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烟《爷爷》

这回在半岛，我发现了一样稀奇东西，就在往镇上去的丁字路口，有个妇女摆着小摊，卖秧子鱼，晒干的。那妇女我认得，是我小学同学的大姨。她家哪来的秧子鱼呢？半岛只有我爷爷才卖这个秧子鱼。早些年，爷爷家半间子的炕上，晾满了秧子鱼。有散的，半干的，在簸箕或笸箩里装着的，还要拿到院子里继续晒的。也有晒干的，塑料袋里装着，一袋一斤。有临时来买的，省得过秤了。

秧子鱼就是小银鱼。小银鱼有多小呢？超不过大拇指头长，比拇指还要细些。秧子鱼长不大，到老也就这么大。临近傍晚，海水叫太阳晒了一天，温吞吞的。齐腰深的水里，经常能见着秧子鱼成群结队地疯跑，偶尔有跳出海面的，甩得身子啪啦啪啦响。晒干的秧子鱼比味精还鲜。一个凉拌黄瓜，搁上一小撮秧子鱼，一搅拌，满嘴的海味儿。一大锅的疙瘩汤，抓一小把秧子鱼撒在里头，其他的啥佐料就都省了。

爷爷是打秧子鱼的专业户。爷爷拿着他的旋网，海水里稳稳一站，脚底下像长了桩，深深扎在水底了。爷爷的眼像老鱼鹰，瞅准鱼群，左手兜着铅疙瘩，右手180度的大弧，一个大撒把，撒出了旋网。眨眼工夫收网，网从海面一露头，挂着活蹦乱跳的秧子鱼满网了。

半岛多少人见着海水里蹦跳的秧子鱼眼红呢，可他们没办法，只能干瞪眼。这打秧子鱼的渔网有讲究，网丝儿细，扣眼跟瓜子儿差不多大。早些年没有织网的机器，全靠人工。一条秧子鱼网，爷爷织了三年，刨去出海挣工分的工夫，晚上就在油灯底下织。常听爷爷唠叨，夏天在蚊帐里织这旋网，腿脚施展不开，冷不丁贴上了蚊帐，光叫蚊子喝的血，就有几大碗。光线暗，加上网丝细，左手的大巴掌握不住那小木头撑子，只用拇指和食指捏着，右手拿着牙签大小的梭子穿动。那个功夫不亚于绣花。有时候鼻子控出了血，大多时候，是把眼睛熬得比兔子还红。

半岛的老爷们儿，没有几个能吃得了这个苦，他们没这耐性。有这耐性的，心思也不用在这上头。他们琢磨着怎么买大船，打大鱼，挣大钱。挣了钱再来买我爷爷晒干的秧子鱼吃。

爷爷勤苦。走路的工夫，爷爷不闲着，手里拾着路边的干树枝子，拿回家烧火使。有时候沙地里有船上马达掉的螺丝帽、小铁片儿，他拾起来，分了类，收在他的工具盒里。一小片破渔网，叫风刮得挂在树杈上，爷爷摘下来，把上头的白浮漂剪下来，钓鱼使。早上五六点钟，天刚要放亮，爷爷赶海已经回来了。赶海，他什么都能赶回来，黑塑料球，从海里漂过来的，他捡一长串；有大鱼搁了浅，他扛回来；绿色啤酒瓶子，塑料饮料瓶子，他每天捡一网兜。我穿了破洞的牛仔裤，爷爷说他赶海赶了好几条，都是船上的伙计丢的，漂上来了，叫海水和石头礁磨着，发了白，跟我穿的一模一样。

他说，人不能闲着，人闲着干什么呢？

爷爷是个巧手。一进门，葡萄架子底下，经常见爷爷在院子里拿刨子推着什么，满院子的刨花香。我拿着蛋糕色的刨花，像我妈新烫的大波浪，觉得好看，却又不知用在哪儿，犯了难。我问爷爷，这个好干吗使？爷爷说，生火使。眼看着刨花堆成了山，没两天，一个圆桌做成了，真新。爷爷叫我猜，桌面底下是什么东西改造的，我猜不出。爷爷说，是捡的木头车的车轮子。车轮子当圆桌了，怎么打量也打量不出来，都靠了爷爷的巧手。家里的扁担、锄头，挖蛤蜊用的小抓挠、钓蛏子的钩子，在墙根底下，整整齐齐摆着，都是爷爷打磨的。只要是带木头把的家什，哪一个都是平滑光亮。每回我拿小抓挠去海滩上挖蛤蜊，临出门，奶奶嘱咐我，好生使，使坏了你爷爷心疼。

爷爷属猪，乐观。爷爷这辈子，没挣着什么大钱，却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爷爷常常嘴里哼着小曲儿，腰里别着小酒壶，撒旋网休息的工夫，时不时掏出小酒壶来滋拉滋拉喝两口。爷爷干活，从来都是高高兴兴的，没见过他愁眉苦脸。

爷爷织吊网的时候，在家里拉着绳子，一扣一扣地绑着铅锤，一边听着半导体。单田芳的评书，《白眉大侠》《七侠五义》听了好多年，估计重复了吧，他听不厌，好像就是为了听评书似的，不急不慌的，织吊网只是随手，为了解个闷儿。

他也常常伺候院子里那两棵葡萄树。喷药、绑枝，把斜出去的枝杈修理得干干净净的，一点儿累赘也没有，葡萄架子是用旧网丝儿绑的，聚乙烯的网丝儿，透明的，看不见绑的痕迹，像是葡萄枝子自己长在架子上，每个枝子都那么顺溜。

爷爷受的伤数不清。爷爷左手大拇指缺了一截，他说是年轻时被大螃蟹夹了，夹断了一截，血流止不住，后来在肚子上挖了一个洞，把拇指插在肚子肉里长，长好了又取出来。

爷爷的右手拇指也缺了一截。那是他年轻时拿铁叉子去叉土鱼，那种贴在海底的沙地里跑的大土鱼，头顶长的针比钢针还厉害，爷爷的大拇指就是叫土鱼针给扎了。土鱼针有毒，中了毒会丧命，当机立断，爷爷拿菜刀截了一截手指头才算保住了命。

爷爷救过好几条人命。“文革”时候，有个爷爷叫几个妇女撵着批斗，撵得没地儿跑了，情急之下跳了井。家里四五个孩子等着养活呢，村里想办法救他，井口围了百十号人，没一个敢下井。好几十米深的井，爷爷把绳子绑在腰上下了井，救了他一命。有一回，有一个外地杀人的逃犯，逃到了半岛的北山上，叫空军部队值班员发现了，正要抓他，情急之下，他跳了山。那山跟悬崖没两样，山底下就是海。那会儿，爷爷正开着他的小船载着外地的游客们游半岛呢，一见有人跳了海，爷爷二话不说就跳了下去。爷爷把杀人犯救上来了，旁人指点着说，杀人犯该救么？淹死了省得挨枪子儿了。爷爷说，是条人命都该救。

爷爷是个犟脾气。十来岁的时候，爷爷跟着太爷爷打鱼，赶上了大风，一阵风把毛线帽子吹进了海里，毛线帽子是太奶奶新给织的。爷爷二话不说，一头扎进海里，去追他的帽子。水流急得两下就把爷爷卷不见了。太爷爷水性好，趁着浪回头，一把拽住了爷爷的脖子，把他捞上来了。太爷爷当场下了结论，说这孩子，这股子倔劲儿迟早要了他的命。

要命倒不至于，倒是吃了不少亏。

爷爷的渔船靠岸，大队书记去买鱼，旁人都是巴不得，笑脸相迎，高高的秤儿，净挑好鱼，能少收钱就少收。爷爷可不管那身份，爱答不理的。有一回书记态度不好，说话打着官腔，爷爷直接把书记的鱼篓子扔海里去了。当着众人的面儿，书记没了脸面，当然记了仇。我爸去当兵那年，条件比谁都好，书记愣是没给签字。不然，我爸就不会跟爷爷似的，被钉在了海上，一辈子打鱼。我叔开大巴车，副书记的老婆坐车不给钱，我叔说算了，不差那几个钱儿，可爷爷非要去要钱。说当官儿的要为老百姓服务，干部家属风格不能低。钱是要回来了，要钱的时候人家笑脸相迎的，过后这笔账可就算记下了。

爷爷不受当官的待见。虽然不受待见，爷爷还是活得有滋有味儿。

我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半岛好几个老人都给我讲，我刚过百天，爷爷便一手抱着我，一手牵着羊。风来了，爷爷把我裹在皮袄里，天天早上抱着我，放羊。我出生，我妈没奶，因为这个，爷爷就养了只母羊，每天早晨挤羊奶给我喝。后来羊被偷了，我就喝不成羊奶了。喝不成羊奶的时候，我也长大了。

我让爷爷受过一回伤。有一回爷爷织网，把网的一头挂在大立柜的抽屉拉手上，手牵着另一头织，他在木头方凳上坐着，耳朵听着半导体的评书，美不滋儿的。我个头小，想上炕，又爬着费劲儿。趁爷爷起身收拾网的工夫，我把凳子挪到炕沿边上，踩着上炕了。爷爷正听在戏眼上呢，没留神，原地一屁股坐下去，哎哟一声蹾了个大屁股蹲儿。我在炕边上只顾笑了，爷爷嘴里埋怨着我这个兔崽子。爷爷那一下摔得不轻，躺了十多天。

我长大了，去外地上学了。那一年寒假回家，突然被告知爷爷得了胃癌，胃切除了三分之二。爸爸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呜呜哭起来。爷爷知道自己得的是癌，掀开衣裳给我看刀口，说啥事儿也没有，肚子缝得歪歪扭扭的，像条吃剩的鱼骨头。他说自己肚子里吃的鱼多，后来鱼骨头就长在肚皮外头了。爷爷天天吃红薯，蒸了吃，熬在稀饭里吃，没出两年，癌病就好了。

得病以后，爷爷仍过得那么有滋有味儿，一直高兴着呢。赶海捡东西还是那么勤苦，一天也不肯歇息的。西北风、东北风，都拦不住他赶海。他还把捡来的木头桩子锯成一截一截的，整整齐齐码在墙根底下，红砖砌的厢房，远看像是木头房子了。旁人都说，你爷爷要是哪天没了，那木头够你奶奶烧好几年呢。

爷爷吃饭时经常谈论着死。他把铁盒里的午餐肉在箅子上蒸熟了，一开盖儿，一股香。拿小刀在上头划出小方格，一小块一小块地夹着吃，就着烫热的黄酒。他谈论着死，说自己死了，两腿一伸，什么也不知道，说不定还更快活。那天爷爷的好朋友，一个北街的爷爷，打麻将的时候一头栽进桌子底下，死了。我以为爷爷会难过了。吃饭时，爷爷抿着酒说，又完蛋一个老家伙，早晚我们这些老家伙一个一个都得完蛋，跟饺子下锅似的。说完，把午餐肉嚼得更香了。

爷爷越来越老，老到不能赶海了。爷爷老到不能动的时候，不让人给他刮胡子，留了一把的卷胡子，说是像马克思。胡子把下半个脸都遮住了。

爷爷走了。临走前，爷爷说不让我哭。我想爷爷的时候，会想起他说的话，人不能闲着。所以，我不能闲着，我不能成天冲着日头，在海风里想他。我得做点儿什么。所以就有了上面的文字。

我弟

我弟是在洗衣机里长大的。我妈怀我弟时，正赶上我婶子怀我堂弟。堂弟早我弟三个月出生，我奶奶就接过去了，帮着我婶子带孩子。我奶奶说，一家只能带一个，带了我，就不能带我弟了，轮到带我堂弟了。我妈不认这个理，满街说，在我奶奶眼里，我弟是多余的。

牢骚是因为辛苦。虽然那时我并不懂我妈的累，现在回想起来，她但凡不累的话，就不能把我弟搁在洗衣机里。我妈一边带着我弟，一边有忙不完的渔妇的活，补网、做饭、打点伙计们。家里有个单缸洗衣机，就把我弟搁在里头，扔个魔方进去，叫我弟在里头拧着玩，反正横竖他是跑不出来。拉了尿了，把我弟抱出来，放点自来水进去一冲，干净了，再把我弟放回去。

接生我弟的时候，我也在炕上。我七岁。那天晚上十点多钟，接生婆王守芝拿个包袱来了，包袱里包个剪子。她是我爸请来的。王守芝和我爸都叫我脸朝里，别回头。我就真的脸朝着南窗外，没回头，居然记不得那晚有没有星星。不大一会儿工夫，我弟出生了。没听见我妈喊，也没听见我弟哭。第二天上学，我爸给我书包里装了一包五彩纸包的硬糖，叫我给同学们分。我一边分，一边宣布，我有小弟弟了。我弟出生，九斤半。我妈说，是因为怀我弟时分了家，吃得好，要是跟我奶奶住一块，兴许生不出这么胖的孩子。

有了我弟，全家都高兴，给我弟起名叫如意。

有了我弟，我爸最高兴。打鱼回来，见着我弟晃晃悠悠地学步，我爸嘴咧到了耳后。生我的时候，我爸还没打鱼，那会儿，他开拖拉机，不常回家。三岁那年，我剃了平头，在家门口沙堆里玩，他出差回来，竟认不得我，指着我问，谁家的孩子呢，怎么不回家吃饭呢，都晌午了。这是我妈学给我听的。干吗要学这些给我听呢，我记住了，就再也忘不了啦，怪伤感的。

我弟长到两三岁，像是我的尾巴。只要我放学，他都跟着我。我走哪他跟哪。我去爬山，他跟着，我下海，他也跟着。给我带来了很多不方便。有一回在北海，我爬山，让他在我头顶上爬。他爬不动，我用手托着他的屁股爬。他胆子小，上不去也下不来，悬在半空，给我急得满头汗。这些都不怕，最怕的还是他每回到家，都给我妈打小报告。我带他到什么危险的地方去了，花钱买了什么零食，跟什么同学聊天，他都向我妈汇报，有时还添油加醋的。惹我挨一顿臭骂。

有一回记得清楚，放学后，我带着我弟，跟几个伙伴上南海浅水里去捞海菠菜。南海船多，水浑，海菠菜不干净，我们就往西海走。走着走着，就见着了造船厂。废弃的大船上，船舱、锚绳、铜摆样样都有，真是寻着宝了。我们在船上过起了家家。也不知谁从家里拿来了生鸡蛋，在沙滩上拾了一把松针，点着了，烧鸡蛋吃。拿贝壳当盘子，各色的贝壳，里面盛上小鱼小虾，一碟一碟的，十七八个菜，搞了一大桌子酒席。船舱分成几间，我们一人一间，美美地过起了小日子。我们撒欢玩，不知不觉天黑了。我弟怕，嚷嚷着要回家，我们谁也不理会他这个小累赘。直到我妈领着一群人，举着火把找来了，我才意识到大祸临头。据说那天晚上大队的大喇叭一直广播我们，叫我们赶紧回家。我们跑得远，居然一点儿都没听见。怪谁呢，都怪西海没装大喇叭。那次是被我妈薅着头发，一路脚踢着给“押”回去的。那次还记住了一句至今让我伤心的话，我妈在气头上说的：“你丢了不要紧，别把我儿子给丢了。”我妈能说出这么刺耳的话，都是因为我弟。他在一旁添油加醋：“我叫她回家，她偏不听。”

那次以后，我发誓再也不带我弟玩。可每次出门，他又求我，要跟着我。我心一软，又把他带上了。叫他发誓不打小报告，他就发誓。有一回，似乎是我不满十岁，刚买了粉红色的飞鸽牌自行车，骑上了瘾。把他放在后座上，我骑出了20多里地，骑到了哪呢？骑到了我太姥姥家。那时太姥姥去世了，我奶奶回去吊丧，一个礼拜还不见回。我实在是想她。凭着模模糊糊的印象，我沿着海边骑，穿过了电厂路的大烟囱，又骑过了十几亩的葡萄园子，沿着歪歪扭扭的泥巴路，我竟然找到了那个叫北皂的村子。梧桐树底下，就是我太姥姥家。那一路，我弟乖乖坐在后座上。虽然他也不认路，但好歹是个伴儿。进到我太姥姥家的时候，满屋子的人穿着白衣裳，我推着我弟进门，可把我奶奶吓了一跳。奶奶唏嘘着，说我是天大的本事。然后不忘嘱咐我弟，千万别给我妈打小报告。那一次，我弟居然做到了，没告我的状。让我意外。

我弟善良。我妈买来好吃的，分给我俩一人一半。我飞快把我那半吃了，吃完就管我弟讨要，他不给，我就求他，看姐姐多可怜，给我分一半吧，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分给了我。

我弟上一年级，放学回来，拿零钱买条小金鱼养着。问他为啥买，他说，卖金鱼的爷爷可怜，他就买了。

别看我弟小时候胖，越长却越秀气。他皮肤白，鼻梁高，眼睛是细细的单眼皮，很早就看得出，他不会是粗犷的山东大汉。

虽然不是山东汉子一路，却也要拿出去摔打。兴许是《动物世界》看得多，我爸认为男人都得有点儿血性气。我弟上四年级，暑假，就跟着我爸上船打鱼了。凌晨两三点，闹钟叫起床，我弟装作睡不醒，我爸不管不顾地把他从炕上拉起来。我妈心疼，却也拦不住。熬好的热稀饭，泡上馒头吃一碗，就扛着胶皮靴子跟我爸往南海去了。下午船来了。我弟往岸上背网，网上满是小鱼小虾，他一回背个四五条网，小小的个头，叫蓬松着的渔网压在底下。我在岸上，远远地看不清他的脸，只看见一坨渔网，在海面上移动。赶上刮大风，等不来我爸的船，我妈就手搭个凉棚张望，心急火燎的。我弟在船上，那等船的滋味儿，比平常又焦急了好几倍。

我弟出海，在脖子上挂个观音。

出海还不算。上五年级那年，我爸把我弟送去了郓城，一个叫宋江武校的地方，学武术。好端端的，怎么想起学武术呢？原因有很多。那会儿，半岛喜欢打架，打群架。谁家兄弟多，谁家就硬气。船一来，渔民们像是灌了一肚子的煤气，一遇见火就要爆炸。鱼贩子不好好过秤，鱼筐子丢了，风一来船帮子互相碰碎了，这都是要靠打架解决的。别看平时谁跟谁都不亲，可一打架，立马分出亲厚了。我爸兄弟只有两个，自然不敢跟别人打，吃点儿亏，也只能憋着一口气。我爷爷脾气不好，在麻将桌上跟人戗戗起来，我爸连忙赶过去劝架，让我爷爷消气，算了算了，咱家人少，打不过人家。

再加上那年，春晚有个狗娃闹春的节目，把宋江武校炒火了，半岛上一批人就把儿子往那儿送。我堂弟和我弟都报了名。我爸说，练武术起码能强身健体，没个好身体，干啥都白搭。我爸说，兄弟俩都练武，回来半岛，再也没人敢欺负咱了。

我弟小小的个子，就那么被送去了宋江武校。梁山，郓城，是个土坷垃，在富庶的半岛人看来，那儿穷得叮当响。我弟上学，半年才回家一次，那么小的年纪，真叫我妈哭断了肠。我弟早晨四点多就起来跑步，站桩。练散打时，我弟叫对手把下巴打穿了，这都是小事儿。

第二年春节，赶上我送我弟上学。大巴车，是卧铺，五个人的铺，挤了15个人，路程12小时，真是痛苦。我弟都不吭声，好像习惯吃苦了。到了学校，交了学费，办了手续，我到他宿舍。他叫我把一兜子的零食锁起来，不然就叫高年级同学夺了，不给就得挨揍。有两个同宿舍的小孩，也是那么大，背个行李包，背上插了两把钢刀还是宝剑，自己晃晃悠悠地就来报到了，也没个大人跟着，衣裳还打了补丁。跟《水浒》里演的一模一样。

临走了，带我弟去改善改善生活吧，不吃食堂了。武校门口有个小饭馆，小饭馆里是泥巴地，坑坑洼洼的，小方桌在上面直摇晃。我俩坐着小板凳，吃了个肉炒土豆丝，只有这一个菜，啃着干馒头。我临走，我弟背个小水壶，还是小小的个子，在武校门口送我，让我心疼。心疼却也没有办法。

我弟学武术，一学五六年，回家练个后空翻，算是向我爸汇报工作。过年了，亲戚朋友凑一块，兄弟俩一起表演，引来一片叫好。我爸脸上放了光。

说来也怪，自从我弟和我堂弟学了武术，半岛的人好像也没那么爱打架了。家家户户忙着挣钱，挣不完的钱。钱多了，火气没那么大了，表面和气了。钱赚多了，也爱惜身体了，打架多伤身哪，都想开了。眼看着我弟练武术的本领没了用武之地。

武校不重视文化课，学生都考不上大学，将来拿什么糊口呢？别看我弟年纪不大，却有主见，横竖反正不打渔就是了。不打渔，又能干啥？会武术的，要当保安去吗？一家人坐在一起，常常为这事儿忧虑着。

那一阵子，我在北京，看到饭馆里端盘子的服务员，年纪轻轻的，白白净净的，总想着这是我弟。看到过年不能回家的年轻保安，想到，这也是我弟。想到他们是我弟，我想要善待他们。

我弟这一代人，独生子女多，父辈们吃够了苦，舍得叫孩子继续打的鱼并不多。可找工作，的确是个难事。半岛除了渔民和鱼贩子，就是养殖户。之外的开发区，对于没有文凭的年轻人，并没有什么好差事。到普通公司上个班，一年的收入，往往还抵不上渔民一天的收成。渔民们是习惯天天见钱的，一个月等发一回工资，需要极大的耐心。况且工资寥寥无几。

我弟他们那一代，就是这么彷徨着，到处寻思着找个什么空子钻一下。钻进去也就钻进去了，万一钻不进去，只好回去买条船，老老实实打鱼。

千般努力万般努力，我弟找了个给老总开车的工作。老总喜欢我弟。老总爱钓鱼，我弟就开船到深海，带老总去钓鱼。老总常说，司机好找，但既会开船又会开车的，并不多见。

我弟的工作虽然比不上打鱼，却也有不错的收入。

一转眼，我弟结了婚。结了婚，我弟成熟了，说话语气也不大一样。每次我回家，他嫌我穿得朴素。我知道他挣了点儿钱，不仅可以养活老婆孩子，还游刃有余地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在他眼里，我居然成了书呆子。有一回，他讲起他怎么看老板脸色行事，区分老板的各色客人，分别地把他们招待好，我真的觉得他变了。是什么时候变的呢？这些都是跟谁学的呢？我都没来得及发现。

这一变化，让我既高兴又忧虑。高兴的是，他不像是那个从船上扛着一坨渔网上岸的小男孩，被不知名的重物压在身子底下，而是翻身一跃，举重若轻地生活着。忧虑的是，我努力地在跟社会保持的距离，被他毫不费劲地弥合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之间有着某种疏离？

不管怎么说，欣慰的是，我弟终于不再打鱼。这一点比我爷爷和我爸有进步，不然每到刮风下雨，我的心就悬起来了，想着船是不是出海了，风浪到底有多大呢？不能安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