此，没有参加袭击上海及保卫南京的战斗。

雷恰戈夫和布拉戈维申斯基他们是随第2批志愿队员一起来的，他们的到来，像是为战斗机飞行团队注入了生机。他们发现，此前的战斗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大家似乎不像想象的那样乐观。没有大队长，牺牲了两个飞行员，大家情绪有些波动。并且，实在地说，首战并没有真正打出苏联空军的威风来，所以，大家似乎都有些憋气。

雷恰戈夫与政委留托夫等商量了一下，觉得很有必要开一个会，分析一下利弊，调动起同志们的积极性。

此前，针对面临的形势，苏联空军志愿队召开了联席会议，空军总顾问日加列夫、驻华武官德拉特维英、雷恰戈夫、留托夫和波雷宁等人参加。他们分析了当前的状况，明确了志愿队下一步的任务，即打击日交通线，支援地面部队，轰炸敌运输队，消灭敌机场轰炸机和空军基地、弹药库、燃料库，投入力量用于后方城市与战略要地的空防作战，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

到了该统一一下大家思想的时候了。

晚上，新上任的苏联援华空军顾问雷恰戈夫、政委留托夫在饭堂同大家见了面，公布了任命布拉格维申斯基为战斗机大队大队长的命令，进行了思想发动与战前动员。

雷恰戈夫是个愿意开玩笑的人，在任何地方都像是在家里一样。

雷恰戈夫说：“据说你们在这里开始并不是很顺利，不要紧，战争中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我记得，在马德里也是这样。”他谈起了西班牙空战，说，勇敢者在力量悬殊的决斗中一定会胜利。

“我们的飞机不亚于日本飞机，在机动性方面甚至要超过它。问题在于自己，在于我们的勇气、我们的机灵。最重要的，同志们，是战斗中的救助。要记住苏沃洛夫的名言‘自己可以牺牲，同志一定相救’。那样的话，任何敌人对我们来说都不在话下。”

说着，雷恰戈夫站了起来，收敛了笑容，表情变得严肃：“你们怀着善良的愿望来到这里，帮助中国人民，但我要提醒你们：谁要是认为干不了，就请他站出来，说一下，谁？”

“有没有？”雷恰戈夫大声问。

会场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应声。

“好，问题解决了。我说什么来着，援华志愿队飞行员个个是好样的，就不会有一个孬种。”

留托夫接着说：“是的，我们大家都是百里挑一选出来的，我们的祖国在看着我们，我们的亲人在期待着我们的好消息。别气馁，鼓起劲，一切都会好的，会好的。”

立刻，掌声响起来，所有在场的人似乎立刻产生了力量。雷恰戈夫脸上也有了调皮的笑容，大家的情绪高涨起来。

大胡子布拉格维申斯基

第2天的凌晨3点，顶着满天的星星，布拉格维申斯到了机场，对机组人员和飞机的准备工作逐一检查，一个也不放过。

1小时后，战斗机在他的指挥下升上了天空。

布拉格维申斯基出生于铁路工人家庭，从小就养成冷静、坚强的性格。他聪明好学，1934年从航空学校毕业后就到苏联空军科研所工作，担任试飞员，他熟悉各种飞机性能，掌握了高超的飞行技术。

他总是穿一件编织的高领绒线衫、灰色的麂皮袄，皮衣上有一个战斗中被枪击中留下的洞。机械士阿列克赛·谢尔盖耶维奇想给他补好，被他拒绝了。

“你怎么了，亲爱的？难道真的不明白，穿啥像啥。我穿上有补丁的衣服就像流浪汉，穿上有弹洞的衣服不就更像战士吗？哈哈！”

他还有一条哥萨克人穿的那种宽大裤子，政委留托夫问他为什么喜欢穿这条裤子。他开玩笑说：“为的是不让我的部下看到我膝盖在发抖。”

布拉格维申斯基是个圆脸庞，有点络腮胡子，中国飞行员给他送了个爱称：张飞。其实他“粗中有细”，并不鲁莽，并且勤于动脑，善于钻研。飞机上没有无线电通信设备，作战时飞机相互联络很不方便，他就把歼击机大队划分为若干小队，这样就便于互相照应和联系；他还让把每架飞机上面都写上大阿拉伯数字，以便从远处就能认出是谁的飞机；他还命令把每架飞机的座舱内部都装上“装甲背心”，大大提高了飞机和飞行员的安全系数。

作为大队长和机群指挥员，布拉格维申斯基很重视战术研究。对伊-15和伊-16的性能掌握得很好。伊-15转弯半径小，便于缠斗，空战中较容易咬住敌机的尾巴。伊-16速度快，火力猛，便于攻击。布拉格维申斯基在空战中经常用伊-16冲击敌机群，用伊-15与敌机盘缠格斗，并用伊-16追击逃窜的日机；或用伊-15对付护航的日本战斗机，用伊-16攻击敌轰炸机。实践证明，这一战术十分奏效。

留托夫回忆他的战友说：“布拉格维申斯基是国内著名的飞行员，对飞机，尤其是战斗机，他了解得十分透彻。他在天上以惊人的冷静和高超的飞行技巧使大家赞叹不已。他在试飞新机的时候，不止一次地陷于要牺牲的危险境地，但是，迅速的动作，镇定、沉着、准确的判断，无懈可击的技能总是使他成为胜利者。”

他还说：“飞行员对布拉格维申斯基怀有深深的敬意。在他们眼中，他就是‘空中之王’，他不仅是一位好指挥员，还是一名战胜了日本空军的飞行员，一名光荣和骄傲的、勇敢的战士。”

艺高人胆大。在南昌基地，布拉格维申斯基的飞机一般停放在指挥部小楼旁，警报一响，他第一个飞上天空，部属们跟随而上并编队迎敌。

在他的带领下，他的团队顷刻间变成了一把锋利的战器，所向披靡。

这一天，日本海军航空队出动飞机23架袭击南昌机场。瞭望台上的蓝旗升起来，立刻，指挥所里跑出两个机械士，在地上铺了一条箭头形的布带，指示着敌机来袭的方向。

布拉格维申斯基立即率领航空队投入战斗。在空中，他舒展地画了一个圈，将飞机侧扣过来，首先瞄准了一架机身上有几条红条纹的战斗机，死死盯住不放，像一帖膏药，甩也甩不掉。那架日机几次摆脱不成，于是开始兜圈子，没料到布拉格维申斯基的飞机灵活且多变，于是发了慌，正准备采取下一步动作时，已被近距离咬住尾巴，随着一阵猛烈的炮火，栽了下来。

周围的日机看见长机遭了难，急忙赶来营救。布拉格维申斯基立即脱离，只见那架敌机急速下滑，底朝天栽落到灌满了水的稻田里。

傍晚时分，政委留托夫和医生赶到了敌机摔落的那个地方，只见那架飞机直直插在淤泥里。透过座舱的玻璃能看到，那个日本飞行员已经死在里面。

第2天，日本报纸上刊登了被打死的日本飞行员的照片，照片加了黑框，后面详细介绍了他的战绩。原来这是日本空军著名的“四大天王”之一、机群指挥官大井法人大尉。

战斗中布拉格维申斯基也受了伤，子弹挫伤了他左边几根肋骨。飞机的仪表板也被打坏了，如不是他提前在机舱内加装了“装甲背心”，这次可能就危险了。

当晚，指挥部代表来慰问，并带来了纪念品和一件丝绸长衫。布拉格维申斯基穿了长衫，扎上宽腰带，在屋里走来走去。他一边晃着走路，一边转着圈说：“瞧瞧，瞧瞧，我像不像个中国古代的大官。”

此战以后，日本航空队变得谨慎起来。

为了防止机场遭到日本人的突然袭击，布拉格维申斯基组织了对空观察警戒通讯哨。从早到晚飞行员都背着伞包坐在飞机里，机械师伴在旁边，指挥官在不远处的指挥所里，其余飞机交错排列在不远处。当敌机接近时，瞭望台迅速打出深蓝色的旗子，代表警戒信号。布拉格维申斯基通常带头起飞。为了节约起飞时间，飞机不是滑到起跑线上，而直接从停放处起飞。

当时飞机和地面之间没有无线电联系，在战斗中飞机要靠摇晃机翼来互通讯息。这些动作代表的意思在地面就规定好。在准备好的飞行地图上，清楚地标注有苏中两国文字，以便飞行员使用，这也是第2批志愿队到了之后特意对中方提出的。

日本航空队在遭到多次重创后，不敢在白天进袭，而改为夜间偷袭。布拉格维申斯基又研究了夜战战术。他成立了专门的“夜战中队”，让他们夜间分散部署在空中值班，一有情况立刻发信号围歼，使日本飞贼的阴谋多次遭到失败。

在南昌9个月的空战中，布拉格维申斯基一个人就打下了7架敌机，还与战友一起打下两架，创下了击落敌机之最。鉴于布拉格维申斯基作战英勇、战功卓著，中国政府奖励他一枚“金质勋章”。苏联政府授予他“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并颁发列宁勋章一枚。

从中国回国后，布拉格维申斯基参加了卫国战争，并立下了赫赫战功，其后担任了苏联空军多个岗位的领导职务。

突袭南京机场

马琴从飞机上下来，没换飞行服，直接去了饭堂，几乎一天没有吃上饭，他实在有些饿了。

正在这时，值班员急匆匆跑了来，说总顾问来了电话。马琴立刻推开餐盒，拿起一个面包，边吃边到了值班室。

电话是空军总军事顾问日加列夫打来的，他让马琴与总领航员奥列赫诺维奇立刻赶往汉口。

此时，基达林斯基由于健康原因已经回国，马琴接替他担任了轰炸机大队的大队长。

在汉口的指挥部里，蒋介石坐在一张大桌子前，苏联驻华大使M.N.德拉特维英、军事顾问H.B.斯拉维因也在那里。

蒋介石从桌子后走过来，同马琴他们握了手，请他们坐下。

随后，蒋介石摊开一张很大的战区地图说：“可靠人士告诉我们，日本人在南京机场集中了大量的轰炸机和战斗机，显然，最近他们就要袭击我们的目标。我希望空军能够提前给南京机场一次打击。要尽可能快些。”

过了一会，蒋介石又补充说，马琴先生希望能提供战斗机护航的建议他已经知道了，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现在没有这个可能，但要尽快解决。

日加列夫低声问挨着他坐的马琴：“什么时候可以出发？能够派多少架飞机去？”

马琴站起身，对蒋介石与在座的人说：“苏联空军志愿队明天就可以派3个中队的SB飞机前去轰炸南京机场。”

就这样，只有少数人知道的对南京机场轰炸的方案极其审慎地制定了，随后大家紧张地开始准备。

1938年的新年毫无喜庆色彩地过去了，那个元旦对于中苏两国的飞行人员来说，是在紧张与危险当中度过的。

元旦刚过，那一天有些寒冷。天刚放亮，27架SB飞机就开始起飞，其中9 架飞机由中国机组和中苏混合机组驾驶。机群在空中很快编好9个楔形编队，以3500-4000米高度沿着长江进发。

长江上空有浓密的云层，飞机几乎望不到蜿蜒的江面，这给SB飞机编队的隐蔽飞行帮了很大的忙。

在途中，机队决定，如果南京也是这样的气象条件，就要在云层上进行轰炸，即使精度有所欠缺，也要把带来的炸弹扔下去。

快到南京的时候，能见度变好。他们看见了熟悉的河湾、发电站和机场附近的秃山。

机场上，整齐地摆放着飞机，它们停在那里正准备起飞。双引擎的轰炸机排成3排，战斗机排成两排，有100多架飞机。

苏联志愿空军的飞机向目标飞去，战机从两排目标的中间穿过，以让后面的飞机从两边选择目标。

没有任何一架敌机起飞，也没有高炮开火拦截。

立刻，炸弹冰雹似的投向目标。机场上顿时腾起烟雾。

与此同时，所有停在江边的军舰，包括中立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的军舰上的高炮，通通向飞机开了火。

此时，普洛科菲耶夫发现，长机波雷宁的飞机右侧发动机转速慢了下来，估计是散热器被打坏。他马上对着长机摆动了一下机翼，以引起长机的注意。波雷宁的飞机下降了，准备迫降。

“格里沙，队长迫降了，全队注意，跟上我。”普洛科菲耶夫低沉地吼道。

立刻，机队随后跟来。

透过舷窗，普洛科菲耶夫看到又有一架飞机着了火，在下降，飞到了他的飞机的侧下方。

那是符多维英的飞机，在烟火中，普罗科菲耶夫见空中射击士柯思金想跳伞，已经爬到了射击士座舱的舷边，拉开的降落伞刚闪了一下，就被挂在了机尾上，转瞬间，降落伞就被烧掉了。

“科佳！”普洛科菲耶夫大声叫道，眼泪随即落了下来。

飞机燃烧着落了下去。3个年轻人，飞行员符多维英、空中射击士兼机械师柯思金、领航员弗洛罗夫，就这样化作长虹，留在了异国的天空中……

敌人没有料到苏联人会这么早来袭击，轰炸得以顺利实施，打击是密集而连续的。轰炸完毕，机场上升起了巨大的火舌和一团团黑烟，响起了猛烈的爆炸声，停机坪上激荡着爆炸产生的气浪，机场的一切笼罩在一片烟与火之中。

有十余架日本战斗机匆匆追来，但为时已晚。来袭的轰炸机已经脱离战场。

此次轰炸，摧毁敌机48架，机场上的燃料、弹药全部被炸掉，机场设施严重损坏，一段时间不能使用。

波雷宁的飞机迫降在芜湖附近的河滩里，他们在没膝的水草中行走了一会，发现有中国人，于是拿出了随身带的请求救助的布条。立刻，赶来的村民拿来绳子、木头，把飞机垫起来，绑好，合伙往外拖，然后，将机组成员送到了岸上。

当夜，武汉和南昌的大街上，欢腾的游行人群堵塞了交通。人们用各种形式来庆祝空袭南京的胜利。

经过几次交手，日本人发现，中国空军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部队，机队变得强大，战术运用灵活。于是，日本航空队开始变得谨慎，改变了先前肆无忌惮的做法，对部署做了一些调整。

生死相救

战争开始时，由于中国空军力量消耗过大、与日本航空队相差悬殊，因此许多后方城市与战略要地几乎处于空中不设防的状态。

在南昌也是如此，那时苏联援华志愿队没有到来，敌人欺负中国空军力量弱小、防空能力差，经常对南昌进行狂轰滥炸。有一次，日本飞机轰炸南昌机场，投弹95枚，南昌机场陷于烟火之中，中国飞机损失惨重。

日本飞行员更是肆无忌惮，其中一个叫小川正一的中尉，欺南昌空军补充不及，竟率日机5架强降南昌机场示威。当中一名飞行员更为可恶，竟然趾高气扬地从机场上拔走一面旗子，作为他炫耀胜利的战利品。

这件事对我军将士来说，自然是一大耻辱。

南京失陷后，作为中国腹地的南昌，战略地位更突显出来。当时，南昌有“远东第一”的飞机场，有国民党第一战区空军司令部、空军教导总队以及全国空军主力训练机构等。中国300架战机有250架转场在这里，中国空军的轰炸机第1、2、8大队，驱逐机第4、5、9大队的飞机都由此起飞。从江浙撤退下来的人员、设备、物资等经过南昌到武汉、湖南去。南昌当时成为重要的中转基地。

南昌不保，则武汉不保，国民政府誓要保住南昌。“南昌不是南京”，中苏飞行员这样宣称。

随着苏联航空志愿队的23架战斗机及20架轰炸机转场至南昌，与原驻南昌的苏联飞机会合，南昌更成了实力雄厚的空军基地。到了该教训日本人的时候了。

1月7日，日海军第12航空队大尉潮田良平率领9架战斗机从南京起飞，掩护海军木更津陆上航空队轰炸机15架，在中午侵入南昌上空。

潮田良平是日本海军佐伯陆上航空队第一分队长，其飞行技术奇绝，被称为是“名震皇国的红武士”，也是日本空军“四大天王”之一。

只见15架轰炸机居中，9架“96”式战斗机分3个编队护航而来，最前一架突出队形的飞机上系有白布条，那就是领队潮田良平的飞机。

中国空军战斗机早已升空严阵以待，与敌机在三家店新机场至莲塘一带上空展开激烈的战斗。日军认为己方飞机数量多，没有将中国空军的飞机放到眼里，愈加猖獗，将我战机围住，企图一举歼之。但是，我9架战机无一畏惧，抖擞精神，上下翻滚，诱敌下降。

这时，苏联志愿队的飞机赶来，对敌机实施攻击。布拉格维申斯基在空中见到敌机猖狂，怒不可遏，猛烈向敌机射击。日本飞机气势汹汹，中苏飞机也毫不示弱，敌我双方互相缠斗，难解难分。潮田良平倚仗着自己技艺高强，又机多势众，在空中旁若无人，横冲直撞。这一次，他盯上了布拉格维申斯基，从背后向他袭来。布拉格维申斯基正与另外一架敌机打得紧张，没料到有人从背后偷袭。正当潮田良平要得手之际，忽然一连串的枪弹从侧后射来，正好打中了潮田良平飞机的要害处。潮田良平的飞机突然起火，一下子坠落下去了，机尾冒着浓烟，坠落地面，飞行员当即死亡。从事后查获的资料文件显示，死者正是潮田良平。

布拉格维申斯基转危为安。

原来，中国空军第3大队飞行员罗英德，正驾驶一架伊-16飞机追击一架敌机，他忽然发现苏联志愿航空队的领队飞机正被敌机纠缠。他从高处看得清楚。于是，立刻放弃了他追猎的目标，赶紧拨转机头，朝着偷袭苏联飞机的那架敌机猛烈开火。他没有想到，他击落的敌人竟是日本海军航空队里的一个“空中红武士”。

空战结束后，布拉格维申斯基拥抱着罗英德久久不放，并把他最珍贵的纪念品——刻有斯大林赠送字样的手表，从手上脱下，送给了罗英德。当时在南昌机场的苏联专家所撰写的回忆录中曾提到，抗战胜利后，布拉格维申斯基被提升为苏联远东空军司令，他在驻海参崴时还通过邮局寄来该地名产鱼一箱，念念不忘与罗英德深厚的战斗友谊。

在空战过程中，许多南昌市民跑出家门，冒险观战，兴奋异常。空战胜利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转眼到了夏天，天气逐渐变暖。随着华东全面沦陷，江西彭泽的马当失守，日军开始入侵江西。

为了摧毁南昌新老两个机场，减轻中国空军对其长江运输线的轰炸压力，日军再次将杭州、南京的飞行基地向前推进至安庆。

那一天，日本海军第12航空队出动28架战斗机，第13航空队出动18架攻击机，凶猛地向南昌机场扑来。中国空军第4大队升空5架驱逐机，苏联志愿航空队升空28架战斗机迎战。

这一仗，中苏战鹰又击落敌机6架。苏联飞行员古匹柯一人就打下了两架敌机。另一个苏联飞行员斯拉维克被敌机围攻，仍不避险难，勇猛杀敌，但因寡不敌众，在空战中不幸牺牲。

又过了几天，日本海军航空队南乡茂章率领8架“96”式战斗机从安庆机场起飞，掩护14架轰炸机和5架攻击机空袭南昌。

观察哨发来消息，称日军27架飞机即将飞抵南昌轰炸，中苏空军立即起飞25架伊-15、伊-16型战斗机迎敌。

双方在鄱阳湖上空展开了激战。50多驾飞机燕子般穿梭于空中，互相追逐、争斗。顿时，空中枪声、发动机的轰鸣声响成一片，不时有飞机跌落下来。

战斗中中方飞行员先后击落4架日机，自己也有多架飞机被击落。坐落于南昌的两个机场同时遭日机轰炸，地面有10架飞机被炸毁。由于当时地面没有雷达设备，通信设施较差，指挥部无法掌握空战情况。

据目击者讲述，激战场面十分壮观。有1架飞机被日机击伤，这位英勇的飞行员临危不惧，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驾机向附近1架日机撞去，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两架飞机炸成碎片，一齐坠落到鄱阳湖中。这位不知名的英雄壮烈牺牲，日机飞行员也当即殒命。事后，航空委员会搞不清哪几名飞行员是空战中被日机击落阵亡的，哪一位是撞击日机英勇殉国的，这直到现在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日本被撞落的飞机的飞行员正是南乡茂章。南乡茂章生前一再扬言要替其他3个“天王”复仇。这个33岁一直未娶妻、一心要报效帝国的飞行员的死，对日本海军航空队产生很大影响。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海军次长山本五十六亲自参加南乡茂章的追悼会，为失去最后一名“天王”而痛哭，他还到南乡茂章家中吊唁、慰问。后来海军航空队又追授南乡茂章为海军少佐，日本裕仁天皇封他为“军神”。

据当年参战的飞行员江秀辉回忆，那一天，中国空军三大队2中队飞行员黄莺起飞后，发现机场南段有苏联志愿队的3架飞机被敌人围攻，处于危险状态。他来不及通知队友，立即加大速度向敌人猛冲过去，一边猛冲一边扫射。敌机见势不妙，即刻摆脱。黄莺上下翻腾，勇追不舍。敌机队形一下子被冲散，志愿队的飞机解围了，但黄莺却陷入了3架敌机的围攻之中。黄莺与敌机从1000多米斗到300米，不幸中弹，轰然一声，掉到机场边的泥地里，顿时碎片高飞，浓烟一片。待地勤人员奔跑过去营救时，飞机已经支离破碎，只见飞机尾巴上有几个小号码——P-5873，才知道是黄莺英勇殉国！

黄莺所营救的那架伊-16战机，正是由苏联志愿队领队巴比洛夫驾驶的飞机。事后，巴比洛夫向南昌的全体中国官兵说：“中国飞行员这种舍己救人的精神，使我这个苏联人深受感动，永难忘怀！”

台湾“空军指挥部”的空军烈士档案里这样记载：

黄烈士莺，原名黄廊，广西省宜山县人，生于中华民国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世业农，家境清贫，有姐一弟三。烈士自幼颖慧，好学，刻苦自励，为亲友所器重，资助入学；在广西大学肄业二年，转入广西军事政治学校南宁第一分校，又转入广西航空学校第二期毕业。历任广西航校助教，飞机教导第一队，第五路军飞机大队第二中队飞行员，中央空军第三大队第八队少尉本级队员。烈士天性孝友，温文尔雅，能文能诗，待人接物，谦恭有礼，为诗友所敬爱。飞行技术及科学知识，均甚优良。少时在家自作炸弹猎虎，误将己家家犬炸死，亲属以为危险，遂禁止其自制炸药。思想敏捷，决断力尤强，可以其婚姻为例。他平时很少注意婚姻问题，但一遇到意中人，即妻劳氏，立即结婚，自认识至举行婚礼，还不到24小时。

黄莺原为广西空军的飞行员，后合并到3大队。1938年3月，大队长吴汝鎏率第7队及第8队驾伊-15式10架飞机，出发鲁南，执行攻击敌陆军阵地任务，黄莺在返航途中，在临城滕县间遭遇敌机，奋力搏击，会同战友击落敌88式重型轰炸机两架。7天后，随吴大队长飞往台儿庄炸敌，归途中于归德遭遇敌加藤大尉率领之“95”式战机27架。黄莺立即拉升至1万米高空，与敌3架飞机展开厮杀，射落敌机1架。另一架敌机亦升空拉高，黄莺又突跃至敌机尾后将其击落。

黄莺牺牲后，蒋介石题写挽联“精忠报国”四字，以褒扬之。遗骸运抵故土后，宜山民众上千人举行公祭大会，县长亲自主持，并将其忠骸葬于宜山公园内，立碑纪念。

作为指挥员，布拉格维申斯基每次空战前都强调要相互救援，他自己更是这方面的榜样。

春节刚过，36架日本轰炸机在20架驱逐机的掩护下进袭南昌，被苏联志愿队和中国飞行员打下8架后逃走。激战中，飞行员杜申在击伤一架敌机后被数架日机围攻。正在危机之时，布拉格维申斯基主动发起进攻，赶走了敌机，使杜申安全地回到了机场。

落地后，杜申看了一下自己的飞机，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他的飞机的机翼和机身上被打了50多个洞，就连防弹装甲背心上也留下了两个凹坑。

晚上飞行员分组总结战斗情况，会议结束时，布拉格维申斯基问：51号机是谁飞的？那是杜申的飞机。杜申立刻明白，是布拉格维申斯基救了他，立刻跑过去抱住他，吻了起来。

被杜申打伤的那架敌机在布拉格维申斯基的逼迫下降落地。随后，人们从其座舱中缴获了大量重要文件和情报资料。该机修好后布拉戈维申斯基曾使用它作过战。

在所有布拉戈维申斯基的歼击机大队里有7名中国飞行员，布拉格维申斯基对他们也十分关心，亲如兄弟。在一次空战中，一个姓骆的飞行员遭到敌机围攻，也是布拉戈维申斯基挺身而出，赶走了敌机，救了他的性命。落地后骆飞行员十分感动，向布拉格维申斯基深深地鞠了一躬，并从腰间掏出手枪送给他作纪念。布拉格维申斯基与他紧紧拥抱，并把自己的手枪交给他作为交换。

在布拉格维申斯基的大队里，与他同样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还有安·阿·古宾科和格·潘·克拉夫琴科。

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古宾科和克拉夫琴科就是这位传奇式指挥员布拉格维申斯基手下的两员骁将。古宾科和克拉夫琴科是一对好朋友，同住一间屋子，都是上尉，都会驾驶伊-15和伊-16两种飞机，在国内时都当过特级试飞员，都有高超的飞行技术，所以在华9个月里，战绩都很卓越：古宾科打下过7架敌机，克拉夫琴科打下6架。而且非常有趣的是：他们俩都互相救过对方。

在1938年3月13日南昌的空战中，古宾科发现克拉夫琴科的飞机被打成重伤，而日本人仍在穷追不舍。尽管自己的子弹已经打光，古宾科还是勇敢地冲了过去，赶走了日机，并一直护送克拉夫琴科安全跳伞。

在后来的武汉“5·31”空战中，成功击落两架日寇歼击机之后，克拉夫琴科开始追击一架“96”式。他突然发现古宾科被击落跳了伞，而日机知道克拉夫琴科怕炮弹碎片破坏古宾科的降落伞，不会开炮射击，所以只是围绕古宾科转圈，想活捉他。克拉夫琴科以其高超的飞行驾驶技术与敌机搅缠，最后迫使日机触地爆炸。

那一次，回到了三家店基地后，克拉夫琴科被比他高得多的古宾科紧紧地拥抱，而后被高兴如狂的战友们抛甩起来。古宾科把他从国内带来的“亚美尼亚-13年”手表当众赠送给了克拉夫琴科。那个被迫触地的日机没有记在克拉夫琴科头上，原因是没有开炮攻击就不可能有击落记录。

克拉夫琴科成为唯一一位被表彰为双重“苏联英雄”的苏联援华志愿军官。

回国后，克拉夫琴科又到远东继续和日本人作战，参加了1939年5月至9月的诺门坎战役，在那里又打下了3架敌机，并与战友一起打下另外4架。因其战功卓著，1939年8月他再次获得“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卫国战争爆发后，他担任过歼击航空兵师师长等要职，军衔晋升为少将。担任了将军的他仍然亲自参加空战，且每战都身先士卒。卫国战争期间，他的飞机被击伤，他在跳伞时不幸发生事故牺牲。

据说知道这一噩耗后，斯大林沉默了半小时之久，而后说了句名言：真正赢得战争的就是那些像克拉夫琴科那样的“工作蜜蜂”。

克拉夫琴科死后，他被作为有特殊贡献的人，葬于莫斯科红场克里姆林宫墙下。

据战报统计，仅自1937年8月15日敌机首次空袭南昌起，至南昌空军转场武汉止，在南昌上空发生空战31次，共击落敌机36架。

在此期间，中苏空军还先后出击上海、南京、安庆、芜湖、台北、湖口、彭泽等地敌机场和在长江停泊的舰艇，共计15次，使敌人受到重大的损失和威胁。

苏联飞行员的事迹很快成为全世界媒体的报道对象。12月18日，一名从广东到达香港的美国飞行员说，至少有 50 名苏联飞行员战斗在中国的天空中，他们在第一次战斗中就击落了11架敌机。两天后，香港传媒报道说苏联人在中国的空战中表现了巨大的勇气。

而在遥远的故土，布拉格维申斯基及其战友的家人们却始终得不到他们的任何消息。

第六章：江城永记

第三期作战计划

……第一次空袭就把五井庙一带变成了陈尸场，……这个地区的街道只有 6 英尺宽，路边破旧的棚屋已经坍塌，就像撒在地上的一堆纸牌。居民和路人都被活埋在里面，救护组把到处乱摊着的尸体集中成堆。更为可怕的是，砖石下面有时伸出一只手或一只脚，在无力地摆动着。但由于这些砖石很重，没有适当的工具是无法搬动他（它）们的。

……记者在街道拐角处仅仅站了 10 分钟，就看到抬过去 120 多具伤残的躯体。有的人还在可怕地呻吟着，有的人已经断气。最令人不忍心看的是担架上的死婴。已死的和快死的混在一起。大多数受伤者的伤口流着血，一丝不挂……儿童的死亡数量非常大，大概是因为轰炸时他们多数都待在房子里……

这是1937年9月26日上海的《字林西报》根据路透社记者从汉口发来的专电所做的特写报道。

两天前，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的 14 架“96”式陆上攻击机对武汉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空袭。当天，敌机的飞行高度为 2000 米，投下大量炸弹。

这天，天气晴朗，能见度良好。所投炸弹锁定目标精确，杀伤率极高。

五井庙是武汉人口密集的平民区，这里不仅没有任何军队驻扎，而且远离兵工厂。

空袭中，武汉三镇总共死伤 1019 人，此数字仅是空袭后第2天的数据，尚未包括埋在建筑物下的受难者。

当时，中国空军主力正在东线作战，武汉市的空防力量薄弱，于是木更津航空队采取了低空大密度杀伤的军事行动。

不但是针对平民，日本人当时甚至有炸死蒋介石的行动计划。

1938年7月的一天，武昌军事委员会驻地突然响起了尖锐的防空警报。正在吃早餐的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卫兵的簇拥下赶忙向院后防空洞里躲避。正在这时，几枚炸弹呼啸着落到了防空洞外，炸起的尘土碎石使得整个院落看不见人，其中的一颗炸弹的爆炸位置离防空洞口仅有几米远。好几名卫兵当场被炸死，宋美龄当场被震昏倒地。

很多历史学家，包括军事家、政治家，似乎对日本人在对华战争中针对平民的那种近乎疯狂的残杀不能理解。按中国的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用兵的最高境界。而日本人却不喜欢那种婉转的战争艺术，他们将军刀举起，向一切遇到的、他们认为可以的人挥去，无论你是老人、妇女还是孩子。在上海是这样，在南京是这样，对武汉，同样如此。

他们的宗旨只有一条：高强度打击，动摇他们的信心，使支那上层和百姓屈服。

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时，在“九省通衢”的华中重镇武汉仍有许多重要机关。

日军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只要占领武汉，就占领了华中粮仓和中国内地的经济中心，削弱武器输入通道——粤汉路的军事、经济价值，实现“以战养战”。还可以利用长江涨水期，便于海军配合行动和水上补给。6月24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集中国力解决中国事变。”为此，日本拨军费32.5亿日元，集结40万大军，目标只有一个：占领武汉。

日本陆、海军航空兵秘密策划了从空中进袭武汉三镇的详尽作战计划，为从地面大举进攻武汉创造条件。

如果说，南京保卫战时，还有一些讲和的声音存留于国民党内；南京沦陷后，日军的肆意屠杀完全灭绝了一些人的幻想，使得抗日声音空前地统一起来。

30万平民的性命，换来了中华儿女的同仇敌忾。与其死，绝不降。

“卫我大武汉，全城齐动员。”在武汉保卫战问题上，高层几乎没有异议。武汉地区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空前高涨。从东北、华北、华东及平、津、沪宁等地的大批爱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云集武汉，先后组织了武汉青年救国团等几十个抗战的群众团体。震撼人心的献金运动在短短的5天内，筹资达百万之巨。抗战开始时沉闷的政治氛围似乎已荡然无存。

1938年7月7日，在抗日周年纪念活动时，长江之上火光一片，几百条木船行驶在江面上，十多万人举着火把汇聚在一起，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漫江的火炬辉映着巨大的声浪，绘就了血泪凝聚的画面。

武汉的军民开始动员，进步人士组成9个抗敌演剧队和4个抗敌宣传队。街头摆上了献金台，人们川流不息，踊跃捐献，为抗战购买飞机。军委会政治部第3厅厅长郭沫若，在街头朗诵了自己新写的战斗诗：

炸弹所投下的总是中国的地方

所炸中的总是中国的人民

敌人用不着再费侦查的苦心

丝毫的危险也轮不到他们

他们大可以显出英雄的本领

好在英雄的身上有的是干针

更是观音符咒也可以显灵

我们倒因而得到了一个金言

世界上唯最懦弱者为最残忍

……

1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昌拟定了“军事委员会第3期作战计划”，做出了“以确保武汉，配置新锐兵力，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之决战” 的战略决策。

按照这个计划，1938 年初，空军开始频繁地调动，布防于武汉周边地区，装备了新飞机的中国空军主力四大队也从周家口机场到了武汉地区。同时，苏联志愿航空队也秘密向汉口集结。以中队为单位超低空进行，集中了100多架歼击机，秘密进驻南昌和武汉附近机场，使武汉的防空力量大为增强。

除了四大队和苏联航空志愿队，当时驻防武汉、孝感地区的空军还有第3、第5航空大队。为充分发挥空军的威力，配合陆军作战，中国空军决定在南昌设第 1 路司令部，协同第 3、第 5 战区作战；在广州设第 2 路司令部，协同第 4 战区作战；在西安设第 3 路司令部，协同湖北、四川以北地区的中国军队作战。张廷孟、刘牧群、田曦3人则分任各路司令。调整后的中国空军结构更加合理。

“这是一场世界瞩目的战役。不仅是为保卫自己国土，保卫自己的自由与独立，而且也是保卫全人类的自由与和平的事业。”两个月后，共产国际主席团高度评价了这场战争。

为国即是为家

那年的冬天，武汉似乎比往年更加潮湿与阴冷，江面上升腾的雾气里，已见不到更多的民船，只有载着军人或者军用物资的船只荷枪实弹地匆匆驶过。在不时响起的空袭警报里，市民们过了1938 年的元旦。

在地面汽车、炮车和空中飞机的来回调动声中，有些吃不住劲的百姓开始往长江上游躲避了。于是，街道上，码头上到处是逃难的人群。

人们知道，要打大仗了。

果然，没有几日，人们又听到了似乎比前几日愈加恐怖的嘶鸣声，天空中各种飞机绕成一团，在那里互相地追逐。发动机的轰鸣声、机枪的扫射声响成一片，不时地，有飞机从天上栽下来，拖着长长的烟，冲向地面。

百姓们不知道的是，这只是日军大规模空中进攻的开始。这一次，日军动了真格，派遣了36架飞机，日海军第1联合航空队的 23 架攻击机在第2联合航空队的13 架战斗机的掩护下，大举进袭武汉地区。战斗中，中国飞行员宋恩儒中尉、张若翼少尉和苏联飞行员科路白不幸殉职。

2 月 18 日，武汉地区晴空少云，江面风平浪静。

王家墩机场上，中国空军第4大队飞行准备结束，飞行员们正在吃午饭。

正是一年春好时。早春的武汉潮湿中透着一丝凉意，扑面而来的和风带着一些清爽。机场上的草开始变绿，有零星的野花在兀自绽放着，给大战到来之前的战场点缀了些许生机。

战斗警报猛然响起，小伙子们放下碗筷，立刻向各自的飞机直奔而去。

大队长李桂丹向飞行员们做了个手势，率先飞向天空，接着，所属21架飞机嘶鸣着随后跟进。与之同时，驻守在孝感机场的第 23 飞行队的8架伊-15战斗机在队长吕基淳的率领下，也同时起飞进入武汉上空配合作战。

苏联援华志愿队的飞机此时也起飞，在滠口、戴家山一带接敌。

时间标注为12点07分。

来袭的日本海军轰炸机 12 架，在 26 架“96”式战斗机的掩护下，分别从南京、芜湖两地机场起飞，在安徽和江西交界处交汇后，组成一支 38 架飞机的大编队，沿长江向武汉一路奔袭而来。

大队长高志航牺牲后，李桂丹接任了大队长的职务，并将第 4 大队更名为“志航大队”，立志要讨回血债。

四大队3个中队中，董明德率领的21飞行队是伊-16战斗机，其他两个中队装备的是伊-15战斗机。

李桂丹、郑少愚、张光明、巴清正所率22飞行队的4个分队率先与12架“96”式舰载战机缠咬在一起，敌机分成两个编队，各6架分前后两组将我分队隔开。在敌机密集的炮火中，李桂丹奋力厮杀。数量上我空军虽处劣势，但飞行员们毫不畏惧，奋力搏击。

武汉上空上演了一场激烈的空战好戏，一时间，双方数十架飞机绞杀在武汉三镇的空中，上下翻飞，相互缠斗。天空中，火光阵阵，烟云片片，爆炸声此起彼伏，场面蔚为壮观。

房顶上、街道上、露台上，到处是人，他们仰头观看着天空中的鏖战。武汉三镇的市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扬眉吐气，他们叫着，笑着，比画着，肆意地发泄着许久以来压抑在他们心中的郁闷。

终于，有人在替他们复仇了。是啊，那串串的机枪子弹，那阵阵的爆炸声响，无不带着千百万武汉人复仇的火焰。

天空渐渐平静了，战斗结束。恶战进行了 12 分钟，我军击落敌机 11架，敌空袭编队指挥官金子隆司饮弹坠机身亡，我空军大获全胜。

英雄们飞回来了，一架接一架落了地。然而回来的却是24架飞机，少了5架。

先回来的飞行员们、地面的工作人员，都在翘首以盼，等着自己的战友回来。

但，一直到傍晚，他们还是没有回来。

消息传来，飞行大队长李桂丹，飞行中队长吕基淳，飞行员巴清正、王怡和李鹏翔等 5 人均为国光荣捐躯。飞行员张光明的座机被击中 29 处，自己身负重伤，但仍顽强地坚持驾机返回机场。

25岁的李桂丹8岁丧父，母亲一手将其拉扯大。17岁时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为2期学员。次年，家乡被日本人占领，不做亡国奴的信念支撑他励精图治，飞行技术堪称一流。“八·一四空战”以来击毁敌机8架，并多次掩护我轰炸机突袭敌兵营、机场与舰艇，获得殊荣。

作家马识途当时专门写了一篇“2·18”空战的特写，他在文章的末尾描写了武汉的百姓专门到飞行员坠落的现场去看飞机残骸的场面：

……于是大家往西面走，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日本的飞机，看残骸是一架战斗机，头都插进地里去了，地上零落地散着机件。有一个日本人已经死了，脑袋伸在机外。大家很高兴地围着机子转来转去，不舍得离开。警察三番五次干涉，还是禁止不了观众取一块铝片哪、一片漆布哪、一杆钢丝哪。他们都要拿去作纪念，纪念这一次打落敌机11架的空前胜利！

天渐渐晚了，人还是围着不散。有的人又回到自己的那架飞机那里去，人还是那么多，可是只听到叹息却听不到欢笑。只有默默地向机子和死去的战士凝望着，却没有一个人去扳动或是摘取一片东西，多么悲壮的一个场面呀！

大家心里响着同样的话：好样的，你是死了！死得值得的！你的精神将永远不死的！

这战士被降落伞包围着，倒在了飞机外面的地上，被汽油烧得不成样子了。一股股烧焦的肉味，刺激着每个人的鼻，更深深地刺激着每个人的心！

马识途说到的被烧焦的飞行员是吕基淳，23中队的中队长。此战率队自孝感赶来，会同其他中队一起作战，在滠口山空激战时，不幸中弹，飞机燃起大火，吕基淳跳伞不及，飞机坠落在滠口，以身殉国。年仅24岁。

在整理吕基淳烈士遗物的时候，《大公报》记者沈一平发现了一封信，写信的是吕基淳的老父亲。信中说：“你们自当努力报效国家，好比在家即为孝子，在公即为忠实国民。盖国若不存，家亦无托。努力前进，为国即是为家也……”

“2·18”武汉大空战取得 11 比 5 的战绩，是自首都南京失守以后，中国空军在空战中取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胜利喜讯迅速传遍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百万军民无不欢呼雀跃。21 日，武汉各界举行万人集会和游行，以“庆祝空捷，追悼国殇”。走在队伍前面的是中国青年救亡协会的热血青年，一面红缎镶边的大旗上，绘有中国地图，地图上他们连夜赶绣的4个“新的长城”黑绒大字格外醒目。

苦难的中国啊，此时此刻，你多么渴望这样的一场胜利，哪怕带血的胜利！

2 月 20 日，《新华日报》专门发表了题为“庆祝空军胜利”的短评，该短评指出：“前日敌机侵袭武汉，我国空军，奋勇迎战，把敌机打落 11 架，这不仅是武汉防空的一大胜利，同时也是中国整个军事上的一个伟大胜利。这个事实表明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勇气和牺牲决心，也是以劣势的军事技术战胜敌人优势武力的信号。”

同日下午，武汉各团体纷纷发起祝捷大会，并公祭殉职的5位空战英雄。公祭会场设在汉口总商会，灵堂上挂着烈士遗像，灵前檀香缭绕，秉烛高烧，气氛悲壮肃穆。

蒋介石亲临主祭，各界人士悉数前往。蒋介石及夫人宋美龄在当天送达的挽联上写道：武汉踞天下之中，歼敌太空，百万军民仰战绩；滂沱挥同胞之泪，丧我良士，九霄风雨招英魂。”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及第 18 集团军代表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罗炳辉等人出席公祭大会，并送挽联一副，上面写道：“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

当巴清正烈士的母亲被扶进灵堂时，全场经久鼓掌，人们已经找不出更好的方式来表达对烈士母亲的敬意。巴清正的长兄沉痛致辞：“我们是东北人，东北失去后，清正就立志要收复失地，所以投身空军。实际上他今年才21岁，我痛心的是他太年轻了，正应该为国多出几年力……”说到沉痛处，这位东北汉子已是泣不成声。

在众多的花圈中，两个花圈格外醒目。一个花圈白绸带上用俄文写着：“李队长，你的好朋友沙托拉尼科夫。”一个花圈的白绸带上写着：“李桂丹队长，一个勇敢的军人。美国顾问敬赠。”这个花圈是国民政府空军顾问陈纳德赠送的。

好一个惨烈的“4·29”

春天，当鄂中大地一片葱绿，杜鹃花竞相开放的时候，一场空中大战悄然展开。

4月29日，是日本天皇的诞辰之日，又叫“天长节”。日本海军为了向天皇献媚，急调海军“左世保”第 12 航空队，从太平洋进驻上海，计划于“天长节”当天对武汉再次实施空袭。

10天前，四大队与苏联空军志愿队准备奉命前往广东海外三灶岛，消灭那里的日空军基地。此时，正是梅雨季节，天空连续下雨，无法起飞。在孝感机场的一次试飞中，发现有一架日机从空中通过，于是，驱逐机立即俯冲下去，轻松将敌机击落。在检查敌机残骸时，发现这是一架日本的双座侦察机，侦查员佩戴着金质奖章，原来是一名情报官来实地侦察，从他的身上搜到一本笔记本，上面记录了一个重要情报。

这个情报给了指挥员们创造了歼灭敌机的一次机会。

那一天，航空委员会特别忙碌，专门就此事进行了研究，中国航空委员会周至柔、苏联志愿航空队领队日加列夫及航空委员会顾问陈纳德等人经过周密讨论，认为敌人很有可能在次日进犯武汉，这是一个歼灭敌人的大好时机。于是，制定了一个大胆而又周密的作战计划。我方决定将主要兵力事先部署在武汉周围，以较优势之兵力给对方一个措手不及，来个瓮中捉鳖。

28日，日加列夫会同留托夫、歼击机群指挥员伊万诺夫、布拉戈维申斯基以及新到达机群的指挥员扎哈罗夫一起，详细地分解了这个作战方案。

在秘密的状态下，苏联援华志愿飞行队悄悄转场至孝感机场附近，驻扎南昌的歼击机全部按分队超低空飞往汉口。王家墩机场顿时忙碌起来，不知不觉中，已集中了100多架飞机，其中包括40架新到来的伊-16型飞机。

傍晚，伴着暮霭的来临，一架架战机冲向天空，从武汉三镇低空掠过，向东南方飞去，渐渐消失在夜色里。飞机的轰鸣声引起了藏在武汉的日本间谍的注意，他们目睹了中苏空军的“秘密调防”，喜不自禁，立刻将这一新的发现报告了上级。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认真检查飞机的各种器材、武器，确定了每一个飞行员的位置、起飞时间和飞行高度，加强了攻击与掩护力量，进行了战前动员。

飞机都加足了油，飞行员坐进自己的飞机待命。

所有的人都在静静地等待，向东望去，沿长江的上空翻腾着层层的云朵，山的上方覆盖着纱帐似的薄雾。一切都在静谧之中。

时间等得让人心焦，大家似乎有些沉不住气，日本人会不会不来？情报会不会错误？

下午两点十五分，观察站报告，有几群轰炸机在歼击机的掩护下正朝武汉飞近。塔台立即升起红色信号弹，命令起飞。

由日本海军第 2 联合航空队小园少佐率领的 27 架“96” 式舰战和由棚町少佐带队的 18 架“96 ”式陆攻轰炸机，沿长江一路进发，企图轰炸我空军基地和汉阳兵工厂。我空军第3大队、第4大队（大队长毛瀛初）和第5大队（大队长董明德）从汉口王家墩机场派出 19 架伊-15 式战斗机，加上从南昌赶来的苏联志愿飞行队的 45 架战斗机，合计 64 架，旋即进入迎战势态。

机群指挥员布拉戈维申斯基第一个起飞，他后面是克拉夫琴科的分队。随后，按照飞行计划，其余的飞机也相继起飞，中国飞行员也加入其中。我方的战术分工是：以速度相对较大的伊-16 式战斗机提前于高空布放，主要消灭入侵之敌轰炸机；而机动性相对较强的伊-15 则巡回在武汉东北郊上空，对付掩护敌轰炸机的战斗机。

60多架飞机，占据着不同的高度，以逸待劳，张开了一个巨大的口袋，等待着猎物进入。

2时45分，敌“96”式轰炸机从云中钻出来，抢先窜入武昌空域，每9架轰炸机编成一个楔形队伍，队与队紧密相连。它的身后，有“95”式与“96”式战斗机在护航。太阳光的照射下，机翼上“膏药旗”的红色格外耀眼。

日战斗机开始向中国的一个机群俯冲，企图缠住中国歼击机，预先为他们的轰炸机扫清空域。

此种诡计早已被苏联和中国飞行员察觉并识破，遂以部分兵力自动转入攻击。苏联歼击机主要机群在金加耶夫的指挥下继续爬高，去迎击日军的双发动机轰炸机的9机编队，并从有利位置向刚刚靠近武汉市和机场的敌机展开了攻击。金加耶夫机群第一波次攻击便击落了两架轰炸机，包括一名日军大佐领队长机。剩下的7架日军轰炸机为了保护自己而靠拢在一起，但是在中苏飞机的不断攻击下又分散开，仓促地投下炸弹，便匆忙返航。

此时，提前埋伏在孝感至黄冈一线的苏联飞行队立即从空中上方冲下，实施围堵，并与随轰炸机群一起逃窜之日本战斗机展开了激战。

混战之中，克拉夫琴科接连击落两架日军轰炸机，自己的伊-16飞机也在敌机密集的射击下中弹数处，幸好人没受伤。飞机开始剧烈颠簸，在难以驾驶的情况下，克拉夫琴科毫不慌张，他坚持着，操纵飞机在一块稻田里迫降，成功着陆。在毫无粮水的情况下，自行寻路，穿过山地湖泊，冒着被活捉被误解的危险，一个人徒步走回基地机场。

此时，空中的战斗仍然持续着。不久，中国空军第3、第5大队也及时杀到，将敌空中编队团团包围。一场大规模的空战在武汉的天空上演。武汉三镇的300 万军民不顾安危，纷纷上街，没有丝毫的恐惧，“引颈东望我机群迎战的空域”。

他们知道，在他们自己的长江边，在他们自己的天空上，有自己的空军，在与杀害他们亲人的刽子手们做殊死的搏斗。

虽然他们不能升空与敌人较量，但他们可以呐喊，可以助威，可以为自己的雄鹰加油鼓劲。

这场鏖战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我方共计击落敌机 21 架，其中轰炸机 10 架，战斗机 11 架。日寇机组人员被毙 50 余人，2 人跳伞后被我军生俘。此役，我军损失战斗机 12 架，伤亡 5 人。

被击落的敌机没有人跳伞。日本指挥部只对那些著名的、有功勋的王牌飞行员发给降落伞。他们认为这些人的生命对帝国才是有价值的，其他的飞行员没有降落伞，这样能够保持武士道精神。《新华日报》记者在医院采访我军飞行员时，记载了他讲述的一件事情：

4月26日，我于孝感打落一架日重型轰炸机，惊异地发现机内8人中有6人是用钢索在颈与腰处缚住，再用锁锁死，3人一组。坐在机翼位置的机枪手，虽然没有被锁住，却不配备降落伞！这位机枪手本可以不死，但是也随机坠地成为炮灰。

此次大空战，是自抗战以来，中、苏空军联合作战，并在空战中击落敌机架数最多的一次战斗。

陈怀民与敌同归于尽

在“4·29”空战中，4大队毛瀛初大队长带领陈怀民等9架飞机，冲入了佐世保第26航空队的机群，9架飞机立刻被36架飞机围住。年仅 21 岁的陈怀民驾驶着刚刚从兰州接收来的伊-16 战斗机，击落一架敌机后，陷入重围。5架日机包围了他，陈怀民不断变向，但敌机死死咬住不放。忽然，陈怀民的座机油箱中弹起火，他的胸部也随即被打中。

陈怀民当时可以选择跳伞逃生，此时上方飞机正在激烈缠斗，下面又是我军的占领区，应该说生还的概率很大。但他却做出一个匪夷所思的选择，他耗尽全力猛拉操纵杆，座机拖着浓浓的黑烟倒扣着向上翻转了180度，撞向了从后面扑来的号称“日本红武士”的高桥宪一的座机，在剧烈爆炸的烟火中两人同归于尽。驭风少年随风而逝，壮烈殉国时，陈怀民年仅22岁。

此时，他没有选择光荣的生，而是选择了更壮烈的死。

当他向敌机撞去的一刹那，他的嘴角一定带着无畏且轻松的笑容，他的耳边一定奏响着平日里他爱唱的歌：“只因为愤恨难消，四万万同胞啊，踏着我们的血，驱除强暴……”

陈怀民牺牲后，被空军追认为空军中尉，长江边上的一条小路改名为“陈怀民路”。另一位撞机英雄是苏联飞行员苏斯捷尔，他的名字刻在武汉的“抗日烈士纪念碑”上。

记者江东曾专门采访陈怀民的后裔陈忠教授，得知当年许多百姓闻讯后坚持在江中反复打捞多时，直到6月初，遗体才从淤泥里浮出。人们从他的飞行服里找到一块怀表和烈士生前留着准备交给母亲作为日用开销的一枚大洋。陈怀民的母亲用儿子遗留下的降落伞，缝制了一条被单，始终带在身边，欲教子孙永志不忘。

陈怀民出生在镇江，原名陈天民，陈怀民是他入伍后改的名字。取励精图治、爱国怀民之意。他自少热爱武术，7岁时曾作为江苏少年武术队员，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全国少年武术大赛，获得冠军，是个不折不扣的功夫小子。

那个动荡的时代没有给他成为武术明星的机会，在他16岁的时候，淞沪抗战爆发。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19路军组织的学生义勇军。1933年1月，陈怀民进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3年后成为中国空军第4大队少尉飞行员。

还是在中央航校的时候，陈怀民随校篮球队到浙江大学比赛，在那里与浙大的女学生王璐璐坠入爱河。王璐璐出身于富足的家庭，其父是银行家，她是父母的独生女，也是个篮球迷。浙大举行的篮球比赛她场场必看，那个翩翩少年在场上飞舞的样子十分让她着迷，如花少女和翩翩少年坠入了爱河。

航校毕业后，陈怀民告别王璐璐离开杭州去了南昌，其后两人鸿雁传书，偶尔相见小聚。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陈怀民所在的第4大队要调往北方作战，恰在这时王璐璐到南昌来看望他。陈怀民对王璐璐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是国家花很多钱培养的飞行员，现在要去报效国家。我们一旦上了前线，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我们此次相会，很可能是最后一次。”

南京空战之时，陈怀民驾机与同胞一起与敌人做殊死一搏，击落敌机1架，击伤4架。随后被4架敌机围困，仍奋勇拼杀。在混战中油箱中弹起火，飞机迫降长江，他的鼻骨折断，两只眼珠被挤出眼眶，胸部、肩部多处受伤，血肉模糊。他愣是把两只眼珠生生塞回眼眶，随后脱身获救。次年的春天，陈怀民由孝感起飞到武汉参战，座机被击中，他被迫跳伞，后腿负伤。多次的负伤与死里逃生，并没有吓倒这位勇敢的年轻人。

3月里，好不容易打听到陈怀民因伤住在湖南湘雅医院，王璐璐特意请假到长沙探视。不料到了长沙，陈怀民已出院，她扑了个空。于是便又匆匆赶赴武汉。这使得陈怀民十分感动，就在那次武汉之行中，陈怀民特意买了一件他看着十分中意的旗袍，对王璐璐说：“这件衣服是我买给你的唯一纪念品，如果我跟日本人打仗牺牲了，你就把它永远珍藏在身边。” 第4天，王璐璐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武汉，不料命运多舛、一语成谶，成为这对爱侣最后一次的人间相见。

4月10日，台儿庄战役临近结束时，陈怀民驾机飞抵台儿庄进行低空侦察，返航途中与日机遭遇，他孤军奋战，以座机撞毁一架日机，自己又一次跳伞成功，死里逃生。

人生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偶然，一位战友4月30日要结婚，想在29日做些准备，就去请求陈怀民替一个班，陈怀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次偶然的替班，铸成了陈怀民英勇的故事。在5架敌机包围中，他大叫着璐璐的名字，勇猛地向敌机扑去，与敌人同归于尽。

王璐璐从报上得知陈怀民牺牲的消息后，立刻赶往武汉，她异常悲痛、无法自拔。5月底的一天傍晚，在如血的残阳中，她独自来到长江边，纵身跳入滚滚东逝的波涛之中……

古宾科撞落敌机

仗着数量和补充快的优势，经过两次失败后，日军并没有止步不前，反而激起了他们一定要夺取武汉制空权的欲望。

很快地，我方又得到情报：日机将再袭武汉，一是要一雪“4·29”惨败之耻。二是要配合陆军尽快占领武汉。

5月31日，日本海军第 12 航空队又派出 36 架战斗机，掩护着 18 架“96”式陆攻轰炸机，向武汉三镇发动了再次袭击。

由于我军再次事先洞察到敌寇之动向，所以早已调集中、苏空军守伏在武汉周边空域。当天凌晨，驻南昌的苏联志愿飞行队，事先将 21 架伊-15 和 10 架伊-16 型战斗机以超低空高度转场至武汉地区，待敌机临近时，即行起飞并抢先爬升到 1500 米高度，担负起打击敌战斗机的任务；而中国空军第3大队则派出 4 架伊-15，第四大队派出 8 架伊-15 以及 6 架伊-16 战斗机，盘旋在 2400 米高度，构成了立体纵深的空战态势，专职掩护苏联飞行队的行动，同时又负责打掉敌人的轰炸机。

在日机到来之前一小时，布拉戈维申斯基又带头起飞了，他的部属和中国战友亦跟随升空，在武汉上空形成了一个高度不等的立体编队。

中午 12 时左右，敌大型编队窜入武汉空防警戒区，也许已察觉到我方有所准备，立即大转弯向东飞去，且战且退。然而为时已晚，我伏击编队近50架战斗机勇猛地向敌人扑去。立刻，数架日机中弹坠落下去。

就在空战即将结束的时候，苏联飞行员古宾科盯上了一架“96”式敌机，他绕到其身后，瞄准、扣动扳机……但是，机枪没有喷火，子弹打光了。他不甘心让敌人逃跑，决定逼它迫降。古宾科加大油门追上敌机与它并肩飞行。这时，古宾科清晰地看到了日本飞行员的脸，他被吓得脸色苍白，紧张地东张西望，大约在指望哪个同伙能救他一把。古宾科露出自信的笑容，看来敌人也弹尽粮绝了。他挥舞着拳头向敌人警告，然后打手势命令他向我方机场迫降，敌人明白了，点点头将飞机向下盘旋，然后开始大角度地下降。古宾科的飞机则紧压着他，牢牢地盯着不放。

眼看就要着陆了，敌机却突然猛地一拐，斜冲出去，打算爬高逃跑。于是，古宾科放弃了迫降敌人，飞速追了上去，决定将他撞下来。

古宾科最初想切掉敌机的尾翼，转念一想，觉得用螺旋桨打掉敌机左翼的副翼更好。于是，他咬紧牙关，对准目标，猛拉操作杆，以最快的速度向敌机撞去，只一下，敌机立刻向地面栽去，接着“轰隆”一声化成了一团火焰。但是，古宾科的“黄雀”也打摆子似的抖动起来，显然，他的螺旋桨被撞坏了。他马上减速，摇摇晃晃地把飞机降落在机场上。降落后才发现飞机起落架梁已经断裂了，发动机勉强地支在上面，战友们都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在“一战”期间，俄军与奥军飞机在进行航空目视侦察时相遇，并发生空战。俄军飞行员涅斯捷罗夫上尉曾驾驶“莫拉纳”式轻型单翼机，用起落架撞击一架奥军双座侦察机，两架飞机因失去控制坠地。这是世界空战史上首次空中撞击行动。

时隔24年之后，在中国武汉上空，古宾科创造了继涅斯捷罗夫之后的第2个空战奇迹。

来华抗日后，智勇双全的古宾科多次死里逃生。在一次空战中，古宾科的飞机中弹了，他仍然坚持战斗，直至飞机要坠毁的最后一瞬他才拉开降落伞。一架敌机发现了正在降落的他，便追上来射击，正在降落的古宾科无法还击，他沉着地把吊伞绳收紧，加快了下滑速度，迅速地降落在地面。落地时，其脑袋重重地磕了一下，他顾不得疼痛，脱下降落伞，迅速钻入灌木丛。正在向他射击的日机找不到他，盲目地转了几圈，胡乱地向地上扫射了一会儿就飞走了。古宾科摸摸撞疼的后脑勺，站起来拍了拍尘土回到基地。

当天晚上，中国政府举行了庆祝宴会，宴会上还授予古宾科“金质勋章”。

古宾科这位传奇英雄在中国共击落了7架日本飞机，按国际惯例，凡击落敌机5架以上的飞行员被称作“王牌飞行员”，中国国民政府授予他一枚金质勋章，苏联也授予他“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

古宾科回国后担任过白俄罗斯军区空军副司令，后来在研究一种新的高级飞行特技时不幸发生飞行事故而牺牲。

守在江边

在长江边的监利农场陵园里，一位老人的坟头孤寂地立在那里。2012年7月26日早晨，在床上躺了两年的老人再也没有醒来。那一年，他97岁。他原本计划活到100岁的，但没有实现这个目标。这个叫吴鼎臣的老人当年曾参加过武汉保卫战，3次大的空战无一遗漏，全部都有他。

去世前，他告诉女儿，就把他埋在农场，这里离长江近。

这位浑身弹片的老人所想的，是要离那些先他而去的战友近一些，闭了眼，也会听到战鹰的鸣叫，也会看到战友的微笑。

“2·18”那天，吴鼎臣吃完饭原本准备休息一会儿的。之前的沪宁保卫战中，他的飞机中弹十多处，一粒达姆弹击穿飞机的玻璃风挡后，炸成无数芝麻大小的碎片，穿进他的右小腿内。忍着剧痛，他驾驶着战机降落到扬州机场，后被紧急送到扬州医院进行手术。伤还未完全恢复，动一下，腿还有些疼。

这时，突然间警报长鸣，他们立即登上战机，迅速起飞。就在他的飞机升高到3000米的高度时，一架“96”式战斗机居高临下俯冲下来，想咬住他的飞机尾部实施攻击。吴鼎臣驾驶着伊-15战斗机，慢慢地在空中兜圈子，引诱敌机上当。敌机果真跟着他的战机转起了弯子。突然，吴鼎臣以最小半径急速转弯，猛地转到日机尾巴后面。惊慌失措的敌机发觉上了当，猛升、猛降、急转弯……使出吃奶的劲想挽回局面。上了钩的鱼儿怎能让他溜掉，当距离敌机30多米远时，他的四挺机关枪同时开火，眼看着日机拖着长长的浓烟，翻转着坠落下去。

从战斗打响到结束，只进行了12分钟。吴鼎臣在武汉的第一仗就击落敌机一架。

那些被击落的敌机残骸被堆放在汉口中山公园大门外，武汉百姓扶老携幼争相前来观看，照相留念。

飞行员成了武汉姑娘追求的偶像，吴鼎臣漂亮的妻子也就是在那时经朋友介绍认识，并结为眷属的。

“4·29”那天，吴鼎臣担任领队刘宗武副大队长的僚机，起飞后遭到了3架敌机包围，子弹打得吴鼎臣的飞机座椅背叮当响。幸好他安装的自制钢板椅背救了他一命。由于飞机油箱中弹起了火，他的头部、颈部被烧伤，吴鼎臣被迫决定跳伞。他左手拉开保险带，右手将驾驶杆猛力向前一推，飞机猛然向前下方一栽。随后被离心力从飞机里抛出来。在离地面差不多1000米高度时，他拉开保险伞，这时敌人又对他的保险伞开了一枪，打穿了他的飞行衣，将飞行衣烧了一个大洞，左肩后面烧伤了一小块，左脚大脚趾也被一粒子弹打穿两个洞。

保险伞在空中飘了约10分钟，最后落在武昌徐家棚附近的农田里，田里的农民当时大声问：“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高声回答是中国人。人们向他围拢，把他送到了粤汉铁路医院急救。经检查是1至2度伤，局部3级，进行简单消毒包扎后，又送他过江到汉口万国医院救治。

那次住院期间，周恩来代表八路军前往医院看望了吴鼎臣等人。他当时想揭开包扎在眼睛上的纱布看看共产党领导的模样，周恩来轻轻握住他的手，用苏北口音说：“希望你好好养伤，伤好后再上蓝天杀敌，我们后会有期。”吴鼎臣是苏北人，听到乡音，他觉得亲切极了，很久之后，那天的情景依然记得。

伤好后他又赶到兰州接收苏联援助的新型飞机。

在与苏联援华志愿队飞行员们相处的日子里，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空中作战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因此空中相互的支援与掩护就十分重要。

后来，吴鼎臣写给苏联战友的一封信上这样写道：“1937年11月，苏联第二批轰炸机到了中国，驻扎在汉口机场，其中有150人是来自外贝加尔的飞行员；第三批来中国的飞机驻在南昌机场。到1939年2月，曾来中国作战的苏联空军志愿队军人逾3665人，从1937年到1941年，苏联派到中国的飞机共有1250架。”

对日作战期间，他的飞机先后4次或被敌机击中，或与敌机相撞，每次他都侥幸生还。作为一个久经风雨的老人，他认为自己毕生最荣耀的事情就是多次击落过日本飞机。

解放前两年，吴鼎臣与家里失去了联系，他的妻子拖携着4个子女改嫁给了武昌一个会做金银工艺品的男人。

20世纪50年代，吴鼎臣被分配到中央驻汉水电八局，之后他又结了婚。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到沙洋农场改造。

20世纪80年代，女儿戴珊珊设法与生父吴鼎臣取得联系，吴鼎臣从沙洋农场出来后，直奔监利投靠了女儿。女儿从武昌来到监利插队，结婚生子留了下来。后来，在农场医院一所职工宿舍楼内，他们有了两室一厅，装修简朴，陈设简陋。老人在这里一住就是20多年。

40年来，戴珊珊一直没有见过父亲，但其实她一直忘不了父亲，也一直在寻找父亲。尽管父亲与她没有养育之恩。亲情，无论相隔多远、多久，总是剪不断，隔不开。

戴珊珊送走了父亲，与老父亲相守了20年，心灵里就有了安慰，一辈子就不会歉疚。相信农场陵园里的吴鼎臣也是如此，高寿而终，在女儿女婿照料下远去，又何尝不是一种慰藉。

据不完全统计，在武汉及华中会战期间，中苏空军共击落敌机62架，击伤9架，炸毁16架；炸沉敌舰船23艘，炸伤67艘；有力地配合了陆、海军作战。日本方面供认，1938年5月至10月，仅侵华日海军飞机就损失136架，航空官兵死亡116名。

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勇士们和中国飞行员一起，与日本航空兵激烈拼搏，血洒长空，英勇无畏，为保卫武汉、反抗日本侵略立下了重大功劳。

第七章：炸掉该死的箱子

严格保密的作战计划

夜已经深了，汉口付家墩一栋洋房的窗户紧闭着，亮着灯的房间里，几个神色凝重的人在一张地图前认真商量着什么。

早春的武汉，夜晚显得有些凉。

当中的高个子直起腰，打了个哈欠，说：“瓦加，太晚了，肚子都有些饿了。”

一边的雷恰戈夫站起来，看看手表，笑了一下说：“上帝太不公平，时间都给了别人，留给我们的太少了。好吧，吃饭，边吃边谈。”于是，他们向饭堂走去。

这几个苏联人是在秘密制定一项大陆上的空军部队从来没有做过的重要行动计划。

还是在前几天，驻武汉的中国空军指挥部送给苏联志愿航空队一份情报：据可靠信息，每天都有不少的集装箱运往日本在台湾的松山机场，箱子很快被拆开。经侦察，箱子里装的是新式飞机部件。

当年，日本人占领台湾后，将台湾作为它重要的能源补充基地和军事基地。为此，他们着手修建机场和码头。台北的松山机场1932年动工，并于1936年完工。完工的松山机场，在当时即有“日本第一”的美誉。除了拥有多条跑道和导航设施外，还建有巨大的油库、弹药库及飞机修配厂。

“七·七事变”后，为了支援日陆军作战，日军在松山基地专门部署了大量新型飞机，用来攻击江浙各地的航空队都以松山机场作为前进基地。同时，松山机场也是从日本本土南进东南亚的航管中心和重要战略基地。

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得到情报之时，日本运载新飞机的船队刚刚从欧洲抵达台北，这种新飞机是从意大利得到的菲亚特 BR.20 轰炸机，编号为“1 型”。

在敌人不断采取消耗战术情况下，中苏指挥部开始思考如何从源头打击敌人，关于松山机场的情报来得正是时候。苏联军事顾问组负责人雷恰戈夫等会同中方空军负责人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决定攻其不备，轰炸台北机场。

1938年2月22日，秘密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是苏联援华志愿队的总顾问雷恰戈夫、政委留托夫、轰炸机大队长波雷宁、副大队长马琴等。

“明天你的部队将执行一次空袭日军台湾基地的任务，去炸掉那些该死的箱子。”雷恰戈夫指着地图对波雷宁说，“你们要沿着最短的航线飞往那里，返航时你可以在福州降落加油，那里据台北230公里，然后再飞回汉口。这是福州附近山里的跑道，离台湾海峡不远。”他敲了敲地图，“驻南昌的中苏联合轰炸机部队将有12架轰炸机与你们一起行动。”

“请注意。”他补充说，“它附近没有突出的、可供参考的地标。另外还有一个困难，海上飞行。你们自己明白，如果发生什么情况的话，那就不可避免要有牺牲。”

说完，雷恰戈夫双手按在会议桌上，两肩向前耸着，两眼直视着波雷宁，眼神里包含了许多的内容。

此刻的波雷宁明白雷恰戈夫眼神的含义，那里面既有期望，又包含着信任。作为多次执行轰炸任务的负责人，他知道这次任务是艰巨的，台湾与大陆有海峡阻隔，相距较远，松山机场周围都是山，苏联飞行员从没飞过这条航线。对于当时的飞机性能来说，这是一次远征——从汉口到台湾的直线距离超过1000公里，几乎是苏联志愿航空队装备的“图波列夫”SB轰炸机的极限航程，战斗机无法伴随护航，因此轰炸机将不得不在无护航的情况下执行任务。

他站了起来，用坚毅且轻松的表情应对了雷恰戈夫的目光。

“请放心，上校同志，相信我和我的伙伴不会让那些箱子好好地放在那里的！”

准备工作随即紧张地展开。波雷宁找来大队领航员费多鲁克，他们在雷恰戈夫和留托夫画出的航线草图上拟定了更详细的飞行路线。他们决定，出击时的飞行高度应保持在4100—5500米，因为在这个高度上，SB轰炸机的航程能达到最大。

然而，由于这个高度的氧气含量相当稀薄，而志愿航空队又没有氧气面罩，在漫长的飞行途中，轰炸机组必须时时面对缺氧的困难，但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别无选择。

行进路线也做了仔细考虑，轰炸机编队将先飞往台湾岛以北，然后迅速转南，高度下降到3600米，同时抑制发动机的声音，以迷惑地面日军，隐蔽临空轰炸后折返。飞越台湾海峡时，轰炸机的高度将下降到1800米，以便让机组成员在重新爬升到3600米前先缓解缺氧症状。之后，编队将在福州附近的山地机场降落加油。

当时，中国轰炸机部队也装备了SB轰炸机，但由于装备时间不长，中方飞行员对这些飞机的性能仍不熟悉。因此，为稳妥起见，机队将从离目标更近的南昌机场出发。

行动开始前，整个计划被严格保密。苏联机械师对轰炸机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检查，油箱里注满煤油，但炸弹直到起飞前才挂上飞机。为迷惑潜伏在汉口的日本间谍，中苏空军故意散布各种假消息，声称驻汉口的中苏空军将要轰炸安徽省安庆附近江面上的日本军舰。

一场虚惊

2月23日，这一天恰好是苏联红军节。清晨，28架轰炸机完成加油、挂弹和预热，做好了出征的充分准备。

有一架飞机没有射击士，这时，大队政委彼得洛夫站了出来，说：“让我来吧。”

“你可是一夜没睡呀。”波雷宁说。他知道，昨天夜里，他们几个人几乎研究了一晚上地图与方案。

“呵，没事，我可是比你壮实。”彼得洛夫用手敲打自己结实的胸脯，握了一下拳头。

大家笑了，望着这位眼睛还红着的结实的汉子，飞行员们心里充满着激情，政委与我们在一起，我们一定能成功。

天开始放亮了，到了该出发的时候了。

正在这时，一声警报打破了地面上的宁静，大家立即紧张起来。

随即，东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些黑点，是飞机。难道我们的计划被日本人窃取了吗？波雷宁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倘若如此，机场上加满油、挂满弹的飞机可要遭殃，机场立刻会变成一片火海。

“怎么办？”彼得洛夫问。

波雷宁没有作声，起飞已经来不及，疏散也没有时间了，只有期待高射炮将敌机赶走，不然，一切都将非常糟糕。

敌机向机场飞来，已经能看清楚，那是18架飞机。波雷宁下达了命令：“全体隐蔽。”

当飞行员们各自进入掩体，波雷宁没有离开，他继续监视敌机。

但是，很奇怪，日本人的飞机没有向机场发起进攻，而是擦过机场，左转，向长沙方向飞去。轰鸣声慢慢减少，敌机很快消失在地平线上，一场虚惊过去了。

事情过去了很久，人们还在分析此事，为什么日本人的飞机不对苏联的轰炸机发起攻击？

此时，一辆小汽车飞驰而至，雷恰戈夫从车上跳下来，对波雷宁他们挥着手说，他们在路上看见了敌机，心想这下子要一塌糊涂了。“我叫司机开足马力，看能够帮你们些什么。忽然又见日本人转了个弯不见了，我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雷恰戈夫像个孩子似的做着鬼脸。

一切顺利，机组人员在飞机旁集结完毕。雷恰戈夫简单地讲了几句送别的祝词，他提醒大家，今天，2月23日，是苏联红军节20周年，大家要无愧于这个节日。

7时整，随着一颗信号弹升空，一架架轰炸机依次起飞，很快消失在云层中。

SB轰炸机群在4800米以上高空排成队列，由于有薄雾遮挡，飞行员的能见度不到2000米，机舱内温度计的读数显示气温只有4摄氏度。在高空飞行不久，机组人员脉搏开始加快，头昏、瞌睡、缺氧的症状开始出现了。

机群飞过长江和鄱阳湖，云层开始变得稀疏。又过了1小时，机群飞过福州。遗憾的是，计划会合的南昌编队一直没有出现。后来才知道，由于领航员计算错误，南昌编队因偏离航线不得不返航。

随着机翼下云层的逐渐消散，终于，飞行员们看到了闪着光亮的台湾海峡，以及海峡对面的台湾岛。从空中望去，海岛就像一颗巨大的镶嵌在一望无际的大洋之中，带有黄色斑点的绿宝石。

机队越过台湾岛稍北的地方，然后急转弯，降低马达声，开始下降。此时，波雷宁数了一下飞机，28架，一架不少。

突袭成功

刚要发起攻击时，波雷宁他们发现岛东部覆盖了厚厚的云层，地面目标被云遮住了。

怎么办？这样下去，炸弹的命中率将会大打折扣。

正当机队迟疑着做着下一步准备的当口，云层突然裂开一条缝隙，从缝隙里望出去，台北市区出现在视野里。在其北部3公里处就是目标区域，一切尽收眼底。

只见机库与巨大的储油罐延伸到机场的尽头，机场上一排排的飞机整齐地排列着，还没有拆开封的灰色集装箱和机库边的白色油槽车清楚地摆放着。

日军没有做任何伪装，或许他们觉得对岸的中国人不可能飞到这里来，对他们造成威胁。

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刻，波雷宁带领编队转向那片空域。

轰炸机开始下降、减速、俯冲。

由于担心遭到日军战机的拦截，轰炸机上的射击手紧张地搜索空中的敌机，但令人惊奇的是，居然一架敌机也没有，地面上的高射炮也保持沉默。很显然，日军地面观察哨认为正在接近的机群是自己人。

目标越来越近，已经能清楚地看到地面上白色的机翼和机翼上的红色圆点。

“投弹，费多鲁克，祝你好运。”波雷宁下令。

飞机轻轻震动了一下，炸弹投下去了，只见机场上腾起了一个个爆炸的火球。

“命中了！真棒！费多鲁克。”波雷宁大叫。

SB轰炸机在3000米高度投下第一批炸弹，炸弹落到摆放的机群中，燃起巨大的烈焰。有两架日军战机发现情况不妙，试图冒着炸弹起飞，却被炸个正着。随后的第2波爆炸把储油罐也掀到了天上。

炸弹在半空中成串地坠落，投在日军机场上，爆发出巨大的声浪与冲击波，大地在震动，气浪向四周冲去。炸弹所落之处，红色、黄色的烈焰裹着碎土尘埃腾空而起。强大的爆炸气浪把来不及躲避的日军人员、装备狠狠地抛出或者撕碎，又把一些建筑工事、掩蔽部掀翻，瞬间冲天而起的烈焰把所有没有掩蔽的装备都舔舐了一遍，留下黢黑扭曲的一切。

轰炸机群共投下了280颗炸弹，大都命中了目标。

这次袭击具有高度的隐蔽性及突然性，以至于日军的战斗机一架也没有来得及起飞。

日军的高炮直到轰炸临近尾声才开始零零星星地射击，但这已经太晚了。

松山机场遭袭令日军格外吃惊，空袭中，40架新式军机被摧毁，大量飞机部件在包装箱内被烧掉，机库和可使用3年的储备物资与油料被付之一炬，松山机场在1个月内无法使用。为此，台湾行政长官被罢免，日军基地指挥官被勒令自杀。

此次突袭的指挥官雷恰戈夫是苏联赫赫有名的王牌飞行员。

援华志愿军中不乏优秀的苏军军官，他们受到过良好的战役战术训练，许多苏联飞行员和军事专家是刚在西班牙与佛朗哥集团进行了浴血奋战后来到中国的。他们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贡献，不少人立下战功，有的还被命名为“苏联英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后来的苏联卫国战争中获得了很高的军衔。

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雷恰戈夫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这个出生于莫斯科州农村的俄罗斯人，天生就是飞行奇才，他参加过西班牙战争，他的中队击落了40架敌机，他本人击落了5架战斗机和一架轰炸机，获得“苏联英雄”称号。

雷恰戈夫作为第2批苏联援华航空队领队来到中国，在领导他的队伍抗击日军的战斗中取得了骄人战绩。他回国后曾先后任苏联空军总局主任、空军司令、副国防委员。

1941年6月22日清晨，希特勒背信弃义突然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由于准备不充分，苏军伤亡巨大，仅苏联空军当天便损失飞机接近一半。此前一周，苏联和中共情报人员都已准确探知希特勒发动进攻的时间，且提前报告了斯大林。但是，斯大林固执己见，把它当成敌人的欺骗阴谋。事情已经发生，要找个“替罪羊”，于是这落到了雷恰戈夫头上。

海军上将伊萨科夫记述，在一次讨论飞机屡屡发生飞行事故时，空军司令雷恰戈夫竟出人意料地声称：“是会出事故的，因为您强要我们坐在棺材上飞行。”这话无疑是对斯大林的一种侮辱，但这次斯大林却沉默不语，只是对他说：“您不应该这么说！”后来他又再次重复地说了一遍：“您不应该这么说！”然后宣告：“现在会议结束。”

1个星期后，在战争爆发前夕的6月15日，雷恰戈夫和空军总监斯穆什克维奇、防空兵司令施特恩被捕。

10月28日，在莫斯科被德军包围的时候，在古比雪夫巴尔贝什村。那一天的天气特别阴暗。一群戴黑色礼帽的苏联安全部门人员根据传贝利亚的手令，将雷恰戈夫和他美丽的妻子——空军少校玛利亚及其他18名“阴谋集团”成员从监狱里提出来，让他们列队站在墙边。

当行刑者举起枪的时候，雷恰戈夫紧紧拥抱着妻子，对她说，我没有战死在西班牙，没有战死在中国，却死在自己人手里，我不甘心。玛利亚抚摸着丈夫的脸，深情地说：“瓦加，有我陪着你，到哪里都别怕，别怕！”

枪声响起，18个人倒下。他们当中，有战功赫赫的红军将领，有著名的武器制造专家，其中3人与妻子一起遇难。那一年，雷恰戈夫年仅30岁。

直至斯大林去世后两年的1954年，事件才得以平反昭雪。

雷恰戈夫和妻子在被枪毙的那一刻，或许会想起同样是冬天的4年前，在卡赞火车站，清冷的天气里，年轻的飞行员妻子在为同样年轻的飞行员丈夫送行，那时候，他们两个意气风发，充满着抱负与理想。那时，两个人的心里，一定有着同样的愿望：等着我，我会回来……

第八章：兰州，兰州

战略支点作战

正当武汉会战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远在西北延安的一座窑洞里，几乎亮了一夜灯。灯下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一边抽着烟，一边沉思着奋笔疾书。过几天，延安要召开抗日战争研究会，他要在会上做演讲。

写着，他感觉天有些阴，窑洞里有些压抑，于是站起身推开门，一股夜晚清新的空气透了进来，他深呼了一口气，心情似乎舒缓了许多，继而坐下，在纸上写道：“今天全国人民有一种希望，认为国际力量必将逐渐增强地援助中国。这种希望不是空的，特别是苏联的存在，鼓舞了中国的抗战。空前强大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和中国是历来休戚相关的。苏联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成分之唯利是图者根本相反，它是以援助一切弱小民族和革命战争为其职志的。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地建立在整个国际的援助上，而且特殊地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中日两国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然而中苏的地理接近，却是中国抗战的有利条件。”

在批评了“亡国论”与“速胜论”之后，他分析了抗战必经的三个阶段，他用笔重重写道：“第一阶段，现在还未完结。敌之企图是攻占广州、武汉、兰州三点，并把三点联系起来。敌欲达此目的，至少出五十个师团，约一百五十万兵员，时间一年半至两年，用费将在一百万万日元以上。敌人如此深入，其困难是非常之大的，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至欲完全占领粤汉铁路和西兰公路，将经历非常危险的战争，未必尽能达其企图。”

毛泽东的预见是精确的，战局的发展正如他所料，日军的战略重点移向了他所说的3个地方。1938年10月，日寇攻陷华南重镇广州，同时华中枢纽武汉也沦落敌手，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武汉会战结束后，国民党军队损失较大，国民政府内部出现动摇。此时，发生了汪精卫叛逃投降事件。12月8日，汪精卫乘坐的班机抵达昆明时，龙云给中央政府发电，通告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汪有叛逃企图”，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次日，汪乘飞机从容离去，当其乘坐的客机进入越南后，中方才宣布禁空令，航委会命令昆明“追剿”，但汪精卫已取道越南叛降日本。

在分析了形势后，日本军方认为，此刻重庆政府已经陷入分裂，只要从军事上加以压力，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便会彻底崩溃，“日华事件”解决指日可待。1938年12月，日本大本营发布《大陆命第241号令》，要求侵华日军陆海军航空兵开展“制空进攻作战”，以压制和干扰我战略谋划，打击我首脑机关正常动作，并为此专门制定了《陆海军中央协定》，规定“陆海军航空队在全中国各要地勇敢地进行战略、策略的航空作战”，把轰炸重心放在了战时陪都重庆以及中国空军接收苏联飞机的重要基地兰州。为实现这一战略构想，日军各航空队火速完成调动部署。

兰州五泉山武侯祠下的防空洞里，电报的“滴答”声，电话的喊叫声响作一片。一些身着军装的人神色匆匆地走动着，不时地举手行礼。

洞外天气已经很热了，但洞内却凉爽如春，甚至有些寒意。

指挥室里，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着急地踱着步子，一边走，一边在擦着汗。这个两次入主甘肃的西北王，一般不着急上火，而现在他坐不住了。

原本，偏隅大西北的兰州从来都是后方的，日本人怎样折腾，也不会将这里作为进攻重点。毕竟，中国面积太大，前方，有沿海一线与中原大地作为屏障，要打到兰州，是要有相当的代价与一定的时间的。

但是，朱绍良没有料到，恰恰是他入主的兰州，成了日本人着力攻击的重点。

因为，兰州成了苏联援华的主要的交通线和枢纽点。飞机与各种武器装备正通过阿拉木图、乌鲁木齐源源不断向兰州汇集，而后再向前线分流而去。

兰州的百姓在那一段时间里饱尝了苦难，连续几个月，兰州城遭受了有史以来的猛烈轰炸。在令人惶恐的警报声和慌乱的氛围里，街上有逃难的人群和呼儿唤女的喊叫。

开始时，为了阻断苏联援华的西北路线，日军华北航空兵团启动了“田号”作战计划。1937年的冬天，伴着飘舞的雪花，日机分批轰炸兰州城区及郊外，炸毁了甘肃省文庙东殿、皋兰县文庙大成殿和普照寺。而后，72架日机分6批空袭兰州，炸毁房屋7000多间，死伤近60人。12月1日，15架日机又分两批轰炸兰州东西两个飞机场。

为了防备敌机空袭，战区指挥部搬入了五泉山的防空洞里。五泉山是兰州的一座名山，据传，汉代骠骑将军霍去病开疆拓土，途经此地，无水可汲，遂以鞭杵地，五眼清泉汩汩涌出，因而得名。此山居高临下，俯瞰守望着古城兰州。自古以来，五泉山和皋兰山就是兰州天然的战略制高点，兵家必争之要地。指挥部设在这里，或许会安全一些。

朱绍良已很久没有与城里的太太们相聚了，这使他格外地担心，那不长眼的炸弹，可不能落到朱府大院的房顶上啊！

几个月前，朱绍良走马上任，第8战区刚刚组建，之所以要成立这样一个战区，自然与苏联的援华武器有关。第8战区的第一任司令长官虽然由蒋介石兼任，副司令长官为朱绍良，但这里的大小事务，通通地要由朱绍良来主持，因此，他感到无形中多了许多的压力，再也不能为所欲为地玩乐了。因为，整个西北，包括甘肃、绥远、宁夏及青海的对日作战任务及戍边卫边的任务一下子落到了他的头上。

他心里非常清楚，从抗战全局看，兰州虽然偏远，但却是中国抗战极端重要的战略要地。兰州不保，前线作战的武器、物资就会得不到保障，战事状况就会急转直下。不仅如此，包括人员训练力量调整也会受到影响。因此，蒋介石在下达命令时专门跟他谈过一次话，拍着他的肩膀说：“绍良兄，西北拜托您了！”

为了接受援华的新飞机，以兰州东门外原有的拱星墩机场为中心，在兰州周边地区修筑了多个机场，包括北面的中川村，东面的东古城与西面的西古城，都修了机场，还将临洮县原有的机场整修，形成了一个卫星式的机场群。

此时的兰州城，忽然间多了一些外国人，尤其是苏联人。由阿拉木图和外贝加尔飞往中国的大批苏联飞机按计划在各个机场轰鸣着落下，检查、加油，然后飞往各地。在这里，驻扎着中国空军第4路司令部的数批次驱逐机、轰炸机。空军第4路司令部由张有谷统一指挥，负责保卫兰州领空作战。司令部下辖轰炸机第8大队，驱逐机第6队、第17队、第25队。还有苏联设立的外交代表处、军事代表处和空军招待所，更驻扎着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

冬天，中国空军教导总队也从四川梁山迁到西古城，总队长刘炯光，副总队长毛瀛初。负责整训空军的各支战斗机队。受训部队分别驻扎西古城和兰州机场附近，“空军15”飞行队也一起住在那里。

除飞行部队外，兰州还建有苏制飞机修理总厂，苏联技术人员在此训练中国空军空地勤人员掌握苏制飞机的装配、维护技能。中国空军各部队飞行员及地勤维修人员分批赴兰州空军驱逐总队接受训练，熟悉苏联战斗机的性能，研习空战战术。

到1938年底，在苏联支援下，中国空军主要作战飞机数量已经恢复到了抗战前数目，性能也更加优良。

至此，兰州不仅是当时重要的空战指挥中心，也是当时重点的防卫目标。当然，日本人也将兰州看成必须拔掉的一根钉子。

细心的人们可以发现，冬天来临的时候，兰州的上空就不时有了入侵者。开始的袭击中，日机以少批次、试探性为主，每次出动飞机较少，一般为数架，多则20架左右。对兰州空袭的主要敌机，分别从运城、包头等地起飞，以落实大本营的战略支点战略。1937年11月15日，第12战队在原田宁一郎大佐率领下，从包头起飞轰炸机5架，轰炸兰州，遭我拦截慌忙投弹返回。前两次偷袭都没有得手，日本方面谋划着更大的阴谋。一个月后，兰州上空突然多了一些飞得较慢的双翼机，那是日独立18中队的侦察机，多次前往兰州侦察，并拍回照片。得知兰州3个机场共驻有飞机60余架，还实际测量出运城到兰州750公里的实际距离，补充了较详细的航空地图，为第1飞行团轰炸兰州做好了准备。

自以为一切准备妥当之后，空袭的力度不断加大。“政略为主，战略为辅”的新空袭方针是从1938年底开始的，日军的部署调整完毕后，兰州成了首选目标。进入1939年，敌人大量增兵，抗日战争开始了艰苦的阶段。日本空军对兰州进行了连续大规模轮番轰炸，其疯狂性和残酷程度亦达到顶点。

按照日军陆海航空兵划分的空袭范围分工，华北由陆军负责。由于当时日军的驱逐机续航力不够，他们采取了轰炸机大编队行动，用多架轰炸机上的机枪火力构成强猛的火力网，以阻挡中苏战斗机的攻击。

早春的时节里，当人们还在忙着过年的时候，伴着阵阵的轰鸣声，兰州的上空出现了黑压压一群呼啸而至的飞机，人们注意到，飞机上涂着刺眼的“膏药旗”。日机开始了对兰州的大规模集中空袭。按照大本营241号令，日陆军航空兵团司令官江桥应次郎命令第1飞行团长寺仓正三少将以运城、包头、彰德为基地，调第12战队、第60战队、第98战队31架轰炸机共同进袭兰州。

无论是江桥应次郎，还是寺仓正三，对于他们这些狂妄的指挥官来说，至少目前，他们认为中国空军没有能力对这些轰炸机形成威胁。

其后连续3天，日空军先后以50余架、30架和20架飞机对兰州进行了大规模轰炸。中山市场、东大街、贡元巷、东城壕、南关等市区繁华地段遭受重点轰炸。其中，建于唐朝的市内著名古刹普照寺（又称大佛寺）被夷为平地，寺内藏存的稀世典籍、明初救赐金藏佛经6358卷（其中唐藏5048卷）全为大火烧毁。兰州城火光一片，损失巨大。

轰炸运城

此时的朱绍良面临着社会各界舆论的巨大压力，其实他不是不作为，于他而言，也是尽可能做了许多事情的。上任后，他利用自己的地位，筹拨了大批资金投入兰州防空建设，为方便于疏散人员，增辟城门8个；在郊区修防空洞壕数百处；在兰州以东数百里外的华家岭设高空监测站，尽早报告日机动态。布置在东郊机场、中山桥、南北两山及市区各要塞的高炮部队，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射程不够，多数只能起到驱赶作用。警备部队对防范日军伞兵着陆偷袭照测部队预防敌机偷袭的照测，还有监视哨队对敌机空袭情报迅速传送。这一切，都已经做了，但还是造成了人员的死伤和文物的被毁。

街上已经有学生及市民在游行，抗议当局对敌机轰炸的不作为，甚至打出标语，要求撤换朱绍良。

几天里，朱绍良都在发电报，请求加强空军力量，给予必要的支援，因为他知道，无论是苏联志愿队，还是国民政府空军，他都不能够直接指挥。但是，发生在兰州的伤亡与断垣残壁，却明明白白地算到了他的头上。

其实，他并不知道，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和他的苏联顾问们已经有了自己的部署。

1939年的春节快要到来的时候，成都机场的上空还蔓延着些许雾气，潮湿中包裹着一些清冷。

停机坪前，并排停放着几架轰炸机，地面人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为飞机充电、加油。

机翼下，八大队大队长刘福洪正同机组的一些人做最后的交流。7点整，7架伏尔梯V-11轰炸机准备完毕，滑向跑道。塔台发出指令，可以起飞。飞机陆续地向起飞线滑去。一切正常。

正当刘福洪加大油门，准备提速的时候，忽听后面飞机报告：“大队长，我的飞机飞不了了。”

“怎么回事？”刘福洪问。

“发动机转速增大后，自动熄火。”后面的机组回答。

刘福洪立即终止起飞，从飞机上跳了下来。

让刘福洪想不到的是，不但是一架飞机出了毛病，7架执行任务的飞机，有3架已经趴窝。没有载弹时，飞机试车还是好的。可一旦挂上了炸弹，增加了重量，飞机在跑道上就只能滑行而起飞不了。飞行员把油门开到了最大，发动机便熄了火。

这批“伏尔梯”式轰炸机是从美国买回来的。

抗战之前，向国外购买飞机由行政院负责，航空委员会不能够直接洽谈飞机购买，需要什么飞机，要写出报告送到中央信托局核准，行政院再派人出国去买。多数购买事项大都要院长孔祥熙来定。航空委员会虽然有一些从国外学习多年回国的专家，却不能够过问买飞机的事。

当时，美国生产的“伏尔梯”式飞机还是一款比较先进的轰炸机，中国要购进30架。行政院派了几个人到美国谈判，价钱谈来谈去，美国人一口咬定少了10万美元坚决不卖。因为资金有限，中国代表没有办法，只好回国。

孔二小姐亲自出马，没有费多大气力便谈成此事，价格降下来，每架8万美元。事情皆大欢喜。

飞机运回来后，机械人员检查了发动机，发现发动机只有800马力，而飞机的说明书上写着发动机有1000马力。按常规，应该派人去美国查问一下原因，无论如何，这是一批大件的装备。但相关人员听说是孔家出面办的此事，就没有人再过问。

此次，蒋介石亲自下达命令，让成都方面派出轰炸机，对日军运城机场进行轰炸。据可靠情报，日第1飞行团逐次转场到达运城，准备对兰州实施进一步的打击。

作战命令已经下达，一切准备完毕，但飞机出了问题。此时的刘福洪心里非常着急，他咬紧牙，说：“只剩下4架飞机，也要升空作战。”

于是，他带着剩余的飞机，升空而去。

过汉口后，分队长李永训的飞机因速度慢落后。刘福洪带3架飞机到达运城上空，投下40枚炸弹。

此时的运城机场，刚刚转来的飞机拥挤地堆放着，毫无防范。自抗战以来，华北机场几乎没有中国的飞机到过它的上空，危险也似乎离它们较远。伴随着一阵浓烟滚滚，日军的十余架飞机被毁于地面。机场上，幸存下来的日陆军航空队人员惊恐不已。因为，在他们的记忆里，这里的机场还从没有受到过威胁。

任务完成，在返航的途中，刘福洪发现自己飞机的发动机转速过快，继而温度持续升高。当坚持着飞至陕西临潼新丰镇时，天色将黑，气候转劣。刘福洪驾驶的飞机发动机终于停止转动。

此时，全体机组人员已经没有其他办法，只有迫降。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地面物体影影绰绰，早已看不清楚。刘福洪咬着牙对大家说：“弟兄们，生死在此一举，大家坐稳，落了！”

黑暗里，飞机像一只巨大的鹰隼，向着大地摇晃着滑落而去。非常可惜，地面是一个起伏的凹地，飞机触地后立刻弹起，然后起火燃烧，继而爆炸。刘福洪同轰炸员汪善勋、射击员谢明光殉难。是年，刘福洪30岁。

刘福洪是察哈尔万全县人，“九·一八”事变后，决意从戎，考入中央陆军学院第9期，中央航校2期毕业，多次参加各役作战。

刘福洪牺牲的时候，他的新婚妻子陈影凡就住在成都。老家苏州的陈影凡在家乡沦陷后，寄寓汉口。经人介绍，陈影凡认识了刘福洪，两人一见钟情，倾心爱慕。当时，家人劝她不要找飞行员，一则长期夫妻分离，二则职业危险。但陈影凡却说：“非他不嫁。”

两个人苦恋数月，由于战乱，陈影凡颠沛到了成都，1939年1月5日，两个有情人终结连理。

婚后，每次丈夫出征前，陈影凡都要依依惜别。一次，刘福洪出发前曾开玩笑地对妻子说：“像你我这样好的感情，万一我要是死了，你怎么办？”

陈影凡急忙堵住丈夫的嘴，说：“不许你瞎说。”

刘福洪拉开妻子的手问：“你还没回答我呢。”

陈影凡不仅潸然泪下，说：“你死，我也不活。”

几天后，噩耗传来，陈影凡悲痛欲绝，发誓不独活于世。2月8日，她趁人不注意时，服毒殉情。幸被人及早发现，送仁济医院被抢救脱离危险。然而，陈影凡的痴情之念仍存于心中，2月16日，在月光皎洁的夜晚里，她趁人不备，取出丈夫生前留下的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一声枪响，玉殒香消。时年仅20岁，令人无不唏嘘。

陈影凡是个有心且精细的女子，自杀前，她将婚房布置井然，妆阁中之剩粉残脂、衣物饰品，均留言分赠好友作为纪念；并留有遗书多封，叮咛后事。其中一封致刘福洪好友，请将她的遗骸与烈士合葬，以兑现诺言。刘福洪的战友和基地的官兵依陈所嘱，将两位新人葬到了一起，在墓旁种上了松树，祝贺这一对有情人万古长青。

黄土高坡上空的争斗

运城机场的被炸，使得敌人对兰州进袭的报复心理愈演愈烈，从来未受此种打击的华北陆军航空兵下决心要证明自己，江桥应次郎亲赴运城坐镇指挥。

日军第一飞行集团进行了整修、补充，开始了新的集结。攻击的目标仍然是兰州，确定的作战时间为1939年2月11日，这是日本第一代皇帝神武天皇登基的日子。但这一天的天气并不适宜飞行，日军无奈将攻击日期向后顺延一天。

日军明确，主攻目标为兰州东机场，预攻目标为兰州市区。

指挥部特别提醒飞行员：兰州地区驻有大约70架中国战斗机，各机群要做好打大空战的准备，务必歼灭中国的作战飞机。

担任攻击的日本机队，有河岛庆吾的第12机队，9架意大利菲亚特重型轰炸机；田中友道机队，12架“97式”重型轰炸机；服部武士机队，8架意大利菲亚特重型轰炸机。

为了达成特定轰炸密度，意式轰炸机载有6枚50公斤级的爆破弹，“97式”重型轰炸机载有12枚50公斤级炸弹。

另外，今川一策的第59战斗机队，主力担任运城机场的防空，其余战机与轰炸机队同时起飞，在轰炸机航线南侧的西安和宝鸡地区，牵制中国的空军机队。

预定轰炸兰州的时间为下午1点。12日上午10点半，日军3个轰炸机队的29架飞机从运城起飞，直扑兰州。由于领航判断失误，先遣的河岛轰炸机队的9架飞机，全部向北偏航，将兰州东北约100公里外的祖厉河，误认为兰州以南的洮河，将靖远县城误认为兰州，便将54枚50公斤级炸弹全部投了下去。

十七中队岑泽鎏中队长立即带领全队升空迎战。他们惊奇地发现日机比自己飞的高得多，因此，他们纷纷加足马力爬升。但是，伊-15依然存在着30-50km/h的速度差异，因此无法保持编队爬高。

由于徐吉骧的飞机性能较好，一路领先飞在最前面。但经过一番追逐，十七中队的飞行员们却没有击落一架日机。虽然日本人是首次来犯，但是作为专门担负兰州防空的部队，得到警报后没有事先到外围空域组织拦截，在空中巡逻时也不够警觉，直到发现敌机在警卫目标上空投弹后激起的烟尘才发动追击，而且没有当场见到任何敌机坠落，这简直是莫大的耻辱！

从此十七中队的飞行员们都不敢贪恋被窝，将原本准备转场的行李包从飞机座椅防弹板后面取下，他们甚至决心等到击落敌机之后，再进兰州城逛街。

虽然驻守兰州的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队都在等待日本飞机的到来，但是偏偏他们却不来了。

2月18日，农历大年三十，敌98战队3架轰炸机对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市区轰炸，但就是不到兰州。

2月19日，农历春节到来了，在抗战烽火燃遍神州的战争岁月中，谁也没有心情过年。

在复仇的怒火与悲壮的痛恨里，飞行员们在静静地等待，他们觉得时间是那么漫长，整个兰州的各个战斗分队此时只有一种念头，尽快升空，找到敌机，拼死与其一搏，将他们赶出中国去。在迫切求战的气氛中，空军将士们度过了大年初一。

第2天，他们终于等来了前来轰炸的日本飞机。

20日中午时分，空军兰州基地接获防空司令部预警，敌机30架分3批空袭兰州。不一会，监视哨报告，在基地以南180公里处发现一批敌轰炸机。继而，战斗警报响起，中苏两国飞行员奔向飞机，中国空军第5大队第15、17中队及苏联空军志愿队共30架战机立即升空。

此次，日本人比以前显然狡猾了许多，他们并不急于进攻，只在据目标60到70公里的地方来回绕圈飞行，估算我飞机所耗油量来伺机进攻，他们的意图是想迫使中国战斗机提早起飞。这种战术在先前是成功的，但此次，指挥部根据苏方的建议，没有让飞机升空，而是继续监视日机的动向，每3到5分钟报告一次情况。

日本飞机见此情形，开始分成3批经过相同时间间隔出现在兰州上空。下午3点40分，服部机队的9架轰炸机升到4000米高度，排列成3个品字形，从黄河铁桥上空进入兰州空域。

苏联志愿队在耶列布琴科大队长率领下率先起飞，先后向来袭的敌机迎上去。14架伊-16占据高度优势。同时，十七中队长岑泽鎏、副队长马国廉率领15架伊-15机随后起飞，与苏联志愿队共同负责兰州上空，而十五中队则负责西固城基地。

天空中顿时响起一阵激烈的枪炮声，飞机如同雨前的燕子在来回穿梭着，互相追逐。岑泽鎏首先将日军领队机击落，只见日机划了一道黑色的烟幕，从空中跌落下来。接着，一架日军僚机被马国廉击中，坠向地面。陈耀南死死咬住3架日机射击，直到看见日机落地着火为止。只一会儿，敌人即被击落3架飞机，仓皇而去。

日军第2梯队田中机队的12架轰炸机，刚刚进入兰州空域，便遭到苏联空军志愿队14架战斗机的围攻。日军机群慌忙将144枚50公斤级的炸弹胡乱投下，夺路而逃。慌乱中一架飞机被地面防空高射炮击中坠毁。

日军第3梯队河岛机队的9架轰炸机，在兰州城内和西古城机场投弹完毕，正要返航，在机场东北角被中国空军第17中队拦住，双方展开空中激战。

这次空战，中苏两国空军共击落8架日机，白塔山的苏罗通高射炮击落一架，苏联志愿队损失一架飞机。作战中两国飞行员勇敢沉着，毫不畏惧，联合抗敌，越战越勇，频频上演近距离格斗，打出了气势。

不甘失败的日空军仍不死心，2月23日那天恰是正月初五，十五队完成上午的飞行训练以后，返回地面进行检修加油，准备下午继续训练。

当天轮值的十五队副队长余平想和队员陈崇文、李德标吃罢午饭，正准备到候机室值勤，突然接到命令，有多架飞机由运城机场绕道向兰州飞来，命令他们检查飞机，准备出击。

在驱逐总队副总队长毛瀛初的带领下，余平想他们立即起飞，在空中编好队形，一路向东行进，很快地与十七中队的10架战机会合。

此时，已经过午，飞机正好背对太阳，而敌机恰恰迎向太阳，飞行中受到耀眼阳光的强烈照射，不容易发现我机。我们的飞机则正好相反。

飞机在轰鸣着前进，蔚蓝色的天空万里无云，能见度极佳。从空中望下去，只见黄河及其支流蜿蜒着萦绕在兰州周围，山岭起伏着向外展延。更远处的北方，隐约可见的沙漠茫茫漫漫。

经过3天的休整，日本第1飞行团再次窜犯兰州。

为了迷惑中国空军，寺仓团长特别命令已经遭受重大损失而难以担当对兰州轰炸任务的第98战队提前一个半小时起飞，佯攻兰州以东26公里处平凉，然后南飞轰炸宝鸡。另外派独立18中队的97司侦机先行侦察，诱使我续航能力不如日大型轰炸机的战斗机提前升空消耗燃料，待我油尽降落时突入轰炸。

不一会儿，作为主攻的河岛庆吾少佐率领下的12战队8架轰炸机到达兰州，随后，佐赖育三上尉率领的60战队12架轰炸机也由黄河铁桥进入兰州市区，他们突然遭到了从右后方冲下来的十五中队余平想他们3架伊-15的攻击。继而，在上次轰炸中侥幸没有陷入火网的12和60战队的日本飞行员惊恐地发现四处都是中国空军标志的飞机，这些被日本指挥官认定已经不存在的飞机越来越多。

我机随即勇猛攻击，此次空战较前次尤为激烈，双方出动机数众多，不过敌机为轰炸机，我方为驱逐机，对敌攻击较为灵活，又是背光迎战，形势对我方十分有利。

中苏飞行队采用“编队攻击”战术十分有效，每分队3架伊-15同时咬住1架日机的尾巴，让其无法集中机群的火力射击单个目标，降低了敌人的防御能力，又提高了每次攻击的准确性。这个时候的空战已经演变成了对日本轰炸机一边倒的围攻。

日机见形势不对，立刻丢下炸弹返航逃跑。60战队的飞机是“97式”，转弯灵活、速度快，投下炸弹后立即就可以离开。12战队的意大利菲亚特公司的BR-20。这种飞机速度慢，而且油箱体积巨大又不防弹，机身、机翼皆木质骨架加帆布，特别易燃，如此种种缺点使得它一旦中弹，就难免着火，一旦着火，就会蔓延，因而迅速丧失升力。

空中的火网愈织愈烈，犹如流星雨一般，战斗十分激烈，很快，有3架敌机中弹爆炸，耀眼火光一闪之后，变成了巨大的火球，自空中冉冉坠落地面，着地之后，烈焰四散，范围颇广。紧跟着又有一架敌机拖着黑烟渐渐下落后，继之也爆炸下坠，与前3架敌机相仿。

我十七中队副队长马国廉及队员陈桂民各击伤一架，坠地着火。5分钟后，又有两架敌机遭我击落，4架受伤逃逸。十五中队队长余平想率机击落敌机两架，坠毁于洮河河畔。后又有情报传来，临洮、榆中、阿干镇、乾草店等地均有敌机撞山焚毁，这些敌机不能返航，无疑是被我方空军击伤沿途坠毁。

17中队的徐吉骧盯上了一架落单的日轰炸机，他占据有利位置后刚要开火，可是偏偏4挺机枪中有2挺因为拉线被击中，断裂不能上膛，还有一挺卡壳，只有一挺可以开火，但打不了连发。徐吉骧只好紧盯敌轰炸机后面，手动上膛，一发一发地射击。一直打到甘肃会宁上空，那架日机的油也早已漏光，徐吉骧认定它肯定飞不回400公里以外的运城，便放心返航。

返航途中，15中队的陈崇文遇见徐吉骧，发现他的伊-15起落架轮子已经破裂，便飞近了用手指徐的机轮，徐吉骧以为陈崇文要他降落，便降了下去。落地瞬间觉得左边一震，飞机向左斜，他还以为是左轮避震杆缩进去了，便猛打右刹车，将飞机停了下来。徐吉骧刚刚爬出座舱，先前落地的大群苏联志愿队员便围了上来，兴奋地将他举起，赞扬刚才那幕简直是奇迹，徐吉骧这才明白就里。

以后的半个月里，各地又陆续运回了15架残骸，本次空战，我一共击落敌机18架！

1939年12月底，日陆海军航空兵联合实施“百号”轰炸，西北交通枢纽兰州成了轰炸的重点目标。51架重轰炸机从运城起飞，60多架海军攻击机从武汉起飞，轰炸兰州3天，采用往复轰炸战术，而且使用燃烧弹。6日，愤怒的中苏空军长空搏击，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残酷的血战。苏联志愿空军被敌机围裹攻击，英勇的苏联志愿军拼命反击，击落敌机3架。不幸的是，苏联飞行员古力芝中弹身亡，坠机于五里铺。

不仅是古力芝，为了保卫兰州，来自伏尔加河畔的苏联志愿空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将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人类反法西斯战争。这些牺牲的志愿者是：雅士、马特、司切帕诺夫、波拉基诺夫、古力芝、果尔杰耶夫、伊萨耶夫。还有其他一些不知名姓的烈士，他们也为履行国际主义义务，长眠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兰州大空战是自武汉和广州失守以后，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鼓舞了中国民众的抗战意志。

时隔70多年，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的6名后裔来到兰州，寻访父辈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在在白塔山上兰州航空纪念碑前，他们唱起了父辈们爱唱的歌曲《小灯火》：“我就要走上前线，但我不想给你戴上戒指，因为我可能不会回来……”悠扬的歌声在山上回荡。在这首老歌动听的旋律中，团员们仿佛走入父亲曾经的岁月，走入了70年前那个烽火之中……

23人的空难

后人没有忘记在兰州空战中捐躯的英烈，在兰州空战纪念碑上，镌刻上了他们的英名，但纪念碑记中所记载的张君泽、李仲武两名烈士，却不是兰州空战当中牺牲的，而是武汉空战期间，牺牲于一起抗战时期最大的一次空难。

兰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袁志学对这次空难经过了十几年研究，终于了解清楚事情的原委。

当时，苏联援华物资中有6架TB轰炸机。这些轰炸机要从兰州转场至南京机场，结果途中遭到日军袭击，损失过半，其余3架不得不再次回到兰州。这几架飞机已被改成了运输机，专门负责人员、物资的紧急运输。

1938年3月16日，中国空军飞行员郭家彦和张君泽驾驶改装后的TB轰炸机从兰州飞往武汉，准备参加武汉会战，飞机飞到平凉上空时，一台发动机失灵。当时，平凉没有可以降落TB轰炸机的机场，距离最近的机场是兰州拱星墩机场。机组当即决定返航，结果在兰州机场附近的皋兰山营盘岭起火坠毁。23名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成员、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高级翻译李仲武、南京无线电台台长张培泽等人遇难。幸存下来的是坐在机尾的两名苏联援华航空队的志愿者。

这次飞机失事，给武汉会战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直接削弱了武汉中国空军的实力。

其中，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高级翻译李仲武曾负责苏联援华物资的接收、协调事务，而南京无线电台台长张培泽更是当时不可多得的通信专家。

空难发生后被有意识地封锁了消息，当时，武汉会战战事激烈，全国上下的目光都集中在武汉，为保密起见，空难一直不为人知。再加之兰州偏远信息不畅，民间的消息传播极慢。因而，关于这次空难的报道很少。

23名遇难人员中，目前只是找到了阿列尼柯夫·彼得·伊万诺维奇大尉和德罗柯夫·斯切潘·尼古拉耶维奇中尉等18人的基本资料，其余5人资料尚未发现，仅仅从名单上可以看出他们的军衔和职务，其他一无所知。

中方遇难的人员中，李仲武是顶尖俄语专家，是最早报道十月革命的中国记者，和瞿秋白是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在梁启超等人的支持下，与瞿秋白、俞颂华等作为记者赴苏俄采访，采访的通讯曾在上海和北京发表。在苏联，李仲武与瞿秋白入了党，1924年回国后，李仲武在广州为加伦将军当翻译。1936年任航空委员会秘书，事变后，苏联开始援助中国，李仲武到兰州担任高级翻译，同时通过南京俄文同学会介绍，被调用到兰州参加翻译工作。

张培泽是南京无线电台台长，广东中山人，早年在美国芝加哥工程学院学习，抗战爆发后担任南京无线电电台台长。当时，中国空军非常弱小，苏联援华飞机的无线电联络也很落后。张培泽到兰州后主要进行陆空无线电联络实验。张培泽的儿子张壮杰曾回忆，“在失事的前几天，父亲来了一封信。他告诉母亲，要好好教育孩子，要把他们培养出来，祖国的前途需要下一代去肩负”。

飞机的正驾驶员郭家彦是河北献县人，中央航空学校第2期航空班学员，1935年任空军少尉。副驾驶张君泽是四川灌县人，中央航空学校第5期2班（洛阳）学员。据相关资料记载，遇难的中国军人中还有一位，但至今未找到这位英雄的任何蛛丝马迹。

第九章：对日本本岛的“人道轰炸”

从天而降的中国传单

就在日本飞机肆无忌惮地在中国上空肆虐之时，1938年5月20日凌晨，日本长崎一户人家的男主人照例地打开房门刚要出门，忽然他发现门前的街道上到处是白色的纸片，连屋顶上、院落里也散落着纸片。

“这是什么？ ”老板好奇地拾起几张纸片，只见这些纸片上面印着一些汉字，写着：“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

顿时，他明白了，这是中国人的传单！

过了一会儿，街道上的人多了起来。他们都在拾着传单，并拿在手上看着，有的人在小声地念，不识字的人在向别人打听。

这批撒下的传单共6种、120万份。只见《告日本国民书》传单上写着：我们大中华民国的空军，现在飞到贵国的上空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伤害贵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我们的使命，是向日本国民说明贵国的军阀在中国领土犯下怎样的罪恶。中日两国有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应该互相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侵华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

另一份《告日本工人书》上写着：诸君，等着等着，解放是不会自己来的，现在正是人民争回自由的时候了……事变起，中国军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日军依仗其空中优势狂轰滥炸，连医院、学校都不放过，我同胞罹难无数，激起各界共愤，纷纷吁请政府以血还血，轰炸日本本土……掌握着日本军阀之心脏的工人兄弟，觉醒诸君伟大的力量吧！诸君掌握着东洋的命运，打倒日本军阀，为着解除两国人民的苦痛，以同盟罢工来战斗吧！

人们顿时议论纷纷。这么多的传单是从哪里来的？不可能是在日华人干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散发这么多传单。难道这些传单是从中国来的？长崎地处日本九州，与中国内地遥隔千里，只有飞机才可能飞过海洋，到长崎投下这么多的传单。想到这里，在场的日本人个个心惊肉跳：中国飞机既然可以扔下传单，就可以扔下炸弹！假如真的扔下的是炸弹，结果会是怎样？看来当局所称日本本土防卫严密、固若金汤根本不可相信。

继而，在福冈、北九州岛等地也发现大量中国传单的消息传来，又引起一阵岛内的恐慌。

接着，很快，“中国飞机扔下许多传单”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多日本人对自身的安全和战争的前途产生了疑虑。

恰在此时，从没有敌国飞机光临过的岛国上空，竟然有了对手的轰炸机临空，而且，投下了那么多的传单。这一切，对于一直感觉良好的日本的决策层来说，实在是奇耻大辱。

这些自以为不可战胜的大和民族的官员们第一次感到了害怕，既然我们可以轰炸人家，人家又何尝不会轰炸我们呢？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民众该如何应对呢？

陆军大臣杉山元直接提出：“既然中国空军已经开始调动，你们这些地方长官就必须做好充分准备，让当地民众防范空战轰炸。”

事隔6天后，日本内阁被迫改组，杉山陆军大臣和广田外务大臣退出内阁，板垣征四郎被任命为陆军大臣，前朝鲜总督宇垣一郎被任命为外交大臣。

尽管这次被人们称作“纸片轰炸”和“人道远征”的空袭并没有改变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法西斯行径，贪婪凶恶的东洋铁蹄仍继续蹂躏着中国人民，坚持它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黄粱梦，但这次成功的空袭震惊了世界，对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和增强中国人抗日的志气起到了巨大作用，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日本对我空袭一事缄口不言， 直到世界媒体纷纷报道再也瞒不住时，日方才通过《朝日新闻》公布：20日4时许，熊本、宫崎上空出现1架不明国籍的飞机，散发反战传单，这架怪机的来历虽然不明，但从传单的内容看，可能是中国飞机。在我沦陷区，日军更是严密封锁其本土受空袭的消息，并派人坐镇上海等地各报馆检查封锁此项消息。

在日本本土被炸的历史上，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第2年的4月18日，美军少校杜拉特率16架B-52轰炸机，成功地轰炸了日本东京，一般认为这是对日本本土进行的第一次空袭。其实由徐焕升率领中国空军对日本的“人道远征”才是日本本土有史以来遇到的第一次空袭，这要比杜拉特早3年11个月。中国空军的这一壮举，不仅使日本始料不及，世界各国也为之震惊。

精心筹划的行动

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心。自淞沪抗战以来，日本对我进行了丧心病狂的轰炸，无数平民丧身空袭之中。用同样的方式对敌人实施打击，中国的计划也酝酿已久。

早在1936年年底，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制定的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就向空军要求，“准备全部轰炸机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等大城市”。但是，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空军在与日本的血战中伤亡惨重，其中能够飞抵日本本土的萨伏亚S-72和马丁-139WC等两种远程轰炸机损失殆尽。

当年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苏联洽谈军事援华问题时，曾收到蒋介石密令：务必购买可以用于轰炸日本的重型远程轰炸机。1937年10月，苏联对华军事援助协议中的6架TB—3重型轰炸机按计划飞抵兰州。11月30日，其中的5架飞机由兰州经汉口飞南昌进行对日轰炸前的临战训练。不幸的是，日方早就得到南昌有中国重型轰炸机的情报。12月13日，日机空袭南昌机场，当场炸毁两架，炸伤3架，剩下的战机被迫飞返兰州躲避空袭。后来，由于数量有限且备件缺乏，TB-3在中国战场只作为运输机使用，再也没有担当任何战略轰炸任务。

后来，美、英、法、荷等国的多名志愿飞行员来到中国参战，同时带来了马丁-139WC轰炸机4架、伏尔梯V-11轻轰炸机7架和刚刚从欧美淘汰的诺斯洛普G2E轻轰炸机数架。

国民党空军似乎又看到了希望，于是开始筹划轰炸日本本土的计划。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建议派外籍驾驶员李尔德上尉担当“人道远征”驾机任务。李尔德答应前去，但称执行这项任务风险太大，要求以10万美金做代价。蒋介石不同意采取这种以索取金钱为目的的志愿远征。

针对此情况，国民党政府航委会决定由中方飞行员来执行这一任务。遵照蒋介石的指令，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部、航空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联合制定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空袭时间在1938年5月中旬；目标是九州的长崎、佐世保等城市；以浙东的宁波、诸暨为前进基地；选用飞机为从美国进口的马丁-139WC远程轰炸机。

蒋介石核准计划书后，轰炸进入准备阶段。编印传单一项任务落在时任其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3厅厅长的郭沫若身上。郭沫若马上付诸实施，编写的传单多至数十种，如《告日本国民书》《告日本工人书》《告日本农民大众书》《告日本士兵书》《告日本全体劳动者书》《告日本工商者书》等等，定稿后请在华的日本友人、反战作家鹿地亘翻译成日文。日本反战同盟亦紧密配合，编写了《反战同盟告日本士兵书》《一桩真实事》两种传单。传单总印数达100万份之多，有劝谕，有告诫，有严厉警告，均明白易懂。

经由蒋介石最终批准，指挥部选定了远征机组人员8名。

徐焕升是蒋介石的专机驾驶员，这样的身份使他得以顺利成为此次行动的带队人。徐焕升是上海崇明人，中学毕业后，原本考入了江苏省立医科大学学医，后又转考中央军校第6期交通大队，两年后毕业，被选送进入中央航空学校第一期受训，后以品学兼优，奉派留洋，先在德国国立航空学校学习，再入意大利航空专业学校深造。1934年，徐焕升学成回国，先在航空教导队担任教官，因其技术好，不久调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担任了专机驾驶员。

抗战期间，徐焕升先后任航空委员会轰炸机大队第13、14中队长，多次不避安危生死，出色完成任务。

他因与侍从室及蒋介石的特殊关系，得以先获远征机密，便主动请缨。他先去见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请钱转达蒋介石，要求执行远征任务。

因任务特殊，蒋介石专门约他面谈。徐焕升面对蒋介石说：“卑职愿驾机跨海东征，望委员长准允。” 蒋介石一脸严肃地说：“不过此项任务非比一般，是我军第一次远征倭土，在世界上也无此纪录，意义重大，必引国际瞩目，故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卑职明白。”徐焕升挺胸起立，发出誓言：“一定胜利完成神圣使命，不孚重望。”

“欲达成此项任务，事先还应缜密准备。”蒋介石叮嘱一番后，再提要求，“徐队长不但要投弹成功，而且要人机安全归来，有把握吗？”徐焕升充满自信回答：“有委员长训导在，凭卑职的经验，绝无问题。”蒋介石的脸上这时才绽出了笑容。

原本的计划，出征时间定在5月中旬的最后几天。不料连日阴雨，气候不宜。八勇士忧心如焚。据气象预测，19日的天气有所好转。于是，徐焕升向航空委员会要求19日出征。

受领任务后，徐焕升立即通知在汉口待命的预先选拔好的14中队人员飞抵成都报到。1938年3月，中国空军重新制定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

为了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航委会又从飞行第8大队第19中队调来以佟彦博副队长为首的数名优秀飞行员，与先前到达成都的飞行员会合，成立特别轰炸中队。

佟彦博是辽宁省义县人，自幼天资聪慧，勤奋好学，1928年考入东北大学，就读于机械工程学系，常和张学良打网球，深受器重。

“九·一八”事变后，佟彦博随东北大学流亡到北京继续学业，1年后毕业。在听到张学良对东北流亡学生的讲话后，他对日本侵略中国非常愤怒，怀着对家乡沦丧的耻辱和忧国忧民的心情，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立志报效国家抗击日本侵略，动员并偕同数名学友，毅然投笔从戎，顺利地考入中国空军，受训于杭州笕桥中央航校，主修轰炸系。193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笕桥航校第三期，毕业典礼时，蒋介石亲自出席并讲话，而佟彦博代表毕业生致答词，言词慷慨激昂，表达了报仇雪耻的决心。由于表现出色，他留校任教官兼区队长。

后来，佟彦博担任了分队长、中队长、大队长等职务。直到 1937年 4 月，他被调往航空精英聚集的30中队——被时人称为“国宝”的马丁轰炸机队，该队位于上海虹桥，美籍顾问罗兰在全部完训时，宣布30中队中队长石友信和队员佟彦博的驾驶技术最为熟练，认为“佟彦博是一位勤于思考，判断力、分析力很强而沉着冷静的青年军官”。

全面抗战爆发后，佟彦博数次奉命对日作战，屡建战功。他为人稳重，飞行技术精湛，也曾担任过蒋介石的专机驾驶员。

在抗战紧要关头，佟彦博奉命去苏联学习并办理援华军事物资。他身负重任，日夜操劳，紧张工作，苏联朋友称他为“不知疲倦的人”。在苏联期间，由于受到周围环境的熏陶和我地下党的影响，他思想上发生急剧变化。回国后，被当局以共产党嫌疑犯罪名软禁在四川峨眉山，审查、反省长达 8个月之久，后经王叔铭向军事当局力保，佟彦博才得以走下峨眉山，被空军司令部重新启用后，出任昆明地区空军作战科科长。

而后，佟彦博出任空军某部第2大队少校大队长，主要任务是训练部属驾驶美国陆续援华的美式轰炸机。

1944年1月4日，佟彦博在训练飞行员做盲降飞行时，飞机在成都西北新繁地区失事，血洒长空，遇难殉职，时年 33 岁。

“轰炸”顺利完成

计划确定后，特别轰炸中队在徐焕升带领下，对当时中国空军的各种轰炸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接下来，在成都凤凰山基地开始了临战训练，并对马丁机的性能进行摸索和适应。

因是越洋长途飞行，且是夜间出征，时中国空军的无线电导航尚欠完善。徐焕升早年留学德国、意大利，积累了相关经验，于是他邀集了几个电讯知己，设计了一套陆空定向电台连锁网。

在训练过程中，徐焕升发现：马丁-139WC虽然性能良好，威力较大，但返航途中极可能遭到日本人的追击，不一定能在沿海机场加油。而且，仅靠眼下几架飞机投掷炸弹难以取得震慑效果。于是，特别轰炸中队请示航委会，修改原定计划，以两架轰炸机携带传单空袭日本，宣扬我国抗战意志，警告日本当局，并且为了缩短航程，将目标改为九州岛的长崎、福冈和北九州。国民党政府同意了他们的建议。

为了保证这次“人道远征”空袭的成功，徐焕升和担任僚机的佟彦博先从汉口飞往重庆，在那里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模拟空袭训练。他们训练时驾驶的两架飞机都是马丁B-10B型战斗机。这种飞机是一种双发动机单翼轰炸机，每台发动机的功率为775马力，机长13.63米，翼展21.49米，起飞重量达7430公斤，最大时速为343公里，最高飞行高度为7300米，航程仅达900公里。飞机上还装备有机枪3挺，可携带炸弹1025公斤，乘坐4人。为了这次远征，他们对飞机又专门进行了改装，增大了油箱以保证飞行燃料。

训练结束后，国民空军司令部最后确定将宁波作为远征空袭的前进基地。

此时正当武汉会战激烈进行当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有一些人在机场上紧张地忙碌着。那是1938年5月19日的下午，汉口机场，天空浓云密布，似乎要下雨。15时23分，3架银白色的马丁 B-10B 重型轰炸机从汉口王家墩机场起飞，没有人知道这3架飞机要去哪里，地面接到的指令是为它们放行。

飞机升高，跃上了云层，两个小时后，悄然地降落在宁波栎社机场。其中的两架飞机在机场进行了最后的检修和加油。它们是长机1403号，机长徐焕升；僚机1404 号，机长佟彦博。除徐焕升和佟彦博，飞机上还有陈光斗、雷天春、蒋绍禹、刘荣光、吴积冲、苏光华等6人，分成两个小组，分别乘坐在这两架飞机上。

在宁波机场，乘员们一声不响地吃完了有肉炒蒜苗的晚饭。尽管这一切都是在默默地进行中，但看得出，这些人眼睛里闪烁着异样的光芒，心里压抑着一种特别的激动。

马丁式两翼的油箱被注得满满的，对于用手动泵来注油的地勤来说，这是一件让人筋疲力尽的活儿。

晚饭后，两位机长带着机组人员聚集在起飞线一侧的飞行员休息室，一面等候武汉总部的电令，一面展开军用地图，再一次校对了航线。

入夜 11 时，电务科长送来汉口急电，只一句话：可以出击，祝一切顺利！

一辆卡车载着机组人员到了起飞线，两架飞机在暗夜里静静地昂首立在那里。黑暗中，没有谁发出指令，8个人整齐地排成一列，遥对西方发出庄严地宣誓：为吾中华，抗日救国，飞渡重洋，远征三岛。以吾神鹰，警告日寇，唤醒人民，制止战争。 8 名勇士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8 颗炽热的心合成一个节拍在跳动。

飞机开始启动，各种检查完毕。跑道两侧亮起了杏黄色的跑道灯，接着耳机里传来了指挥员的命令：“起飞！”

徐焕升看了一下手表：23点48分。他深呼了一口气，说了句：“弟兄们，看咱们的了。”

飞机一前一后呼啸着腾空而起，慢慢地消失在遥远的夜空，向东，一直向东，横跨东海，向800多公里外的日本本土飞去。

射手兼无线电员瞭望着空中。其实日军并没有夜间战斗机，但警惕是必不可少的。

驾驶员需要在夜空中用目力搜索，为不妨碍视力，将仪表盘的照明开到最小。

两个多小时后，20 日凌晨2时20分，轰炸机到达日本。很快，飞机钻出云层。当徐焕升看到地面闪烁的灯光时，不禁欣喜若狂。

从空中鸟瞰，夜幕下的日本列岛宛若一条张牙舞爪的鳄鱼。

5分钟后，两架飞机飞临日本九州长崎上空。飞行员查证航图，推定下面的城市就是长崎，于是飞机开始降低高度。机组的通信员陈光斗和吴积冲立刻将各自尾舱内装满传单的麻袋搬出。

“准备投放！”当飞机高度降至3500米时，徐焕升果断地发出命令。

两架飞机的弹舱打开，早已准备好的一份份传单像白色的炸弹，从舱板下的方形射击孔投出，纷纷扬扬地飘向日本的领土。

飞机随后飞离长崎，继续向前，双机在黑夜中时前时后，时高时低，互相策应，配合默契。3时45分，两架飞机飞临九州北部城市福冈上空。佟彦博立即报告长机：“目标到达。”随之耳机中传来徐焕升了清晰的命令：“投弹！”

随着飞机的前行，飞行轨迹的航路上，留下了雪片一般的传单。

机上报务员不断地向国内发回电报：“空中没有阻拦，无数探照灯银柱直插云霄，高射炮火密集喷射；我机安全飞离……”

这一夜，日本九州各地乱成一团 ，中国飞机每到一地都投放照明弹并撒下传单。一时间，空中纸片纷飞，地上人声嘈杂，各地灯光全都熄灭，探照灯往空中乱照，高射炮瞎打一气。不待日军歼击机起飞，中国飞机即已飘然而去。5时23分，双机飞到公海。两架飞机在日本本土撒下的传单总数超过100万张。

8时40分，1404号机经宁波在江西玉山机场降落。9时24分，1403号机经临海在南昌着陆。9时30分，所有机队人员接到通知前往汉口汇合。11时30分，两架马丁-139WC轰炸机在空中编队后，降落在汉口王家墩机场。

机场上欢迎的群众人山人海，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也到机场迎接。

根据国民政府军委会的命令，全体机组人员均受到晋升一级并获授勋嘉奖。

5月22日，周恩来、陈绍禹、吴玉章、罗炳辉等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办事处亲自到国民党空军司令部，对凯旋的飞行员进行慰问，并赠送锦旗一面，上面写着8个大字：“德威并用，智勇双全”。

徐焕升后来曾任台湾空军司令，退役后任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被聘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徐焕升晚年多病，亲友劝他出国治病，他说：“我是中国人，倘病而不愈，当死在自己的国土上。”1984年3月4日，徐焕升在台北病逝，终年77岁。

第十章：山城不哭

重庆大轰炸

正视历史，反省自身，的确很难，并不是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可以做得到。

中国的传统节日羊年的春节过后，2015年农历正月初七，假期过后的第一天。东京地方法院对重庆大轰炸民间索赔案一审结果进行了宣判，188名原告败诉。

选择这样一个日子进行宣判，不知道是考虑到中国人的节庆习俗，还是认为假期里中国人不会放下与亲朋相聚的机会，去为死去的亲人讨个说法。

70多年前，中国的陪都重庆遭受了长达5年半的轰炸。

10年前，这些受害者曾在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提出过诉讼。2012年9月10日，重庆大轰炸15名受害者或其遗属正式起诉日本政府。

一审的结果在起诉者的意料之中，结果出来后，他们表示，要继续起诉。

那一次长时间的轰炸，给他们包括他们的亲人伤害太大了，连同心灵上的巨大创伤，许多年来无法平复。

轰炸采取了整体的、无差别的方式，不再区分军事和民间，先后造成了“五·三”“五·四”惨案，“大隧道惨案”“八·一九惨案”等一系列灭绝人性的罪行，使数以万计的民众伤亡，更多的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日机对重庆的轰炸具有明显的大屠杀、大破坏性质。严重违反了国际法。

日军占领武汉、广州之后，日军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战争的全局却呈现出与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初衷完全背离的状况，日本的军力、国力已难堪重负。

此时，日本已在中国战场投入了近100万人的庞大兵力，付出了近45万人伤亡的代价，军事力量严重削弱。

战线延长，兵力不足，军费紧张，国内反战情绪高涨。苏联持续援华，美、英此时亦对中国抗战开始表示支持。中国的抗战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敌后战场使日军防不胜防。在一线约4000公里的正面地区，仍有200多个师的中国军队，国民政府以西南、西北地区为根据地仍在继续抗战。

日本当局深感“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因此，被迫放弃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确立了以政略进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策略。其军事战略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将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争。而对重庆的大轰炸，就是适应这一军事战略的具体迫降行动。

在那个潮湿而有些阴冷的冬天里，重庆朝天门码头乱哄哄挤成一片，军舰、货船上走下了各色人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要机关抵达重庆后，一时间，各类人员跟随蜂拥而至，重庆人口由原来20万猛增到50万，重庆成了战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

成为陪都，并没有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益处，相反，厄运从此延续了4年有余。

1938年12月初，日本天皇发布《大陆命第241号命令》，命令对中国内地实行战略轰炸。并制定了具体的实施计划《陆海军中央航空协定》，强调要“攻击敌战略及政略中枢”，“捕捉、消灭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坚决实施战略、政略航空战，挫败敌继续作战的意志”。

十分明显，日军轰炸重庆的罪恶目的，就是要动摇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摧毁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膝投降。12月25日下午，日陆军第一飞行团团长寺仓正三在汉口向第60战队正式下达轰炸重庆的命令：“此战攻击重庆市街，震撼敌政权，挫败敌续战意志。”

次日，日60战队的22架“97式”轰炸机开始了对重庆的首次轰炸。

轰炸先是由陆军航空兵实施，随后改以海军实行。

多雾的冬天过去，春天来到重庆。浓雾渐渐消失之后，重庆失去了天然的保护屏障。趁此机会，日军制定了“5月攻势”作战计划，决定集中力量，对重庆进行猛烈空袭。5月3日和4日，日机从武汉起飞，连续轰炸重庆市中心区，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重庆市中心大火两日，因国民党政府迁都而一度繁华的重庆市区顿成断垣残壁，商业街道被烧成废墟，3991人死亡，2323人受伤，损毁建筑物4889栋，约20万人无家可归；罗汉寺、长安寺也被大火吞噬，同时被炸的还有外国教会及英国、法国等各外国驻华使馆，连挂有纳粹党旗的德国大使馆也未能幸免。

据统计，日本大本营发动的“101号作战”，轰炸重庆的日机超过2000架次。8月19日的轰炸尤为惨烈，日本海军投入超过140架轰炸机。而“102号作战”的大规模轰炸，在1月至8月，超过3000架次飞机空袭重庆，当中包括夜间空袭。

1941夏天以后，日军为准备在太平洋发动战争，陆、海军航空队主力从中国抽出。之后对重庆只有零星轰炸。到了1943年8月以后，日军再无能力空袭重庆，轰炸方才告一段落。

重庆大轰炸被认为是与南京大屠杀同等性质的事件。据不完全统计，日机空袭重庆共达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炸伤14100人，炸毁房屋3万多幢，30所大中学校被炸。

日本飞机创造了其有史以来空中大屠杀的黑暗纪录。大轰炸不仅给重庆造成的损失难以计数，给重庆市民心灵的创伤更是难以弥合。

据史料记载，因日军在轰炸中投下大量燃烧弹，重庆渝中区20余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上，曾在一日间燃起16处大火，有的大火连烧3日无法扑灭。

日机的轰炸除直接炸死炸伤市民外，由于长期轰炸造成的环境污染，流行性疾病蔓延，大批市民间接致死。1999年，一位曾参加过重庆大轰炸的日本飞行员到重庆谢罪，他说，当年他们在重庆扔过细菌炸弹。据当时《儿童福利工作总报告书》记载：“重庆空袭频仍，死伤枕藉，遗弃孤儿，随处皆是”。截至1940年2月统计，孤儿人数就已达到两万人左右。

由于实施疲劳轰炸，重庆市民经常几小时、十几小时地处于空袭警报当中。市内水电全部中断，市民断炊断水。

但日本侵略者野蛮的轰炸并没让重庆屈服。那时重庆流传一个民谣：“任你龟儿子凶，任你龟儿子炸，格老子我就是不怕；任你龟儿子炸，任你龟儿子恶，格老子豁上命出脱！”面对“大轰炸”“愈炸愈勇”的标语在重庆随处可见，重庆人为抗战捐钱捐物的热情也异常高涨。“大轰炸”还使“雾季公演”应运而生。据介绍，每年秋至次年春，重庆大雾笼罩、日本战机难于投放轰炸物的季节里，演员及学生走上街头，开展话剧、歌剧等文艺演出，鼓舞了前线将士和百姓的抗战士气。

苏普伦夜战日机

莫斯科郊区的初夏是优美的，片片林地包围着个个木屋，鲜花与野草交相辉映，点缀在绿荫之下。

正在休假的试飞员斯捷潘·巴甫洛维奇·苏普伦少校接到了上级命令，让他立即返回部队。

在部队的招待所里，他见到了战友K.K.柯基那基和其他的战斗机飞行员。在路上时，苏普伦已经猜到了这次任务，只不过鉴于任务的保密性，他没有告诉妻子。一个月前，他与柯基那基一起向上级打了报告，要求去中国作战，因为，在这之前，曾经做过试飞员的布拉格维申斯基他们已经去了中国，而且，在那里验证了试验训练当中的一些飞行方法与作战特点，并立下了战功，这一切，都使他们这些试飞员非常羡慕。

在莫斯科，志愿人员组成了一个飞行联队，联队长是苏普伦，副联队长是柯基那基。联队下设两个大队，一个伊-16大队，一个伊-15大队。1939年6月，苏联新一批援华飞行员到达中国，主要集中在重庆、成都、兰州和柳州布防。由苏普伦率领的50架驱逐机进驻重庆机场，增强了重庆地区的空防力量。与他们同批到达中国的，还有两个轰炸机大队，驻防成都，其中一个就是库里申科率领的大队。

多年后，柯基那基回忆，他们进驻机场以后，在重庆机场边有一个村庄，村庄里的孩子见到他们，有些好奇，跑到他们跟前。那些孩子明显有些营养不良，穿着破烂的衣服。

柯基那基从口袋里掏出了巧克力糖，递给孩子们，请他们吃。正当这时，突然空中响起了飞机发动机的声音，立刻，孩子们吓得浑身发抖。

“鬼子来了！”一个男孩叫着，抓住柯基那基的手，朝防空洞跑去。孩子的尖叫声刺疼了柯基那基的心，联想到在路上他们看到的被日本飞机轰炸后留下的残垣断壁和死难者的座座坟茔，从那一刻起，他下定了与日寇死战到底的决心。

自从苏联飞机进驻重庆以后，日本飞机不敢在白天进行狂轰滥炸，于是改为夜间偷袭。通常都是在有月亮的时候，利用月光，看清地面目标，然后进行有目的的轰炸。

苏普伦联队针对夜间飞行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因为多数飞行员当过试飞员，在国内进行过夜航飞行，因此十分熟练。在机场没有夜航设备的条件下，苏联飞行员利用熟练的飞行技术，照样可以起降。

那一天夜里，天气格外晴朗，月色照得大地如撒上一层白银，天上的星星也格外明亮。柯基那基和飞行员米哈依洛夫两个人在空中巡航飞行。忽然，柯基那基发现在他们的下方有一道白色的烟云，他判断那一定是日本飞机发动机排出的废气。柯基那基向同伴发出信号：跟上我，攻击。

立即，柯基那基俯冲下去，咬住敌轰炸机，近距离开火，一架轰炸机坠落下来。柯基那基旗开得胜，第一次作战，击落敌机1架。

不久，苏普伦和他的战友米哈依洛夫、康特拉丘克、科尔尼英科等也取得了击落敌机的战绩。但是，在10月4日的那场空战中，志愿队里来自奥赛题族的飞行员柏达依采夫光荣牺牲，被埋葬在重庆南山的空军坟里，墓碑上用中俄两种文字写着：这里埋葬着一位为中国人民而牺牲的苏联志愿飞行员。

机场上摆放着苏联援华的飞机，而驾驶者却有中苏两国的飞行员。紧张的战斗中，中苏飞行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生死相依中结下的友谊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一个夏日的夜晚，机场上空突然响起了一片隆隆声，日本飞机对机场进行轰炸，已经到了机场上空。这时，中国飞行员正在着陆，空中还有1架飞机没有落下来。炸弹刺耳的尖叫声传来，随即机场上爆起了火光，然后探照灯熄灭。炸弹击毁了探照灯。此时，敌人第2批轰炸机已经飞来。机场一片黑暗，看不见跑道，黑暗里空中的飞行员无法着陆，在周边是山的机场跳伞也是很危险的。

正在这时，只见苏普伦跳上一辆汽车，鸣着笛开进机场，猛地急刹车，在一片烟尘中打开车灯，照亮机场，使得中国飞行员顺利落了下来。当苏普伦他们刚刚离开机场，日本人的炸弹就砸了下来。

苏普伦在苏联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1907年生于乌克兰苏梅州一个农民家庭，1913年和家人移民加拿大，在加拿大完成小学学业。1924年全家返回苏联居住，居住在中亚。1925年秋天移居乌克兰。

4年后，他报名参加了苏联红军。次年毕业于斯摩棱斯克初级航空学校。然后，从事试飞员的工作。1939年他志愿来华作战，率歼击机大队来到重庆。为掩护重庆免受日本袭击，战斗中他击落6架日本战机。因为战功卓著，他与赫留金、克拉夫琴科等同时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返回苏联后，他继续为飞机研发部门做试飞员，试飞过140多种飞行器。他曾访问过德国的飞机制造厂，与日后的敌人——德军王牌飞行员和设计师切磋过技艺，在飞行圈中享有知名度。

卫国战争开始后，苏普伦率领由试飞员组成的混成航空兵团在西方面军战斗。在与法西斯侵略者的作战中他表现出了勇敢机智和自我牺牲精神，以高超的飞行技能击败数倍于己的敌机。他指挥的团队仅7月2日和3日两天即击落8架敌机。他曾偷袭敌后方机场，击毁17架未起飞的敌机。

1941年夏天那个下午，苏德空军激战犹酣之时，苏普伦驾驶MiG-3第4次战斗出动归来时，在维捷布斯克上空被敌方认出，他一个人面对6架敌机，毫不畏惧。搏斗中他击落3架，击退3架。最后，驾驶的飞机中弹起火，落入陆地森林中爆炸，壮烈牺牲。由于出色的战绩与突出的事迹，他被追授苏联英雄称号。此时，他的飞行大队已经击落54架敌机。

德国对苏普伦这位王牌对手表示尊敬，一反常态写信给斯大林本人，告知苏普伦阵亡时的真实情况，并向苏普伦全家表示歉意。

1960年，英雄的遗骨被埋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他阵亡时驾驶的MiG-3战机遗骸被苏联中央武装力量博物馆永久收藏。苏梅州首府竖立着英雄的半身铜像，多个工厂和企业以他的名字命名。

“瘸子飞行员”与“洋人干儿子”

家住重庆九龙坡的任洪全，年迈的老父亲当年曾开过照相馆。在自己的照相馆里，老父亲曾经见过那位“跛子洋人”。

至今老人还记得，那一次，那位洋人来到他的相馆，要放大与家属的合影照片。照片上，“洋人”的媳妇很漂亮，微笑着依偎着丈夫。老人向一起来的中国翻译打听“洋人”的情况，翻译说，洋人是白市驿机场的，腿被日本人打断了，是一名飞行员。出于对那位外国飞行员的尊重和崇敬，任洪全的父亲为此多放了一张作样相，也作为一种怀念。

白市驿机场有了“洋人”是从1938年的秋后开始的，陆续地，不断有外国人进来。开始时，老百姓都不知道这些“洋人”是哪一国的，具体做什么，都觉得这些人很神秘，做着一些特殊和神秘的事情。

慢慢地，人们便知道了，这些“洋人”是一支专门来帮助中国人打仗的队伍，是一些来自苏联的飞行员，驾驶着飞机，保卫重庆，保卫这里的人们，不受日本人的轰炸。

于是，那些神秘的“洋人”得到了重庆老百姓的欢迎与尊敬，这当中，那一个曾在任洪全父亲照相馆里洗过照片的“跛子洋人”飞行员，在重庆格外有名。尽管，当年亲历过那些往事的人们现在大多已是耄耋之年，但仍能讲述苏联空军志愿队“跛子洋人”飞行员的一些故事。

在这些老人的记忆里，白市驿机场当时驻有共有16架苏联飞机，此前看见的飞机大都是双翼的，但那些苏联“洋人”驾驶的战斗机却是单翼机，形状像大家熟悉的一种凶猛的黑鱼，当地俗称“乌棒”鱼，当地百姓都叫它“乌棒飞机”。

“乌棒机”身上涂有中国的国徽，苏联飞行员单独住一个地方，叫俄国招待所。苏联空军志愿队纪律十分严明，忠于职守，打起仗来格外勇敢。空闲的时候，他们便待在机翼下，互相说笑着，或读书看报，有的时候，“洋人”们还亲自推油桶给飞机加油。

那一次很有意思，看飞机的中国士兵打了一位村民，原因是这位村民放牛时没注意，水牛跑进机场的草坪上吃起草来。这件事恰好被苏联飞行员看见了，正在休息的他们站起来，显然对卫兵的行为有些反感，不满地对那个卫兵叽里咕噜说了一番话，这当中那个腿有点瘸的苏联飞行员最为激动。见卫兵垂下了头，瘸子飞行员情绪平稳下来，拍了拍卫兵的肩膀，顺手取走村民的镰刀，帮助他割了几堆青草，这使得那位村民十分感动。

突然警报拉响了，瘸腿飞行员扔下镰刀，背上飞行包，跨进座舱，发动起飞机，一溜烟地滑离跑道，升空迎战。

时间长了，口口相传，老百姓便对那个瘸腿飞行员印象很深，说他可亲可敬，没有架子。还说他最为勇敢，在敌机围攻下，他上下穿梭打下过好几架日机。

后来苏联还真出了一个在空战中失去双脚，后来装上假肢继续驾驶战斗机的“无脚飞将军”，根据这事写成的小说叫《真正的人》。五十年代里，这部作品曾经在中国翻译出版，感动过许多人。

随着机场的人不断增多，机场周围各种买卖也多了起来。白市驿下街场口的斜坡路上，不知什么时间，开了一个豆花馆和客栈，还有一家棺材铺。有雾的天气里日机一般不来轰炸，就有一些外国的士兵到下街闲逛，这里面也包括了一些苏联飞行员，他们多是来买一些日用品或吃一些小吃。

客栈的名字叫裕成，老板娘人称王四娘，有一双缠过的小脚，是个见过世面热情直爽的人。见那些说笑着走过的洋人，她一点儿也不觉陌生。洋人朝她点头，她也跟着点头，相互笑着打了招呼。时间长了，也便熟悉了。

那一天，王四娘认了个干儿子。是因为一个苏联飞行员从客栈路过，正好王四娘的小女儿喊妈妈，他也学着喊了一声“妈”。王四娘先是一惊，当苏联飞行员又学喊时，她居然用清脆的声音答应了，同行者和看热闹的人都大笑起来。后来街坊邻居都传说她收了一个洋人作“干儿子”，她听了不但不生气，反倒觉得很得意。

后来有一次，洋人们在棺材铺闲逛，王四娘那洋人“干儿子”觉得好玩，竟然嬉闹着躺进棺材里。按当地风俗，这是不祥之兆。王四娘马上找来一块红布缠在“干儿子”身上，还叫人买来鞭炮围着他燃放，说是驱赶晦气，弄得这些苏联飞行员哭笑不得。

雾季很快结束，每天，天上又响起了令人讨厌的“嗡嗡”声，日机迫不及待地猖狂来袭，并多在夜晚。

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的飞行员们勇猛异常，与中国飞行员一起，与日本飞机展开较量。日机常常被打得落荒而逃。

有一天夜晚，战斗中，一架“乌棒机”不幸受了重创，受伤的飞行员跳伞后，挂在白市驿新店村高乐坪土地沟的一棵大树上，天亮时发现已牺牲了。

听说此事后，王四娘认为是她的“干儿子”，一下子哭了起来。在王四娘眼里，高鼻子黄头发洋人全都是一个面貌，她也分辨不清。于是，她向镇长提出要给这个洋人做“77”——49天道场超度亡魂。但因战事紧张，这个好心无法实现，遗体便被送至袁家岗埋葬。牺牲的烈士名字叫卡特诺夫，1959年迁至鹅岭公园，与另一位也是牺牲在重庆空战中名叫司托尔夫的飞行员合葬在一起。

血染璧山

山城重庆夏日的山麓郁郁葱葱，长江沿山而去，在山麓的背阴处，有一个巨大的飞机形状的空地。

葱郁的山麓叫作南山，那个飞机形状的空地便是空军坟。抗战期间，两百多位苏联、美国和中国的飞行员曾埋葬于此。

空军坟设计成一架巨大的飞机，机头中央是一座十多米高的机翼加螺旋桨的雕塑，刻着孙中山的字“志在冲天”。

一抹夕阳扫过石碑上的金属铭记牌。铭牌上刻着：南山，1938年，重庆大轰炸开始的时候，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光。

墓地里躺着的这些年轻的英灵，曾经用自己的生命与日寇搏杀，不管他信仰什么，他是在捍卫中华民族的安危，为了民族的尊严，人民的安全。

重庆人不会忘记，1940年的9月13日，那是一个令人悲怆的日子。那一天，在重庆璧山上空，发生了一场空中血战，是我军抗日空战史上规模最大、最惨烈之战，史称“璧山空战”。璧山空战中，中国空军力量近乎瓦解，陪都重庆从此陷入被动挨炸的境地。此役牺牲的空军精英葬身于这片“空军坟”的坡地。

正当中国空军使用苏式飞机比较得心应手的时候，令他们不知道的是，对手已经悄悄地研制成功一种更为先进的飞机。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1940年的7月，日本海军与三菱重工的技术人员加紧完成了“12”试舰战的各项测试试飞，在中国战场上的日本海军航空队得知此消息，立刻提出申请，要求当时还没有定型的“12”试舰战到中国战场，为轰炸机试验护航。

为解决这一燃眉之急，日军方派出12架“12试”舰战，分别从日本九州大村基地和横须贺基地直飞中国大陆。

为了保险，这些飞机在横山大尉率领下，经停了上海等两处机场，沿长江由南京、安庆到达汉口，火线加入对重庆攻击的主力一线部队——海军第12航空战队。在汉口，这些飞机和它们的飞行员受到了第1联合航空队司令山口多闻少将和大西潼次郎少将等高级指挥官的热烈欢迎。10天以后，日本海军正式将“12”试舰战列编，命名为“A6M1零式舰上战斗机11型”，即“零式11型”。

刚入驻汉口基地的时候，零式还没有直接护航轰炸机入川，而是在日军控制范围内游荡，以期飞行员熟悉飞行特性。8月初的时候，中国空军第1大队的轰炸机在执行完轰炸任务返回基地后，飞行员报告“有一种新式日机追逐”。使轰炸机飞行员奇怪的是，以往，日本战斗机通常很难追上飞行速度很快的SB-2，但这次的“新机”却可以在后方来回变换位置而不被甩掉！

接着，前沿的地面警戒哨也开始报告有“一种小型又快速”的飞机出现，而且“机腹下挂有炸弹状物”。空中警戒哨无法判别是炸弹还是副油箱，又因为这种飞机的航程远甚于常见的“96”式舰战，出现在其无法到达的地方。因此我方将其判别为新式的单发轰炸机。不想，这一判别，为后来我们的壁山血战埋下了祸根。

紧接着的8月18日，当我9架SB-2轰炸机前往宜昌轰炸时，受到了这种不明日机攻击，当场被击落4架，但是没有引起我空军丝毫警觉。

第2天，又有12架零式飞机护航54架“96”式陆攻前往重庆轰炸，我方事先得到情报后将战斗机悉数撤离，和敌无接触。这也是零式首次利用其较强的续航能力进入四川盆地内。

9月12日那天，日轰炸机再犯重庆，中国空军大机群倾巢而出，对日日轰炸机展开围攻。由于多数飞机油量不够，返回机场加油。而随后而来的日零式飞机由于时间差的关系，双方错过。我飞机加满油后飞返成都方向，降落温江机场。唯有第4大队郑松亭中尉的伊-15由于降落时机轮轮轴损坏无法起飞而独自停留在白市驿等待备件。

还在求胜心切的飞行员们并不清楚，中国空军的一场浩劫就要来临。

时间的巧合总是历史地定格在那些相同的日子里，“9·13”——那个令人不愿提及的数字。

早晨8点钟，郑松亭中尉的伊-15终于修复，接到的命令是立即飞赴遂宁机场，与那里的大部队集合。于是他驾机起飞。正爬高之际，又见地面打出了“紧急降落”的红色十字布。

待他匆忙重新降落后，气喘吁吁的场站人员跑来通知他：“重庆至遂宁的电话不通！你赶紧速传空军前敌总指挥毛邦初司令的口头命令，所有在遂宁的‘飞机开车待命，领队注意无线电指挥’”。

郑松亭立刻再次起飞，为了避免没有无线电及导航设备的伊-15迷航，他谨慎地向北找到涪江，再沿着蜿蜒的河谷向西北方向前进。

郑松亭绝没有想到，此时，12日疏散到温江机场的3个大队已于拂晓之时便编队飞往遂宁机场，完成了加油、集结。10点45分，遂宁我空军的大队机群已经分批起飞，前往拦截来袭之敌。而这一切，都是在未接到前敌指挥部命令情况下发生的。

郑松亭飞抵遂宁时没有发现大部队。降落后只看见有两架伊-15因故障没有起飞，郑松亭马上向机场地面指挥官刘志汉报告了重庆的口头命令，方知起飞是成都地区司令部的指令。但此时要召回大机群为时已晚……

已经在空中的我机群接到敌机来犯情报，迅疾赶往市区，发现重庆市区已被轰炸。正要追赶时，获知有敌机将后续到达，于是奉命飞返遂宁加油。正在这时，突然发现有一批陌生的飞机出现。

这是日12式航空队由近藤大尉率领的13架零式战斗机！他们待所护航的“96”式陆攻轰炸完返航时假装跟随回航，然后突然又杀了回来。于是，在璧山上空，双方遭遇了。这是日军针对我空军飞机性能与战术特点故意策划好的计谋，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消灭我空军主力。

中国飞机采用惯用战术，当即散开，在空中绕大圈飞行。而日本的“零战”凭借较强的机动性能，却令人不可思议的不仅不躲避，反而向中国飞机进行追击。

位于第23中队队尾的第2分队长机的王广英中尉，突然发现从高空中直窜下一个白点，以可怕的速度冲向后上方的伊-16机群。几乎转瞬之间，伊-16机群的带队长机、第24中队长杨梦清的座机当场起火下坠。

几乎与此同时，一道弹流从后方射入座舱，王广英感到身子一沉，知道自己负伤了。他解开安全带跳出座舱，悬浮在空中缓缓下降，并在空中作昏迷状。日机认为他已经死去，于是停止了攻击。等到日机离去，王广英才解开伞带扣，落到地面呼救。

一时间，天空中数十架飞机在穿梭、激战，机炮声、机枪声和中弹飞机的爆炸声响成一片。不时，有冒着烟的飞机滑向地面。频频有人跳伞，飞机的残片落叶般飘落空中。

由于中国空军各机之间缺乏相互联系的通信手段，各机之间只是单兵作战，根本无法互相配合支援。而日军“零战”速度异常快，机动性也在中国空军的伊-15、伊-16之上，中国空军飞机以往的“高速+盘旋”战术根本无法应付。于是，中国空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

拼杀中，4大队飞行员徐吉骧发现自己的座机无论爬升、滚转、下降还是加速均不如这种凶猛的日机，唯有盘旋半径尚可和敌机稍比一下高低。尽管如此，处于劣势的徐吉骧仍然没有脱离战场，他认为日机劳师远袭，油料必然不足支撑久战，只要坚持一段时间，便可利用日机油尽返航的时机予以打击、纠缠，那时便可以血战到底。

很多的中国飞行员也抱有与徐吉骧一样的想法，一息尚存，便要想尽办法与敌人拼尽全力，死战到底。也正是因为这种民族气节，支撑着大多数的中国飞行员在空中继续苦苦鏖战。

但胜利的天平并没有因为徐吉骧和他的战友们的勇敢而倾斜，战斗中，徐吉骧的座机遭受了十几次攻击，被打得体无完肤，连细细的翼间张线都被打得卷了起来，机上的防弹钢板被子弹敲得叮叮作响。最后，发动机在璧山上空停车。徐吉骧躲掉日机攻击，奇迹般地迫降在一片稻田里，幸好燃油已耗尽，飞机没有燃烧。徐吉骧机智地躲在座机残骸内，等盘旋在头顶的两架日机离去后，才爬出完全损坏的座机。

将近半个小时的空战后，我方发现，这种莫名战机的持续作战能力很强，不但没有退却意向，反倒愈显凶相。我方战斗机已经无法支撑。终于，飞行员们无法再战，纷纷打乱队形单机脱离战场。

当浑身弹痕的战机摇摇欲坠返回基地时，几乎每一个存留下来死里逃生的飞行员身上都带着伤。遂宁基地跑道上，凌乱地停放着千疮百孔的中国空军仅存的战机。

望着伤痕累累的战机和惨烈的损失，在场人员无一不黯然泪下。

3大队28中队中队长雷炎均中尉突出重围，落地后痛哭失声：“长官！不要再派人上去了！飞机差得太多，根本没有机会还手！”这个在太原空战中如同赵子龙一样单机冲进日机阵中血战的英雄此刻绝不是怕死，只是不愿意同胞们白白送死。

村民杨国方曾目睹过那次空战，那天他正和家人晒稻谷，天上响枪炮声时钻进竹林的他看到，有3架日机在追着一架中国飞机，中国飞机被击中冒起黑烟。飞行员跳伞后，日机向降落伞扫射，跳伞飞行员用手枪还击；不久坠毁在稻田中。杨国方跑出来，找到了飞行员的遗体。按照璧山风俗，农民们从溪里挑来清水，仔细地洗净这位英雄飞行员，再用白布裹身，护送遗体到县城。当天，璧山境内寻找到三名重伤员和10具遗骸。烈士骸骨经清洗包裹，并赶制了10口棺材装殓，上覆中华民国国旗。14日，县城召开有中国空军代表参加的公祭大会。

是日晚，据遂宁基地统计，得以返回的飞行员中，受伤者8人，牺牲者10人。中国空军空中损失战机13架，迫降损失战机11架，计24架。战斗中日机飞行员大木、藤原、高冢、三上的战斗机均中弹受伤，在宜昌着陆时，高冢飞机因为起落架受损，在迫降时损毁。

“9·13”空战之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召开紧急会议，震惊之余的他认为空军“太不中用”，要派大机群前往复仇。对此，与会空军人员心情无比复杂。据称，第4大队刘宗武副大队长曾起立说了以下一段话：“……我是航校三期，您的学生，今天为了救国家，救同胞，我万死不辞，心甘情愿，勇往直前。但是也要让日本人付出一定代价才好。我们的飞机，本来在数量上质量上就都不如他们，如今他们又拿出今年新出的飞机，来打我们十年前的旧货。我们连还手的机会也没有，这样的牺牲有什么意义？我报告您以后，为服从命令，我必定死给您看！”

明知再次出动将有可能无法返航的飞行员们，按照指挥机关的命令，第二天还是出动了9架尚可以飞行的伊-15。选出了9名飞行员来执行这一无法完成的任务。由于错过了时间没有参战的郑松亭参加了这支队伍，他微笑着登上飞机，甚至没有带随身的行李袋。

在悲壮的气氛中，9架飞机朝重庆方向编组飞去，全队上下都等着日机出现。但不久，领队长机刘宗武得到了返航命令。这队怀着必死决心的机群返航成都。这些所剩无几的经历过战火的飞行员太宝贵了，不能这样无谓地牺牲。

璧山空战成为中国空军的奇耻大辱，当时，凡参加璧山空战的飞行队员，一律佩“耻”字上岗，这是中国空军最为低潮的日子。

经此一役，中国空军主力丧失殆尽，信心也受到极大打击。此后，日本零式飞机横行于亚洲和太平洋战场，直到日本海军飞行员的精英在太平洋上不断‘玉碎’，直到完整的零式落到盟军手中反复研究，摸透零式的底细之后，盟军才开始在空战中占据优势，而那已经是1943年以后的事。

空军坟里，埋葬着一个当时新婚不久的年轻人。

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在日记中记载：“九月十三日，星期五，晴，十一时至二时半，日机轰炸国民政府、行政院、范庄、大溪别墅、张岳军宅被炸……水泥厂亦被炸，受损，闻修理约需一月。昨今两日中空军奋勇作战。凤书移住白市驿，亦参加拼命。安危如何，未知确息。为国努力，不惜性命，思之黯然！”接下来三天日记中，记载了日机先后对九龙坡机场、曾家岩、中四路、相国寺、猫儿石、南温泉等地实施的轰炸。

日记中的“凤书”，是翁文灏之子翁心翰，当时正在空军部队服役，也参加了“9·13”空战，侥幸在璧山空战中脱生，后编入第11航空大队，随后又被调往印度，接受美国P-36型飞机的训练。 三年后，26岁的翁心翰与周勤培在重庆家中结婚，航委会主任周至柔亲任证婚人。

同年9月，他率队进驻湖南芷江，负责空中阻截入犯日军，每天升空数战，最多时“曾于二日之内领机往战八次之多”。16日，翁心翰率队飞赴桂林上空作战。在晚上8点半左右被敌机击中，壮烈殉国，时年27岁，新婚仅仅7个月。 一周之后，他的灵枢被运到重庆南山放牛坪。

秋风里，老泪纵横的翁文灏亲手为儿子的坟墓填了土，他悲怆地说了一句：到底还是白发人送了黑发人哪！

几年后的抗战胜利之日，翁文灏在陪都的欢庆声中，赋诗一首，痛悼爱子：“渝城到处是欢声，八载艰辛一日平。究赖沙场忠勇士，不辞拼命捍防城。太息翰儿立志忠，英年卫国尽强雄。何堪五次临空战，力竭疲身命亦终。秋风秋雨忆招魂，胜利反教流泪痕。南望一棺江岸畔，放牛坪上尚安存。”

很少有人知道，在空军坟里，还埋葬着一名中共党员，他就是国民党政府时期五大空军王牌飞行员之一的郑少愚。

郑少愚是四川渠县人，1927年考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1932年再入杭州觅桥航空学校，就在这期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党员。

抗战爆发后，担任了分队长的郑少愚，先后参加了上海、南京、武汉、柳州、重庆、成都等空战百余次，只身击落敌机5架。因作战英勇，屡建功勋而受到蒋介石亲自接见。

那段艰苦的时日里，第4大队担负保卫重庆任务。郑少愚由副大队长晋升为大队长，受命于危难之际，局外人难以想象。这个英雄大队的飞机经两年空战，消耗殆尽，能用于空战的仅有几十架。

9月13日那天，敌机来袭，郑少愚率第一编队10架伊-15驱逐机连同其他三个编队的24架飞机一起，由遂宁起飞应战，发现重庆地面已被敌机轰炸后，按指挥部命令飞回遂宁加油，途中遭敌零式飞机埋伏。敌机利用太阳光线的掩护，从左后方向郑少愚等发起攻击。郑少愚临危不乱，一面摆脱，一面指挥战友保持队形，并冲入敌阵以图扰乱敌机攻势，无奈敌机速度和武器均优于我机许多，郑少愚飞机被击中，上翼中5弹，下翼中14弹，机身中18弹，左机轮中两弹，飞机的仪表盘和无线电机均破裂。他的右手、左脚被击伤，鲜血直流，郑少愚忍着疼痛，将负伤的飞机开回基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宣战。同年，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年底，中美组成联合空军指挥部，美方陈纳德将军任总指挥，中方派郑少愚担任副总指挥。

其后的1942年春天，郑少愚去印度接领美国新型飞机回国。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一直在关注着郑少愚的成长。在武汉，重庆九龙坡郭沫若家中，周恩来先后几次接见郑少愚，每次谈话中都要求郑少愚注意安全。一再强调，凡不需亲自驾机出战的任务，就不必去，多作指挥工作，注意自身安全。曾经明确表示，未来新中国人民空军，需要他这样的飞行领导人才。

4月，郑少愚去印度前，周恩来又派专人传达指示：争取不去印度，另派人前往。但郑少愚杀敌心切，希望立即领回新式飞机对日作战，因此要求说：“就这一次，今后我的职务不允许我到第一线了。”

不料天妒英才，郑少愚竟在印度接领飞机回国途中飞机失事，不幸殉难，时年30岁，尚未成婚。国际友人，惊闻郑少愚牺牲，亦自动举哀。周恩来、董比武等领导人得悉噩耗，沉痛默哀良久。

武汉会战结束后，中国空军整体西撤。第4大队移机广阳坝、梁山机场，担当战时首都重庆的防空作战任务。柳哲生也来到重庆，他的才能在这里得到了尽情发挥，其空战战术日益成熟，作战经验也越来越丰富。在重庆空战期间，他一人击落、与他人联合击落日机6架，成为中国空军抗战期间名副其实的空战头号王牌飞行员。

柳哲生记得他在重庆空战期间第一次击落日机是在1939年的5月。当晚，日机空袭重庆。柳哲生驾机在江津上空遇到敌轰炸机编队，他毫不犹豫地追上1架敌机，向其开火。敌机油箱被击中，在空中爆炸，坠落于江津的真武乡。

两个月后，敌机趁夜色轰炸重庆。夜战中，柳哲生驾驶华侨捐资的伊-15战斗机击落了第2架敌机。其后的一段时间，柳哲生又单独击落敌机3架，与战友合作击落1架。

璧山空战后，柳哲生随部队撤离了重庆。被选送赴美深造。

柳哲生毕业时，解放战争已经开始。1949年，他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曾出任国民党空军司令部参谋人员训练中心少将主任一职。

1961年2月，柳哲生被媒体报道牵扯进一桩年轻女性的谋杀案当中。柳家被怀疑，警总逮捕了柳家勤杂工三人，被拘押了41天。后来此案有了下落，证明与柳哲生无关，但柳哲生原本将升任空军总司令的仕途也就此中辍，被迫退役改行卖冰激凌，即台湾有名的百乐冰品。

此事过后，柳哲生曾接受记者采访，说了一段话：“当时我曾告诉人说，我柳哲生会杀人吗？当然会，我如果不会杀人就不是一个军人，何况我是一个将军，我当然会杀人，而且懂得如何去杀人，可是我会杀同胞吗？我只杀敌人，我只杀危害我国家民族的敌人，因为我是中国的军人。”说此话时，柳哲生两眼圆睁，眉发直竖。

1990年底，柳哲生赴加拿大探视儿女，不幸因脑溢血于次年2月18日病逝于加拿大士嘉堡医院，享年77岁。

空军的战功很好衡量，以击落敌机多寡行赏。早在1938年的5月5日，国民政府为了表彰和奖励在对日作战中击落日机有功的空军将士，曾特别设置了星序奖章。该奖章分为1星至10星共10个等级，每击落敌机1架，即增加1颗星，最高为10星。

在中国空军抗战史上，荣获该奖章最高级别者是柳哲生，他获得了9星星序奖章，即官方认可的击落敌机数量达到9架。他是中国空军抗战史上击落敌机数量最多的纪录保持者。

璧山空战中，有一名年轻的中国飞行员，他叫龚业悌。民国《璧山空战参战伤亡人员及损毁飞机详表》中这样记载：“第二十二队中尉分队长龚业悌，左前方机身因炮弹爆裂炸伤多处，机身前上方中二弹，滑油箱中一弹。人机均伤，飞回基地。”

写下那些日记时，龚业悌年仅23岁。在他中央航校的第六期33位同班同学中，抗战时期就牺牲了24名，还有8人受重伤致残，周身健全的只有一人。

就在这场异常激烈的空战之后，重伤的龚业悌再也无法飞上蓝天。

在之前的重庆另一场空战中，龚业悌击伤两架敌机，被几架敌机尾随，飞机机翼和副翼都被打掉了，他大腿受重伤，右臂也断了。当时，他右手无法拉动降落伞的开伞拉环，在空中坠落了几百米后，用左手托住已断的右臂才打开了降落伞，降落在丰都县。

当地的百姓人用滑竿把他抬往医院。消息一传开，远近村民纷纷赶来，瞻仰中国飞行员的风采。途经闹市，鬼城人民夹道欢迎，鞋子都挤落了，只为看一下在天上打鬼子的中国飞行员是啥样子。

“空战中天天有人牺牲，不能不悟透生死关。”龚业悌曾3次拒婚，谢绝家庭的安排、战友的介绍、女朋友的追求，两次战前留下遗书，并且在拒婚家书中写下“前程虽然远大，生命却如飘萍”的感慨。

命运的安排就是如此巧合，龚业悌三次受重伤住进南山空军医院，与护士长聂夔君从相识到相爱。半个多世纪来，龚业悌与聂夔君历经时局变幻风风雨雨，始终不离不弃。

1996年12月29日，抗战空军英雄龚业悌去世前，对聂夔君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去会老战友了，丧事一切从简，不要麻烦别人。”

“几天里，在梦寐中消磨，三月的江南，春意是初透了，我一点也未觉到。读你的信后，我探首窗外，才惊异地看到野草已青了，垅中的树已萌着新绿的嫩芽，我被这明媚的春华唤醒了，我得深深地感谢你。”1937年的春天，年轻的龚业悌用文艺青年的笔，给朋友写信，记下了南昌初到的绿意。

当航校招生时，这位家境清贫的湖南青年抱定“航空救国”的信念，毅然投笔从戎，来到笕桥。4_{年里由见习官升任副中队长。先后执行战斗飞行任务183次，单独击落日机3架，协同战友击落日机6架。同时，也携着敌人的炮弹片告别蓝天。}

在中国的抗战史里，龚业悌是万千个国家蒙受苦难时挺身而出的儿女之一。他的笕桥航校同班33名同学中，幸存者寥寥无几。像这样用日记的形式完整地记录了中国空军壮烈抗战史的，他是第一人，也是仅有的一人。

日记中，他详细记载了苏联空军航空志愿队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的情况，日记对他们的无偿援助和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也给予高度肯定。1937年10月至1938年1月，他随队接收苏联新机，并在大西北接受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的军事训练，与苏联战友建立深厚情谊。在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支援下，他飞西安、过襄阳、赴汉口，保卫大武汉，亲历“2·18”武汉大空战，此役单独击落九六式驱逐机一架。期间，与苏联战友一起，飞广州、南昌、九江等地，转战南北，警戒、拦截、寻歼在中国空域伺机轰炸的日机和轰炸日舰船。

在重庆解放前夕，龚业悌毅然参加“两航起义”，投身到建设新中国的历史洪流中。1985年，他将珍藏的抗战文物11件，捐献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作为永久收藏，其中就包括了他当年亲手写下的抗战飞行日记。

学者萨苏手里有几张照片，照片记载了那次空战，那是日军对成都的一次轰炸，对于已经丧失了空中抵抗力的一次进击，原本应该是轻松且惬意的。但当他们来到成都上空，却发现抵抗不仅在，而且还很顽强。只见一架中国战斗机不顾一切在向他们迎头冲来，只是一架，仅仅一架，如陨石一般，凌空向32架日军轰炸机组成的机群俯冲而来。

那一次，恰好日本记者在轰炸机里，又恰好将镜头对准了这架冲将而来的飞机。他单枪匹马如赵子龙般的雄姿被永远地记录在日本记者的电影胶片中。他率先对敌机发起攻击，当他发现自己的机枪威力太小，打不下日军大型轰炸机后，他毅然决然驾机撞了过来。这是一架双翼战斗机，这种飞机的起落架是不能收放的。

这名中国飞行员就是开着一架落后的双翼飞机，在32架日军机群里穿梭攻击。一个人，一架老旧飞机，毫不畏惧地迎向32架重型战斗机，在日军飞机中左冲右突，而后突围而走。

萨苏查找资料后发现，他是一名中国空军航校的教官。日本人的情报精准地得知，轰炸成都的时候，中国的空军战斗部队真的已经没有飞机了。这名教官显然是驾着自己的教练机起飞迎战的。他在回忆录中写了当时的事情。他没有重点写自己飞上天怎么与日军纠缠，也没有计算自己是否能够侥幸生还。他还有一句话：“我的学生都战死了，现在该我这个老师上去了。”

笔者没有查到这名教官叫什么名字，但看了萨苏这段记载，心情格外激昂。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中国人，一名老师，在成都机场丧失全部抵抗力的情况下，他一个人驾驶着教练机迎敌而去。那一刻他注定是抱着必死之心的。因为，他的学生们都先他而去，该轮到他了。那一刻，死，这件事情，于对阵只有一个人的一方来说，一定是觉得自豪的。因为，他代表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力量，即使是一个人，一架飞机。

无须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就是，那个大写的、带血的“中国”。

第十一章：不屈的大西南

巴蜀雄起

在日寇入侵、大敌当前之时，远在西南的四川却并没因为自己偏居一隅而退缩不前。血性的巴蜀子女无不慨然奋起，誓死抗敌。

卢沟桥事变爆发，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即通电全国请缨抗战，并发表《告川康军民书》。

8月，各路川军将领摒弃前嫌，接受国民政府的整编，组成两个集团军，开赴抗日前线。其后，川军足迹几乎遍布全国所有的对日会战。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深明大义，忍辱负重，慷慨赴死，以劣势武器，无数次与装备精良的日军进行殊死决战。

20军杨森部率先出川抗战，从淞沪会战伊始，无役不从，全师4000余官兵，仅存600余人，伤亡85%以上。

台儿庄战役中，川军122师师长王铭章奉命苦守滕县。弹尽粮绝中，腹部中弹周身血糊的王铭章，挣扎着高呼：“杀敌，抗战到底啊！”枪口对准自己脑门，“砰”的一声枪响……他的部下，重伤的300多川军官兵，不愿被俘受辱，大叫：“小日本必亡！”这些战衣破裂、伤痕累累的中国军人，拉响了手榴弹，消失在烟雾中……

1938年1月20日，汉口“万国医院”里，第7战区司令长官刘湘与世长辞，年仅48岁。清理遗物时，人们发现刘湘遗留的一张纸条，上面写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刘湘还留有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李宗仁将军曾说：“8年抗战，川军之功，殊不可没。”

就是这样一支装备低劣，缺衣少粮的地方军阀武装，在投身于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时，所表现出的无畏与勇敢令无数人侧目与敬仰。生命其实是很宝贵的，因为于一个人来说，只能有一次。然而，当民族危难之时，就有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宁可死，决不降！

或许，这正是巴蜀大地这块土地由来已久的特性使然。

近8年时间，四川百姓节衣缩食，勒紧裤带，支援抗战。山道上，时常可以看到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农民，肩挑背扛、络绎不绝地前往送粮。有些农民甚至靠吃“观音土”充饥，也要想尽办法，不拖欠半粒“公粮”。从1941年到抗战胜利的4年间，四川共征收稻谷总量约占全国总量的1/3。

在征粮捐款的同时，蜀地的百姓一边含泪把近300万子弟再送前线……

当时，全国抗日军队中不到10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四川人，正成了一句话：无川不成军。

那一年，安县县政府收到了一面出征旗，当众人展开这面出征旗时，全都大吃一惊——这面由一块宽大的白布制成的大旗，居中写着一个大大的“死”字！

旗子是曲山镇的老人王者成寄来的，他的儿子王建堂与朋友串联了镇上100余青年一起入伍，向政府请命杀敌。在他们开拔前，王者成专门为儿子制作了这面特别的旗子。出征旗的右上方写着：“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左上方写着：“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份。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这一年，为了那句“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四川多所大学内，“从军报名处”人头攒动，激昂的歌曲一刻不停，似乎没有一个人能安稳地坐下来去读“圣贤书”。学生纷纷报名，已订婚的推迟了婚期，免服兵役的独子坚决从军……就连一些高官子弟也踊跃报名，这其中就有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张群的公子张继正等。

当年，冯玉祥将军以“中国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总会会长”身份，从重庆出发，走遍全川20多个县市，进行为期1年的巡回演讲，掀起了四川民众爱国募捐的高潮。

江津县白沙献金会上，1万多名男女学生齐跪在地，哭着哀求名流士绅：“请你们救救我们的国家，救救我们苦难的民族吧！”众人泪流满面，有的当场慷慨解囊，有的当场褪下了金表、金戒指、金手镯……

在泸县献金会上，一群乞丐捐出了用破碗盛着的活命钱；一群断手残脚的伤兵相互搀扶着，捐出了他们靠编藤椅、制雨伞义卖得来的1万多元钱……

冯玉祥，这位刚毅耿直，从来流血不流泪的老将军，双手接过这些钱，感动得热泪滚滚，四周的人也哭作一团……

随着国民政府搬迁重庆，战略中心转向西南。中国空军“航空委员会”迁设成都，空军机械、通信、军士、参谋、防空等学校先后迁来或在这里创建，并一度成立空军轰炸总队，形成了当时中国空军最大的教育、训练基地。同时，对日作战的空军总指挥部、空军第3路司令部、空军第5大队部的作战飞机，也驻扎在以成都为中心包括温江、双流和新津等地的空军基地。显然，成都成了当时中国空军最大的指挥中心。

为配合友军的重大战略实施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四川修建了多座大型机场，广汉、新津、邛崃、梁平……

作为敌人重点轰炸的大后方，四川百姓在每天生活在被空袭的恐惧里，面临家破人亡苦难的同时，亲手参与了那些公路与机场的修建。

为打通抗战交通线，四川200多万民工担起了川陕、成渝等公路的修建和空军基地的赶修任务。他们吃糠咽菜，衣衫褴褛，风雨无阻，硬是凭着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和简单原始的工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交通史上的奇迹。

来自四川29个县的50多万民工，日夜赶修，新建扩建这些可以停放各型飞机的停机坪与跑道、塔台。

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场面，几公里的跑道上，昼夜赶工，人就像一大群蚂蚁。广汉机场是轰炸机场，从川西平原的十个县，来了10万名民工。全部是人力劳作，人拉肩扛。没有任何施工机械，农民从家里自己带来锄头、簸箕，就靠这些简单的农具，完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轰炸机场、驱逐机场等机场群的修建，使四川成了对抗日寇侵略的空中力量后方基地。

对王家墩机场的轰炸

老武汉人都知道王家墩，王家墩这个名字既久远又熟悉。它是与机场联系一起的，提起王家墩，就知道，那里有机场。提起机场，立马也会想到王家墩。

机场很老了，是在1935年的时候建起来的，后来经过了数次整修，成了华中地区较大的中转站和集散地。

抗战前期，中国空军利用这个机场，从这里起飞，去往日本的福冈与九州，扔下了数百万张传单，而后又回到武汉。创造了第一次“纸片”轰炸日本本土的纪录。

苏联航空志愿队的飞机也是从这里起飞，越过台湾海峡，一举炸毁日机40架，并烧掉了一个大油库，使被日军占领的松山机场足足瘫痪了一个月。

汉口王家墩机场，成为日军的“心头病”。

武汉沦陷后，日军将王家墩机场整顿为能停放200余架各式战机，各种保障条件一应俱全的日本空军在华重要基地。

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经回国休整和补充之后，再次来华，返回汉口机场。汉口集中了日本海军第1、第2联合航空队和陆军第3飞行团的200余架各式飞机，王家墩成了日军袭击中国内地的基地和大本营。大部分飞机都是从这里起飞，前往成都、重庆、兰州等地执行轰炸任务。

1939年，新的一批苏联志愿队轰炸机联队来华，进驻成都机场，我远程打击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为了迟滞日军的轰炸行动，中苏空军决定联合行动，对汉口机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攻击。

这是大队长库里申科来华后第一次执行的对武汉轰炸任务，他知道，日军占领武汉后，将汉口机场作为了日军对成都和重庆实施袭击的基地，必须狠狠地教训一下这些猖狂的强盗。10月3日上午，成都太平寺机场一片轰鸣声响起，随即，9架飞机直刺蓝天，苏联志愿航空队轰炸机队在库里申科率领下，由中国飞行员领航，每机携带100公斤炸弹10枚，直奔武汉王家墩机场而去。

中午时分，机群飞抵汉口。库里申科从空中望去，只见机场上停放了上百架飞机。日军对中苏空军的长途袭击能力估计不足，毫无准备。

恰在此时，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的6架新到达的“96”陆攻轰炸机刚飞到机场。日本第一联空司令官冢原二四三少将等军官都在战斗指挥所门前迎接。我机群呼啸着飞临机场上空，开始实施轰炸，由于事前准备了详细的机场资料，因此轰炸时仅作一次通过即投放了全部炸弹，机场立即成为一片火海。

伴随着混乱的惨叫声以及炸弹撕裂的声音，日海军木更津航空队副队长石河中佐、鹿屋航空队副队长小川中佐及士官5名当场被炸死，冢原二四三被炸掉左臂。40多架飞机被炸毁，油库和航运器材库一部分也被毁坏，苏联飞机仅一架负伤。9架轰炸机于下午悉数返航，降落成都太平寺机场。

仅仅过了11天，苏联志愿队航空队以20架轰炸机再次出现在武汉王家墩机场，此次各机根据上次轰炸的经验，除携带炸弹外，又追加50公斤燃烧弹和14公斤杀伤弹多枚。中午时分，第2批6架轰炸机抵达，此战共炸毁日本轰炸机66架，战斗机37架，炸死日本飞行员60余人及陆海军官兵300多人，在当时，这是日本遭受到的一次沉重打击。

翻开70多年前的杂志《现实》，1939年第6期发表了文章《中国神鹰轰炸汉口二日记》，具体而生动地报道了那两次轰炸的情形：

“轰炸员的手摇动了投弹机柄，躲在炸弹仓里的炸弹，肥的，矮的，瘦的，长的……在黑仓中闷够了，现在他们哗哗而下……以火与裂开的弹片去吻抱地面上的心爱物。

“一部分炸弹用在追击日人汽车奔逃的蛇阵，这地带是太大了，通往江边去的路，左右是跑马厅的建筑物，里面又是日军军火储藏库，炸弹被纷纷地投下去，一阵一阵烟火爆起在目标上，结成很多焚烧的曲线火山。

“……汉口机场上一团纷乱，汽车把矮壮的驱逐机队员送往场南的驱逐机上去。屡炸重庆的九六式重轰炸机，战颤地躲在沙堡里，静候上空的鞭笞。

“手摇机摇出哭泣的警报声，机场四周的高射火力阵地，都来不及开火，苦力们趁机逃向场外棉田中。

“许多的炸弹声，已先飞机声而落下来，一团团黑点，由小而大，落在机场上，落在日本飞机旁，场中烟火冲天，飞机一架一架着火。驱逐机第一批离地3架，火速翻到场外，第2批飞机3架刚离地，即被地面爆炸的弹片击下来摔得粉碎。场部的航空机械人员，被两颗炸弹的弹片所毁灭，肉挂上夹竹桃的枝头。”

据记载，库里申科的战机正是这在第2次对武汉实施轰炸时，飞机被击中，迫降于长江而不幸身亡的。

奥田之死

与重庆一样，成都也成为日军重点攻击的目标。侵华日陆、海军航空队早就盯上了中国后方这一战略要地，妄图将它从地图上抹掉。对成都地区进行无差别战略轰炸，其目的同样是给中国后方施加压力，动摇军心民气，逼迫蒋介石投降。

其时，国民党空军主力已撤退大西南，将战斗机配属重庆，以保卫陪都，又将装备苏制图波列夫SB-2、伊留申DB-3轰炸机的我空军1大队及苏联志愿队轰炸机大队主力驻留成都，并适时出击，给予反击。

武汉被炸，日本海军航空兵损失巨大，这让荣誉感极强的他们非常恼怒，发誓要对袭击他们的中苏空军实施报复。1939年11月4日，派出了在武汉的所有“96”式陆轰机72架，由第13航空队司令“轰炸大王”奥田喜久司大佐指挥，直奔成都。

奥田出生军人世家，是日本海军早期轰炸机部队重要的领军人物之一。有所谓“轰炸之王”称号，曾在演习中将炸弹直接投进了靶舰的烟囱，夺得了刻有“爆击之王”字样的短剑。他将短剑一直携带在身边，直到被击落后成了中国空军的战利品。奥田早年任过海军航空兵的轰炸教官，曾以“天皇侍从武官”的身份参加过国际联盟世界裁军会议，并且担任过神威号水上飞机母舰舰长、联合舰队航空本部总务课长和海军第13航空队司令，多次指挥和参与轰炸南京、武汉、重庆等地，罪行昭彰。

当天，日军的轰炸机群从武汉王家墩机场起飞，一直向西飞去，那里是中国抗战重要的后方基地——成都。机群里包括第13航空战队的36架96G3M轰炸机，鹿屋航空队的18架轰炸机和木更津航空队的18架轰炸机。这是一次日军罕见的大规模轰炸行动。

由奥田指挥这次大规模的轰炸，似乎不太正常，因为鹿屋和木更津航空队都属于第1联合战队，与他指挥的第13航空战队属于平行关系，互不统属。

在苏联航空志愿队的轰炸中，日海军木更津和鹿屋航空队损失惨重，统领他们的第1联队司令官冢原二四三被炸掉左臂，短期内无法指挥部队，所以，这次行动由奥田指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奥田把出击部队分为两个方阵，第1方阵是他亲率的第13航空战队36架轰炸机，第2方阵则是鹿屋和木更津航空队的另外36架轰炸机。第2方阵的具体指挥，仍然由两航空队的军官自行负责。因为奥田对他们也是不熟悉的。

由于日军装备的“97”式战斗机还没有足够的航程可以掩护这种远距离轰炸，奥田采用将轰炸机密集编队，依靠各机机枪和火炮相互配合组成火网来进行防御。每架“96”式G3M中型轰炸机装备有1门20毫米机关炮和3座机枪炮塔，在当时算是很不错的自卫火力。这种做法，在美军B-24、B17轰炸机对德国，日本的战略轰炸中，也是常用的战术。

日军此次行动虽然在空中力量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但其急于报复的心理使这次轰炸的准备并不充分。由于飞机多为修复的战伤飞机以及刚刚运来尚未磨合的新机，途中日机不断出现故障返航，先后有18架飞机退出战斗，真正到达战场的只有54架轰炸机。

中国空军迎战的部队，是第5大队全部34个中队，包括27中队，中队长谢荃和，装备法国道华玎D510战斗机的7架，苏制伊-15战斗机7架。26中队，中队长段文郁，装备苏制伊-16战斗机6架。29中队，副中队长邓从凯，装备苏制伊-15战斗机9架。虽然数量上处于劣势，但由于中国空军的战斗机更加灵活，装备有高空作战所需的氧气面罩，特别是邓从凯等人无畏的突击，冲散了日军防卫阵型，最终取得了此战的胜利。

4日凌晨，驻成都中国空军第3路司令部获悉日机即将来袭的情报，立即命令第5大队起飞29架驱逐机严阵以待，准备给日机以迎头痛击。第29中队长马国廉、副中队长邓从凯奉命率伊-16驱逐机9架在成都上空巡逻。第5大队副大队长王汉勋率第26中队6架伊-16驱逐机在温江上空警戒。第17中队的7架法国“地瓦丁”战斗机与27中队的7架伊-16驱逐机则梭巡于成都、温江空域。

中方空军的地面情报网得悉报警，5大队等部分两批出动拦截，29中队的副中队长邓从凯率先冲入敌机群，咬住敌带队长机不放，从成都上空一直追到仁寿与简阳交界处，终于将敌机击落，那架敌机摇摇晃晃落在简阳县三岔坝的观音桥约10公里处的山坡上坠毁，机上日飞行人员全部毙命。

地面的防空司令部立即派人至敌机坠落现场，找到了飞机残骸。在清理遗物时，发现有中国驻成都军政机关详细位置的地图、刻有“爆击之王”的佩剑和奥田大佐的印章，此外还有一个内装小佛像的银盒。经对机上的有关资料核查，证明这正是日海军第13航空队司令官奥田的座机。

在激战中，邓从凯的座机也中弹多处，迫降时在仁寿县向家场撞树牺牲。飞行员段文郁在激战中腿部中弹2发，仍追击敌机，将其击落，段文郁也因为失血过多昏迷，飞机失控坠毁在金堂县境内牺牲。

奥田的死对日军震动很大。日本海军航空兵名将入佐俊佳（后来的大凤号航空部队指挥官）听到奥田的死，黯然摘下了自己的军衔章，说道：“我出击的时候就不带任何表明身份的东西了，死了，就无名地死掉吧。”

在11月4日的成都空战中与奥田同时被击毙的还有在日军中很有名气的两名飞行员。一个是森千代次大尉，淞沪会战一开始，他就投入了侵华战争，任日海军鹿屋航空队轰炸飞行队第3分队长，曾率6架“96”式攻击机空袭南京、武汉、重庆、梁山等地；另一个是细川直三郎大尉，曾任日海军木更津航空队第3分队长，曾率5架“96”式攻击机袭击南京、兰州等地。他们都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最终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床头的飞机残骸

彼时，在中国的大西南，有一个美丽的女性在等待。她叫林徽因。林徽因在世时床头墙上挂着一个黄绫包，里面包着两块飞机残骸。一块是当年徐志摩在济南白马山坠机身亡时，应林徽因所嘱，前去收尸的梁思成专门带回失事的一小块飞机残骸。另一块是弟弟林恒战死长空后，梁思成在林恒的遇难地找到并带回李庄的一块飞机残骸。

两块残骸寄托了林徽因一生的爱情与亲情，也使得身体并不是特别好的她，过早得离开了人世。

因父亲林长民去世，林徽因的母亲与三弟林恒便跟梁家一起生活。“七·七事变”时，已考取了清华的林恒受抗日爱国风潮影响，毅然决定退学，转而报考了空军军官学校，成为中国空军航空学校第10期学员。

事情往往巧合，那一年冬天，梁家在雨雪交加中赶往昆明，在湘黔交界的晃县，林徽因突患肺炎病倒。梁思成携妻抱子，在泥泞街路的小县城里到处寻找客栈。几次联系未果之时，偶然遇上了一批也向昆明撤退的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的第7期学员。见到林徽因生病，年轻的学员们将他们暂时寄宿的房间腾出一个，让林徽因和孩子、老母躺下。也正是晃县这次重病，使梁家与这批飞行员相识相知并结下了深厚友谊。

这是一批抗战前夕投笔从戎的爱国青年，大多数家乡沦陷。熟悉后，每当休息日，他们总是结伴来到昆明梁思成家，把梁、林当作长兄长大姐看待，对他们诉说乡愁和种种苦闷。巧合的是，已经是空军航校第10期学员的林恒，不久也奉命撤往昆明。因这层关系，梁家与这批航校学员的友谊更加密切。一身戎装的青年军人与长衫布褂的知识分子，在昆明共同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

每逢舅舅来，两个孩子总是格外高兴，舅舅给他们带来亲手做的飞机模型，还带来用子弹壳做的哨子。孩子们最喜欢舅舅讲战斗故事。那些故事，不是林恒编的，故事的主人公，大都是早他一两年毕业的弟兄，而且他也即将毕业，很快要成为那些英雄故事的主人公了。也和孩子们一起听故事的萧乾被深深激动着，不久，那篇在当时文坛颇有反响的《刘粹刚之死》问世了。

一年后，这批学员毕业了，作为战斗机飞行员要去对日作战。由于学员中都没有亲属在昆明，毕业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被邀请做了他们第7期全班的“名誉家长”，出席毕业典礼并致词。

据梁从诫回忆，当时国民政府空军装备老旧，结果抗战没有结束，这批学员便在一次次与日寇力量悬殊的空战中牺牲了，没有一人幸存。因为多数学员家在敌占区，他们阵亡后，部队便把一封公函和一个小小包裹——一一份阵亡通知书，几个日记本、一些信件和照片等私人遗物寄到梁家。

每一次接到遗物，作为“名誉家长”的林徽因睹物思人，都要哭上一场。当时梁、林没有想到，此种做法后来竟成为这支部队的惯例。当梁家迁往四川李庄后，双方只靠通信联系，但部队仍按原有的惯例向梁家不断寄阵亡飞行员的遗物。此时林徽因已重病在身，难以承受一次次感情上的打击。

梁思成为了保护妻子，每有阵亡飞行员的遗物寄来，便默默藏起来，不再声张。未过多久，刚刚从航校毕业的第十期学员林恒，也在成都上空阵亡了。

梁思成得知噩耗，没敢立刻告诉爱妻，借到重庆出差的机会，匆匆赶往成都收殓了林恒的遗体，掩埋在一处无名墓地里。为了向林徽因的母亲隐瞒这一不幸的消息，梁思成归来后，把林恒的遗物——一套军礼服和一把毕业时由部队配发的“中正剑”，小心翼翼地包在一个黑色包袱里，悄悄藏到衣箱最底层。后来老人还是从邻居口中得知了真情，悲痛欲绝，当场晕厥。

与自己的母亲相比，林徽因得此消息，尚能直面惨淡的人生，承受住了感情打击。梁思成还专门在林恒的遇难地找到了一块飞机残骸，带回了李庄。后来，林徽因把这一块残骸挂在自己的床头，以示永久纪念。

梁思成在给他的好友费正清、费慰梅夫妇的信中写道：“刚到李庄不久我就到重庆去为营造学社筹点款，而后徽因就病倒了，一病不起，到现在已有三个月。3月14日，她的小弟林恒，就是我们在北总布胡同时叫‘三爷’的那个孩子，在成都上空的一次空战中牺牲成仁。我只好到成都去帮他料理后事，直到4月14日才返家，我发现徽因的病比她在信里告诉我的要严重得多。尽管是在病中，她勇敢地面对了这一悲惨的消息。”

在寄费正清夫妇的同一个信封里，林徽因加补了一张字条：“我的小弟，他是一个出色的飞行员，在一次空战中击落一架日寇飞机，可怜的孩子，他自己也被击中头部而坠机牺牲了。”这句话后来被费慰梅记录于她所著的《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中。

与费的记录不同的是，梁从诫在谈到林恒阵亡情形时说：“那一次，由于后方防空警戒系统的无能，大批日机已经飞临成都上空，我方仅有的几架驱逐机才得到命令，仓促起飞迎战，却已经迟了。三舅（林恒）的座机刚刚离开跑道，没有拉起来就被敌人居高临下地击落在离跑道尽头只有几百米的地方。他甚至没有来得及参加一次像样的战斗，就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尽管林徽因与梁从诫母子说法不同，但林恒在抗战中为国捐躯当是铁的事实。

林恒不幸牺牲，尽管林徽因以惊人的毅力强抑住内心的悲恸，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梁家仍没有完全从林恒阵亡的阴影中摆脱出来。

金岳霖去看梁思成一家，林徽因不觉悲从中来，当她躺在病床上叙述弟弟的往事与阵亡的经过时，几度泣不成声。坐在一旁静心聆听、极富理性的老金，禁不住为失去这位年轻的朋友而痛心疾首，潸然泪下。

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被迫参战，开始向中国提供新型飞机，在印度等地为中国培养新一代飞行员。而这个时候，梁家在昆明认识的那批老飞行员，除了一位叫林耀的伤员外，已全部壮烈殉国。

首先阵亡的是陈桂民，一个号称可以在天上用手枪和日军对打的广东小伙子；之后是叶鹏飞，也是广东青年，很瘦，居然遇到两次飞机故障，都跳了伞。国家贫困，资金匮乏，叶鹏飞觉得没脸见人，发誓决不再跳伞。在一次警戒飞行回来的时候，叶鹏飞的飞机又出现了严重故障，长机命令他跳伞，可他没有服从，和飞机一起坠向大地。过了几天，被称为音乐家的黄栋权也阵亡了，身体被摔得粉碎，无法收敛，只留下了照片。至此，林徽因和梁思成这对名誉父母，他们的干儿子们全部阵亡。

这些烈士没有一人死在陆地，全部牺牲在惨烈的对日空战中。他们的遗体被埋藏在远离故乡和亲人的地方，纪念着他们的，也许只有梁氏一家。据梁从诫回忆：“每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中午12点，父亲都要带领全家，在饭桌旁起立默哀3分钟，来悼念一切我们认识和不认识的抗日烈士。对于我来说，那3分钟是全年最严肃庄重的一刻。”

1944年秋，衡阳大战爆发，梁家认识的老飞行员中，最后的林耀也不幸被敌机击中后失踪。林耀的战机残骸和本人一直未能找到。林耀的罹难，对梁家特别是林徽因在感情上再度造成了重大创伤。

于深深的哀痛中，林徽因提笔在病床上写下了酝酿已久的诗行《哭三弟恒》。

诗成时，离林恒殉难已3年。林徽因所悼念的，显然不只是自己弟弟一人，而是献给抗战前期她所认识的所有那些以身殉国的飞行员朋友们。

假使在这不可免的真实上

多给了悲哀，我想呼喊

那是——你自己也明了——

因为你走得太早

……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终于，日本侵略者投降。消息传来，贫病交加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欣喜万分。林徽因拖着虚弱多病的身体，坐轿子到茶馆去，这是她4年来第一次离开她的居室。她要用自己特别的方式，以茶代酒，庆祝抗战的胜利。梁思成兴致勃勃地从重庆回到李庄镇后，把家里仅有的一点钱，买了肉和酒，请了黄宗江一起相庆。林徽因也开了不喝酒的戒，很痛快地饮了几杯。

人们不会忘记，相对于日寇对中国人的血腥屠杀，作为学者的梁思成却在特定情况下，保护了日本的古建筑。

1944年，太平洋战场进行战略反攻，美国的李梅将军指挥美军对日本本土实施了大规模轰炸。时任“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编制一份沦陷区的文物建筑表，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注出其位置。他同学生罗哲文不分昼夜地绘制地图。

在地图中，梁思成特地标注了两个地点，日本古都京都和奈良。当地图呈递到盟军司令部时，盟军的布朗森上校十分困惑，他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中国学者要保护敌国的古建筑。

梁思成说：“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像奈良的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之一，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是鉴真大师颇为赞赏的一句偈语。1200多年后，梁思成的义举无疑是对这句偈语的最佳诠释。特别是在整个民族同仇敌忾的愤激氛围中，能保持一份学者的冷静和理性殊为不易。

由于梁思成的提议，古都京都和奈良在盟军的猛烈轰炸中奇迹般得以保全，遍布二都的宫殿、城墙和寺院也毫发无损。这件事一直到1986年才被披露出来。为此《朝日新闻》刊发了题为《古都的恩人是中国学者》的文章，盛赞梁思成的义举；日本古建筑权威福山敏男也满怀感激地说：“梁思成先生是我们日本的大恩人，是他在二战中向美国提出了保护奈良和京都的建议，我们的古都才得以免遭滥炸而保存下来。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值得一提的是，梁思成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观念及其践行，甚至要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早了近30年。

更重要的是，这种选择建立在超越国仇家恨的基础之上。诚如其子梁丛诫所言：“我父亲做出这个建议是不容易的，我们家有两个人直接死在抗日战场。”

1972年元旦刚过，71岁的梁思成病逝于北京自己的寓所里。他比妻子林徽因多活了17年。林徽因的墓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整座墓体由梁思成亲手设计，除了“建筑师林徽因墓”聊聊数字外，墓身没有一字遗文。“文革”中她的墓被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砸碎；她在病榻上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所画的图稿被付之一炬，她成熟时期的诗作文章，也有很多在浩劫中毁失殆尽。梁思成的骨灰安放于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用骨灰堂，跟林徽因墓只一箭之遥。

西南联大的骨气

在外敌入侵面前，中国知识分子是有骨气的，不仅仅梁思成、林徽因两个人。

当年处于风雨飘摇、颠沛流离中的西南联大的教授，自己不能亲手杀敌，纷纷送儿子参军。联大3位常委都率先做出了榜样：张伯苓之子张锡祜早已成为空军飞行员，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和蒋梦麟之子蒋仁渊去参战部队当了军事译员。不仅如此，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之子查瑞传，当了参战汽车部队驾驶兵。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之子冯钟辽，也去参战部队当了军事译员。

西南联大，一所在共同目标驱使下、由不同学校联结而成的临时学府，一个不甘于沦为殖民教育的学界群体，在强虏铁蹄踏来之时，颠沛流离三千里，一路播撒着传奇。死亡、困苦、轰炸，愈发激起他们思想的活力，精神由是贲张，大师由是孕育，佳话由是传唱。

从另一种意义说，要感谢那场战争，正是因为在战争那个特殊的客观情况下，才显现出先生们那般隐忍不屈、执着不弯；才锻造出学子们那般胆魄铮铮、激情四溅。在艰难的岁月里，他们不仅仅能够继续着在自己的科学探究上为民族乃至人类做出贡献。而且呐喊着、咆哮着，从心底咏唱着“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的诗句，奔向战场，用生命验证着民族精神的顽强与不朽，延续着中华文化永续的血脉。

“八百学子去从军”“国之不保，何以安学”。自有联大以来共求学8000学子，参军抗日的有1100多人，每100人中便有14人投笔从戎。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在炮火纷飞中，这些热血青年唱着他们的老师冯友兰写的校歌，义无反顾地奔向了杀敌的前方。

马继孔，山东人，清华土木工程系学生，1937年到学校报到后，发起回乡抗战，组建游击队。他制造的土火箭，可飞150米。后来，他成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参谋长。1949年后，做了云南省委书记。

大反攻前，需要军事译员，联大学子报名参加紧急培训，直接补充部队。

清华早年学子孙立人将军见到联大的翻译官就像见到老校友，他要他们面对美军不卑不亢。

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战区的战绩，美国总统于1945年7月6日预立指令，授给做出卓越功绩的人员以铜质自由勋章，共300余人，上自傅作义等高级将领，下至基层军官、技术人员。在52名受奖的翻译官中，有西南联大学生16人。他们代表着西南联大所有从事译员工作的同学获得了这项荣誉。

青年诗人穆旦，是联大的留校教师。穆旦原名查良铮，与著名作家金庸（查良镛）为同族的叔伯兄弟，皆属“良”字辈。20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一些专家推崇其为现代诗歌第一人。当年，诗人也报名参加了远征军，任职于杜聿明的第5军军部，参加了野人山大撤退。

“因为森林遮天蔽日，听得到来空投的飞机，但却见不到飞机。”“前卫团留下的尸体白骨一路不断。帐篷里死亡的官兵尸体整整齐齐，先死后死的官兵死人排队。”在那个著名的诗作《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里，穆旦描述了他的亲身经历，那被蚂蟥蚂蚁肆虐啃噬后留下的一路白骨，那让人几乎丧失意志力的可怕的热带雨林。

缪弘有诗《血的灌溉》：“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你，我，谁都不曾忘记。”缪弘来自联大外文系，他参加了中美特种部队，后来牺牲于芷江的一次攻击作战。这位可以用外语写中国律诗的清癯瘦弱的文化人，用行动与鲜血印证了自己的诗。时为1945年7月，抗战马上就要胜利了！

1938年9月13日，联大学子初次在美丽的春城听到了凄厉的空袭警报声。9月28日，9架敌机对准昆明疯狂地投下了炸弹，联大租来作为教职员和学生宿舍的昆华师范学校被轰炸。

联大诗人赵瑞蕻发出愤怒的呐喊：“从天上来的，从天上打回去！”

于是，在1939年至1942年，西南联大有一股报考空军飞行员的热潮。当时，日寇占尽空中优势，国民党当局因空军飞行员紧缺，决定在大学生中招考飞行员。许多联大学生勇赴国难，踊跃报考，有12人被录取。他们走进昆明巫家坝空军航校大门时，大门两侧的对联写道：“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被录取的联大同学们都清楚地意识到，这将是他们英勇报国的开始。

经过短期飞行训练后，联大出身的飞行员又先后到美国继续接受各种飞行训练，包括初、中、高级的教练机飞行训练，和毕业后的作战飞机训练，为期不到一年。

这些飞行员有的负伤，有的战死，他们为国家，也为联大争了光。

对于联大的领头人张伯苓来说，这种举家报国似乎要更早一些。因为，早些年，他就亲手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了空军，淞沪抗战，儿子牺牲于“8·14”空战之时。

张伯苓和夫人王淑贞一共生育了7子1女，但是只有4个儿子长大成人。4个儿子似乎都遗传了父母的优良基因，个个英俊挺拔、高大威猛，认识张家的人都说张家一门4虎，好生了得。张伯苓对这4个儿子的要求非常严格，他常说：“我不给孩子留财产，我给他们留德。”

在张伯苓的教育下，他的4个儿子德智体全面发展，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有所成就。

张伯苓年轻时以优异成绩考入水师学堂，1894年，张伯苓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参加了中日甲午战争。此役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张伯苓亲眼看见第一艘兵船才出海，就被日舰击沉。他含泪饮恨与众人返师归来。目睹国帜三易，张伯苓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决心从海军退役，投身于教育事业。

小儿子张锡祜是张伯苓最钟爱的孩子。张锡祜长大成人之后身高在两米开外，因此外号是“长人”。他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张锡祜热爱运动，是个优秀的运动员，就读于南开中学时，曾代表天津参加在杭州举行的全国运动会，在校内小有名气，是和“海怪”严仁颖齐名的“陆怪”。

上高中2年级时，国民政府在杭州笕桥初建空军学校，在全国范围内招生。满怀雄心壮志的张锡祜在征得父亲同意之后，前去应考，凭着良好的文化素质和身体条件，被录取为军校的第3期学员，望子成龙的张伯苓亲自将儿子送入学校。

在学校里，因为个子高，每次重要的集会，都是张锡祜举旗，走在最前面。人说，笕桥两景，一是队伍最前面身高两米的大个子张锡祜，一是队伍最后面的独臂人石邦藩。1934年，张锡祜从空军学校毕业，张伯苓作为学生家长应邀参加了毕业典礼，并代表全体学生家长，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

毕业之后，张锡祜任空军第8大队第30中队队员，驻防江西，先是担任空军某队队长，后奉命赶赴抗日前线。1937年的元旦过后，他与未婚妻张乐民在南京订婚，刚刚订婚，就接到命令开赴战场，他作为中国空军飞行员，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

张伯苓得知儿子上战场的消息之后，在南开中学向学生讲话时还兴奋地说：“前几天我接到四儿子的来信……我不因为儿子赴前线作战，凶多吉少而悲伤，我反而觉得非常高兴。这正是中国空军历史上光荣的第一页，但愿他们能把这一页写好！”作为父亲，他将对儿子的担心深深地藏在了心底。

1937年，张锡祜奉命执行轰炸日本侵略军的“出云”舰的战斗任务。临行前，他给父亲写了这样一封信：

父亲大人：

……

男等现已奉命出发，地点因系秘密性质，函札之中不敢奉禀！一俟有妥善之通讯处，当再禀知！儿昨整理行装，发现二物足以告禀于大人者，其一即去年十月间大人于四川致儿之手谕，其中有引孝经句：“阵中无勇非孝也！”儿虽不敏不能奉双亲以终老，然亦不敢为我中华之罪人！遗臭万年有辱我张氏之门庭！此次出发非比往常内战 ！生死早置之度外！望大人勿以儿之胆量为念！其二即为去年十月间绥东抗日时空军出动前委座之训词，今随禀奉上，望大人读此之后不以儿之生死为念！若能凯旋，当能奉双亲于故乡以叙天伦之乐，倘有不幸虽负不孝之名，然为国而殉亦能慰双亲于万一也！

家中情形不知近日如何？母亲大人不知是否南下？儿意最好请母亲入川与二哥同住，因沿海各省一旦开战将无一片静土！母亲一生历尽磨难，而当晚年又遭此变乱，其不使老人太过痛苦耶！不知大人意下以为如何？大人在京如零星事物，可找乐民代办，彼前曾来信托儿转禀，日来准备颇为忙碌，时间仓促余容再禀，专此敬请

金安

男锡祜谨禀

这封信竟然是张锡祜的绝笔。此次出战，张锡祜虽然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但十分不幸的是机毁人亡，牺牲在江西南昌。

1937年8月14日，日军登陆淞沪战起，张锡祜奉命由江西吉安飞赴南京对日作战，当时气象测报不良，又急于炸敌，冒险飞行，终因天气恶劣，在江西南昌失事殉国。时年26岁。

时，张伯苓正在重庆。他接到儿子战死疆场的噩耗，默然半晌，对陪伴左右的张锡祚说：“我早就把他许给国家了，遗憾的是，他还没有给国家立功。”

为了避免夫人受到精神上的刺激，张伯苓一直隐瞒着儿子的死讯。当夫人问起时，他就以孩子去美国培训为托词搪塞过去。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张伯苓看再也隐瞒不下去，就语重心长地对夫人说：“一个军人的职责是打仗，老四已为国捐躯，这是意料中之事，一直瞒着你，是怕你伤心过度，你是明理之人，事情已是如此，望你不要太伤心。”

闻听此言，王淑贞强忍悲痛，一言不发。第2天，等到张伯苓出门之后，她便要三儿媳瞿安贵陪着她来到泥娃娃三爷面前，坐在椅子上放声痛哭。她哽噎着说：“我早预料到老四牺牲了，可我总希望老天爷在天之灵能保佑我的孩子回来！”从此以后，性格坚强的她再也没有提过四儿子的事，尤其是在丈夫面前，更是无论如何也不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悲伤之情。她是怕自己的过度伤感会影响到丈夫的情绪，给他添乱，暗自强忍丧子之痛。

张伯苓自小看到国弱民贫，一心想报效国家，从甲午海战的失利中，他得出了教育比军事更重要的结论。于是他倾其全部精力物力办了南开小学、中学和大学。周恩来、朱光亚、吴敬琏、曹禺、周光召等都是他的学生。

他鼓励自己的学生要一专多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之人。他要求学生们强身健体，摘掉中国人“东亚病夫”的帽子，全力承办远东运动会，资助刘长春等人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甚至倡导中国要承办奥运会。当他听到中国人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的赛场上时，老人激动得泣不成声。

当列强入侵中国时，他毅然地将心爱的4儿子送到了战场上，“国之不存，家又何为。”

秋日的天津元宝山纪念园阳光明媚，张伯苓一家静静地卧在青翠的松柏之中，树枝围拢着这一家人，像是要和这些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贡献的先辈们摇手致意，先生的目光望向前面，带着果敢与坚毅。

有风鼓起，像述说先生常说的话语：“有我在，中国不亡！”

战争中的西南联大是一个奇迹，抗战之时的民族抗争，表现于人才培养，首推的应该是这所学府。它不仅传承了文化，更播撒了精神。一种生生不息的追求，一种博大宏阔的胸襟，一种坚毅顽强的努力。无论于课堂上，还是于战场上。

第十二章：要有中国自己的空军

偌大中国没有自己的空中卫士

“要有中国自己的空军”。这句话是斯大林说的，确切地说是斯大林的建议。那一年，在克里姆林宫里，斯大林叼着烟斗，从袅袅升起的烟雾里，对前去请求军援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杨杰说的。

或许，面临东西两面对红色政权的巨大压力，以及国内危机，这位铁腕领袖对邻国的客人说了一句实在话。是啊，予人以鱼不如予人以渔。70年前，这位格鲁吉亚人就明白了那句话：你懂的。

杨杰，这个熟知多国语言与国情的军事家兼外交家太明白斯大林话里的含义了。他知道，这当中有着许多的善意提醒，也蕴含着些许的讽刺。

一个4亿多人口，有着3000年文明史的大国，竟然自己造不出飞机，要靠四处化缘，仰人鼻息。中国的飞行队伍，要靠人家来培养，老师竟是洋人。

回国后，杨杰将苏联军援谈妥的事汇报完后，特意将斯大林的建议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认真地看了那份报告，特意关注了斯大林说的那段话：“制造飞机并不困难，难的是制造发动机。苏联可向中国提供发动机，飞机由中国自己制造……如果中国想站起来，应当发展自己的空军和炮兵。中国有能工巧匠，苏联提供设备……中国有了自己的空军、炮兵和石油，有自己的重工业，就能打败日本。”

他在斯大林这些话上用毛笔画上了圈圈，又加了一些三角符号。此时的蒋介石何尝不想有自己的空军和炮兵，何尝不想自己的头顶上有一片安全的、任何时候都不必担惊受怕的天空？

不是不想，是不能够。

因为，中国太穷，工业与科技基础太差。

自然，飞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飞行是一门科学，空中飞行要依靠动力脱离地球引力，将载人物体按一定目的返回地面。这看似简单，其实相当复杂。

尽管中国古代发明和创造的奇肱飞车利用风力载人从重庆飞到了郑州。尽管风筝、火箭、孔明灯、竹蜻蜓等中国早期民间飞行器械，被认为是飞行器的雏形，对现代航空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载人飞行于中国而言，依然复杂而难以突破，落在西方后面。

在1903年莱特兄弟制造出人类第一架飞机的5年后，中国旅美青年做了飞行表演，观众中有一位头戴白色巴拿马遮阳帽，手拄黑色木杖的广东同乡，他叫孙中山。表演结束，孙中山发表演说，他的第一句话是：“吾地中国有杰出人才！”孙中山是中国航空之父，是他在广东陆军首先建立了飞机队。随后在黄埔军校设置航空课程，创办军事飞行学校，并亲笔写下他的主张：航空救国。他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建立于日本京都琵琶湖畔，而中国空军的第一个敌人又恰恰是日本。

非常可惜，那位中国第一个航空先驱，在人类有了飞机后的第10年，在一次表演中，飞机失速下坠身亡，只有28岁的他，如一株美丽的蒲公英，把飞行的种子撒落在祖国的土地上。

冯如是一个探索者，有着可贵的探索精神。自然，这并不有损冯如成为我国航空先驱的称谓，他的名字依然在中华民族的航空史上熠熠生辉。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南苑航空学校成立。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后的革命政府得到了苏联援助。苏联除供给飞机、弹械外，还派出教官协助培养人才，当时中国先后选派30余人赴苏联学习航空。

此后，广东航空学校成立，共招收7期飞行生，计400余人。张作霖创办的东三省航空学校似乎也不落后，这所航校的教官却是法国人与日本人，有飞行员40余名，训练飞行要去法国与日本学习。

国民党政府的航空署成立于1928年，辖4个航空队，有飞机24架。次年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附设航空班。两年后，航空班扩编，改称“军政部航空学校”，培养了一批航空干部并选送30余人去苏联深造。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将在苏联中山大学和列宁学院学习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共青团员，转到苏联的陆海空各军事学校学习军事，去空军院校学习的有王弼等10余人。

笕桥航空学校后来改名“中央航空学校”，聘请美国航空顾问团，采用美国式训练方法。1934年将航空署迁南昌，改称“航空委员会”。两年后，航空委员会迁回南京，蒋介石兼任委员长，彰显了航空的重要性。

这时，远在陕北的延安，同南京的心情其实是一样的。虽说手中的主要武器仍然是步枪长矛。但是依然想有自己的飞行队。就像《封神演义》中的雷震子那样，振起双翼，从空中杀敌。

当年，在鄂豫皖苏区，红军曾缴获过一架前后座位的飞机。红4方面军领导人包括陈昌浩，曾经在地面坐进过这架飞机。到延安后，红色政权试图发展空军，但因为延安飞机和零部件奇缺，终因各方面力量达不到，航空培训再次夭折。

1936年，酸枣红了的时候，中国工农红军第4方面军一支两万多人的部队，奉中央命令西渡黄河，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打通延安到新疆的通道，以求取得苏联的援助。但是，这支军队在进入河西走廊之后，因寡不敌众而惨遭覆灭，只剩下400余人，死里逃生到了新疆。

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陈云、滕代远奉命将他们接到乌鲁木齐，整编为“新兵营”，在盛世才的军官学校里学习汽车、坦克、火炮、无线电等技术。

此时，盛世才已经接受苏联援助，开办起“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学习班，并且第2期飞行班和第1期机械班即将毕业。陈云敏锐地观察到，应充分利用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和有利条件，为我党培养航空人才。于是，经中央同意后，与盛世才商谈，盛世才的条件是，希望苏联支援一点飞机。陈云答应了，说这好办，苏联的航空工业很发达，我们和苏联关系密切，双方达成协议。

冬天里，陈云赴延安时，向汇报了此项工作情况，得到中央的批准。毛主席笑着赞扬说：“陈云同志为我党办了件大好事啊！我看这事得由你具体负责。人员嘛，可以分别从迪化‘新兵营’、延安抗大和摩托学校物色嘛！”

于是，从延安挑选的和从“新兵营”挑选的43名航空学员在迪化会聚。学员全部是久经战火考验的红军骨干，他们大多数是团营级干部，职务最高的是方华，曾任师政治部主任。

8月，在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毕业的王弼、常乾坤被中共中央调回。其后，又相继调回在苏联奥伦堡第3航空学校毕业的李凡、王连、王春和刘风。中国共产党新疆办事处将学过航空的人员组成航空训练班，由王弼、常乾坤任教，讲授航空理论课。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赴苏联途经迪化，接见了在新疆航空队学习的红军学员代表吕黎平和严振刚。周恩来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关心你们学航空，让我路过迪化时向同志们表示慰问。陈云同志做了件很好的事，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党中央对你们寄予极大的希望。

红军学员们按照邓发党代表的要求，组织学习小组，每天晚上自习，互相帮助。勤学苦学加巧学，终于弥补了文化水平低的不足。在考核航空理论时，红军学员的成绩都达到4分以上，教员感到很意外。

转入专业知识学习后，开始分班。飞行班学员在学习射击原理时，蒙起眼睛，靠手摸拆装机枪无差错，创造了航空队办学以来最好的纪录。机械班学员在琢磨发动机与导管的关系时，独创了喷烟法。在后来的机务维护中，喷烟法成为检查导管是否漏气的一个妙招。

经过乌-2初教机和P-5型中教机训练。由教官带飞了30多个起落，就陆续放了单飞。进入冬季后，学员们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冰天雪地中坚持艰难的训练。

带飞的苏联教官对学员关心，但是脾气有些粗暴。为了把本领学到手，学员们主动与教员沟通，改善了教学关系，第3期飞行班在教学相长中循序渐进。

学习中，有9名学员首先改装学习了伊-16型战斗机。连续组织大强度、大场次飞行，完成了高级特技，单、双机对抗空战，打地靶和低空轰炸等战斗课目训练，战术技术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在400米、1000米高度的轰炸中，弹着点都在靶圈中心点10米内外，最远也没超过30米。方华射出的子弹、炮弹几乎全部命中靶心。苏联顾问跷起大拇指一个劲儿地说：“哈拉绍！哈拉绍！（好！好！）”

1942年4月，飞行班红军学员以优异成绩正式毕业。红军学员淘汰率仅为4%，与前两期盛世才收的同类学员高达20%—25%的淘汰率相比较，红军学员创造了新疆航空队历史上的奇迹。

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与苏共分道扬镳，改投蒋介石的怀抱，于是中共的这批飞行员被投入大牢。陈潭秋、毛泽民等被害。

在狱中，航空队员遭受毒打，受尽折磨，但视死如归，信仰坚定。敌人无可奈何地承认：“提共党88名分别谈话劝其投诚，结果均仍执迷不悟。”

重庆《双十协定》签订后，经多方努力，1946年5月，蒋介石被迫同意释放中共被关押人员131人。

7月11日下午，被囚禁人员车队终于到达延安城南七里铺，受到数以万计边区军民的夹道欢迎。朱总司令与每一个归来的同志热烈握手、拥抱，亲切地说：“你们活着的坚贞不屈，牺牲的视死如归，都是好样的！党中央欢迎你们，延安人民欢迎你们！”

第2天，毛泽东主席来到获释人员的住地亲切慰问，连声说：“同志们，受苦了，你们的归来，就是胜利！”晚上，毛主席在杨家岭宴请从新疆回延安的全体人员。这些在敌人牢狱里流血不流泪的钢铁战士，终于回到自己的队伍中。

后来这些人都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核心。

在为数不多的曾经参加过援华后来又成为将军的人当中，戈鲁诺夫算是到中国次数较多的人。与日加列夫、赫留金、特霍尔等人一样，他也曾参加过西班牙战争，作为歼击机飞行员，帮助西班牙人民与佛朗哥军队作过战。1939年回国后，被派往新疆，在新疆航空队当过教官，他也是中国空军在中国的最后一任苏联总顾问。

戈鲁诺夫技术好，教课认真，他又是一名入党较早的老布尔什维克，所以，他对共产党派来的学员尤其看中，与大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当他知道了学员们的经历以后，深受感动，特别是在与那些红军出身的学员交流中，他经常说，你们是红军，我也是。咱们都是一家人。红军万岁。

盛世才背信弃义后，他和其他的苏联教官全部回国。

1950年，他又一次来到中国，先是担任沈阳军区空军首席顾问，后来又调到空军担任首席顾问。

1960年赫鲁晓夫撕毁协议，苏联专家全部撤回。同年8月，周总理为了欢送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宴请所有回国专家。在欢送会上，周总理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谈话，说到动情处，戈鲁诺夫掉了眼泪，他说：“赫鲁晓夫是完全错误的，他不应该这样对待中国。中国不是南斯拉夫，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是战无不胜的。”周总理告诉他：“将军同志，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是任何人也破坏不了的。我今天在这里欢送你，也相信还会在这里接待你，希望你有机会能重新再来。”他听了连连点头，非常高兴。

但没想到的是，他一回国就遭到了严肃的处理：中将军衔被撤销，原来的职位也被剥夺，降职降级，贬为基辅民航局副局长。罪名为“亲华派”。这都是因为他被人诬陷，说他当着周总理的面说赫鲁晓夫的坏话。经过这么大的打击，他非常苦闷。1989年，正当自己的国家面临解体、动荡频仍的时刻，戈鲁诺夫含恨辞世。

济南军区空军原副司令员夏伯勋当年曾是新疆航空队飞行班的学员。1979年的夏天，全军组织5个战区的相关人员，去新疆原子弹试验训练基地参观见学。因是7月15号批复此任务，被称为“7·15”会议。

济南战区是3大队，济空为6中队，一个中队参观的大约有40多人，都是师团以上领导，夏副司令带队。那时，笔者在机关工作，带部分人员前去为会议人员做后勤保障。

从来没有去过新疆，尤其是南疆。漫无边际的荒漠、沙滩；偶或跑过的黄羊；晚出晚落的太阳，暗夜时的寒冷和中午时分的酷热；突然来临让人猝不及防的狂风大作；马兰基地里高高的白杨、缓缓的流水。对于来自东部沿海的人们来说，一切都是新奇且新鲜的。

看着我们捧着新鲜的哈密瓜和又甜又爽口的沙瓤西瓜的贪吃样子，首长哈哈笑着，操着地道的湖南话说：“慢慢吃，慢慢吃。要是没吃够，等回去的时候，让他们给你们装两车拉回去。”

中午，热辣辣的日头晒得帐篷里面像蒸笼一般。睡不着，首长便与大家开玩笑。他从窗户伸出一只光脚，向对面帐篷里的后勤部王国忠部长左右摇晃。王部长也伸出一只脚，对着晃起来。

当浑圆彤润的太阳染红了荒漠的边缘时，将军摘下了茶色墨镜，若有所思的脸上写满了诸多的内容。看得出他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深深的感情。

“喏，那一片，孔雀河，原来是有水的，现在干了。喏，那里。黄羊沟，飞行地标上没有，但那个时候我一定飞过。包括马兰那个地方。那都是没有人去的地方。现在有了人。还长了那么多树。”

夏副司令是老红军，那时候首长里老红军比较多，比如司令员吴宗先、政委关盛志、副司令王定烈、王香雄、副政委罗平、副参谋长王军等都是红军时期入伍的老同志。而我印象中济空红军时期入伍的飞行干部好像只有夏副司令一个人。1935年他从老家湖南澧县参加了红军红2军团，那时他18岁。因为有些文化，当过俱乐部主任，参加了长征。1938年3月，在陕北的夏伯勋受党中央派遣，进入新疆航空队飞行训练班学习飞行。在飞行班里，经过理论培训后，他先后飞了乌-2型初级教练机、埃尔-5侦察、轰炸机。苏联援助了盛世才伊-15和伊-16后，夏伯勋和吕黎平、方华、方槐、方子翼、陈熙、袁彬等进行了改装训练。经过4年多努力学习，掌握了飞行技术，成了飞行技术骨干。

在长达3年9个月的监禁生活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残酷折磨，早已是共产党员的夏伯勋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在狱中和敌人展开不懈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从盛世才的监狱里出来后，他去了东北，作为骨干力量充实到东北老航校的建设中。

后来，他从大队长做起，当过团长、师长、军长，从副兵团级的军区空军副司令岗位上离休。

空军航空兵第一师一团，是我军最早成立的航空兵团，也是我军第一个喷气机航空兵团。该团最早参加抗美援朝，空军第一个击落美国空军飞机的，就是这个团的飞行大队长李汉。

1950年6月9日，老一团在徐州宣告成立，比1950年6月19日在南京成立的我军在华东地区组建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4混成旅早了10天。夏伯勋被任命该团首任团长。

组建这个团的时候，刘亚楼司令员说：“夏伯勋飞过伊-15和伊-16，让他来当这个我国第一个战斗机团的团长。”

在夏伯勋的记忆里，那是一段永远也难以忘记的历史。

困难实在太大。因为他们这些人大多数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第一堂理论课，苏联教官提问：“一种物质可能存在的3种形态是什么？”全班没有一个人知道答案。苏联教官很为难，说：“你们需要先知道空气是怎么回事，然后再谈飞行理论。”

为了补上文化知识，他们几乎不离教室一步。回到住处，拿着手电继续学。

飞行理论学习结束后，所有人都考试合格，教官们目瞪口呆，直夸“哈拉绍（好）”。

外场飞行训练是在一个月的飞行基础课结束后，苏联教官开始带飞。机场铺上白色的T字布，大家按照旗语复飞和下滑着陆。没有座舱盖的乌-2型初级教练机飞到空中，寒风扑面，气流鼓耳。

而伊-16却是另外一种感觉，操作轻松，速度奇快，不可同日而语。

苏联教官似乎对夏伯勋这个有些调皮的小伙子有些偏爱，因为他的接受能力好，具有飞行特质，经常对他伸出大拇指。

或许那时候的确太年轻，夏伯勋也有对教官不买账的时候，他觉得，苏联教官的脾气有时太火爆，太不近人情。

但是，他们还是顺利地毕业了。

朝鲜战争爆发，不足一岁的中国空军航空兵勇敢地登上了空战舞台。夏伯勋任志愿军空4师副师长，入朝参战。

亲自领会过苏联人手把手教课的夏伯勋，对他的老师与老师的祖国有着很高的评价。他说，人民空军如果没有苏联帮助，可能会晚很多，可能会走很多弯路。也就不会有抗美援朝空战与一江山岛空战的胜利以及后来国土防空作战的胜利。

紧急情况下的培训

夏伯勋副司令员告诉我们，当时，在乌鲁木齐，苏联人还帮助中国建了一个飞机制造厂。那个厂子对外称“农机厂”，在新疆航空队学习的时候，苏联顾问还领他们去过那个厂子，当时正在建设中。在他们毕业的时候，厂子已经快建完，后来因为蒋介石推行反苏政策，苏联撤走了全部员工和设备。

不光是那个厂子，新疆航空队的教官们也全部撤回。

老首长说，如果厂子不撤，或许，中国的航空工业会提早一些发展。

其实，在那个时候，飞机仅仅是一个方面。

要使中国空军获得与日军势均力敌的作战能力，仅仅有飞机远远不够。

中国急需的，还有飞行员。作为一个国家，空军飞行员不能够像飞虎队志愿者那样大量地去雇佣，因为，除了主权，还有脸面。

抗战前的中国空军基本没有实战经验，同时训练时数也很不够。由于飞机少，保障力度差，很多飞行员飞行的小时数差得很远。战争中，又由于飞行员不断地牺牲，新补充的队员甚至连飞机都没碰到。匆忙地将他们用一些老旧飞机练习几周，立刻补充前线。

姜献祥回忆道：“抗战最困难时期，飞行失事率很高，航委会责备飞行员不谨慎、不求进、不小心、疏忽大意，以致失事率特高，这当然是部分原因。但那个时期的飞行员每月的飞行时间不到二三小时，因为器材的缺乏、油料补给困难，虽有训练计划，真正能实施的不到十分之一二，他们很难保持飞行技术，对飞行安全自然连带地受影响。有时为了怕失事，往往有任务时，只好由部队长或是较为可靠的资深飞行员来担任，因之劳逸不均；没有派到任务的口出怨言，往往造成领导统御上的困难。”

罗英德当时有个感受，就是：宁可将50%的弹药、油料用在训练上，而将剩下的用在实战；宁可在训练中消耗掉一部分飞机，而用剩下的与敌拼战。唯有训练才能减少伤亡，赢得胜利。这种看法，是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在飞行员中，特别是飞行部队领导层中形成一致认识。

中国飞行员素质很好，有许多是从名牌大学直接选拔的学生，也有从数千名高中生中精选出来的优秀人才。精神饱满，士气高涨。但训练、经验、团队默契不够。龚颖澄在日记里曾经写道：“……只晓得今天是我们奉令轰炸敌舰的好日子，所以都抱着一腔热血和勇气，跟着队长去工作，连空中顶重要的飞行纪律都忘却了：就是不能脱离队形，结果一架一架地自行找寻目标投弹而一无所得。”

大队长高志航就曾经被自己的队员射伤手臂，那是8月15日早晨，高志航正同敌机纠缠过程当中，令他感到无奈。

1937年9月19日，敌40余架飞机进攻南京，担任警戒的飞行人员兴奋地准备迎战，结果，大部分队员为了杀敌，竟都忘了保持基本的战斗队形，只身冲向敌轰炸机群构成的火力网中，仅仅几秒时间，便遭敌机火力吞噬，当天我损失飞机11架，付出了惨重代价。

为了补上这些短板，苏联教官开始了对中国飞行员的紧急培训。

苏联派遣的空军顾问及其教官，在其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了加强力量，苏联方面选拔了包括日加列夫、雷恰戈夫、波雷宁、赫留金等89名航空专家，作为空军志愿队的组成人员，来中国帮助建立航空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开办航空学校训练航空人员。

按照协议，这些苏联航空专家先后帮助中国在兰州、伊犁、绥宁和成都等地创办了空军训练基地和航空学校，由他们亲自担任教官，对中国航空人员进行技术训练。

伊-16战斗机的正式训练始于1937年12月3日，此前，23架苏联飞机已经抵达南京，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只不过，都是苏联飞行员驾驶。3个月之后，73名中国飞行员培训初步完成。

在兰州的改装训练中，有个中国空军3大队的飞行员，叫江秀辉。江秀辉原本来自西南边陲的广西空军，广西空军在当时中央、东北、广东等各支力量中实力最弱，共拥有飞机60架。机徽为青天白日外镶有红边。

广西地瘠民贫，“9·18”之后，为了有一支自己的空军，广西发行公债、节衣缩食，筹办飞行队伍。飞机低价购进，教官从英、日请来。6年时间里培训了80余名飞行员和几十名机械师。

抗战开始后，广西各界顾全大局，将用血汗创建的空军，无条件交与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其主力被编成空军第3大队。就是这样一支装备落后的队伍，先后参加了中国空军几乎所有的空战，直至最后打光，不再成为一支独立的部队。

在与苏联教官及其各种保障人员的接触中，江秀辉与那些苏联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多年以后，已经是昆明联谊会会员的江老回忆起那段兰州改装训练的历史，以及当时遇到的那些人和事，感触颇深。他曾经在北京航联会会刊上撰文，记下了一个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苏联小伙子：

……1938年2月17日，我们到兰州接收苏联援助的伊-15、伊-16飞机。每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列队到机场。8点，开始对苏联飞机的改装飞行。从那时起，我与苏联同行发生了接触。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苏联同行对人十分友好热情，对工作兢兢业业，忠于职守。其中一位开启动车的司机，给我留下永远难忘的深刻印象。

因天气冷，飞机每次开车都需用启动车带动。当时在兰州机场备有两部启动车，其中一辆专供我们开车使用。这辆启动车的司机是位憨厚、朴实、满脸稚气的俄罗斯小伙子，他总是每天6点钟准时到机场，将我们所有的飞机一一启动。无论风沙雨雪，从不耽误，真是一位忠于职守的好战士。

由于语言不通，我们无法直接交谈，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友好感情的交流和工作上的合作。他总是微笑着，我们也经常以微笑回报对他的喜爱和信任。只要我们一张口，他总是微笑着点头，很快将车开来启动飞机。

他的名字很长，我们记不住。干脆按他个子不高，脸上有雀斑的特征，管他叫“小麻子”。这种称呼，在中国习惯上分成两种不同的情况：一般来说，这种称呼是不礼貌的；但对特别亲近的人用这种称呼，则是一种亲昵。我们正是出于后者这样的心理称呼他的。而他也能领会我们的心意。每当我们叫他“小麻子”的时候，他总是亲切地微笑，会意地点头。

他的文化程度不高，有时家里来信还要请别人念和代笔回信。但这一点也不影响他那博大的国际主义胸怀。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位憨厚的俄罗斯小伙子如果仍然健在，可能是很高的将领或是某类科学技术专家。但他那憨厚的形象，却永远留在我心里。

在中国学员眼里，苏联人是敬业的。而在苏联教员看来，中国人是聪明的，掌握技术很快。

轰炸机大队大队长库里申科和他的战友们就曾经带教过中国飞行员，在大后方的四川双流太平寺机场上，库里申科对中国飞行员认真讲解飞机的性能特点和操作方法，要求严格，一丝不苟。每次起飞前，他都要对战机认真检查，落地后立即讲评，提出纠正方法。有时候，为了纠正学员的降落速度或进入机舱角度的偏差，往往会连续带飞3到4次，直到学员掌握要领。他们以其模范的行动和卓越的技能培训中国飞行员。教会中国飞行员从4500米高空向下滑行至500米后准确向日军目标投掷炸弹，教会他们进行延期拉伞并用张开的伞滑行降落。

苏联教官对中国飞行员要求很严格，对不规范的动作，毫不含糊地指出，反复训练，直到满意为止。正是这种严格的态度，使中国飞行员迅速掌握了苏联援华飞机的性能、飞行技巧和空中作战技能。

苏联飞行员还对学员做思想政治工作，苏联教官经常对中国飞行员说，飞机是国家的财产，中国在抗战，从苏联运飞机到中国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坏了一架就少了一架，损坏了一条钢丝都要到万里以外去补充。库里申科说：“苏联人民是真诚地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官来说，你们多损失一架飞机，他本国的资本家就能多卖一架飞机，多赚中国人民一笔钱；而苏联没有资本家，我们苏联飞行员来华培养中国飞行员，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支援中国人民打击侵略者。”

为加快培训进度，还有一大批中国学员被送往苏联国内进行强化训练。中国飞行员掌握了援华飞机的性能、操作后，就以单机编入苏联机群，随苏联飞行队作战，学习射击、投弹、跳伞、滑翔、联络、领航等技术，最后编入中国空军建制单位。这种训练方法不仅提高了中国飞行员的技术，还加强了中苏两国飞行员在战斗中的默契。

因为空军军种要求的复杂性，不仅仅是飞行员，其他诸如机务人员、场站保障人员、气象人员、航空医生等都需要培训。

据统计，经苏联军事专家指导，在各类军事院校、训练班和部队直接接受培训的中国人员约有9 万余人。通过苏联专家培训，他们的作战指挥能力和保障能力有了普遍的提高。到1939 年夏，经过苏联教练员训练的中国飞行员有1045 人，领航员81 人，射手兼无线电员198 人，各种航空技术人员8354人。

先后有2000余名苏联航空工作人员帮助中国训练飞行员、打击日军。在共同的训练和战斗中，中苏两国飞行员结下了真诚、牢固的友谊。

日记，那些难忘的人

当年，中国空军4大队飞行员龚业悌曾经多次赴兰州和新疆哈密，接收并飞回苏联援助的战斗机，其后又与援华志愿队的飞行员一起临空抗击日寇，在相互的接触和作战中，年龄相仿的他们相识，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后来的自述中写道：“我钦佩他们为正义、和平而牺牲贡献的精神。在1937年底，中国空军最困难之时，能得到他们的援助，实在是我们国家的幸事。我能与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共同作战，也是我一生的幸事。”“他们的国家观念真好，他们这样特别显得他们的国家伟大和神秘了。”

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对那个时候，发生在中国与苏联飞行员之间的事情所能看到的资料已经无多。

那一年，有心且爱好文学的24岁的龚业悌记下了他参与空中抗战的一切，也记下了与那些异国的朋友们的感受。

这是民族危难之时，一个年轻人从心底里抒发的情感，给自己，也给那些异国的教官、机械师们。无须再加以描绘，日记的本身就足以感人：

1938年1月9日 星期日 天气多云

六个月前的七月七日，是卢沟桥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神圣的民族生存的斗争已展开整整的半年了。

半年中我们虽然蒙受到极重大的损失，可是对于敌人的消耗以及我们民族精神上的发扬已获得了相当的胜利，我们应当可以引为自慰。

今天我们在飞机场和里沙谈天谈得极为兴奋，他赋有好的天才，和蔼、极可亲，我们在一起聚谈，可以破除株守的寂寞。

昨日，敌机十二架袭南宁。

1938年1月12日 星期三 天气晴

八时，二十二队五架飞机起飞西安，张光明因机轮有毛病飞回落地失事。两小时后，我们接到西安电报，五机中二机安然着陆，一机落地失事，一机已失踪，令人伤心已极。

今天除里沙和我们谈天外，又增加一个叫巴士亚的人，他有魁梧的身躯，很像中国人，是分队长，对我们非常好，我们觉得更有兴致了。晚上我们到励志社去，因为我们有约会，在那里我们又结识了瓦尼和夫士（均为苏联空军战士），以及许多不知名的异国朋友，我们在一起喝啤酒、玩扑克、唱歌，极其有趣，他们都怪亲热的，到九时，他们送我们到街心才折回去。

1938年1月14日 星期五 天气晴

今天我们在机场和里沙学他们俄国的“空军进行曲”，歌词抑扬而壮烈，李秘书为我们翻译了这首歌。

这样，我们心底的烦恼可以涤除净尽。

晚上我们和里沙、瓦尼、巴士亚聚餐。

1938年1月19日 星期三 天气晴

上午西安的天气报告不好，六盘山有雾，一直等到下午仍没转好，所以一天的时光都空耗在机场里。

飞双翼机的俄国同伴两天来和我们谈得极其亲热，我的俄文虽不甚好，可是我们却能彼此的会意通话，不过，有时我们到彼此都不能表达意思时，我们俩也非常着急。

晚上，我们仍宿在机场。

1938年1月31日 星期一 天气晴

在司令官特别的命令下，早晨五点半便来到机场，太阳还隐在朝晖里，大地仿佛还是在静静的梦中。

和里沙又聊了不少的时间，他的中国话讲得怪使人发笑的。从他的谈话中，我们知道了许多关于他私人的事情。他的老父亲已逾六十，还在辛苦地教书，他预备这次回国去，让他老人家休息，安度晚年。但是为了帮助我们，不知他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到他的故国去。

一天，我们听讲解伊-15的仪表。又飞过十三个同伴，一直都是安全的。异国教官极其满意。昨天敌二十一架袭洛阳，我伊-15升空作战，结果击落他们三架。俄国的朋友们极其高兴，常常找我们欢欣鼓舞的来谈起这件事。更有许多的飞驱逐的待在这里的同伴都非常着急，只想急急地得到命令飞向前方去，这现象是再好也没有的。

伊-15机，我们对于它寄有无穷的厚望。

1938年3月30日 星期三 天气晴

早上，奉命随分队长李文痒共三机与伊-15飞孝感，一个很晴朗的天气，二十分钟后，我们便到了目的地，或许是场子不好，地面的记号，是要我们仍返汉口，我们于是便飞回汉口。

使我很惊异，场里已有十余架伊-15和伊-16，落下来后，很欢欣地看到久别的伊万和尼克莱以及山沙等异国的朋友，我们都被重逢的欢愉笼罩着。

这里一共有四十余架驱逐机，如果警报来时，孝感的飞机也将集结在一起，我们规定，我们攻击轰炸机，他们拦截驱逐机，予敌人一个不意的痛击。

一天，警报不来，我们都在一起厮混，很有趣。

1938年4月2日 星期六 天气阴 小雨

到飞机场时，俄国同伴们已先到了，他们的住处离飞机场比较远，而且他们的警戒完全是志愿。然而我们是为我们自己的国家生存而战，都比他们去得迟，我们深感惭愧。

天微雨，一天又是宁静的，我们都奉命回到总站休息，俄国同伴们仍然留在那湿陋不堪的帐篷里，不见有人去招呼和理会他们。我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难道这些事情就没人管了？一直到中午，才看到他们回来。晚上，我们又比他们先回来，我真难为情，不知有人感觉到不？

晚上，在中央看《慈母曲》一部好的片子。

1938年4月12日 星期二 天气晴

晨，到机场，很惊异的，TB大飞机停在机场的西角，许多俄国同伴们背好降落伞在等着开车起飞，听说飞伊-16的异国同伴们今天回国去，我们很抱歉，为了要滑飞机，不能擅离，我们不能前去送这些和我们共生死患难的异国朋友们。他们欣然地为了帮助我们杀敌，不远万里而来，如今又欣然地安全地归去，他们自然高兴。他们希望回国去，必定有很多的荣耀加予他们，尤其是有过纪录的英雄们。

我们和他们相处并不久，虽然他们来已近半年，但是由于他们博爱、同情、和睦，我们之间已结有深厚感情。我们不能欢送，他们独自寂然地走上归程了。我们相互留恋，飞机掠过我们的头顶上时，我们只有一挥手，以寄感谢和祝福他们一路平安之忱，我们何时才可以重见到这些亲密无间、和蔼可亲的战友们。

我们可以想象到他们回国，心里是如何的欢愉。在两天前，卡沙和我们谈天，曾拿出他妻子的信和刚三个月的小孩的照片给我们看，他的妻子在纸上将他小孩的手的轮廓画在上面，表示那一种远道的纪念。他说，他们要回国了，他回国将可以看到他亲爱的妻子和孩子，他表示无限欢欣。如今，他应该欢乐。他的欢愉，只有倍于以前对我们所表示的，我们想象的那种重聚欢乐的情景似乎已浮泛在我的脑海中。

又新来一批俄国同伴，接替这一批离去的，他们整天练习和复习飞行，他们为正义和平而牺牲贡献他们的一切，令人钦佩，他们又将成为我们的好朋友和亲密战友。

1938年9月24日 星期六 天气晴

俄国的同伴们，做事情真使人钦佩。我们很早到飞机场，他们便将我们的飞机都写上号码，对正风向，好好地摆在机场中。场上不平的地方，也用坦克车压得平平的。

1938年9月27日 星期二 天气晴

昨天来的同伴，今天试飞飞机。因为遵厅长的命令，一天走不能超过二十架飞机，所以决定由他们先走，大队长领着他们。

他们试飞的都可以，所以很快便起飞飞走。我们一直等到他们已飞到安西的电报来时，才起飞。

在每一个机场里。我们都感到非常便利，从来飞行到别的机场里都没有像这样好的。这里，从兰州以西的站都是俄国人当站长，组织得很好。我们飞机到时，他们的特务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医生都跑来照料我们和检查飞机，这在我们是说什么也办不到的。

日记里包含着一个年轻人青春的笔触及善良的情感，70年过去了，不知道那位里沙回国后，见到了自己教书的父亲了没有。不知道那位卡沙后来他的爱人和孩子怎么样了？战争阻隔了人们之间的亲情，战争又使得这种与生俱来的情感变得愈发强烈。不管身在何处，处于何种情况下……

兰州西固城基地被袭击

空中力量在20世纪30年代属于先进的军事手段，因此，很容易被敌手关注，加以破坏和打击。在基地的改装训练中，受到骚扰和袭击是经常的事情。

1938年的兰州，在中国的抗战史上有着浓彩一笔，当时，兰州不仅是大后方为数不多的省会城市，而且是苏联援华物资的重要通道。

为保卫这个通道，国民政府花费了大气力，修建了以兰州拱星墩机场为中心的机场群，包括了东固城、西固城以及临洮等机场。

机场修好后，国民政府空军驱逐总队从四川凉山迁至兰州西固城。驱逐总队总队长是刘炯光，主要的任务是接收苏联战斗机，和培训苏联的伊-16和伊-15飞机驾驶员。

西固城顿时热闹起来，机场上常常摆满了从苏联飞来的飞机，许多苏联人在那里忙碌着调度飞机，和带教中国飞行员。教完了以后，一批飞走，又来一批。最多时，机场上飞行员可以达到300多人。

然而，由于是初创时期，当时警卫“驱逐总队”基地的兵力只有一个警卫连，不仅人数不足，装备不全，而且缺乏作战训练，无作战经验。

在空中力量进行角逐的时候，地面各种较量也在同步进行。

1938年的冬天，一个黄沙弥漫的夜晚，呼啸的北风卷着沙粒打得人睁不开眼。

基地提前接到情报，称一股土匪在距西固城空军基地50公里的东古城一带活动，大约1000余人，有向西固城进扰的迹象。当时，机场里包括飞行员在内只有300余人。接到情报后，立即着手做了准备。

果然，当晚7时左右，匪徒分两路连人带马呼啸着直扑西固东、西城门。当时，负责看守城门的两个排的地方警卫刚一接触，即溃不成军，连长首先仓皇逃去，手下两排士兵连枪都不要了，跟着连长望风而去。

这时，城内的中苏飞行人员没有慌张，表现出良好素质，个个沉着应战，有手枪的用手枪射击，没有手枪的爬到屋顶用石块、木棍应战。飞行员周培荣拾起卫兵丢失的步枪，射杀数名匪徒之后，又用刺刀与匪徒格斗，被匪徒刺伤膝盖。

夜里10点左右，匪徒向飞机场攻击。此时黄沙消散，视野良好。总队长刘炯光和负责基地安全的劳声寰2人，乘坐卡车与轿车在机场内巡视，他们将车灯打开，直向攻来的匪徒冲去。车上警卫以枪射击，匪徒应声倒地者数十人，其余匪徒见状不敢接近车辆，纷纷作鸟兽散。于是守军乘胜追击，劳声寰大叫着让司机快开，追击着逃匪，匪徒惊慌失措，退出机场。两辆车接着猛追，冲入西固城堡中，将余匪赶走。天破晓时，第8战区派来的援军才抵达，但战斗已经结束。此次匪徒伤亡100余人，警卫连阵亡两人，一人重伤。

经调查，此次对西固城基地进行偷袭的是日本间谍培植的第5纵队，第5纵队属内蒙古冀东的伪军组织。他们的目的就是企图破坏飞机与飞行训练基地，杀害我们的飞行员。在当时，大多数人只重视空中作战能力，而忽略了地面上的安全。在前方急需飞机和飞行员的情况下，大家都专心于接收新飞机，训练飞行员，没有把基地安全当一回事。经过此次事件以后，才如梦初醒。西固城机场的警卫交由陆军某师的部队负责，国内其他基地亦相继加强了警卫措施，抗战中各空军基地再未发生类似事件。

西固城飞机场在1956年，彻底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当年的机场如今高楼林立，已经成为闹市区。热闹的喧嚣中，有谁能知道，70多年前，这里曾发生过惊心动魄的甚至能够牵扯抗日战争全局的事件……

战法的创新

30年前的冬天，被称为俄罗斯空战战术之父的波克雷什金空军元帅去世，按照他的地位和职务，波克雷什金的骨灰应保存在克里姆林宫红墙内，但她的夫人玛丽亚坚决不同意。于是波克雷什金像普通公民一样，按照俄罗斯的传统安葬在新圣女公墓。天文学家切尔内赫将他发现的一颗行星命名为“波克雷什金星”，以表示对这位俄罗斯民族英雄的深深怀念。

在苏联卫国战争开始至结束的4年之中，他战斗起飞达到650多次，参加空战156次，个人共击落法西斯德国飞机59架，3三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只要他的飞机一起飞，德国人就开始在无线通话机中互相大声提醒：“小心！小心！波克雷什金在空中！”

波克雷什金喜欢发展空战战术理论，每次空战后，都要总结经验，试图摸索出一套实用的和行之有效的战术方法。

事实上，当年到中国参战的一些苏联飞行员，有一些人还曾经给波克雷什金当过教员，有的是他的战友。

有人说，二战前后，世界空中作战理论得到了极大地升华，而其中，苏联空军集体作战、诱敌围歼的作战理论，被许多国家效仿。

有人说，美国空军讲究的是个性的张扬与兵器的运用，苏联空军讲究的是整体的配合与战术的使用。这话有一定道理。

空中作战是一种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是勇敢和灵活的再加工、再创造。

首先加强了混编作战。

苏联援华志愿队来到中国后，与中国空军一起投入到各地的空中战场。由于苏制飞机的先进性，加之飞行员的勇敢与技术，中方的失利局面逐渐得到扭转。曾经一度，苏联歼击机某种程度上夺取了局部制空权，日本舰载航空兵的强劲势头被遏止。

但是，日军飞行队在总结空战教训之后，很快了解了苏制歼击机的性能，同时发现了苏联飞行员的一些弱点。比如，由于仓促参加空战，苏联志愿飞行员只是简单了解了日本“95”式歼击机的性能，而对“96”式歼击机缺乏必要的掌握；空中观察和通报工作组织协调不够，很多出动是在敌机已经到了机场上空，苏联飞行员才听到警报起飞的。而伊-16必须要用手将轮毂转40圈才能收起起落架。日本人针对这些情况，改变了战术，一度使得苏联飞行大队战果不佳。

从南京首次对日空战开始，直到1938年初，苏联志愿飞行员都是独立作战。中国的飞行员受到培训后，中苏双方开始尝试混编作战。

1938年2月，第一批接收苏联歼击机的中国空军4大队完成伊-15和伊-16的改装任务。2月下旬到3月中旬，新的苏联志愿飞行员大队来到中国，在南昌接受任务。为了能有效地对抗日机轰炸，国民政府决定中国飞行员加入苏联志愿飞行大队一同作战。

混编作战，就有一个指挥与协同问题。委员会明确了指挥权，由中方统一指挥。

援华志愿空军委任了驻中国空军首席军事顾问，设立了大队、中队，专门领导苏联援华飞行员等事宜。在具体的空战和空袭安排中，苏共制定了机群领队长机制度，规定机群领队是协同作战的核心。中苏混编空军每个机种只建立了由2至3个大队组成的机群，机群指挥员一般从有经验和受过良好训练的飞行员中任命。战斗起飞前，机群指挥员从比较灵活的飞行员中任命一个领队长机和两个副领队。领队长机和两个副领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机群的成功与否。

各支队伍根据机型和人员特点，做了任务分工，明确了责任。其后的几次空战中，大家明显地感觉到，顺畅了许多，胜利也来得多了。

采取轰炸机在歼击机的掩护下进行作战，使中苏空军尝到了甜头。两国飞行员混编后，在轰炸编队中，苏联飞行员在左边，中国飞行员在右边。

平时，大家驻扎在一个机场上，生活也在一起，经常一起会餐，建立起生活和战斗的友谊。

劳声寰回忆过这样一件事，武汉会战时，苏联航空志愿队与中国空军飞行员经常组织一些饭后的联谊活动，唱歌的时候多一些。当时，苏联航空志愿队飞行员非常听从上级指挥，唱歌很有气势，时常将我方气场给压了下去。身为总队长的劳声寰非常重视这件事，“立即打电话”给政工人员，“规定所有官兵要学歌唱，军歌最好，不然流行歌曲也行，至少要练唱20曲以上”，命令下达后成效不错。劳声寰是广东人，不知道啥时候学的上海方言，当时他用了一个词，形容说后来终于能在联欢会和苏俄空军队员“别苗头”了，欢快之情，溢于言表。

王殿弼曾经在他的日记里记载：

我们每天夜宿在南昌励志社，吃饭与俄员共进早餐，四时起床到机场，黄昏时回励志社，日食四、五餐，因为天气热，又不惯吃西餐，所以，在这期间吃饭便成了最大问题。欲吃中餐，励志社又没有这种准备，以致苦了我，一天到晚仅吃一两片面包，饮汤少许，为此体瘦面黄，整天又要守候在机场，困倦时就地而卧，也不能离开，真受尽了人间苦。

张光明对武汉会战那段混编作战经历记忆犹新，由于敌机来袭前的警报时间过短，为了不致被敌机袭击在起飞之时，中苏飞行员都必须在飞机旁警戒待命。时至夏天，武汉酷热难耐，飞行员们只能光着胳膊在机翼下躲太阳。警报一来，立刻穿上大羊皮飞行衣，紧急升空，顿时汗流浃背。可是一到高空，在零下数十度，汗水又立刻凝结在身上，既寒冷又粘皮肤，难受的感觉可想而知。有一阵子，中苏飞行员的头发都一束一束地往下掉，医生也不知道原因，说可能是太劳累与紧张所致。

为了及早发现敌机，有效抵御敌人的空袭，苏联飞行队结合中国实际，建立起空中观察、通报和联络系统。飞行员到达机场后，开始进入2级战备。如有情报说空中有日本轰炸机，并正在向机场飞来，就要进入一级战备。此时，全体空勤人员都进入飞机，发动机已经试车完毕并准备启动。指挥所发出信号之后，飞机就一架接一架地起飞，摆脱敌人的攻击，飞向机场四五十公里远的待机空域准备迎战。

机群带队长机超低空飞行侦察自己的机场，如果完好无损，并且摆好了“T”字形大块白布，长机就飞回机群，并带领机群着陆。如果机场上摆上“十”字信号，飞机则视储油量多少而定，或者继续在空域飞行或者飞向备用机场。

苏联的歼击机上没有无线电通信设备，中苏双方飞行员语言不通，在协同中，空中指挥和联络只有用晃动机翼的方式进行。

由于当时还不能很好地掌握无线电通信，特别是飞机与飞机间的无线电通信、队形的协调、飞机内乘员之间的联系等都是事先约定好，彼此掌握得很熟练。

1939年的春天，江秀辉所在的中国空军3大队又一次来到兰州驱逐总队整训。当时，也在兰州驻扎的苏联空军志愿队潘可夫中队一名飞行员因病回国，无人替补，经空军第4路军司令部同意，江秀辉被派到潘可夫中队补缺。当了5个月的外籍飞行中队的飞行员。

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慢慢地江秀辉与这些外国飞行员们便熟悉起来，彼此也建立了感情。

在中队里，一方面他严格以一名“志愿飞行队”队员身份，执行一切命令，同时，又以东道主身份，尽量帮助中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那段时间是他与苏联空军志愿队交往中最令人高兴的一段时间。

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江秀辉发现苏联战友很喜欢吃中国菜。江秀辉便找招待主任商量，看能不能在星期三和星期六晚餐时，做一些中国菜，调剂一下，以满足苏联战友的喜好，主任同意了。

从那时起，每当这两个时间开饭进入饭堂，见到桌上摆着中国菜时，苏联飞行员便高兴地跳跃欢呼，高喊：“窝倾哈拉术”（顶好）。江秀辉也因为苏联战友喜欢中国菜而增添了对他们的亲切感。

苏联空军志愿队后来有一些刚从国内航空学校毕业的新手，对空靶射击技术还不太熟。于是江秀辉从驱逐总队借来空中活动靶标，组织练习飞行。这批青年飞行员文化高，聪明灵活，水平迅速提高。大家对战斗充满信心，他们之间的友谊也与日俱增。秋天里，江秀辉离开潘可夫中队回了成都。

第2年的5月，江秀辉再次来到兰州，去修理厂接收5架修好的伊-15飞机。刚刚试飞完毕，准备返回成都时。潘可夫中队长要求他们留驻兰州，协助他们进行兰州防空任务。经上级批准，江秀辉他们留了下来，归潘可夫指挥。见了面，潘可夫亲切地拥抱江秀辉。老友相逢，互相更加亲密与信赖。

8月15那天，有预报敌机趁明夜来袭，潘可夫命江秀辉担任夜间警戒。在并亲自开车送他到机场。因为没有夜航照明设备，潘可夫亲自监督空军总站在起飞着陆地带堆了4堆柴草及废油，供照明用。

过了不大一会儿，尖利的警报声响起，江秀辉借着月光飞向空中，在天空巡逻了30分钟。警报解除后，江秀辉从空中看见了潘可夫点着的火光，安全地降落到地面。刚下飞机，早已等待在那里的潘可夫一下子把江秀辉抱住。一高一矮两个人，为了共同的目标，将成功、信任与喜悦的心十分和谐地贴到了一起。

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每当想起那段岁月，江秀辉便禁不住心潮澎湃。那是怎样的一种感情？两个不同国度的人们，在生死考验面前，在残酷的战斗中，结下了深深的友情。这种友情，超越了地域，超越了利益，永久地存留在这些不同肤色的人们心间，直至永远。

空地协同作战也十分重要。

苏联空军与中国地面部队之间的协调非常默契。前线战场中，需要地面军队与航空兵，首先是轰炸航空兵协同作战。

在武汉空战中，委员会召开了几方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同时各作战单位进行了协调部署。如苏联机群领航主任维克托·捷尔列茨基、大队领航主任塞罗巴巴和斯柳萨列夫等人与中国步兵师的指挥部一起，制定周密的协同计划。

1938年9月，日军计划从3个方向对武汉实施进攻，南路经南昌，中路沿长江，北路沿郑州—汉口铁路。中苏航空兵对日军运输船的轰炸阻止了日军沿长江推进，日军把大量兵力调到北部战场。9月下旬，日军占领武汉以北的罗山。中国指挥部准备反突击，在该地段集结了部队，并决定让航空兵压制罗山北郊和西北郊的日军炮兵和军队。

苏联飞行大队制定了协同计划，确定了时间、地点、信号以及中国军队防御前沿的明显标志后，苏联飞行代表及顾问和中国指挥部的代表视察地形，绘制敌我双方的配置图。

按照协同计划，罗山地区的中国地面军队在9月27日晨6时发起进攻，航空兵对日军阵地的空袭在清晨7时开始。此次飞行任务是苏联飞行员和中国歼击机飞行员一同行动的。

27日晨5时55分，苏联轰炸机和中国歼击机在事先约好的孝感空域会合。一个小时后，开始轰炸日军阵地。

炸弹呼啸着向地面砸去，山谷里顿时一片火海。此时日军正转入反攻，黄色的人群蚂蚱般布满山坡田地，炸弹不仅落在了炮兵阵地，而且也落在了日军集中的地方，日军的反攻破产，开始退却。

地面的我军陆军部队见此情形，大声叫喊，为中国空军叫好。

此时，中国歼击机编成的两个机群飞近目标，第一机群掩护轰炸机，第2机群进入俯冲，用机枪扫射从东面接近罗山的日军纵队。当第2机群返航时，发现罗山西郊还有一个日军纵队，机群随即也对之进行了攻击。完成任务后，机群全部顺利返回基地，无一损失。

1938年春，台儿庄战役进入紧要关口，日军开始猛烈炮轰中国守军的防御工事。没有什么天然屏障可资扼守的台儿庄，在日军的重炮和飞机不断轰炸下，大部分阵地工事和民房被夷为平地。炮轰之后，日军以坦克为先导，步兵随后逼近。中国守军的血肉之躯和日军炮火坦克相搏斗，至死不后退，整团整营轮番填了进去，一会便打光了，前线成了血肉磨坊。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想到了空军，要求空军支援。他不要求空军保护第5战区大本营，也不要求空军长期配合陆军作战。他仅仅要求空军飞机在日军阵地上转几圈，投下几个炸弹，打击一下日军的嚣张气焰，然后向中国守军阵地低空飞行几圈，使中国守军官兵看到有自己的飞机支援，借此鼓舞前线将士的士气。

接到任务的7、8两个中队是广西空军的老班底，都是些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汉子。当时，苏制伊-15和伊-16没有挂炸弹的架子，机械师们连夜在机翼下面临时安装一套炸弹架，左右两边可挂小型炸弹8个。

因为飞机油量有限，从孝感、信阳机场起飞不能往返徐州前线。一个黄昏时节，他们避开日军的注意，悄悄飞到了归德机场。到归德机场后，带队的大队长吴汝鎏马上向徐州李宗仁汇报了情况。

第二天，两个中队各9架飞机飞到鲁南上空，这里激战正酣。从空中往下看，敌我位置泾渭分明，一边是浓烟弥漫，大火熊熊，几乎见不到什么人在走动；而另一边却是人走马叫，显然，前者是日军向中国守军进攻之地，后者是日军所在地。

第8中队担任空中警戒，第7中队迅速降低高度，当降到离地面约1000米时，各飞机马上分散开来，采取单机行动，尽量扩大活动范围，造成大的声势。于是，各飞行员找准日军位置，向日军人马、车辆投下了一枚枚炸弹。

投完弹后，第7中队队长吕天龙发现了日军阵地上空有日军的一架双座侦察机，正在执行炮兵的观测任务，他当即架机俯冲向日侦察机攻击。日军侦察机发现受到了攻击，一面作急转弯，一面降低高度以躲开中国飞机的射击。吕天龙驾机在日机后方尾随追击，日机像丧家之犬被追得在自己阵地上空掠地而过，震撼了整个敌军阵地。日机左转右转，极力想摆脱追击。正在慌乱之际，由于操纵过猛，飞机失速，倒栽葱地栽到自己的阵地上，爆炸起火。

日军发现飞机到来，原以为是本国飞机助战，不理不睬，若无其事地各自照常活动，等到炸弹落下，这才慌了手脚，乱作一团。炸弹投完，飞机飞行到中国守军上空，向坚守阵地的中国守军摇摆机翼致敬。

那些遍身硝烟的中国官兵看到自己的飞机，纷纷从战壕中跳出，眼里噙着泪，挥动着帽子，大声呼喊着，向飞行员们还礼。中国飞机的到来使守军士气大振，也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增添了信心。

4月里，副大队长林佐率9架战机又投入台儿庄战斗，将日军数十辆坦克全部炸毁。

中国空军的行动，有力地支援了地面作战，也起了很好的鼓舞士气的作用，得到了李宗仁的高度赞扬。

在其后的桂南会战中，中苏空军共出动115架飞机，支援白崇禧、杜聿明部的昆仑关之战，两克昆仑关，致使日军第5师团溃不成军，12旅团伤亡殆尽，损失一个师团以上。日军企图截断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的目的，完全没有达成。

此战中，副中队长韦一青不幸座机中弹起火，坠入敌我两军阵地中央，地面陆军的官兵们见此，大呼：“快救空军的弟兄！”众人不顾危险，拼死将韦一青遗体抢回。

在柳州驻防期间，韦一青与一位陆姓柳州姑娘恋爱，两人相约抗战胜利后结婚，但未能如愿。

公祭烈士之时，柳州空军总站站长写了一首挽联：如今马革裹尸还，且与名关同不朽；未驱残敌领空外，犹留遗憾在人间。

黄镇球，广东梅州人。他应该是中国防空军事的倡导者与实践者。空中力量的角逐，是和防空火力的配置与防范息息相关的，这一点，黄镇球非常清楚。因为，这两种兵器的使用需要协同，不然，容易造成火力配属不当甚至发生误伤。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防空部队虽然少，而且武器装备比较落后，但也做了相当的努力。黄镇球原是张发奎手下的一名师长，张发奎失势后去了欧洲考察防空，遇到了也在那里考察空军的周至柔。回国后，周将黄震球推荐给蒋介石，担任了中央防空学校的教育长。培养了一些防空方面的学生，这些人后来成了中国防空军事的骨干。

抗战前，中国自欧洲进口了大量弹药和照侧设备，经过4年经营，已略具规模，但数量太少。1940年，全中国只有高射炮222门，探照灯83座，分散布置在需要保卫的各城市战略要地上。

战争之前，防空部队便会同空军，搞了一些演习，锻炼了队伍。在武汉、兰州、重庆、成都等地的空防作战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终因力量不够，而敌机过多，使得那些战略要地损失惨重。

利用黄昏进行偷袭，是中苏空军惯用的战术。

执行空袭任务时，苏联志愿飞行员一般是使用前方临时机场，趁天黑飞到那里。苏联志愿飞行员都有丰富的经验，并受过充分的训练。航线通常是先进入到日军后方，再从那里飞向目标，投弹后按严格计算好的最近的路线返回机场。

1938年夏天，黎明尚没有到来的时候，苏联飞行员按照预案，在黑夜里展开了行动。5架飞机如同5只大鸟，悄悄地刺向漆黑的天空。飞机编队沿长江边山区平行飞着，由于山区没有日军，机群未被发现。

当进入敌人后方50至60公里时，编队发现一个由20多艘军舰组成的大编队，停在九江码头。

时间正好清晨6时，飞机开始投弹，有3颗炸弹直接命中军舰，其余炸弹落在长江南岸码头。由于袭击突然，日军甚至还没来得及开火，直到苏联轰炸机脱离目标后，日军的歼击机才起飞，中方的飞机全部安全返回汉口。

11日黄昏，又有7架CB飞机组成的机群前去轰炸。这两次空袭共击沉了5艘敌舰，击伤7艘。苏联飞行员的这些成功袭击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日军在华中战场上的推进。

苏联轰炸机躲避日军歼击机的技巧非常高明。最初中苏空军是在高空飞行，于是日本赶制了一批专门用于高空飞行的歼击机，以便保卫后方机场和长江上的运输队。1938年8月3日，苏联飞行员驾驶3架CB飞机对安庆机场进行轰炸和战斗侦察。3架飞机对停机坪、机场设施、飞机和安庆码头上已经卸过货物的船只单独投弹。在返航途中，日军18架“96”式歼击机成两个编队从两边接近苏联轰炸机，而后面则有7架“95”式的飞机编队，一共25架日机展开围攻。在随后50多分钟的空战中，苏联飞行员共击落和击中4架日军歼击机，而日军始终未能伤及苏机。回到机场后检查，每架飞机上都有20至70个机枪弹孔。苏联机组人员中仅有一名射击通讯员腿部受伤。

只要战术得当，胜利的天平就会向聪明的一方倾斜。

根据日机的特点，中苏分别采用不同的战术。针对日军的“96”式单翼歼击机，苏联飞机采用的是双机空战战术。用“伊-15”追击和拦截敌机，并同其展开战斗，接着动作敏捷的“伊-16”赶到，发挥其机动性能好的特点，牵制住敌机，进行攻击。使用此战术击落了多架日军“96”式飞机。

苏联援华飞行员在同日机的空战中积累了战斗经验，他们善于识破敌人的战术企图，在空中攻击中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巧妙地利用日机的防御薄弱处和死角，运用正确的战术，取得空战的胜利。飞行员们依靠阳光的掩护分成几个小队，从不同方向向敌人发起攻击。另安排有一队飞机拦截敌人的护航战斗机。

后来日军不在白天对有高射炮和歼击机掩护的空军基地进行空袭，而主要转入夜间作战。夜间袭击通常是在月夜和无云的夜间进行的，在晚5点和8点之间。日军对目标进行单机侦察，日本特务经常在地面上指示目标，方法是放火烧目标附近的民房或点燃篝火，以及用手电筒发信号。

而我方则相应地采取诱敌前来的方法，有效地歼灭敌人。

为了防止敌人轰炸，中国民工为飞机筑起了掩体，这些掩体有效地保护我方飞机免遭敌机的进攻和射击。在席袋里填上土，再垒起来，席袋在飞机周围形成了马蹄形的半圆。

针对空战中暴露的问题，苏联飞行员还对伊-15和伊-16歼击机进行了改进。为了便于集中操纵机枪射击，苏联志愿航空队在操纵杆上安装了按钮扳机，给伊-15装上了装甲靠背，有效地保护了飞行员，也方便了机枪射击。为了减轻飞机的重量，他们卸下了所有飞机的电瓶。在最初的空战中，伊-16两翼的机枪火力不足，因此他们在伊-16上安装了补充机枪，最后还把伊—16的速度与伊-15的机动性协调做了改进。

在改进苏联飞机的同时，他们还对日机的性能进行了研究，制定应对战术，因地制宜，创造了一些新的克敌制胜的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十三章：精神的“魅力”

“工程师”留托夫

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进程中，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正在研究这场战争，他找了几个笔杆子，请他们认识一个人，并好好读一下他的著作。

这个人叫冯·克劳塞维茨，1812年曾参加过俄国军团对拿破仑进行作战。1832年，当他去世以后，他的妻子玛丽将他的手稿整理出版，立刻引起轰动，这就是那部西方军事理论不朽的名著《战争论》。

这位久经沙场，见识广泛，能够全方位认识战争，并且对战争进行深入解剖的兵学大师，从来不把军事孤立地看待。其中，他特别推崇精神要素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

他的羽毛笔挥动着，在稿纸上重重地写下：“‘精神要素’是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继而，他又写下：“军事天才是各种精神力量的和谐结合。”

1807年，当普鲁士同法国签订丧权辱国的提尔西特条约时，他给未婚妻写信说：“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比我更需要民族荣誉和尊严了。”

勇敢、坚毅、守纪、团结……这一切，构成了军人战胜敌人的武德精神。

任何军队都需要这种力量的构建与凝聚。

共产主义理想指引下的军队更是如此。

军队里党组织的设立，就从组织上保证了这种精神力量的贯通。

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的安德烈·盖拉西莫维奇·留托夫及相关人员，就担负着这样的使命。

在飞行部队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留托夫明白，空中战斗与飞行不仅仅要有技术，还要靠意志、毅力，靠团结与友谊。

留托夫的真实的职务是政委，但为了保密，对外称工程师。

苏联英雄C.B.斯柳沙列夫回忆，留托夫那时穿着蓝色的便服，不戴帽子，满头的黑发，高高的个子。总是有礼貌的微笑着，似乎很平常，并不引人注意。就是这样一个平常的人，却在飞行员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像是他们的主心骨，又像他们的亲人。

留托夫能够短时间内把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组成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他用自己独特的工作方法，把原则性与人性化相结合，将大家吸引到自己周围。同时，他身体力行，凡事做在前头，为大家带了好头，成了党团员们的榜样。

当战斗警报响起的时候，留托夫不顾危险，坚守在指挥所里，注视着战斗的进程。指挥大家组织飞行，加强空中力量，检查在空战中被击落的飞机，让抢险指挥人员和救护车、医生赶到应该去的地方，敌机袭击结束或自己的飞机回到机场后，他要检查是否所有的人员都回来了，需要怎样休息，午餐是否及时送到了机场。如果有飞行员迫降或者跳伞，留托夫要亲自带着抢救人员到出事地点，采取必要的救援措施。

从早到晚，留托夫似乎很忙，到处有他的身影，缺少了他，便似乎缺少了什么。

留托夫对飞行员的关心很多的是启发他掌握新战术，研究新战法。他说，每一个飞行员都应当以一个勇敢的、有刚强意志、丰富经验的老同志、指挥员作为自己效仿的榜样，努力研究训练出战斗技能，了解进行空战时的飞行艺术和战术。在复杂的空中形势下，制定必要的正确决定时要锻炼自己的思维。

留托夫经常很晚回到宿舍，需要他的地方太多。他与飞行员们住在一起，飞行员似乎都在等他回来，有很多的事情似乎都希望从他那里得到点什么启发。

他一进屋子，屋里立刻热闹起来。

一边用毛巾擦着脸，他一边有趣地盯着一个飞行员：“听着，亲爱的，发生了什么事了吧？看起来像是不愉快。”

当听到大家对当天战事发表自己的看法之后，他口气轻松地说：“我不是飞行员，但我要说。空战的命运总是掌握在这样的人手里，他们能够出乎敌人意料之外，采取突然的主动的进攻，当然，需要勇敢和必胜的意志，加上高超的飞行技术和战斗素质。这是一方面，但不是全部，还有一个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说到这里，他停住了，眼睛眯了起来，表情变得严肃，目光望着远方。

“真正的战胜敌人的法宝在于同志间的诚挚的友谊，相互的信任和支持。为了我们的信念和这个集体的荣誉，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团结奋斗和拼搏，甚至不惜牺牲我们的生命。”说完，留托夫站起来，握紧了拳头。

那一刻，相信每一个飞行员心灵都会颤动，每一颗心都在一起跳动。在这里，在远离祖国和亲人的土地上，大家像是一个人，而这个人的神经中枢，就是这个大个子，一个其貌不扬的人。正是他心底的高尚，意志的镇定，能力的高超，使得大家都相信他，愿意接近他，把他看成自己的兄长或朋友。

严格的纪律是完成任务的保证。因为战况不断变化，飞行员们也在不断地变换住处。苏联飞行员不同于美欧志愿飞行队员那样，住处分散，带有一定的自由性。他们一般集体居住，做任何事情都要报告。虽然远离国家，但在这里，党的组织作用依然发挥得比较好。飞行员中建立有苏联共产党的组织，定期召开党的会议，开展各项活动。这使得志愿队有着高度的集中性与统一性，可以招之即来，来则能战。

苏联党组织规定，飞行员每天如果不准备战斗起飞，也不飞到前方临时机场，一般不能远离自己的飞机，以防止日本航空兵的空袭。为了躲开轰炸，苏联飞行员、领航员、射击通信员和机械师一般住在市里，在离机场3-5公里的地方。由于机场没有夜航设备，中国的飞机只能在白天飞行。不论天气如何，天亮前1小时飞行员必须赶到机场，机械师和其他专家去机场还要早，志愿队员从来没有迟到过。关于这一点，与苏联志愿队员一起训练过的4大队飞行员龚业悌在自己的日记里清楚地记载过。

为了防止敌人偷袭，有时飞行员们都带着降落伞，从早到晚待在飞机旁，机械师们也在忙着，只要瞭望台上代表警报的蓝旗一升上去，在机群指挥员带领下，飞向天空。

战斗结束时，机械师会挨架飞机进行检查，发现故障，立即排除，保持飞机时刻处于良好状态，决不能让飞行员带着危险作战。

中国当时机场数量还不是很多，各种设施也不太完备和先进，加之防空力量的薄弱，通信工具、修理基地、服务人员缺乏，更加重了空战任务的艰巨性。

从到了中国的第一天起，留托夫这些党的干部就要考虑熟悉空地勤人员，了解他们的生活和需要，激发起勇士们的战斗激情。留托夫天天蹲在机场，同一线的战斗员吃住在一起，一块谈话、聊天。

开始时，苏联飞行员吃不惯米饭，当地的老百姓又不会烤面包。没有面包，飞行员吃不饱饭，而饿肚子上天打仗会影响大家的情绪。

于是，留托夫对这件看起来并不紧要的事情十分重视。

那一天夜里，指挥部专门为此事郑重地开了一次会，会议正式以司令官留恰哥夫、政委留托夫名义发布“命令”，决定队部医生B.M.茹拉夫列夫戴上厨师帽，3天之内学会做面包，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医生不辱使命，烤面包的技术很快学会了，当香喷喷、焦黄的大面包从烤炉里取出来端上桌的时候，飞行员高兴得都跳了起来。

这里不需要胆小鬼

一次，敌人袭击了我们的机场，敌机走了以后，机械师尼克尔斯基将留托夫叫到一架飞机跟前，对他说：

“政委同志，你看，在这种情况下飞行员还能活着么？”

留托夫耸耸肩，不知道机械师什么意思。

“您好好看看，”他指着座舱和机翼上的洞。“子弹是从座舱打进去，从机翼打出来的，穿过了座舱位置，如果真是这样，飞行员不是被打死就是要负伤。而他却好好的，一点事都没有，这难道不是怪事吗？”

留托夫没吭声，他里里外外仔细看了一下弹洞的进口与出口，然后点了点头，对尼克尔斯基说：

“把洞补起来，这件事对谁也别说，只有你我两个人知道，听见了吗？”

“明白。”尼克尔斯基说。

当天晚上，留托夫将那个飞行员叫到他的房间，关上门，反锁上，然后走到他的面前，盯住他的眼睛说：

“这里不需要胆小鬼，您现在可以回去，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回家吧。”

立刻，那个飞行员脸色变得煞白，神情慌乱起来。

留托夫没再说啥，只有那一句话。

飞行员低着头走了。

两个小时后，留托夫听见屋外有小心翼翼的敲门声。打开门一看，是那位飞行员。

留托夫把他请进房间，让他坐下。

飞行员坐在椅子上，低着头，用力搓着自己的手，脸涨得通红。

“我知道您鄙视我，”他不敢看留托夫的眼睛，低声说，“我卑鄙，自己开枪打了自己的飞机。其实我没有参加战斗。”

他抬起头来，眼里涌满了泪水。

“随便怎么处分我都行，只是别让我带着这样的耻辱回家。”他用一种勉强能听得到的声音补充说：“我最好……不，我会控制自己的，我发誓。”

看得出来飞行员的话是发自内心的，留托夫也明白，他是个新飞行员，第一次参加战斗，心里会有一些懦弱。但留托夫没有马上答应他。留托夫想，让他好好想想，将痛苦慢慢平复下来。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此类事情就再也不会发生。他可以去死，但再也不会玷污自己的名声。

“好吧，”直到最后，留托夫才给了他一个交代。“如果你能在战斗中证明自己，你可以认为今天的谈话就算没有过。”

当时，第一批志愿飞行员要回国了，这名飞行员也到了该走的时候了。

“让我留下吧。”他向留托夫请求。

指挥部将他留下了，留托夫理解他此时的心情，一个有污点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离开呢？

几天后，又一次空战结束了。附近机场的空中指挥官巴拉诺夫来到这里，问：“你们这里谁飞的55号？”

当时，每一架飞机上都涂有明显的白色数字，这是布拉戈维申斯基想出来的，可以随时知道谁在身边战斗。

“飞行员H。”大家回答。

“能让我见见他吗？”

“为什么不行，瞧，他来了。”一个身材很高，脸色黝黑，高鼻梁，带着困惑眼睛的年轻人走了过来。

“您今天飞55号飞机吗？”巴拉诺夫问。

“是啊，怎么了。”

“哎呀，我亲爱的！”巴拉诺夫伸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了那位飞行员，热烈地吻着他，“是您救了我的命！”

原来，空战中巴拉诺夫的飞机受了伤，他用低速返航，忽然，不知从哪里钻出了两架敌战斗机，一起向他进攻。日本人特别喜欢攻击那些受了重伤的飞机，形势特别危急。正在这时，H正好返航经过这里，见巴拉诺夫处于危险当中，立刻盯住一架敌机的尾巴，击中了它，敌机起火栽了下去，另一架敌机见情况不妙，掉头逃走了。

通过这件事，那位飞行员彻底战胜了胆怯，成了勇敢的斗士。后来，他获得了许多奖章，并且因参加芬兰战争而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这就是政治工作的力量。

为将军熄火

还有一次，轰炸机大队长季莫夫·赫留金带领12个机组前去轰炸南京附近集结的日本军舰。那个地方轰炸机大队从没有去过，刚好那天天气不好，云层较厚，飞机进入云层后，彼此间失去了联系。等到快吃晚饭的时候，只有3个机组回来，其余的飞机不知道降落到了别的什么地方。

为此，总负责人日加列夫非常恼火，将赫留金叫到办公室，大发雷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