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栋梁的老家其实在甘肃环县。那个地方我没去过,但我知道它与宁夏同心最偏远的几个乡镇接壤。宁夏同心够偏远了,但它比它们还偏远,可见它的境况比西海固也好不到哪儿去。正因为出身之地都偏远、苦寒,季栋梁便与宁夏西海固作家更为接近一些。事实是,季栋梁以西海固人的身份写了许多作品,而且这些作品曾被许多选刊或选本选载过,如短篇小说《西海固其实离我们很近》、系列散文《走进西海固》等。
就像陈继明一样,季栋梁虽然生在甘肃,但上大学、工作、娶妻生子均在宁夏,几十年时间过去,有意无意中大家都觉得他就是宁夏本土人。其实,季栋梁甚至比宁夏本土人还“本土”,因为他在宁夏许多地方待过,耳濡目染中口音里便有了固原味、同心味、灵武味,到银川后,又有了“鸭子味”(宁夏山区人对川区人的戏称)。他的口音能随时随地转换,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就使得季栋梁的朋友比一般人要多一些。
在未见到季栋梁之前,我曾经多次揣摩过他的生身之地,我想那里肯定与我的老家差不了多少——村子在山里,地在洼上,村道上跑着鸡猫猪狗,村舍茅屋间有庙、麦场和戏楼。小时候上学,教室肯定都是土坯房,夏天漏雨,冬天透风,一场大雪过后,窗缝里溜进来的寒风能把人冻个半死。从小学到工作这段时间,每年假期都要帮家里放牛、放羊、割麦、扬场、犁地——当然,所有这些揣测的依据大都来自于他早期的作品。
季栋梁早年的作品和西海固作家极其相似,有一段时间,他也醉心于写窑洞、写老人、写村庄、写贫穷、写苦难,写自己早年间经历的种种,而且他的写法也是中规中矩,不漫不溢,以至于许多论者一度稀里糊涂地将其纳入“西海固文学”的版图而详加分析。但大家又很快发现,其实季栋梁并不老实,乡村、乡土之外,他还写小镇、城市,他所写的人物也从老实巴交的各色农民逐渐渗透到打工者、小老板、出租车司机、下岗女工、妓女、包工头、商人、屠夫、小偷、乡镇干部等,而且这样题材的作品几乎与他写乡村作品的数量大致相当。这就使本土的一些论者很为难,觉得将其归入乡土文学或城市文学中的哪一方阵营都不是很恰当、适宜,于是只好听之任之,静观其变。
对于季栋梁的创作,评论家为难,朋友之间也不好说,只有刊物的编辑才不拘泥于这些,他们总是信守着这样一个行内最大的规矩:不管什么题材,只要你写得好,写得出彩,我们就给版面,就发。于是季栋梁的作品开始飞鸟出笼,后来几成遍地开花之势,国内各大刊物都能见到。
作品一多,大家开始慢慢注意到,原来季栋梁作品的出彩之处并不在写农村或者写城市,而是不管写什么,他都能写得有滋味,有气息,有韵致。这就是所谓解决了“不是写什么,而是怎样写”的问题。
与西海固作家和宁夏其他作家不同,季栋梁一开始就不是那种传统的、精雕细刻式的写法,而是趋向于轻松、轻巧、好读、意象密集。这种写法以呈现原生态的方式,不厌其烦地罗列生活中的琐屑细节,让人物在“一地鸡毛”式的“些小微事”中显现本性,从而达到作者“写生活”的目的。这种写法因与简洁、蕴藉等传统作家所倡导的传统写法有所区别,曾一度遭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批评与质疑。但它的生命力却异常强大,并因为契合了现代人对小说阅读中的某种感觉需求而大受追捧。这种翻新了“三言”“二拍”等旧小说的写法,后来被一些论者美其名曰“新写实”。
《追寻英雄的妻子》之后,季栋梁用这种写法创作了一大批深受编辑、读者以及各大选刊青睐的作品,如《小事情》《正午的骂声》《觉得有人推了我一把》《郑元,你好福气》《良人李木》《黑夜长于白天》《钢轨》《我与世界的距离》等,并常在选本的排位中与国内一线名家并驾齐驱。
我与季栋梁认识,是在自己也写了一些东西之后。那時宁夏文学阵营中的“60后”崭露头角,开始起势,为了延续这种好势头,《朔方》杂志与宁夏作协的老师们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多次举办各种笔会与培训班,让这帮经常写东西的朋友能时常见面,一来二去,大家开始熟悉并交往起来。
季栋梁是大家较早熟悉起来的一个。季栋梁之所以引起大家的关注,首先当然是创作,他那时已发表了相当数量的作品,区(省)内获奖不说,而且还有数篇作品被选刊转载,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宁夏文坛也是很了不起的事。其次就是他喜欢讲“段子”。季栋梁的“段子”很多,张口就来,不管投不投脾气,现场氛围对不对,只要能聚集三五人,他的“段子”准会开讲,而且一讲一大串,直到大家听得满意为止。我经常碰到他在饭桌上给大家讲“段子”,讲完一个,他总要抽一根烟或夹两口菜,这时有人怂恿:“再讲一个,再讲一个。”他笑一笑,便又再讲一个。提起他的讲“段子”,宁夏文学界几乎尽人皆知。
其实细心的人注意到,季栋梁的“段子”,有些是从书上看来的,绝大多数则是他在日常生活中得来的。他的“段子”往往带着“底层”气息和民间智慧而使听者入迷,过不了多久,这些“段子”又会出现在他的小说或散文中,或作为情节,或成为他塑造人物的一部分。
调到银川以后,我和老季的交往渐渐多起来,除了一些会议和文学活动,最多的是被人同时请去吃饭。老季在饭桌上的表现,完全可以用“惊艳”二字来形容,不管人多人少,也不管被什么人请吃饭,老季都能迅速控制酒桌上的话语权。当然,他采用的办法仍然是讲“段子”。而且我注意到,老季讲“段子”,并不在“段子”本身,而在于他的“讲”。同样一个“段子”,其他人讲是一种效果,老季讲又是另一种效果,换言之,同一个“段子”,大家宁肯听老季讲而不想听别人讲,这是否又是另一种为人为文的潜在智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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